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爷今年56岁，年轻时他的身子骨很硬朗，但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干不了重活，手腕抬不起，腿脚也没劲，走两步就气喘吁吁，这让他很郁闷。

一个月前，他照常去工地给人干活，结果不慎摔跤。这一摔，他再也没起来了。

一、权威研究：去世的10年前，身体就有信号

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就会加速衰老，偶然的一次意外，可能就此断送了性命。

《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人体从65岁左右开始，死亡风险会随着运动机能的下降而增加。这些衰退的迹象，最早在死亡的10年前就有征兆，例如步行速度减缓、坐站不便等。而且随着年龄增加，这种关联越来越强。

专家认为，及早发现运动功能的变化，可以提前预防衰老加剧。

二、身体衰退信号，小心异常

衰老是机体走向老化的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不仅是皮肤变皱，脏器也会在某一时间悄悄进入衰老期。

1、大脑信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王乐医师表示，大脑衰老早期，可能会出现耳鸣或脑鸣的症状，比如长期有风吹的声音、日光灯管的声音；到了中期，可能会出现睡眠黑白颠倒的现象，表现为白天不清醒，浑浑噩噩，甚至忍不住睡着，有些人即使晚上睡得很好，但白天仍多寐。

到了晚期，不仅是耳鸣、耳聋，受到病理产物的干扰，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症状，例如口眼歪斜、手足颤抖、一侧肢体无力等，可能是脑梗死、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征兆。

2、肠胃信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贺洁宇医师表示，食管、胃肠、消化腺体的消化及吸收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表现在中老年人身上，是常有消化不良、便秘等困扰。因此，长期便秘可能是肠道老化的表现。

3、口腔信号

中国科学院老年心理研究所李娟主任表示，人的牙齿在30岁左右开始变色，牙釉质变薄；40岁左右，牙床开始萎缩，牙齿长度有时会比年轻时增加约6毫米。在食用刺激性食物后，容易牙龈肿痛，伴随牙龈出血。

另外，舌头也会随着年龄变化出现味觉衰退，所以不少中老年人的饮食口味会变得很重。

4、呼吸信号

人到50岁后，心肺功能开始衰退，时常会有一运动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且伴随着冠心病、高血压的到来，这些问题可能更早地出现。

三、你服老吗？3个动作自测衰老程度

“未老先衰”，不少人由于缺乏运动，使得身体比实际年龄更早衰老。除了去医院体检，通过3个动作自测，可以简单地给身体做一个评估。

·闭眼单足站立

人越老，平衡能力下降得越快。如果能闭眼单脚站立1分钟以上，不晕不倒，说明平衡能力正常。如果坚持不了1分钟，则需要加强锻炼。

提示：中老年人做这个动作时，可以先单足站立，随后慢慢闭上眼睛；高龄老人最好靠着墙或扶着东西。

·握力强度

《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曾指出，握力不够的人更可能患心脏病或中风。通过握力公式：握力体重指数 = 握力（公斤）/体重（公斤）×100，可以快速掌握握力情况、

提醒：20~35岁男性的平均握力应达到30~45公斤，女性应为20~30公斤；35~50岁男性握力应达20~40公斤，女性为16~35公斤。

老刘退休后，怎么也坐不住，每天不是打太极就是爬山，不亦乐乎。相反，他的老伴就喜欢在家里待着，看看书、种种花、下下棋，静养其身。

老刘认为，要想长寿，就要积极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但老伴却认为，人要静下来，寿命才会长，兔子整天蹦蹦跳跳的，寿命不如安静的乌龟。

“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这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中老年人该运动还是静养？

到了一定的年龄，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不少人开始重视养生，希望健康长寿。而运动就是延年益寿的方法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运动可以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和早死风险。

一项发表在《BMJ》上研究显示，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只要进行体力活动，无论强度高低，都可以降低早死风险，且运动量与早期风险的降低呈正相关。

该研究纳入36383名平均年龄在62.6岁的受试者数据，结果发现，每天进行至少6.25小时轻体力活动，或者进行至少24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人，与很少或者基本不进行体力活动的人相比，死亡风险降低50%-60%。

而且，与“生命在于静止”相反，研究人员发现，久坐不动与死亡风险显著相关。久坐的时间越长，早死的风险越高。每天坐10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上升48%；每天坐12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上升192%。

202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对16732名平均年龄在72岁的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不管是长时间走路还是短时间走路，都可以降低死亡风险，且死亡风险会随着步数的增加而降低。

数据显示，连续长时间走路1-2000步和连续长时间走路超过2000步的人，与连续长时间走路0步的人相比，死亡风险分别降低9%和31%。另外，短暂走路步数为3200-4260步、4260-5440步和5440-9100步的人，与短暂走路步数为0-3200步的人相比，死亡风险分别降低37%、40%和46%。

钟南山院士80多岁依然奋战在医学前线，在一次会议上，他分享了自己的运动心得。

2004年，由于工作繁忙，身体严重透支，钟南山突发心肌梗死，所幸及时发现并治疗，才捡回了一条命。从那时候起，他就意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从此，他每周下班后都会抽出3-4天的时间，进行40-50分钟的运动。他认为，锻炼和吃饭一样重要，年轻时运动或不运动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到了50岁或60岁时，身体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关于血型我们更多的了解是，它是遗传亲子关系的一种依据，但也流传着不少O型血人容易招蚊子等的说法，更有甚者还有血型与寿命有关的说法，那么血型真的这么玄乎还与寿命有关吗？

一、血型到底是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血型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血型指的是红细胞膜上的特异性抗原类型。

最常见的血型系统主要是Rh血型系统、ABO血型系统，如果红细胞膜上只有抗原A就被称为是A型血，只有抗原B就被称为是B型血，如果既有抗原A又有抗原B的话就被称为AB型，两种抗原都没有的被称为是O型血。

血型不光在亲子鉴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输血方面也非常的重要，而且据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血型与疾病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关系。

二、血型决定寿命？与癌症有何关系？

经过研究人员的研究探索发现，血型和癌症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关联，那么血型与癌症有什么关系呢？

《PLoS One》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人员筛选出了18000多名男性，并且进行了20多年的随访，以便来发现血型和癌症之间的一些关联。

研究分析发现A型血的人患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更高，AB型血的人患肝癌的风险更高，B型血的人患癌几率较低。

那么，为什么血型与癌症的发生有关呢？

虽然没有明确的原因以及作用机制，但研究人员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某些肿瘤抗原的结构和血型抗原机构相似，导致机体免疫系统无法准确识别肿瘤细胞。

另外，ABO血型的抗原可能会引发炎症反应，长此以往就可能诱发癌症等等。

研究人员总结出，A型和AB型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更高，相比较A型血的人，B型血的人患癌症的风险也相对低，O型血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较低，生存率较高。

三、血型决定性格？其实不靠谱

血型与癌症的关系还在研究当中，又爆出了血型与性格有关的说法，有传言称血型能决定性格，但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靠谱。

其实血型和性格并没有什么关联，更别提血型能决定性格的这一说法了，多数情况下人的性格养成与家庭环境、个人经历、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并不是说什么血型的就是什么性格，这样说就有点太片面了。

在现实生活中，血型更多的被用来亲子鉴定以及输血鉴定，但其实研究发现血型和疾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研究发现不同的血型中，B型血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较低，当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研究。

肝脏作为人体中药的一个解毒器官，肝气顺畅对于防病养身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养肝其实也是在养生。

肝脏不好的人，往往可以从某些症状或者表现能体现出来，对于这些肝脏发出的信号一定要提高警惕，并且从生活中做好养肝护肝。

一、养肝有多重要？

人体正常的肝脏在各种药物、病毒、酒精等的刺激下，会慢慢的演变成肝细胞炎症，进而出现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诱发肝癌。

而肝脏即便有了异常，在早期也会沉默，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导致很多患者一确诊便是肝癌，因此养肝护肝、做好肝脏疾病的预防非常的重要。

二、晨起5种表现，或暗示肝脏不好

作为人体重要的解毒、代谢器官，肝脏多数情况下是沉默低调的，直到难以承受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但并不代表肝脏病变毫无迹象，如果晨起出现下面五种表现，或许就是肝脏不好发出的信号。

1.恶心、没有食欲

晨起经过一系列的洗漱工作之后，人体的食欲会慢慢出现，如果这个时候看见早餐没有食欲、恶心，那就要警惕是肝脏异常导致的了。

2.小便颜色异常

正常的尿液颜色是清亮的淡黄色，如果发现晨起的小便呈现出茶色、异常发黄的现象，有可能是肝脏胆色素代谢异常导致的，多半可能肝脏出现了问题。

3.口臭、口苦

如果晨起发现口臭、口苦的症状，要小心是肠胃或者肝脏出现了病变导致的。

4.牙龈、鼻子出血

肝脏出现病变之后，体内的凝血因子合成会出现变化，从而导致牙龈或者鼻子有出血的异常症状。

5.肝掌、蜘蛛痣

如果发现手掌两侧通红，呈现肝掌的症状，或者脸部、背部、胸部等出现蜘蛛痣，要小心是肝脏异常发出的信号。

今天的一条热搜告诉我们：喝水过快、过多、过少、过凉、过烫是心脏最怕的5种喝水方式，也就是说，心脏最受伤。为什么喝水过快、过多、过少、过凉、过烫会伤害心脏呢？

1.过快

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也会相应增加，特别容易诱发心衰。

2.过多

饮水过多容易使细胞水肿，造成“水中毒”，又称稀释性低钠血症，引发头晕、口渴、肌肉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倒。

3.过凉

心脏不好的人，喝凉水会增加心率、加大心脏耗氧量，有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的危险。

4.过烫

喝水的温度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热，最适宜的温度是10℃~30℃。

吃饭喝汤时也一样，刚出锅的羹汤别马上喝，稍微放凉一会儿，再用勺子舀着慢慢喝。

5.过少

喝水太少会增加血液黏稠度，引发心脑血管意外，泌尿结石也更容易找上门。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喝1500-1700毫升水，这里面既包括了直接喝进去的水，也包括了摄入食物中所含的水。所以，喝水，也要因人而异，那，怎样喝水更健康？

1.成人日均饮用2～3升水(大约6～8杯左右)，可以达到人体最佳的水分平衡点；

2.即使非常口渴，也不能暴饮，否则会增加心肺和肠胃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胃下垂，严重的甚至会诱发心脏或肺功能衰竭。

3.喝水太快太急会把很多空气吞咽下去，引起打嗝或腹胀，最好把水含在口中，缓缓喝下，肠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

4.最好能定时定量，每天3～4次最好，最佳时间分别是早晨起床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4点左右、晚间8点左右。

5.在办公室准备一个容量大约为500cc的杯子，每天第一件事是先倒好水，随时拿来喝，并且规定自己尽量在中午前喝完；下午用同样的方法，提醒自己在下班前喝完另一杯500cc的水。

6.运动过后即使没有感觉口渴，也一定要补充水分。

海鲜，很多人的最爱。想象一下，吃着海鲜，吹着风，简直不要太美好。

对于不少喜欢做饭的小伙伴，他们喜欢自己去市场买海鲜自己做，绝对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做菜之前，需要先弄好食材。不过，由于很多海鲜有尖锐的刺，有的小伙伴容易一不小心弄伤手。被海鲜扎伤后，大部分人往往一笑置之不予理会。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缘由吧。

被海鲜扎伤不可轻视，小心感染海洋创伤弧菌

创伤弧菌为非霍乱弧菌，是一种自然生长在温暖海水中的革兰氏阴性弧菌。而海洋创伤弧菌是分布极广的海洋细菌。一般来说，海鱼、螃蟹、贝类等海洋生物都可能携带海洋创伤弧菌。

目前，感染海洋创伤弧菌的主要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摄入生的或未经加工熟的贝甲类海产品。第二种，破损的肢体接触海水及海产品，如海产品刺伤皮肤。

如果是摄入食物而感染海洋创伤弧菌，患者会出现腹痛、恶心、呕吐、腹泻、发烧等，可伴有红疹、水泡、溃疡等。一旦有类似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诊治。

如果是伤口接触海水、部分海洋生物感染海洋创伤弧菌，患者会出现高热、畏寒，下肢出现剧烈疼痛、肿胀、局部红斑、淤斑坏死、蜂窝组织炎等。一旦有类似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诊治。

感染海洋创伤弧菌，晚期可出现脓毒症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死亡率超过50%。因此，发现疑似症状，建议及时前往医院进行诊治。

编者按

出土文献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文书与典籍的畛域之别使得制度与思想的相关性未得详尽阐发。本期选刊文章从出土简帛所见制度入手探讨法家思想，窥政务与经术之互动，以期有所发明。

作者：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商鞅“变法之令”奠定秦汉国家律令体系的基础，也使得法家学说从此在战国至秦代的政坛占据主导地位。律是秦汉时期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令与律并行，《史记·酷吏列传》记述杜周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言前帝王确定的著录成“律”，今帝王确定的条记称“令”。秦汉律令体例规范，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家庭婚姻等多个方面，在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

目前已发现的十余批秦汉简牍中，睡虎地、郝家坪、龙岗、王家台、里耶、岳麓、兔子山、张家山、胡家草场等半数以上有法律文献。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保留的两条魏律，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成文法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公布之前，学者多以为秦只有律，没有令，其后随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的刊布，秦令的存在得到确认（陈伟《秦简牍与秦人法制》，《文汇报》2017年5月12日）。瞿同祖早年曾下断语“秦、汉的法律是法家所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分在内”，由新出秦汉简牍律令材料包含的所谓被后世视为儒家思想的内容，学者也认识到“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补互证可见一斑。由此视角观察出土秦汉简牍律令与法家学说经典文本编定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同样惊喜满满。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所得的《七略》《别录》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虽然其书已亡佚，但后人却可根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窥其大略，《汉志》也“几乎成了我们描述周秦汉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基础结构’”（徐建委《周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法家学说也概莫能外。

校书的工作程序有三道。这里可以与法家学说关系密切的《管子》为例，当时流传有“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第一道工序是从“五百六十四篇”中除其复重“定著八十六篇”；第二道工序需要总结八十六篇各篇的主题并重新排定章序，即序次，而后“杀青而书可缮写也”；第三道工序是略叙成书过程，以明其理，此即为“叙”。这样“管子”成为《管子》书的形态，《管子》书的成书过程实际上也是“目录”的形成过程。这一重要文化工程，需要从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中“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6～17页），如此广度与深度的文献校理，需要识字教育、专业化人士培养与实际文字处理技能的熟练才能成为可能。

其实早在汉初就有律令文献的系统整理。《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新见汉初睡虎地M77、胡家草场M12和兔子山J7律名木牍中也系统发现有文献校理的遗迹。兔子山律名木牍同层所出的全部纪年简均为惠帝纪年。睡虎地M77同墓所出有汉文帝十年至后元七年的质日，证明墓主约在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去世。胡家草场M12同墓所出《历》《日至》，特别是《岁记》简文记录汉文帝时的大事，用“今元年”起始，止于十六年，该墓的下葬年代也在汉文帝后元年间。因此，三种年代相近的同性质文献就有比较的必要。

三者的律典均分为“狱律”“旁律”两大类，正是如《晋书·刑法制》所言“正律”“旁章”的二元分类，但律名数量、排序均有所区别。如与睡虎地M77比较，胡家草场M12的《□律》缺“迁律”，与兔子山J7相较，睡虎地M77的《□律》缺少“收律”和“朝律”；而“朝律”却在胡家草场M12《旁律甲》中见到（陈伟《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重要的是，三者“狱律”“旁律”的一致区分，可以联系到汉初对律令的整理。特别是由胡家草场M12可以窥见汉初律令文献整理时分门、别类与序次的工作情况。所谓分门，是指“狱律”与“旁律”的划分。别类与序次相连，“萧何次律令”的“次”，即“序次”，是依据一定原则排定次序。这一原则，即《晋书·刑法制》所总结的“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结事为章”是依据具体事项制定单行律，即“事律”，而“集类为篇”是最初通过围绕某项“罪名”而糅合诸多事类内容的产物。萧何“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就是将原作为事律的《兴》《厩》《户》三种律名围绕各自的内涵“集类为篇”的结果。

毋庸赘言，前述工作程式，分门、别类势必需要对同类文献裁汰繁冗、凝练主题，序次则更是关乎文献定本的重要问题。序次的结果是“目录”的产生，胡家草场M12《律典》卷二《旁律甲》、卷三《旁律乙》的自题，《令散甲篇》中甲、乙、丙、丁、戊诸令的排序，体现的即是汉初律令编目序次的成果。简牍律令中的钩校、合计等与“除其复重，定著为若干篇”相应，题示则与凝练主题有关。特别是汉初律令文献分门、别类与序次的校理情况，更是在经术与政务结合中发典籍校理之先声，显示出刘向、歆父子“七略”分类的社会现实渊源。

《汉志》著录经校理后的法家文献定本有十家二百一十七篇，众已熟知。其中《韩子》五十五篇，与今本五十五篇数目一致。学者指出刘向校书时《韩子》一书已经存在，司马迁所见到的韩非著作编集与今本很接近，这个本子是在汉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间完成的（马世年《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文史哲》2013年第1期）。若所论不谬，其正与汉初律令文献的整理差相仿佛。有趣的是《韩子·难》篇中亦见有《难一》《难二》《难三》《难四》的序次，《本传》的著录又是对韩非所列各类文章的概括。这样，简牍律令所见分门、别类、序次的文献校理情况，上可与《韩子》，下又似与刘向校书产生紧密的逻辑联系。

自战国列国皆以“变法”的形式完成政令、文字、度量衡的疆域内统一以至秦汉大一统国家，法家主导下的文书行政是政府的基本运行模式。大量“史”职人员在《周礼》中的设置，反映出战国时期官僚制兴起后对文书行政书写的现实需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则为专业从事文字处理的“史”职人员提出了具体的从业要求。秦时为保证行政与政令统一，已有定期校雠律令条文的规定及行为，如里耶秦简8～173号简文记述的就是县廷让库派“史”职人员到县中来校雠律令。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也提到基层吏员虽有律文，但不明晰之处依然很多，甚至一些近似的法律术语、量刑标准都要做出专门解释，因而律令校雠就成为基层行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刘向校书的参与者有刘歆、任宏、尹咸、李柱国，还有刘伋、杜参、房凤、苏竟、卜圭、富参、班斿、史丹、王龚以及只存名的望、立等人（徐建委《文本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皇室、宦官与外戚、官吏及其子弟、布衣等多阶层的“明习律令者”，更在秦汉历史舞台上担当改革家、“法学家”、文吏、思想家等角色（于凌《试析秦汉时期的“明习律令者”》，《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简牍中也留存有大量经过系统训练的“史”职人员，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进行文书处理的实物资料，所谓“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正是“史”职的实际贡献，体现出法家政策统领下，政务与经术相结合的努力。

简牍文献单篇流传时尚需要划痕、墨线等的帮助以避免篇章内部的简序散乱。经校理而定本后，大部分文献的用简数量一般都不会少于三四百枚，这样序次也就成为避免简册散乱的最有效手段。这亦使得经过校理的典籍文献文本由流动转向固定，文献定本即随之出现。《韩子》在刘向之后再无大的改变正是此理。简牍律令与法家经典文本编定的互动关系，是法家学说弥漫于秦汉政治生活各个角落的鲜明写照。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人，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与易学家，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治学严谨，著述宏富，识见精卓，勇于开拓创新，被誉为“一代通儒”。

焦循一生的学术研究，其用力最勤、功力最深、成就最巨、影响最大的是开拓了《周易》的象数范式研究。他著有《雕菰楼易学》（《易学三书》）、《易话》《易广记》等多种，跳出了象数范式研究《周易》的藩篱而独树一帜，发明了“旁通”“相错”“时行”等易学法则,从而论证《周易》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置换运动规律，揭示了其中所蕴含丰富的阴阳、变化思想，拓展了传统的象数易学，给人们带来多姿多彩的遐想玄思，被当时学界称为“非汉，非晋唐，非宋，发千古未发蕴”的易学奇葩。焦循认为“旁通”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卦爻一阴一阳的互相置换，以每卦中的阴阳互易而转换或得到另一卦为其主要目的。如《乾》卦六爻全系阳爻组成，那么与《乾》卦相旁通的卦一定是《坤》卦，因为《坤》卦六爻全系阴爻组成，由六爻全阳的《乾》卦与六爻全阴的《坤》卦相对，《乾》《坤》两卦的旁通方能成立。旁通的主要内涵有三：一、旁通卦爻必须阴阳两两相对。二、旁通卦爻的阴阳转换，必须依次序进行。三、旁通的目的是使各爻各正其位。焦循又认为“相错”是以《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三十二组旁通卦为依据，进行卦与卦之间的转换。相错的主要内涵有四：一、凡旁通卦的下卦相互置换而成相错。二、凡旁通卦二五爻位置换，而组合成新卦的相错。三、凡旁通卦初四爻位或三上爻位置换而组合成新卦的相错。四、凡旁通卦先二五后三上或初四爻位置换而组合成新卦的相错。焦循还认为“时行”是在“旁通”和“相错”的卦爻位置换运动的基础上，将《周易》六十四卦作为一个必然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从而放大了卦爻间的内在联系。如焦循曾将六十四卦中言“元”者集拢为二十四卦，以“时行”法则进行各卦之间的爻位置换，全面阐述了“元”字在诸卦中“或明言之，或互言之”的意义所在。

焦循为了进一步开拓《周易》的象数范式，将中国传统数学中的“乘方”“天元”“齐同”“比例”等法则引入易学研究。如“乘方”是求得开六次幂（开五乘方）的计算方法，类推出六十四卦新的排列组合。用现代数学符号可表示为（a+b）6，如果把其式展开便得到“a6+6a5b+15a4b2+20a3b3+15a2b4+6ab5+b6”的结果。若用“a”和“b”代表“甲”和“乙”，由“甲”和“乙”代表阴阳两爻，那么六十四卦的“五乘方”计算后的排列组合便可呈现出七种不同形式。这无疑为焦循建构新象数学范式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体现了他对《周易》变通理论的拓展与改造，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震动，被赞许为“石破天惊”“精锐之兵”。

事实上，焦循创拟的易学法则及其与数学的关系，都是焦循借以构建《周易》卦爻符号系统的参照。以数字来比附卦爻，依照数学法则的模式建立《周易》卦爻之间互相运动和转化关系，这套符号系统是焦循《易》学的结构形式，是其思想内容的载体。焦循《易》学的思想内容，始终没有能跳出象数派以卦象和数字推导出社会制度与伦理道德的有关原则。虽然焦循有重建天人之学的愿望，但是仍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为其指归，追求的是儒家的“仁道”，憧憬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是焦循学术开拓创新的另一个特征。他以朴学为起点，三释《诗经》、重评《尚书》、崇尚《礼记》、质疑《左传》、体悟《论语》等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新的解读。如所著《尚书孔氏传补疏》，一名《尚书补疏》，二卷。所列六十二条考证，讨论的主题有二：一是《尚书孔传》虽然是伪书，但是它的解读较马融、郑玄、王肃等汉魏各家的训注更为精详，并列举伪《尚书孔传》的七大优点，认为经典辨伪不同于经典注释，它不是长于思辨的领域而应是一种相互印证的、实证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本质上应该主要落实到对经典原始材料的具体分析上，因此是一种经验性的思考。经典辨伪又不同于经典研究，经典研究不以创造权威形象为己任，而是对经典中已塑造出来的权威形象加以观照，阐明其内在的精确含义和价值。这种阐明，实际上包括了经典的古代意义与传注的现代诠释的统一。因此，尽管已被证明为伪书，但仍具有思想史上的价值。二是《尧典》未亡，《大禹谟》《皋陶谟》原为一篇，认为由古代流传下来的任何一部经书，从语言角度而言，它具有相对的真实性。然而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来说，都意味着是一种曾经中断过了的零星片段。正因为是零星片段，所以也为其文本的可靠性提供了各种猜想的可能。

焦循又撰《论语补疏》三卷，所列七十四条考证，涵盖了除《季氏》之外的《论语》十九篇，对孔子的“忠恕”“一以贯之”“异端”等思想作了更为精致的论证和发挥。如《论语》的《为政》篇：“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然而关于“异端”的解释，历代众说纷纭。何晏认为“小道为异端”，皇侃认为是有别于“五经正典”的“杂书”，宋代邢昺则提出是“诸子百家之书”，朱熹指出为杨墨佛老之流。由于孟子曾经批评过杨、墨的“为我”“兼爱”等思想，所以朱熹不过是引申了孟子的观点而已。焦循则认为“异端”是指事物的两端，无论是执哪一端，都可视为异端。儒家也仅是两端中的一端，与杨朱、墨子、子莫无异，关键是将两端贯通，即所谓的“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执中者也”。特别是焦循认为伏羲、文王、周公的思想，本来是由《周易》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的，所以难为常人所理解，而《论语》则弥补了这一缺憾，《论语》事实上就是《周易》的注脚，这也是焦循研究《论语》的一大亮点。

焦循学术的开拓创新，还体现在精研中西算学。他与当时算学名家汪莱、李锐相友，商讨数学疑难问题，被誉为“谈天三友”。他在阅读了梅文鼎《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以及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后，深感梅书“繁复无次序”，戴书又“务为简奥”，于是“取二书参之”而撰《释弧》，讨论了三角八线的产生和球面三角形的解法。此书被钱大昕赞为“于正弧斜弧次形矢较之用，理无不包，法无不备”。此后又撰写《释轮》《释椭》二书，阐明诸轮异同与解释弧线的变化，论述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天文学理论中的本轮、次轮的几何原理以及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天文学理论中椭圆的几何原理。焦循在数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则是他撰写的《加减乘除释》。

《加减乘除释》，草就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后应阮元之邀作“齐鲁游”而一度中断，历经五年，于清嘉庆三年（1798）完成。该书的宗旨，即以“加减乘除为纲，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全书共八卷，第一、五两卷主要论述数的加减运算规则；第二卷主要论述二项式的乘方运算；第三卷主要论述数的乘除运算规则；第四、六卷主要论述分数的性质及其运算规则；第七卷主要论述各类比例问题；第八卷主要论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规则。全书共列出九十三条运算规则，每一条即相当于现代数学中的一条定理或公式。探讨与总结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运算规律与理论，开创了借用甲、乙、丙、丁等天干文字来表达运算定律符号（相当于我们今天使用的a、b、c、d等拉丁字母）的先例，并且对传统的运算法则作了详细的阐明,其中包括“加法交换法则”“加法结合法则”“乘法交换法则”“乘法结合法则”“加法对乘法的分配法则”等，这在当时数学研究领域是一项开创性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焦循又提出了“理本自然”“名后法先”“数先形后”等数学思想，将数学中的自然之数视为自然之理，试图从逻辑与哲学的理论上来弥补中国传统数学少有理论的缺陷，体现了乾嘉之际传统算学正逐渐趋向儒学化，这在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焦循在清代学术史上无疑属于开拓创新性学者，与同时代的学术通人相形，他的学问之渊博，胜过惠栋；他的思想之深度，可与戴震比肩。他所留存的思想与学术，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回响，而且也是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值得共同审视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对中华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体系，儒学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在2500多年与时偕行的过程中形成了悠远绵长的思想的力量。为深入探究儒学的现代价值，促进儒学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论坛”，得到海内外儒学研究名家广泛关注，已成为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儒学盛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和韩国崔钟贤学术院院长朴仁国先生主编的《儒家哲学的现代价值》（1-3卷）呈现了“国际儒学论坛”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学术探索，体现了儒学与日俱新的文化特质。

以面向世界的儒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首先，该书在以往14届论坛上发表的约1300篇论文中选编89篇译成英文集萃，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儒学的前沿问题与本真精神。为尽可能反映当今儒学研究概况，该书采用每位儒学研究者限选一篇代表作原则，将每届论坛中最能体现主题的佳作集中展现。这些文章体现了儒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反映了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诸多领域，揭示了儒学创造性转化面对的各种问题。从中可见儒学的德性功能、心性智慧和入世情怀，随着书中“温故而知新”的文本解读与学术探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学在安顿自我、人文教化与社会治理方面的独特价值。

概览该书89篇选文的主要内容，可见儒学的学术生命力与传播力，其知命知己与成己成性的精神追求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超越自我，并以面向世界、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姿态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力量。正如刘伟校长和朴仁国院长在序言中所言：“纵观儒学发展走向，研讨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审视其与世界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当今学界的自觉探索。”该书反映了学界这种自觉探索，其中约40%为海外儒学研究名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亚洲学者在儒学研究领域相互交流、切磋的印记。

其次，该书选编的文章面向时代，展现了儒学研究的现实意义。面对复杂而深刻的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思想资源，并在继承和弘扬中赋予其时代新义。该书作者力图论证儒学的时代内涵，阐释以返本开新的儒学化解文明冲突的合理路径。例如，著名哲学家张立文先生在《儒家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中通过阐释儒家的和合之境，表明哲学都在求索一定之道，“尽管道的内涵殊异，但天下的大势，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相辅相成的学理依据，在一种文化对话的语境中勾勒了世界各文明之间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美好图景。

儒学的现实性品格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底蕴与务实传统，从中展现的内在价值及其实践智慧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从该书收录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的《儒教与儒学在21世纪的意义》一文中可见重新认识儒学的意义，西原春夫分析了重新认识儒学的最大困难所在，即全球标准化的权利和自由的理念应该如何与儒家思想体系取得共存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以及对重新认识儒学的强调表明，不同的文明要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儒学在21世纪的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富有时代内涵的实体性内容。

再次，该书从总体上反映了儒学的历史演进，汇集了亚洲儒学研究的多彩图景。儒学在2500多年的岁月绵延中历久弥新，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思想创造。该书收录的文章包括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阐释，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的研究，对以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解读，以及对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探析。该书选编的文章内容涵盖儒学的内在维度与实践性特征、儒学的处世之道与超越精神、儒学的思想传统与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内容，彰显了儒学的丰富内涵。

值得提及的是，作为“国际儒学论坛”代表性成果选粹，该书可谓亚洲儒学对话的一个缩影。其中既包括韩国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研究的新论，也有比较视域中的儒学研究，从中可见阐释儒学的多样视角。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海外文化的中国传播过程中，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并不断面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时代魅力。可以说，儒学发展历程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样态，在整合传统基础上实现文化再创造，反映了以创新性发展的儒学促进现代文明转型的自觉。

最后，该书选编的文章体现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特色，揭示了儒学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并为时代发展与文明对话作出新的贡献。纵观中国哲学演进历程可见，儒学及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思想流派相互切磋、激荡而形成的文化大观，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丰厚的思想滋养，由此形成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马克思主义同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儒学具有科学理性精神和时代品格，从历史走向未来，更好地面对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

儒学贵和的传统与会通的品格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以儒学对话增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融，有助于化解文明冲突，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独特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理解儒学，应发掘儒学崇尚的公义和共同体意识，探究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及其对抵制现代性危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实现以新儒学超越现代性危机的合理主张，进而形成一种新文明观和新价值观。由此开启理解现代文明转型的新视域，在中华文明史与世界文明史中重新定位儒学的现代价值，是该书对我们最为重要的学术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一重要论述表明，顺应时代发展对中华文化内涵的改造、补充、拓展和完善，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任务。那么，如何全面深入把握中华文化的内涵呢？其一，要有哲学视角，深入揭示文化背后的哲学意蕴。其二，要有时代视角，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揭示传统文化的价值。其三，要有人类文明视角，揭示传统文化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这就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展开全面深入研究。

中华文化的系统观。系统观是以系统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揭示事物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系统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中华文化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系统整体。一是本源相通，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宇宙万物皆生于道，道贯万物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二是本性相通，如荀子言“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王阳明言“性一而已”“心也，性也，天也，一也”，天地、万物与人虽然呈现不同的形态，但其本性是一致的，中华文化用阴阳五行之性将宇宙时空、万事万物和社会人生统一了起来。三是地位功用相通，天地万物层次结构分明，各安其位、各有其用、各尽其责。如荀子所云：“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中华文化视野里，天地万物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发挥着作用，没有一物是多余的、无用的、可以随意废弃的。四是运行规则相通，天地万物遵循着共同的运动规律，相生相长、相反相成，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中华文化是“一”的文化，儒释道各家都得出了十分一致的认识，儒家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不贰”即一；道家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佛家自称为“不二法门”，“不二”亦即一。在中华文化里，从“道通为一”推演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构成中国人的最高信仰追求，为大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伦理观、知行合一的践履观等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中华文化的矛盾观。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天地万物虽然从本源、本性、功能地位来看是一个和谐整体，但是它们在实存的呈现中却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这种差异甚至对立带来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中华文化对事物矛盾的存在、运动及其驾驭把握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断，与唯物辩证法很是相通。从现实存在的角度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用阴阳这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范畴概括世间一切矛盾的存在。老子深刻洞察事物矛盾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生动描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宇宙万物都是相对相反而又相辅相成的。从运行的角度看，事物的差异矛盾引发相互作用而导致运动发展，强弱较量、盛衰转化，“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最终走向反面，这是宇宙万物逃不脱的命运。正因为深刻洞察了事物的这一运转规律，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孔子被誉为“圣之时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感叹世事无常而对生活总是抱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从解决矛盾的方法来看，中华文化充满了辩证智慧，这就是儒释道都十分推崇的中道观念。儒家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道家主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佛家主张“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儒家更是对“中”这一范畴推崇备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作了精深细微的阐述：“中”并不是不偏不倚的骑墙折中，而是用“诚于中”的至诚无私之公心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久久为功之恒心去尽人之性、物之性，进而化育天下。中华文化作为尚“中”的文化，既富于辩证思维，更崇尚正义至上，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并准确领悟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根源。

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对事物的意义、价值的理解、判断、选择。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信奉和选择怎样的文化，就具有怎样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应该了解中华传统价值观，弄清楚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靠什么来支撑。中国先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人生的价值意义与天地之道相通，人应该效法天地，与天地保持同频共振，即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中用分别代表天和地的乾坤二卦揭示了天地之道及君子的价值取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天道刚健，运行不息，君子要效法天道，锐意进取，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精神贯穿于儒、墨、道、法、释各家，只是表达形式不同而已，如荀子的“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墨子的强必“治”“宁”“贵”“荣”“富”“饱”“暖”，不强必“乱”“危”“贱”“辱”“贫”“饥”“寒”；韩非子的“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广袤的大地厚重包容，君子应效法大地，修养宽厚的德性，以包涵载养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为儒家的仁爱精神，如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体现在老子“上善若水”的包容精神，以及佛家“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之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孕育了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和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也成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崇尚劳动创造、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

中华文化的主体观。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基督神学而张扬人的主体性，确立“现实的个人”在哲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还原社会生活本身。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首先，中华文化中从根本上说没有对神的信仰，即“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古代神话人物到儒释道各家所推崇的圣贤、菩萨、真人等都是人中龙凤而非高不可及的神；中国人也不相信命运的摆布，如“《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道是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本源、规律、法则，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而把握的，故强调“道不远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学道、悟道、行道以得道，是中华文化崇尚的最高人生价值追求。其次，中华文化高扬人的主体性，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得淋漓尽致。儒家的《大学》提出“三纲”“八条目”，揭示“明德”“亲民”“至善”的目标追求，并指明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标示人皆可以为圣贤、为尧舜；陆王心学更声称“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通过开掘人之内在本质力量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与儒家大体相同，道家亦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佛家也认为佛就在心中，人人都是可以成佛成菩萨的，将人的主体性推崇到极致。最后，中华文化十分重视责任伦理，强调义务重于权利，不但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还要有对家庭、对社会、对天下负责的担当精神，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担当天下大任的主体精神，这也成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