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无数的英雄人物。但如项羽这样铁血柔情的汉子却很少。万军包围，四面楚歌也打不倒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可虞姬的离去，却让他选择了死。战场上的纵横吟啸，面对伊人却柔情刻骨，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当之无愧的受后人景仰。

　　根据史书的记载里上曾经被比作项羽的人物有四个。三国孙策，南北朝高敖曹，隋杨玄感，唐代的李密。但是这些人都是被比喻成项羽，项羽自称为西楚霸王，力压群雄无人敢于争锋。在军事上主持了巨鹿之战，彭城之战等等。很多以少数多战役。在勇武方面，可以说史无第二，他可以单枪匹马对阵汉军的几千士兵而斩杀数百，可以突破韩信的十面埋伏，在四面楚歌中更是表现了他的英勇无畏，因此历史上成其为"战神"。

　　他的失败原因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它仅仅输给了军事奇才韩信，仅仅输在了军事上。

　　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姬姓，项氏，名籍，字羽，泗水下相（今江苏宿迁市）人。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杰出军事家，楚国名将项燕之孙。

　　勇猛好武，跟随叔父项梁发动吴中起义，反抗秦朝。项梁阵亡后，率军渡河援救赵王歇。巨鹿之战，击破章邯和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杀死秦王子婴，自称西楚霸王，定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大封灭秦功臣将领，拥立六国贵族后代为王。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兵，掀起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项羽在正面战场屡破刘邦。彭越不断后方破坏楚军补给。韩信统一了黄河以北，挥师南下。项羽刚愎自用，猜疑亚父范增，终为刘邦所败。公元前202年，项羽退守垓下（今安徽灵璧县），突围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最后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周赧王五十三年至周赧王五十五年（一说是周赧王五十五年农历四月至九月间，又一说是周赧王五十四年年初至五十五年九月），秦国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西北）一带同赵国军队发生的战争。赵军最终战败，秦国获胜进占长平，此战共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

　　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近代考古显示战场位于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附近（另有大名、鄄城、范县、濮县诸说），这次战役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诱其就范，使战局始终居于主动地位。

　　马陵之战发生于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发兵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应允救援，以促韩国竭力抗魏国。齐威王以田盼为主将，田婴，田忌为副将，孙膑为军师，运用“围魏救赵”战法，率军直趋魏都大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国之困。又用“减灶示弱”的方法，将魏军10万人杀得溃不成军，并俘虏了魏太子申。经此一战魏国元气大伤，失去霸主地位。

　　桂陵之战：

　　桂陵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截击战，发生在河南长垣西北。公元前354年（周显王十五年），魏围攻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孙膑认为魏以精锐攻邯郸，国内空虚，于是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使魏将庞涓赶回应战。孙膑却在桂陵（一说山东菏泽，一说河南长垣）伏袭，打败魏军，并生擒庞涓。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魏国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

　　抽陀螺，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也叫抽贱骨头，历史悠久，山西夏县西陰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前）中曾出土陶制小陀螺。

　　“陀螺”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明朝，刘侗、于弈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中有“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的记载。

　　陀螺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以木制居多。木制陀螺为圆锥形，上大下小，锥端常加铁钉或钢珠。玩时，以绳绕陀螺使其旋于地，再以绳抽打，使之旋转不停。抽打得越狠旋得越快，故又称“抽贱骨头”。

　　到明朝以后，陀螺已成为一种颇受儿童喜爱的游戏。有些玩技好的孩子，可一人同时抽打２至３个陀螺，亦可２至３人同时各抽陀螺，转的时间最长者为胜。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侵占了北京城，不少汉奸助纣为虐，老百姓就借抽陀螺时出气儿，一边抽一边说：“抽汉奸，打汉奸，打败日本，打汉奸。”“抽汉奸，打汉奸，棒子面涨一千。”以解心头之愤恨。

　　“兵家四圣”是指中国古代兵家中四位战略家和军事家，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历代史学家对“兵家四圣”有不同说法，总结起来一共有七种：第一种是兵圣孙武、亚圣吴起、计圣孙膑、尉圣尉缭，第二种是兵圣孙武、谋圣鬼谷子、亚圣吴起、次圣孙膑，第三种是兵祖吕尚、兵圣孙武、亚圣吴起、次圣孙膑，第四种是兵圣孙武、亚圣吴起、人屠白起、帝师王翦，第五种是兵祖吕尚、兵圣孙武、隐圣黄石公、谋圣张良，第六种是兵圣孙武、亚圣吴起、人屠白起、兵仙韩信，第七种是人屠白起、兵仙韩信、战神李靖、武圣岳飞。在这七种说法中，大将占了六位，故称此六位为“兵家四圣六大将”。

　　第六将：武圣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第一将，“南宋中兴四将”之首，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军事统帅，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北宋末年投军，与金军进行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后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以“莫须有”的“谋反”罪被杀害。宋孝宗为其平反，追谥武穆，又追谥忠武，封鄂王，被后世尊为“武圣”。

　　第五将：战神李靖（571年－649年），唐朝开国、开疆大将，封卫国公。善于用兵，长于谋略，为唐朝开国开疆立下赫赫战功，南平萧铣、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一生指挥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论著颇多，病逝后李世民为他举行国葬，其墓仿西汉卫青、霍去病，建成燕然山、积石山形状，“以旌殊绩”。李靖去世后常显灵为百姓解厄，百姓立庙将其奉为“战神”。

　　第四将：兵仙韩信（约前231年－前196年）。西汉开国第一将，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与彭越、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集王侯将相于一身，是继孙武、吴起、白起之后的杰出军事家，“功高无二，略不世出”，被后人奉为“兵仙”、“神帅”。早年受“胯下之辱”，后投项梁、项羽，不被重用，又投刘邦，仍不被重用，经萧何举存方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军事才能得以发挥，取关中、平魏国、代国、赵国、燕国、齐国，在潍水全歼龙且率领的20万援齐楚军，随后会师垓下，围歼楚军，项羽自刎。先拜相，又封齐王，西汉建立后徙为楚王，被人告发谋反贬为淮阴侯。后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将其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著有《韩信》兵法三篇。

　　第三将：帝师王翦。战国时期秦国名将，“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秦国统一六国的主战将，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秦始皇尊其为师，故为“帝师”。

　　第二将：人屠白起（？-公元前257年）。战国时期秦国大将，“战国四大名将”之首。在秦昭王时期征战六国，歼灭六国之军百余万，有“人屠”之称，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曾在伊阕之战大破魏韩联军，攻陷楚国国都郢城，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战功赫赫。在中国历史上，白起是继孙武、吴起之后的优秀统帅。可到最后，白起却被秦昭王赐死，到死都不知道犯了啥罪。

　　第一将：亚圣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战国初期军事家、大将，有“中华第一名将”之称，一生从无败迹，载入《资治通鉴》，为史上最为优秀的常胜将军。早期投笔从戎，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率兵南征北战，为魏国夺取千里土地，期间共与诸侯军队大战76次，大胜64次，12次不分胜负。与孙武并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合称《孙吴兵法》。吴起最后在楚国遭到贵族嫉恨，贵族围攻将其乱箭射杀。论用兵，孙武第一，吴起第二，孙武为兵圣，吴起为亚圣。

　　田横，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齐国贵族，秦末从兄起兵。“齐王田广死后，田横乃代立为王，与灌婴战于赢（山东莱芜西北）下，横败走与其属五百人人居海岛”（见《元和郡县图志》）。当年这个海岛就是今天江苏连云港市云台山的田横岛，这是后人为纪念田横而起的名。

　　山东境内即墨县东北海中也有个纪念田横的田横岛，有人考证田横当时人居的是此岛。故田横率部属五百人究竟逃于哪个海岛，至今还是个谜。据说追田横的汉将艾不追至艾塘湖畔，不敢过海上岛，为把田横及五百壮士困在悬居赣榆县海中郁州山海岛上，于艾塘湖泻湖口构筑起一座土城（遗址在今江苏赣榆县罗陽乡大沙村北），后人称艾不城，并改艾塘湖叫艾不湖。

　　汉高祖刘邦知田横深得民心，田横又是齐国旧贵族，居在齐地海疆岛屿上，怕他们日后乘机作乱，用武力征服不行，只好派使者去招降。田横与五百壮士商议，谢绝归汉，并要求使者替他们拜谢汉王，让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做个老百姓。

　　这时，处心积虑的汉高祖不放心，当然也不愿放过他们。于是再次派使者带着使节、诏书去海岛招收田横及500名壮士。田横考虑再三，只好带两个壮士，跟随使者出海岛奔洛陽，走到离洛陽30里地，田横不愿称臣于汉，也不愿落入汉王之手，于途中自杀了。这时，汉高祖刘邦为了笼络人心，收买壮士，以安葬国王的礼节安葬了田横，这就是传说的现在河南省偃师县西的田横墓。

　　两位忠于田横的随从也于田横墓前自杀，然而汉高祖仍不肯放过忠于田横的五百壮士，他认为他们情深义重，不能留他们于海岛，第三次派使者去骗五百壮士归汉。这五百壮士被骗出海岛，走在路上，听说田横已死，拜了齐王田横墓之后，便于墓前集体自杀，不少史料就是这样概述的。

　　但据《史记》记载：五百壮土是“蹈海”死的。而许多书籍则说五百壮士是在海岛上集体自杀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辞海》等均说：“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科学画报》1984年第8期《“殷人东渡”考析》说：“秦末汉初，齐人后裔即有逃亡于山东海上孤岛，后来演出了‘田横五百壮士’宁死不臣服汉朝的悲壮史迹。”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五百壮士当时并未集体自杀。依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田横之弟一直避汉居住在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生活至老。此处三面绝壁皆百余仞、惟东南一道略能容行。由此推断那五百壮士也不会尽数自杀。

　　《北京晚报》1983年8月25日发表《田横的壮士到哪里去了》一文则指出，《史记》说田横来到洛陽便自觉耻辱，遂自杀身亡，这是事实，但田横的五百壮士集体自杀是假的，其实他们已逃走了，而且是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了美洲。

　　据《三十八国游记》载，直到本世纪初，美洲大陆还有“田人墓”的遗迹，“田人墓”就是田横门人之墓。他们及其后代，曾有人回过山东。这样，五百壮士的下落牵涉到古代中西交通的问题，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看来对他们的结局之谜，是要下一番更大的功夫才能揭开的。

　　在古代一夫多妻合法的时代，有钱人皆以多妻为荣，相互攀比，无论是文人官僚，还是地主商人，又权有钱之后的第一个考虑，可能就是纳妾。

　　韩非子说：“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买妾。’”孟子甚至说：“齐人乞食，亦有一妻一妾。”汉魏年间的《典论》：“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于内，恐富贵更娶妻妾。”由此可见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观念的影响之深。

　　一夫多妻，特别是皇室多妻在不少时期其开支费用过大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东汉时陈蕃上书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曰：‘盗不可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陈蕃清楚地说明了一夫多妻足以贫国的道理。

　　在很大程度上，一夫多妻制的盛衰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晴雨表。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经济都比较脆弱，老百姓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尚未稳定下来，土地大量荒芜，人烟稀少。统治阶层目睹前朝灭亡，从思想上或多或少认识到前朝的腐败特别是后宫无限制的膨胀是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一夫多妻在数量上有所控制。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前朝灭亡的教训也已淡忘，一夫多妻制就进入繁荣时期。皇帝首先开始疯狂地无限制地占有女性，如汉武帝时“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可以推测，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人口素质还是人口数量。在明代以前，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六千万以下徘徊，这除了各种自然因素外，一夫多妻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自然生殖的法则，同一个时代男女性别比例差别是很小的，以保持男女比例平衡。但是盛行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打破了这种平衡，特别是皇室后宫对女性占有数量的庞大，再加上同时代各个阶层的多妻，使得社会底层很多男子无妻可娶，终生独身一人。

　　然而一夫多妻并未能实现人们多妻多子的愿望，仅是满足了“一夫”的生理欲望，以及占有欲。西汉时，后宫平均宫女约五千人，但西汉15个皇帝共生育子女58个，平均每人不足四个子女，与民间一夫一妻生育率大致相等。

　　一夫多妻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多种因素，现代科学证明遗传是其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皇帝选拔健康、聪明、漂亮、美丽的女子入宫，显然也是为了优生优育，以希望保持皇室高贵的血统。但是，他们占有很多智慧、聪明、漂亮的女性，而又“聚而不御”，就对中国古代人口带来了巨大影响。

　　一夫多妻制的结果使得留在民间的女性无论长相或智力都极为一般，按照遗传科学，这种做法，显然对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提高不利，特别是几千年来一代一代这样的选拔，其影响非常深远。正如梁启超的一句话：“它有害于养生，有害于传种，有害于蒙养，有害于修学，有害于国计。”

　　在几千年中国的文化中，酒文化站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酿酒与喝酒都是一种非常普片又特殊的社会活动，所以说历朝历代对酒的政策都有所不同。那么古代为何要对酒进行管控呢？哪个朝代管控的最严呢？

　　对于国家来说，酒这个东西是不能忽略的。首先酿酒需要粮食，当口粮不够的时候，国家必然要限制酿酒的活动，甚至发布禁酒令。如何平衡酿酒与存粮之间的联系，这是一门学问。

　　其次，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一般都是高盈利的行业。在古代能够开办酒坊的往往都是富商巨贾，财富在他们手中过多集中对于国家来讲未必是好事。所以国家关于酒的政策产生变动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

　　最后，酒的属性特殊。没有它不会影响日常生活。酒能使人上瘾，饮多会醉会伤害身体，所以人们又将其作为引起祸乱的根源。因此，历朝历代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酒施行种种不一样的政策。

　　禁酒的规矩

　　夏、商两朝都是因为最后的君主嗜酒而引发的动乱，尤其是商纣王更是“登峰造极”地弄出了酒池肉林。所以西周的统治者痛定思痛，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

　　百姓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有权喝酒，而且不可聚众饮酒，一旦违反禁酒令就要面临被砍头的危险。西周的禁酒令是中国第一个制式的禁酒法典，也成为后世禁酒的根据。

　　而秦国经过商鞅的调理之后，对“酒”更是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商鞅认为酒是消费品，而且是暴利的消费品，所以讲究国力积累的他不仅禁止百姓酿酒，而且对官方售卖的酒施以重税。通过这种方式，百姓更多地选择囤积粮食，重税下的售酒业又为国家贡献了巨额的收入。

　　作为继承秦朝制度的西汉依旧如此，尤其是汉朝刚刚建立时社会还不稳定，统治者害怕反对势力聚众闹事，甚至规定３人以上无故聚在一起喝酒的就要罚款，数额高达“金四两”。

　　历史的车轮到了唐朝，由于商业开始逐渐发达，统治者不可能再简单干脆地禁酒了。因此，政府制定政策：酿酒、卖酒都要进行登记，并对其生产经营规模划分等级。

　　此时的酒水买卖成为了一种特权，不再是谁都可以踏进的门槛，可是门槛里的“特权户”们也未必轻松。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巧立各种苛捐杂税。酒水产业成为了重点目标，此举直接导致了唐晚期酿酒业的衰败。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经影响深远，它从隋唐时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从出现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种由朝廷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选拨官吏的制度，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选拨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越来越变得僵化、腐朽，最终被更加现代的学校替代。

　　不过，说到“科举”，经常会有个词一并被人们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实中国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开始的。

　　早在元朝时，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连诗赋一起考，会让士子们弃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这又造成文体“卑弱”，士子风气愈发萎靡，同时也认为科举取士过于“浮华过实”，所以，元朝的政府，对于科举并不是特别认可，屡兴屡废。

　　明朝建立后，初期因为急用人才，荐举一度很兴盛，但是随着政治稳定后，朱元璋开始极为重视科举考试，荐举“恐开私悻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便衰落，科举正式成为帝国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士子应答也只能“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气行文。因而从出题范围、答题标准到试卷文体都成为定式。

　　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时代，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掌握了这些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及第从政后，便可以此为基础，彻底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毫不动摇”的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而统治阶层则不会担心知识分子反对孔孟之道，同时也压制了异端学说，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维护了皇权。

　　将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之中，同时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标准，除了强化思想上的统一，防范“政无所统”、“人言各殊”，还有考试制度方面的考虑。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时间精力有限，面对漫无边际的典籍，几乎无法备考。

　　从汉代开始，儒学经典便开始作为学校里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广等编著《四书大全》、《五经大义》颁布天下，作为各级官学及科举的法定教科书，排斥各家之学，只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士子们应试，按照《明会要·选举》记载，“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凡不合者，无缘中式”。

　　当时人即指出：“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锐的将这种做法比作“秦始皇焚书”之举，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这些评论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明代的“八股取士”学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将文化专制政策发挥到了新的阶段。

　　虽然“八股取士”制度“统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范作弊上却是“有所见树”。因为自古考试，没有不作弊的，宋代时有人以试卷内容或者开头结尾中用虚词作暗号，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时，根据前朝防止作弊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采取糊名、誊抄等措施外，要杜绝作弊，还要必须从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

　　八股文结构题材有特别的限制，它由“破题”，即破释题意，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顺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对破的分别，并且多为对偶句；“承题”，就是承破题的意思，进一步阐明题意，有正承、反承、顺承、逆承之分，但必须要与破题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须要明快关联；“起讲”，也是议论的开始，这里必须要用圣贤的口气，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来句，或用对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须总结全题，简明扼要；“入题”，又称之“入手”，用三五句将上文带入本题；接着便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中间都要具体规定，不得擅自为之，最后“落下”收尾。

　　在如此细致规范下，士子们必须严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难。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须用相同的虚字，如果违反，试卷作废。这样一来更加防范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知识分子宁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接受死板的考试，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试。八股文虽然在防范作弊上有所进步，但是也将考试的僵化刻板发挥到了极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

　　随着“八股取士”产生的恶劣后果远远大于其实际效用时，那么这种考试制度越来越不受士人们喜欢，也越来越阻挡着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

　　南宋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曾经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科举考试产生以来，如何将评卷标准化、客观化，一直是考试制度最难以实现的要求。范冲淹指责当时的考生：“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宋朝《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但是士子们往往不守规矩。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也说：“今经义、论、策一道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体格，以返浑淳。”所以，明朝时，八股文的字数上有严格的限制。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道，限字五百；“四书”义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间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为准，否则试卷就作废。如此一来，使得八股文，在评卷过程变得比从前更加客观和标准，也更加有效率。当然，这种“标准”和“客观”，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义了。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先进思想传入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良制度，以改变虚弱残破任人宰割的现状，“八股取士”首当其冲。“戊戌变法”时，八股文变先于科举制废除，虽然其后，又被恢复，但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无关及第当官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彻底被废除，从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历史舞台。

　　古代殉葬制度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现象了，人死了竟然还要拉一个活人去陪葬，简直毫无道理可言。但是在封建时代，大家这么多做竟然还给安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了。据说有些殉葬还会拿童男童女，那古代的殉葬制度到底是怎么挑选殉葬对象的呢？

　　在古代的封建王朝时期，当时可以说有非常多的规章制度，并且这些规章制度都是让人觉得发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活人殉葬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说是非常残忍的，对人们也是很不公平，有的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殉葬，也有的被杀死之后再殉葬，不管怎么样来说这对这些无辜的人都是非常无不公平的，但是他们生在当朝的朝代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种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其实古代的人用殉葬这种制度，就是为了那些达官贵族去世了之后能够有个好的兆头，他们一直认为有人殉葬的话，这些人死后的灵魂将会继续为这些达官贵族的人所服务，但是这是是一种封建的思想罢了，那他们埋葬的大人是为了当作奴隶，那为什么有的人下葬的时候是需要童男童女的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特别是那种皇室的人去世了之后，他们都需要大量的人去跟皇上一起陪葬，也有很多人迷信都愿意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们在死后还能继续的服侍皇上，但是如果遇到有人反抗的话，皇室的人将会将他杀害，再扔下去陪葬，对这些人来说是非常的残忍的，他们之所以用人陪葬，就是为了能够在黄泉路上有人陪伴着皇上，更多的就是让他们继续当作奴隶一样。

　　而那些帝王家所选用的童男童女陪葬，就是因为童男童女七窍未开，仙气还没有散尽，在帝王去世之后这些童男童女可以帮助自己，尽快的升天早登极乐世界，更多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童男童女们把这些皇室的人死后带到另外一种世界上，所以古代的人也是非常的迷信，他们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死后的帝王们获得更好的待遇。

　　若提起“丞相”这个词，相信大家脑海中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臣。如果再提起“宰相”这个词，恐怕大家脑海中浮现出的词汇依旧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既然“丞相”与“宰相”都是指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元老重臣，那么二者是同一个官职吗？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丞相为官职，宰相为习惯用语

　　关于“宰相”与“丞相”，大家往往都误以为它们是一个相同概念。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丞相与宰相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丞相是一个明确的官职名称，而宰相则是对辅佐君王处理政务者的一种习惯性称呼，并非一个官职或官位。

　　丞相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纷纷设置相国之职，辅佐国君处理国政。不过，这个相国和今日所讲的丞相并不是一个官职。丞相本是指协助相国处理政务的官职，是相国的副手。到战国后期，丞相逐渐侵夺了相国的权力，丞相正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

　　秦朝统一六国后，依旧设置丞相一职，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西汉建立后，承袭秦代的制度依旧设置丞相，命其辅佐皇帝，如汉初之萧何、曹参等人就曾官拜丞相。正因丞相位高权重的特性，也就奠定其在人们心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不过，丞相作为官职并非如常人想象的一直出现在历史中。西汉哀帝时，延袭了三百余年的丞相之名就被改为了“司徒”，自此之后，除蜀汉与曹操掌权时曾短暂设过丞相，丞相之职几乎就在历史中消失。直到唐代设左右丞相，丞相之名才再次在历史中出现，并延续至明太祖废除丞相为止。

　　宰相这一名称的出现于丞相几乎相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庄子》中就以有了对宰相的记载，《吕氏春秋》中更是直言：“如果上天要降灾祸于国君，宰相可以代替国君受过。”

　　只不过宰相不同于丞相，它并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宰”其意指主宰、管理之意；“相”本意为相礼与人，但也有辅佐之意。是故，将“宰”“相”二字连用，用于指代那些辅佐君王处理朝政的臣子，如丞相、尚书令、同平章事等。

　　丞相是宰相，但宰相不一定是丞相

　　祝总斌先生曾经对中国宰相的性质作出过精辟的定义，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要一个官吏拥有了以下几项权力，就可以被称之为“宰相”：1、必须拥有能够和皇帝商量政务的“议政权”；2、拥有“执行权”，能够监督、督促百官执行政务。这两项权力缺一不可，只要缺少了一项就不能被称为宰相。

　　因此，按照祝先生的标准来看，汉代的丞相作为三公之首，不仅能同皇帝商量军国大事，还能监督百官（九卿）处理政务，作为宰相也就理所因当。

　　然而，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丞相这一个官职可以被称之为“宰相”。

　　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尚书省（或称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有时会是尚书左仆射）；唐代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宋代的同平章事均可被称为“宰相”。明代的内阁首辅与清代的军机大臣虽然也是位高权重，但是按照祝先生的标准，他们没能同时拥有“执行权”与“议政权”，无法被称为宰相。

　　是故，丞相与宰相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只要担任丞相基本都可被称为“宰相”，但并不是只有丞相可以被称为宰相，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官职可被称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