西夏王朝的建立，后族野利氏起了重要的作用。野利氏是西夏的名门望族之一，与当时的细封氏、房当氏、往利氏、米擒氏、费听氏、拓跋氏等都是党项族按姓氏划分的部落。野利家族中很多位尊权重的长者都是元昊的主要支持者，把持着西夏宫廷和军队的大权。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大臣野利任荣病死，景宗元昊悲痛欲绝，痛哭“失去了膀臂”。这一年，太子亡故，野利皇后之子宁令哥继太子位。后族野利遇乞驻守天都山，野利旺荣被封宁令（大王），后族势力盛极一时。

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西夏由于频频进攻北宋，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无力再战。两国达成了议和。

北宋在双方休养生息的间隙，派出间谍，企图离间西夏。

他们设计陷害元昊的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说他们私通大宋。元昊中计，下令杀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野利家族中的众多成员都受到了牵连，与野利氏结亲的其他氏族也遭牵连。

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5），元昊从皇后野利氏处得知自己中计，错杀后族重臣。为了安抚野利族人，他将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接到宫中居住。

没藏氏聪慧貌美，进宫后不久，元昊便与其私通。野利皇后察觉，将没藏氏赶往兴州戒坛寺，让其出家为尼。虽然被赶出宫，元昊还时常去寺院探望，并经常偕没藏氏一起出游打猎。十年（1047）二月，没藏氏随元昊再次出猎，行至两岔河，生下儿子谅祚。谅祚出生后，不能待在寺院，便寄养在舅舅没藏谔庞家。没藏是西夏当地的大族，没藏谔庞即是没藏的族长，在当地极有威信。

同年（1047）三月，元昊封没藏谔庞为国相，总理政务。不久，元昊废黜野利皇后，夺太子宁令哥的妃子没移氏为皇后。

野利氏和没藏氏一样，是夏国极有权势的贵族。后族的废立兴衰，往往不仅是宫廷间的私事，而是反映了奴隶主贵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出任国相的没藏谔庞唆使太子宁令哥入宫刺杀元昊。元昊受重伤，次日死去。

元昊的亡故让没藏一族欢欣不已，没藏谔庞立即展开行动，先后处死了太子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随后，他又和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年幼的嵬名谅祚为帝（毅宗），尊没藏氏为太后。谅祚即位时仅3岁，政权被没藏谔庞独揽，其家族权倾朝野。

奲都五年（1061），已经15岁的谅祚日渐懂事，对没藏家族心怀不满。

此时的没藏谔庞仍然大权在握，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把女儿嫁给谅祚，立为皇后；为了进一步削弱谅祚身边汉人的势力，他还杀掉了谅祚的亲信大臣高怀正、毛惟昌。后来发展到谋划杀死毅宗谅祚，自立为帝。

同年，没藏谔庞的行动被儿媳梁氏告发。谅祚在大将漫咩的支持下，擒没藏谔庞父子，以谋反罪杀之，随后借机诛戮没藏家族。

他废黜了没藏皇后（没藏谔庞之女），改立汉人梁氏，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重理朝纲。

毅宗谅祚先发制人，很快消灭了没藏家族的党羽。没藏氏专权的局面亦随之告终。

大德五年（1139），崇宗去世。16岁的仁宗继位。仁宗亲临太学祭奠至圣先师孔子，并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立庙祭祀。中国自汉代独尊儒术，唐代以后，代有封谥，但将孔子抬高到帝的高位，西夏始开其端。

夏仁宗（1124～1193），名仁孝，崇宗长子，元德六年（1124）九月生，大德五年（1139）六月继位，次年改元大庆。

仁宗刚刚执政，国内就遭遇了大变故：夏州都统萧合达据城叛乱。

萧合达是辽国人。贞观五年（1105），辽国天祚帝与西夏联姻，嫁宗室成安公主为西夏皇后，萧合达护从公主来到西夏。他勇猛善射，深得崇宗乾顺喜爱，于是留在西夏。夏与宋、金交战频仍。萧合达出征多次立下战功。乾顺赐其国姓，并提升为夏州都统，对其倍加器重。

天祚帝败落后，西夏向金国称臣。不久，成安公主去世。

萧合达派人远赴西域，期盼能够寻到辽国皇族耶律大石，没有能找到，就占据夏州，拥兵反叛。他联络到阴山和河东的契丹部落，企图拥立辽国的皇室后裔，再兴辽国。

大庆元年（1140），萧合达率领叛军进攻西平府，攻下盐州，直逼贺兰山阙。整个兴州府为之震惊。同年，仁宗命静州都统任得敬前往平叛。任得敬出师顺利，于十月间迅速克复夏州，继而进攻盐州。萧合达不敌，率部将逃奔至黄河时，被任得敬军诛杀。大庆二年（1141）六月，仁宗又诛杀了图谋叛投金国的慕洧、慕濬兄弟。

同年八月，西夏群臣为仁宗上尊号“制义去邪”。

仁宗在位的最初几年，西夏天灾人祸不断。随着叛乱被平息，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物价飞涨，一升米竟卖到百钱，百姓苦不堪言。

大庆四年（1143）三月，西夏都城兴庆府发生强烈的大地震，余震一月不止，官舍民房纷纷倒塌，数万人畜死亡。兴庆府余震尚未止歇，夏州又发生地裂，数丈高的黑沙从地下涌出，周边的林木、房舍全部陷落，损失惨重。

面对频发的地震、灾荒，百姓生活无以为继，纷纷起义反抗朝廷。

大庆四年（1143）七月，威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部族人民，陆续揭竿而起，多者上万，少者有五六千人，他们攻劫州城县，各地连连告急。

仁宗采纳御史大夫苏执义的建议，对遭受地震、地裂灾害严重的兴庆府、夏州地区的百姓进行安抚：凡是家中因灾难死亡两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则免租税两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房屋倒塌者，官府可以帮忙修复。大庆四年（1143）八月，仁宗再采纳枢密承旨苏执礼的建议，实行赈灾措施。对饥荒严重的地区，派诸州官吏前往视察，按灾荒轻重的程度，分发赈济抚恤。

面对揭竿而起的义军，仁宗派西平都统军任得敬用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平定。这样，威州、静州以及定州竾浪、富儿等部落的起义先后被平息。

仁宗在位时，在注意保持与金朝的友好关系时，也努力发展与南宋的交往。

人庆元年（1144），仁宗派遣使者赴南宋朝廷祝贺天中节，贡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品，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20年的往来。同年十二月，仁宗又向宋廷进献了金酒器、绫罗、纱縠等物，逐步密切同南宋的关系。

人庆元年（1144）六月，仁宗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多达3000人，比崇宗设立的“国学”人数增加了10倍。仁宗又在皇宫中设立“小学”，让宗室贵族7岁至15岁的子弟全部入学，接受先进的中原教育。他与皇后还经常去学校察看，督促训导。

人庆二年（1145），仁宗命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乐书，结合西夏现行制度，重新修订国家乐律。新乐律编修成后，仁宗赐名《新律》。次年三月，仁宗尊汉人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建立孔庙，祭祀孔子。不久，仁宗又仿照宋朝科举制度，正式策试举人，并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

西夏的印刷术也在不断发展。大量的文化与学术著作随之不断问世，如诗歌集《月月娱诗》，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圣立义海》，以及用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双解的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等，种类繁多，西夏的文化一步步走向繁荣。

在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仁宗也注意到了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盛年间（1149～1169），他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旧有法律的基础上，重新编修了20卷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了西夏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在内的综合性法典。新法典完成后，立即用西夏文刻印颁布通行。

任得敬，原是北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的通判。元德八年（1126）九月，崇宗乾顺进攻西安州时，任得敬献城投降西夏。

大德三年（1137），任得敬将17岁的女儿送给乾顺为妃。任妃美貌端庄，通情达理，入宫后，十分受宠。任得敬盼女儿早日成为皇后，便暗中贿赂朝中显贵及宗室掌权者，并买通了御史大夫芭里祖仁。

芭里祖仁伺机上表，请求皇上立后。乾顺征求朝臣意见时，大家均推荐了任妃。次年八月，任妃被册立为后。任得敬随即被提为静州都统军。不久，任得敬镇压部落起义有功，又改授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大德五年（1139），崇宗乾顺去世，仁宗仁孝继位。

人庆四年（1147），任得敬上表请求由西平府入朝为官，遭到朝臣普遍反对。颇有野心的任得敬于是用金银珠宝贿赂讨好重臣晋王察哥。两年后，任得敬得以入朝，被封尚书令。次年十月，又晋封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四月，晋王察哥亡故。

九月，任得敬升任国相。崇宗时期的皇室诸王在朝时，任得敬篡权的野心还不敢过于暴露。重臣晋王察哥一死，他便无所顾忌，骄奢跋扈，变本加厉，举朝为之侧目。秘书监王举对其恶性忍无可忍，提出弹劾，并弃官而去。群臣亦纷纷表露不满。

随着大权在握，任得敬逐渐无所顾忌，专横骄恣。在朝中肆意安插亲信，排挤其他大臣。

任得敬得势，其家族亦随之飞升：其弟任得仁任南院宣徽使，任得聪任殿前太尉，任得恭任兴庆府尹，侄儿任纯忠则为枢密副都丞旨。任氏家族显赫一时。他们随意打击、陷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朝臣，飞扬跋扈。

仁宗皇帝一再对任得敬姑息、容忍。天盛十二年（1160），再次晋封其为楚王。任得敬出入仪仗，与君王等同。

位高权重的任得敬渐渐不再把仁宗放在眼里。

他对仁宗皇帝实施的儒学治国十分厌恶，于是上疏请求废弃学校，疏中称：“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糜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宗没有采纳。

天盛十七年（1165），任得敬篡权分国的野心逐渐膨胀，准备占据兴州、灵州地区。于是征发民夫10万，修筑灵州城，并在自己驻扎的翔庆军司修建宫殿。动工之时，正值盛夏酷暑，役夫劳累不堪，怨恨之声不绝。

由于仁宗推广儒学，重文轻武，任得敬得以领兵20余年，渐渐控制了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为其篡权裂国做充分的铺垫。

天盛十八年（1166），任得敬开始试探金国统治者的态度。

他以旧属夏国的庄浪族之陇逋、庞拜二门违命作乱为由，向金朝告知将出兵讨伐，金世宗未许。十月，任得敬出兵袭击已归附金朝的庄浪族吹折、密臧二族，并劫掠其人畜、财物，金国未有反应。

天盛十九年（1167）十二月，任得敬生病，仁宗皇帝派使者到金朝为任得敬请名医诊治。病愈后，仁宗派谢恩使任得聪去金国答谢，任得敬亦附表及礼物致谢。金世宗洞悉任得敬附表进贡之意，回绝西夏使臣，“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

任得敬得知金朝不可信赖，于次年五月，遣使至四川，密约南宋宣抚使虞允文发兵袭击吐蕃。打算以进攻吐蕃为借口，将灵、兴州附近的兵力调离。七月，任得敬再派使者携帛书去四川联络时，被夏兵截获。仁宗心生疑窦，向金国密报。

至此，任得敬分裂西夏的野心昭然若揭。

乾祐元年（1170）四月，任太后去世。任得敬再无所顾忌，立即胁迫仁宗皇帝将夏国西南以及灵州周边割让给自己。仁宗无奈答应，并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到金国，为任得敬请求封册。

夏国使臣到金国后，向金世宗求取册封。金世宗意识到仁宗皇帝被佞臣逼迫，于是对使臣及朝中大臣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主本意。况夏国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

金主的干预，令任得敬心生畏惧。于是他与兄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应变。仁宗皇帝则因得到了金主相助，决心铲除任得敬。

乾祐元年（1170）八月，仁宗皇帝暗中聚兵，设计诛杀了任得敬及其党羽。次年十一月，在外驻守的任得敬侄儿任纯忠，逃往金国北境，被当地部族杀死。外戚任得敬的篡权阴谋以失败告终。

崇宗乾顺继位的时候，只有4岁，大权由梁乙逋和妹妹梁太后操控。在他正式亲政前的10多年中，任由梁氏家族穷兵黩武，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梁太后被辽国毒死后，乾顺当政。在辽国的支持下，他对外与宋化干戈和解，亲附辽国；对内则削弱政敌，巩固嵬名氏皇族的势力。

1.和睦宋辽

崇宗即位后，曾上书向宋朝请求谢罪。宋神宗表面接受其忏悔，其实并不相信，仍继续让边将接受西夏的归降兵卒，并严加戒备，有时还出兵骚扰夏境。

宋将种朴曾于赤羊川俘虏西夏人口百余人，牲畜5000余头。西夏派兵追击，被宋军击败。崇宗发动反击，派骑兵2000攻打浮图岔，击败宋军。不久，宋将王愍镇压已经叛夏降宋的邈川部落叛乱。

崇宗闻讯派大将仁多保忠领兵10万前去包围，结果反被王愍打败。随后，夏军又败于宋将苗履之手。宋徽宗当政后，宰相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对外实行开边政策，以武邀功。从贞观四年（1104）到元德元年（1119）的十余年中，宋军更是不断袭击夏域。

战场上的节节失利，逼迫乾顺经常向辽国求援。依赖对辽国的卑辞厚礼与姻亲关系，由辽出面斡旋调停或对宋施加压力，才勉强顶住了宋朝的压力，稳定了政局。

2.整顿内政

在对宋朝的关系稍有缓和后，崇宗乾顺开始着手清除政敌。永安二年（1099）四月，乾顺将梁太后时穷兵黩武的罪责全部推到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身上，理由是他们都支持梁太后对外用兵。二人被处死。随后，仁多保忠邈川之战失利，抑郁不已。

宋朝宰相蔡京得讯后，派使者潜入西夏，企图诱降。使者被西夏截获，乾顺借机解除了仁多保忠的兵权。这样一来，西夏的兵权基本落入了嵬名皇族的手中。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乾顺采取汉人封王的制度，大加封赏嵬名皇室以及宗室诸王。在罢免了仁多保忠之后，乾顺封皇弟察哥为晋王，执掌兵权。封宗室仁忠为濮王，封仁礼为舒王。察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濮王和舒王则通晓汉、蕃两种文字，才华横溢。他们都成了乾顺的得力助手。

乾顺十分热衷汉文化。在巩固内政之时，采纳了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在蕃学之外，设立“国学”，选派皇亲贵族子弟300人学习。

兴汉学，在当时遭到了一部分西夏贵族的反对。其中党项人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他提醒乾顺要“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被乾顺采纳。乾顺将汉学定为国学的做法，表明了他提倡儒学，推广中原文化的决心。

3.相时而动，扩充领土

崇宗乾顺对辽国的政策，开始时为依附辽国。贞观四年（1104），辽国天祚帝将宗室之女南仙封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为后，两国的关系因联姻而更加紧密。

元德四年（1122）初，金兵围攻辽国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乾顺派兵5000援辽。然而，当夏军还在行进途中，西京已经被金国攻破，天祚帝逃亡阴山。五月，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援助辽国，在天德军（位于今内蒙古）击败金军。六月，李良辅兵败。

第二年，乾顺再次发兵援辽，被金军阻击。不久，乾顺派使者邀天祚帝来西夏。天祚帝应允，并封乾顺为夏国皇帝。金国闻讯后，派使者出使西夏，以割地作为酬劳，要求乾顺扣留天祚帝。

在金国的诱惑下，乾顺更改策略。元德六年（1124）正月，乾顺向金国称臣。金国将原属辽国的下寨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泊以西的土地割让给西夏。西夏在两国交兵之际，渔翁得利。从此大肆扩张领土，贪心愈来愈大。

同年，夏出兵攻击北宋丰、麟二州。元德七年（1125），攻占天德、云内（位于今内蒙古）两军及五州八馆等地。夏军势如破竹，不久，又攻破麟州建宁寨和平夏城怀德军。

西夏的壮大、崛起，是金国不希望看到的。于是，趁西夏大肆掠夺宋境国土之时，金派兵突袭并占据了天德、云内等地。乾顺不满，派使者询问。金国不愿归还领土，遂将侵略来的宋境陕西北部割给西夏作为补偿。

从此，乾顺与金、宋常派使节互访，又趁两国交战之际争池掠地，纳叛招降。

不久，宋朝环庆路统制慕洧投降西夏，夏兵占据了乐州（今青海乐都）、西宁州（今青海西宁）。次年，金国按西夏的请求，割让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廓州。大德五年（1139）三月，夏兵攻占金府州（今陕西府谷）。同年六月，乾顺去世。其子仁孝继位，是为仁宗。

毅宗病逝后，年仅8岁的秉常继位。太后梁氏摄政，她和弟弟梁乙埋控制了西夏政权。梁氏是蕃化的汉人，顽固地坚守党项奴隶主的利益。于是，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后族与皇族的斗争。对外，则与北宋交恶，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梁太后执掌政权后，立即宣布废除汉礼，沿用蕃邦礼仪。同时，罢免了手握重兵的皇族成员嵬名浪遇，将其贬出兴庆府。

政权逐步稳固之后，梁氏姐弟频频发动起对宋的战争。

乾道三年（1069），西夏发兵攻打秦州（今甘肃天水）、攻占刘沟堡。接着又攻打庆州（今甘肃庆阳）顺安寨、黑水堡等地，包围绥德。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五月，梁太后发兵10万，修筑闹讹堡向宋军挑衅。宋庆州知府李复圭逼部下李信率兵3000出征，结果大败。

李复圭将战败的责任推给李信，再次出兵进攻西夏邛州堡、金汤池等地，无功而返。恼怒的李复圭下令捕杀西夏老幼百余人，冒充被斩杀的西夏士兵，向朝廷邀功报捷。这一暴行激起了西夏民众的极大仇恨。同年八月，梁乙埋兴兵30万进攻宋朝，袭击大顺城、荔原堡等处，前锋直逼庆州城下。

正当西夏军势如破竹之际，吐蕃趁着西夏国内空虚，进行偷袭。梁乙埋担心夏蕃边境生变，撤兵离去。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正月，北宋陕西、河北宣抚使率兵攻取西夏横山。西夏战败。宋军就地筑城，随后又分兵在永乐川、赏逋岭等地修筑城堡。各堡之间相距约40里。不料，刚过两个月，西夏就大举进攻。宋军所筑城堡工事全部被占领。不久，西夏梁氏与宋谈判，最后约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

绥德定界之后，两国局势并没有随之稳定。梁氏集中兵力攻取吐蕃武胜城（今甘肃临洮）。武胜地处进入临洮河流域的要塞，北宋秦凤安抚使王韶早有夺取之意。于是，当西夏大军即将攻克武胜之际，他突然率军出现。西夏仓促应战，兵败。此时武胜的吐蕃守将已弃城逃跑，王韶渔翁得利占领了武胜。不久，他又攻占了西夏的河州。梁乙埋派兵7000企图夺回河州，被宋军击退。

西夏连年征战，国内怨声载道，矛盾越演越烈。随着战事节节失利，梁氏的权威地位也开始动摇。

大安二年（1076），惠帝秉常亲政，但大权仍掌握在梁氏手中。

大安六年（1080），惠帝秉常在皇族支持下，提出废蕃礼，行汉礼，恢复早先实行的国策。这一建议被梁氏驳回。第二年，惠帝和亲信李清商议夺取梁氏的实权，被梁氏获悉。李清被杀，惠帝遭囚禁。这一消息传出，拥护皇族的西夏大将纷纷拥兵自立。大将禹藏花麻向宋朝求援，请求发兵讨伐梁氏。

宋神宗认为这是攻打西夏难得的良机，于是派3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军西夏。

大安七年（1081）八月，西夏熙河守将投降。宋军于九月攻克兰州。十月攻克米脂，西夏石州守将弃城逃亡。随着战事推进，宋军兵临灵州城下。西夏岌岌可危。

面对宋军的疯狂进攻，梁氏镇定指挥。

她采纳了一位老将的建议，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集中10万精兵保住要害，另派机动部队切断宋军后路。不久，各路宋兵因粮草匮乏被迫撤退。西夏见机掘开黄河河堤，水灌宋营。宋军10万兵士伤亡惨重，残部匆忙撤回。

大安八年（1082），宋神宗命给事中徐禧在银、宥、夏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以防夏兵从东方来犯。徐禧领命后，抓紧施工，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城池修好。梁氏闻讯，出动精兵30万来攻。夏军骁勇善战，渡过黄河后偕同主力部队包围了永乐城。

宋军虽拼死抵抗，由于被夏军截断水源，渴死过半。朝廷派大将李宪率兵前去救援，结果受到阻击，寸步难行。夏军终于占领永乐城，杀守将徐禧，死伤民众20余万，缴获大批辎重。

西夏在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然而其统治集团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不断的巨额军费开支让百姓不堪重负，经济亦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能够笼络皇族，梁太后于大安九年（1083）恢复了惠帝的皇位。

两年后，梁乙埋、毅宗梁太后相继去世。梁乙埋的儿子乙逋出任国相，与大将仁多氏共同执掌兵权。

天安定礼元年（1086），惠帝抑郁而终，时年27岁，其子乾顺继位，是为崇宗。崇宗年幼，遵母梁氏为皇太后，大权由梁乙逋和妹妹梁太后操控。皇族嵬名阿吴、仁多保忠也握有相当的实权。皇族和后族又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政权的更替，并没有让战争止歇。数年间金戈铁马，硝烟四起。

接连的征战让西夏、北宋都感疲惫不堪。天仪治平三年（1088），夏宋再次议和。

此次议和，也没有安稳多久。

在辽国的挑唆之下，梁氏兄妹又向北宋进行挑衅。天祐民安三年（1092），梁乙逋进攻绥德，大肆掳掠。其妹梁太后亲征环州，围城多日，无功而返。归途中，遇宋军阻击，仓皇逃窜。

在西夏国内，兄妹俩终因权力的争夺发生内讧。梁太后不准梁乙逋领兵，试图削弱他的权力。梁乙逋十分不满，谋划夺取帝位。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杀梁乙逋，并诛其全家，朝政最终由梁太后把持。

梁太后继续向宋发动进攻。天祐民安六年（1095），她率崇宗亲征，攻下宋境金明寨（位于今陕西境内）。第二年，夏兵进攻北宋的麟州、绥德等地；宋兵则反攻西夏的盐、宥、洪等州，双方互有胜负。永安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领兵40万攻平夏城（位于今宁夏固原境内），连营百里，昼夜不停地进攻10余天，终因军粮不济而退兵，转而向辽国求援。

次年正月，梁太后被辽国使者毒杀。长达30余年的梁氏专政结束。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所。

随着民族融合的趋势，封建文明的耳濡目染，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渐渐成了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在汉唐以后，开始屯田，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时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元昊建国，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呈现出多样的色彩，犁、铧、镰、锄、锹、耧、耙、碌碡、碓等，不一而足。用这些工具，党项人收获了大量的农作物，麦、大麦、荞麦、芥菜、香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种类繁多。

随着农耕经验的日益丰富，即使在遇到灾荒或者贫瘠的状况时，党项人依然能够从容应对。

而在从事农业生产后，西夏的畜牧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进展。

国家机构中增设了金作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到处可见党项工匠的身影。

西夏还开设了大量固定的集市，扩大民间贸易的规模。由于北宋王朝同中亚的贸易，陆路必须通过西夏地区，因此西夏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西夏政权适时地设立了通济监，管理钱币的发行，使市场流通更趋于规范。

党项族以前没有文字，在内迁之前，还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之后，吸收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成分，博采众家之长——先是用自创的西夏文研读汉人的书籍，翻译大量经典著作：《论语》、《孟子》、《孙子兵法》、《贞观政要》以及佛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等，随后又兴办太学，推崇孔子的儒家学说。

汉族的文化和宗教思想在西北边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蕃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写。该书共50页，以事门分类。作者在每一词语条目旁边都列有：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文注音，检阅极为方便。

该字典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必备的工具书，也是初学西夏语文的入门工具书。

夏仁宗去世后，西夏也开始步入了由盛转衰的时期。内乱不断，外患频频，国力衰弱，在强大的蒙古兵团的不断打击下，西夏终于灭亡了。

夏仁宗于乾祐二十四年（1193）去世，长子纯祐即位，是为桓宗。桓宗即位后，大体遵循仁宗时期的大政方针，继续推行附金和宋的政策。

桓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天庆十三年（1206），铁木真带领的蒙古国兴起并逐渐壮大。来自蒙古国的威胁迅速地将西夏推向衰亡的历史进程。

天庆六年（1199），仁宗的弟弟越王仁友亡故。仁友之子安全上表请求承袭越王的爵位。桓宗没有同意，并将其降为镇夷郡王。安全心怀不满，萌动篡位夺权之心。

天庆十三年安全与桓宗的母亲罗太后密谋，废桓宗。三月，桓宗暴病而亡，安全继位，是为襄宗。

襄宗执掌政权后，蒙古军再三入境骚扰、挑衅。

应天四年（1209）春，蒙古铁骑在大汗铁木真的率领下，南征西夏。四月，陷兀剌海城。七月，进逼中兴府。襄宗派兵5万抵御，相持两个月。后被蒙古引水灌城，成吉思汗派使者入城谈判，襄宗称臣，并嫁宗室之女和亲。

蒙古接连不断的用兵，促使西夏改变了长期与金结盟友好的策略，开始依附日渐强大的蒙古，对金国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兵戎相见，夏金双方均损失惨重，深陷战争的泥潭。西夏国内的阶级矛盾亦随之进一步激化。

皇建二年（1211），皇族齐王李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神宗当政后，全盘承袭了襄宗安全的亡国政策：坚持附蒙古抗金。西夏国内，随着战事不断，经济凋零，矛盾、危机重重。

联蒙抗金没有解除西夏潜藏的危机，到头来，蒙古依然对西夏垂涎不止，多次借机出兵围攻西夏。神宗为了逃避大敌当前的现实，匆忙将帝位传给儿子德旺，自称太上皇。德旺即是献宗，继位时43岁。

乾定二年（1224）二月，献宗继位的第二年，蒙古征伐西域未还。献宗派遣使者与漠北各部落进行联络，打算结成抗击蒙古的联盟，以牵制蒙古军的入侵。五月，西域战事结束，成吉思汗获悉西夏联合漠北的活动。亲自率兵进攻夏国沙州（甘肃敦煌东），攻了一个月，未能攻克。

九月，派大将木华黎之子索鲁等从金国战场转攻西夏银州，守将不敌，夏兵死伤数万，数十万牲畜遭掠夺。献宗派使者向蒙古请降。

经历了蒙古的沉重打击后，献宗认识到，要使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改变国策，联合盟友，共同抗蒙。

乾定二年（1224）十月，献宗采纳了右丞相高良惠联金抗蒙的提议，派遣使者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等赴金议和。次年八月，两国停止了多年的征战，达成议和：西夏奉国书称弟，以兄弟之礼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遇战事双方互相支援。

此时的夏金两国，经历多年的战争，都已兵虚财尽，国力大不如前。即使联合抗蒙，也无法抵御蒙古铁骑的进攻。夏金的灭亡亦只是时间的问题。

与金国相比，西夏国小力弱。它首先成了蒙古掠取的目标。

乾定三年（1225），成吉思汗从西域回到漠北，得知献宗收纳其仇敌赤腊喝翔昆和不派遣质子，决定大举讨伐西夏。

次年二月，成吉思汗率领10万大军攻入西夏。占领了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兀剌海等城。

蒙古大将阿答赤率军与畏兀儿亦都护进攻沙州，被西夏诈降迷惑，兵败。蒙军稍作休整，又全力强攻。沙州军民在守将籍辣思义的率领下，顽强抵抗。蒙军于夜间挖地道攻城，被夏军识破并纵火，伤亡惨重。经过一个月的坚守，沙州城破。

同年五月，蒙军攻占肃州城。不久，太上皇李遵顼亡故。同年六月，蒙军乘胜进攻甘州，甘州城军民奋力抵抗，终于不敌，守将战死。七月，蒙军攻占西凉府，守将不敌，战败投降。

经过蒙古军接连的攻占，西夏所属的河西地区，几乎全部沦陷。

献宗眼见蒙古军大举进犯，锐不可当，忧悸不知所措，不久病逝。末主继位。此时的西夏国，已然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乾定四年（1226）八 月，成吉思汗攻至黄河九渡。十一月，进攻灵州。末主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10万前去解围，结果大败，灵州沦陷。蒙军攻克灵州后，向中兴府推进，准备一举攻占都城，灭亡夏国。

宝义二年（1227）元月，蒙军抵达中兴府。成吉思汗留下攻城军队，自己率部南下，渡过黄河，攻打积石州，进入金国境内。

中兴府被蒙军围困，外援被阻断。右丞相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励将士”，与军民日夜拒守。四月，高良惠积劳成疾，而亡。不久，成吉思汗回师，派使者察罕去中兴府劝降，被回绝。

经过半年的围困，对峙，中兴府弹尽粮绝，军民疲惫不堪。六月间，西夏发生强烈地震，房屋纷纷倒塌，瘟疫流行蔓延，守军无力抵抗，西夏派遣使者请降。

其以“备贡物，迁民户”为由，乞盼宽限一个月。蒙军同意。

不久，夏国末主率领文官李仲谔、武将嵬名令公等出城归降。

七月，成吉思汗病故。蒙军遵照遗嘱，西夏灭亡。

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中派生出的一支。“党项”一词，是中原汉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代的史书。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Tangut）。

西夏辞书《文海杂类》中对“蕃”的解释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有关“党项”一词的含义，学者们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大草原”“野蛮人的原野”，也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早在汉代，羌族就已发展到150多个部落。西羌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这一时期的羌族在吐谷浑的东边建立了两个小政权：宕昌和邓至，但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

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入西藏。党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隋唐时期，党项羌族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至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势力范围。

党项羌族在唐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仍然是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民族，一直受到唐朝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在唐朝与吐蕃势力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中，党项羌是唐朝着意争取和笼络的对象，是唐朝羁縻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一例。

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在黎黑皮肤的衬托下，牙齿显得雪白，他们眼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这样的帐篷便于随时拆迁。

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日以兵马为务”。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西夏流传的本民族谚语是这样赞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

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性爱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是对早期党项羌族居住地的生动描述。由于所居地气候恶劣、干燥，党项人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逐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

他们养殖牦牛、马、驴、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有历法，只依靠一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他们以姓氏或居住地作为部落的名称，“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一些大小不一、不相统一的部落。

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8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

李继迁收复故土后，宋朝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成为宋、夏争夺的焦点。对李继迁而言，若占领灵州，则可“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统一整个西北，与宋、辽抗衡。

对宋朝而言，占有灵州则“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如果失去灵州，则边缘诸郡都不可保。因此，双方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李继迁攻灵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次攻灵州就以失败告终。之后，他就已开始对灵州周围的各州进行攻掠，以清扫灵州外围的宋朝军事基地，挟制贺兰山下党项族帐，为全力围攻灵州作准备。

宋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率兵5万人围攻灵州失败，转而攻破定州（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保静（今宁夏永宁县境）、永州（今宁夏银川市东）和清远军。灵州外围地带全被李继迁攻占，灵州城危在旦夕。

宋朝在宋太宗后期“放弃西北，以求安定”方针的指导下，宋真宗对于是否守灵州一事犹豫不决，这给李继迁最后攻取灵州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宋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再征重兵攻灵州。灵州已处于孤立境地，知州裴济以刺指血书求朝廷派兵救援。但等宋真宗决定要保灵州、派王超救援大军进到环州时，灵州城早已因粮草不济而陷落，灵州知州裴济被杀。

李继迁占据灵州后，因其祖先曾世爵西平王，而他本人又受辽册封为“西平王”，便改灵州为“西平府”。他十分看好灵州的人文地理环境，认为“西平北控河溯，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如能修城挖壕，练兵积粮，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就无法防备。况且这里的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们将可以借此地为进取的资本，成就霸业。平夏地方偏僻，不如此地前途广大”。

于是，命他的族弟督领民众建造宫室、宗庙，迁都于西平府。李继迁在攻灵州之前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和加强政权建设。定都西平府后，李继迁在军事上的实力更是今非昔比，于是，不断地侵扰宋朝边境。从此，夏州李氏由唐末名义上属内地王朝的藩镇割据势力，正式向自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转变。

李继迁占据西平府后，又把目标对准了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是河西陇右一带首屈一指的好地方，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生养蕃息的宝地。由于有祁连山雪水的滋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牧业兴盛，尤其是有大量的马匹供应。

秦汉时期匈奴就曾因失去了河西一带而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李继迁认为只有得到了凉州，西平府才能有巩固的后方，即“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驻守西凉的是吐蕃人潘罗支，潘罗支“生于西陲，蔚有异禀”，是一位颇具谋略的吐蕃首领。他统治时期是六谷政权的兴盛时期，六谷政权所控制的地域，东至灵州黄河西岸，东南至兰、河、洮、岷等州，南面包括鄯、湟等州，西边与甘州回鹘相接境，甚至远到渭、原、环、秦等州的蕃部也听命于他。

在潘罗支的手下有数万兵马，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诡计多端。潘罗支明白，遏制党项羌的西进，是关系六谷政权的兴衰的头等大事。而想抗御党项羌，就必须取得宋朝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上与宋朝联合行动。因此，六谷政权与宋朝的联盟关系日益紧密起来。

宋咸平六年（1003年），潘罗支集骑兵数万，请求同宋军一起收复被李继迁所占据的灵州，而此时的李继迁“尽籍五州丁壮，大会诸族于盐州”，扬言“我与西凉自来无事，向为万山等族所诱，与之构隙，今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使西凉吐蕃放松警惕，然后悄无声息地进攻河西重镇西凉府。

李继迁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袭破西凉府，打死了西凉府守将丁惟清。潘罗支向李继迁伪降，李继迁的谋士张浦怀疑其中有诈，认为“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而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李继迁此时攻破了凉州，自恃兵强马壮，深信潘罗支是因为惧怕自己才来投降的，他还前去接受潘罗支的投降。潘罗支秘密聚集了吐蕃数万兵马，在途中设下埋伏。李继迁在返回西平府的途中，距西平府仅30里的三十九井时，突然伏兵四起攻击李继迁。毫无准备的李继迁身中流箭，创伤严重，狼狈地逃回西平府。

宋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李继迁因箭伤过重，不治而死，终年42岁，这位被党项羌族人民视为英雄的领袖最终因骄恃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潘罗支计败李继迁，使党项羌贵族的西进计划受挫。而潘罗支自己也因此声望大增，威名远扬，后来还被宋朝追封为“武威郡王”。

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

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

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

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

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

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地归附于唐朝。

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

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化。

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从7世纪中后期到8世纪中后期，党项羌大规模的迁徙有两次。第一次迁徙在咸亨元年（670年）左右，党项羌族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羌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将原来设置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到庆州，用来安置内迁的党项羌各部族。

党项羌的这次内迁不是唐朝的安排，而是党项羌族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内迁。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诸部落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疏朝廷请求将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带居住。

内徙的党项羌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乞梅部落，因其位于陇山之东，所以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于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朝光部落，因为其居地“地唯沙碛，俗谓平夏”，所以被称为“平夏部落”；居于绥州、延州一带的称为六府部。平夏部落就是后来的西夏帝王的先祖部落。

党项羌族的迁徙长达200多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基本结束。内迁使党项羌的居住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为党项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党项部落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西北地区，党项羌民族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除原有的八大氏族外，又出现了破丑氏、把利氏、簿备氏、藏才族王氏、折氏等新的氏族。

唐朝对内徙的党项羌实行了“羁縻府州制”。党项羌虽有叛乱，但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这种环境为党项羌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内徙党项羌的原氏族、部落的血统关系逐渐松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同时，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担当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有的还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

党项羌的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水草肥美、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尽管在迁徙的过程中，党项各族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等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业生产、畜牧，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

尤其是党项羌内徙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唐玄宗时，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羌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羌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虽然有部分党项羌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此时党项羌族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对于战则为骑、和则为牧的党项羌族而言，马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也是他们与邻近民族进行交换生活用品的重要商品之一。

内徙的党项羌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和武器等生活用品。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曾描写过这一现象：“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塬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这里所写的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五原，在今内蒙临河境内，鄜州在今陕西富县，都是西夏的地域范围。

内徙的党项羌正是在这种与他族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发展、强盛起来的。除与汉族交往外，内徙的党项羌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等族有密切的往来。由于党项、吐谷浑、室韦等都处于杂居状态，三者的社会发展情况相近，互相影响较深。

河套地区还杂居一些原突厥等族人口，他们同党项羌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不可忽视，党项羌无论从风俗或是语言文化方面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内徙的党项羌所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无不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原因。

拓跋部是党项羌各部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因此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当初，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在归附唐朝后，被授予“西戎都督”，赐国姓“李”，这进一步提升了拓跋部在党项羌各部中的威望。后来，在党项羌内徙大潮中，拓跋部较为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往平夏一带，成为平夏部落中最强的一支，继续保持其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因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而被封为“西平公”，赠“灵州都督”。党项拓跋部长期居住在西北银、夏一带，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

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唐僖宗仓皇出逃，一时间，国中大乱。唐王朝统治者倾全力镇压农民起义，除调用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外，还征调沙陀、党项等沿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帮助镇压农民起义。

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也在被征之列，他率领数万党项兵、汉兵南下鄜州，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成同盟，向长安进军。拓跋思恭派弟弟思忠迎战农民起义军。激战中，拓跋思忠战死。黄巢起义被镇压后，拓跋思恭因响应唐僖宗的号召，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881年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又赐“李”氏国姓。

拓跋思恭由一个党项羌族酋长摇身一变成为朝廷任命的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氏被唐王朝任命为节度使的开始。从此之后，党项羌族拓跋氏首领世袭此职。唐朝对拓跋思恭的加官进爵，对于正在走向强大的党项羌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拓跋部除有夏州之外，他们还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之机，占据了银、静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拓跋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也就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