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水混凝土外加剂有哪几种
1.使用减水剂2.是一种在维持混凝土坍落度基本不变的条件下，能减少拌合用水量的混凝土外加剂。大多属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木质素磺酸盐、萘磺酸盐甲醛聚合物等。加入混凝土拌合物后对水泥颗粒有分散作用，能改善其工作性，减少单位用水量，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或减少单位水泥用量。

三维动画制作收费是按秒来收费的，一般的三维动画制作一秒钟大概三00左右，如何要求品质高的需到500一秒、影视剧级别的要求一秒就需要上1000元，具体的要看顾客的要求。

1个60秒的动画可能需要8000到30000元，或者更多，这取决于与动画风格要求相关的综合因素。比如三维动画普遍比2维动画更贵，定格动画是另一种动画形式，也可能很贵。因为每个场景都是手工模型制作，非常耗时和需要很多的创意。

大多数动画公司制作1分钟动画的价格在6000元到10000元之间。当然，电影级别的动画价格要另当别论，电影级别的动画预计1分钟动画的价格可达百万元。

　1、上海注册公司流程

　　(1)名称核准。当前，上海市面上各行各业公司数量众多。所以，为确保公司名称顺利通过审核，申办者最好多准备几个备选名称，并提前进行名称预核准，以提高核名通过率；

　　(2)提交材料。在核名通过领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后，创业者需将进行工商登记的材料准备齐全，并由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然后前往工商大厅现场进行提交；

　　(3)领取执照。营业执照是企业能够开展经营活动的凭证，有正副本之分。一般来说，领取营业执照需按预约时间进行，并携带《企业准予设立通知书》及申领人身份证原件；

　　(4)备案刻章。公司经营期间需用到一系列印章，这些印章包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备案刻章需到公安机关指定刻章点办理，以确保印章刻制的合法性；

　　(5)开立账户。该账户是指银行基本户，以用于公司日后资金方面的往来，开户行可根据创业者自身需要自由选取，建议选择公司附近的银行办理；

　　(6)核定税种。核定税种主要是核定纳税人身份以及应申报的税种，以便于公司日后记账报税。此后，在税种核定完毕后，企业还需购买税控设备及发票。至此，上海注册公司流程基本完成。

　　2、上海注册公司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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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租房费用。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如自有注册地址或经营场地，则该部分费用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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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户费用。不同银行收费情况不同，大致需要400-1000元。

　　4、购买税控设备及发票费用。大致需要600-800元。

　　另外，创业者注册公司如果选择注册资本实缴，那么还需准备与登记数额相当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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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排放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内容是什么

碳排放管理师考试内容包含《碳排放理论》和《碳排放管理实务》两部分。

满分为150分，90分以上视为考试合格，最终成绩换算为百分制。

碳排管理师的专业技术人员考试采用线上机考的形式，其中碳排放管理师考试内容包括“碳排放理论”和“碳排放管理实践”两部分。

综合为一张进行考试，由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简答题组成。满分为150分，90分以上视为考试合格，终成绩换算为百分制。考试时间在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第三周周末进行考试，考试全程人脸识别，考试电脑需要配备摄像头。

碳排放管理师证书是国家是承认的，而且碳排放管理师可以从事的工作非常广泛，专业性较强，涉及了碳资产管理、碳达峰与碳中和规划编制、碳标签、碳足迹和低碳产品认证，也包括提供外部的碳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等相关服务。

可从事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有很多的事业单位都需要碳排放管理师，而且都是非常不错的大企业，好比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这些都属于是国内高排放行业所以这些行业都需要碳排放人才。

同时，碳排放管理师证书也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凭证之一，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也是境外就业、对外劳务合作人员评定技能水平的参考依据之一。

二、碳排放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注意事项有哪些

现阶段碳排放管理师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和电力、水泥、钢铁、造纸、化工、石化、有色金属、航空等八大控制排放行业。全国范围的数量大约是8000多家，碳排放管理人才缺口巨大，碳排放管理师将迎来供不应求的就业前景。

经考试合格者由国培网颁发碳排放管理师专业（职业）技能证书。同时持证人员信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国改革报进行公示。依据《职业教育法》规定，可做为持证人上岗就业和晋职考核重要参考依据。碳排放管理师证书。

总结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碳排放管理师就业前景很不错，市场人才需求量大，想要提升自己职业技能的同学可以抓紧学习起来，趁大家还没卷起来的时候，把证拿下。

“兴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以及内迁之初，完全依赖于畜牧业和狩猎业为生，这两项是他们传统的经济部门。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俗尚武，无法令赋税”的生活。

随着内迁后与当地各族人民，尤其与汉族人民的相处交融，党项羌族人民逐渐吸取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部分党项羌人民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在整个党项羌族社会中居于次要地位，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夏建国前后。

党项羌族占领了兴、灵、甘、凉等州之后，由于这几个州都是水草肥美、自然环境优越、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农业逐渐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此后，在西夏国内，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

西夏在立国前，土地关系比较简单，为部落占有制。牧地和耕地都是公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公地为部落酋长所控制。随着夏州割据政权势力的壮大，特别是其统治地域的扩展和西夏王朝的建立，统治阶级采取了积极的封建化措施，使西夏的生产关系较快地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变。

西夏的土地占有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总体而言，有国有制、贵族大土地所有制、寺院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4种形式。

土地国有，即皇室占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我国古代，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主所有，西夏也一样，名誉上全国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即君主所有，但这里的土地国有主要是指西夏皇室固有土地和国家武力攻占的耕地、牧场和山川林泽。这些土地由农田司、群牧司等政府部门直接掌管。

贵族大土地占有制。主要是指西夏国的皇亲国戚所拥有的世袭土地和通过侵夺、兼并而得到的土地。

寺院占有制。西夏是一个礼佛至上的国家，全国上下皆笃信佛教，佛教在西夏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以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察，佛宇遗址，只橼片瓦，但仿佛有存着，无不必葺”，佛教的兴盛使西夏僧侣们的群体庞大，社会地位较高。

日常所需除了施主的布施、捐赠外，主要依靠寺院占有的土地收入为主。寺院占有的土地，有皇室赐予的，也有一些是施主捐赠的。

小土地占有制，即普通的民田。这种土地所有权是最不牢固的，随时有可能被贵族地主掠夺而去，这种土地可以买卖。

税收是供给皇室和官吏支出、维持政府运转、保障军队平时和战争费用的经济命脉，是西夏政府十分重视的大事。西夏的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唐宋中原王朝对归附的蕃人所采取的轻赋政策，并且在国内推广。赋税分为农业税、畜税、工商税三大类。

农业税又分为耕地税，租、庸、草税，人口税三部分。耕地税缴纳的是实物租税，也称“产品租税”，西夏有以耕地多少缴纳农业税的制度，是一种固定税制，实行“计亩输赋”的政策。以耕地面积课税是最普通的制度，也是中国历代相传的主要税法，西夏继承了这种税制。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诸郡县转交租，所属租、佣、草种种当紧紧催促，收据当总汇，一个月一番，收据由司吏执之而来转运司。”这说明西夏的赋税中除纳粮食地租外，还服劳役和缴纳草。

另外，西夏农户还有按人口纳税的规定。西夏经济中畜牧业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畜税是西夏政府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税的征收是个体牧民按畜产多少提供披、甲、马等军事装备。西夏的工商税分为榷课和商税两大类。所谓榷课制度，是指西夏对盐酒、木材、烧炭等行业实行监管并征收税收。商税是西夏对境内一些具有买卖、交换性质的行业，如商铺、典当、货物交换、买卖婚姻等实行征税。

西夏的徭役主要有兵役、夫役和职役等。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崇尚武力，实行全民皆兵制，承担兵役是每一个公民，尤其是男性公民应尽的义务。男从15岁～70岁都要服兵役，用于戍守边境、点集出征、修缮等。

西夏夫役的内容较为复杂，项目众多，重要的有修治河渠、桥道、修建宫阙、王陵等。职役为差役，由于史料缺乏，西夏的各种职役的承担者的身份和性质都无从了解，只知道西夏的职役类似于宋朝的职役，是西夏人民的一个沉重负担。

党项羌族人民长期从事畜牧业，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知识和技术。西夏立国后，地域扩大，草原地区增多，这使西夏畜牧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西夏境内的定州、瓜州、沙州等地都有广阔的草原，水草肥美，适宜放牧。特别是凉州一带，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美誉。

另外，中原各王朝对西夏畜牧产品的需求，使经营畜牧业有着丰厚的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西夏畜牧业的发展。西夏畜牧业的品种主要为羊、马、驼、牛、驴、骡等。西夏的畜牧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设有“群牧司”统管全国的畜牧业，官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

狩猎业是与党项羌族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传统行业。夏州割据政权的重建者李继迁就曾以狩猎时一箭射中老虎的眼睛而被党项各部所熟知。西夏文《月月乐诗》里曾描绘了西夏狩猎娱乐的事：

……

二月里……在这强大的国家里，到处是潺潺流水，草儿葱绿，人们在山上猎杀野牦牛。

……

七月里……安装上捕鸟的网，人们在追捕鹿群，收割稻谷。三种值钱的东西（鸟、鹿和稻谷）都要到手。

八月里……唐古特人和汉人拆除障碍，拉着黑线和白线在捕鸟。

九月里……国内开始捕鸟。

十月里……国内到处在捕捉鸟雀。

……

狩猎不仅是西夏传统的生产部门，也是最高统治者与部落酋豪商议国事的重要手段之一。李元昊每次出兵前，都要率各酋豪、部落首领狩猎，借享受野味的同时，就一些重大决策形成统一的意见。西夏人狩猎的对象有虎、豺、狼、鹿、猴、黄羊、狐狸、兔、刺猬、鹰、雕、雁、鸳，等等。西夏人狩猎的经验和手段都非常丰富。

西夏在立国之前，党项羌族居住于夏、银、绥、宥等地区，这一带自然条件恶劣，不具备农业生产的条件，再加上频繁的战争，使田地荒芜。因此，党项羌族基本上依靠饲养家禽和游牧采集、狩猎为生。虽有部分党项人学会了农耕，但农业发展缓慢。

到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时，西夏拥有了南望祁连山，北临大漠的河西走廊和土地肥沃的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一带的绿洲地区自古就是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农业文明发达，甘、凉、肃、沙等州在汉唐时期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明珠般窗口，唐朝诗人曾有“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的诗句描述当地的丰饶。

而西夏的国都所在的宁夏平原的灵、兴等州在黄河水的灌溉润泽下，唐朝时就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的美誉。汉唐以来修了“秦家”“汉源”“唐来”“七级”“特进”等渠，促进了当地农业文明的发展，在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下，西夏的农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李元昊深知“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藉水之利”的道理，在原有的水利设施基础上，西夏时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今平罗德新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沟渠的遗迹至今仍能看出。

“昊王渠”等渠道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西夏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兴、灵一带成为“国人赖以生者，河南膏腴之地”，这也是西夏国境虽小，却能富强的经济原因，这里所产的粮食除供西夏国内宫廷、驻军和当地居，民食用外，还用于支持西夏其他地区。西夏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中有“农田司”管理农业，同时也注重利用前人开发的水利设施，还制定了适宜于本地区的水利工程技术和管理制度，有合理的劳役、用料制度，有严密的灌溉制度，有严厉而合理的法律保障。

西夏的农业生产品种主要有麦、大麦、荞麦、青稞、糜粟、稻、豌豆、黑豆、小豆、红豆等，以稻、麦为主。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菜等。先进的耕作方式和农具的使用是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西夏境内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与宋朝境内汉族农民所使用的基本一致，西夏也已普遍使用牛耕。西夏农业中所使用的农具有犁、耙、锹、耧、镰刀、碾等，西夏的农业发展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党项羌人在内迁之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这时，党项社会中设有专门的常备武装力量。部落成员出则为骑，入则为民，个个都是战斗者，因此，党项内部“贵壮贱老”成为社会风尚。

随着战争的频繁，党项部首领的权力逐渐加强，这时也出现了部落兵。这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特点，各级酋长就是各级军事组织的指挥员，此时的军令、军制只是口头约定的，还处于萌芽状态。党项部落在不断地内迁、掠夺战争和受封于中原王朝的进程中，逐渐加快了党项军事组织的发展。部落兵逐渐强大，并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军事体制中。党项人有了较为稳固的常备兵，这是西夏兵制的发展阶段。

夏景宗嵬名元昊在继位后，怀着“英雄之生，当王霸业”的雄心，特别注重军事的建设和改革。元昊自幼熟读兵书，能征善战，他首先对党项原有的部落兵实行规范的强化，“以兵法勒诸部”，使松散的部落兵听从统一号令，更具战斗力。他在改善以前党项部落兵制时，结合宋朝的军制，改革统军体制，设置了三级统兵体制，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军机构，总理全国的军事事务。

经略司、正统院、统军司、殿前司为二级统军机构。为了便于中央对地方部落兵的管理和调遣，西夏仿照宋朝的“厢”“军”建制，将全国分为左、右两厢，以黄河为界，河东为左厢，河西为右厢。在全国建立起地方监军司制度，设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并规定驻地。这种监军司是集军事与行政性质于一体的制度。

但是，监军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有增、减、更名、迁移驻地等情况，所以也有18监军司一说。兴灵镇守军、护卫军和各地的监军司一同构成了西夏的第三级统军机构。西夏还实行普遍兵役制，即全民皆兵，这一时期是西夏兵制逐渐成熟的阶段。

西夏的军队按性质和任务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皇帝侍卫军、中央军和地方驻军。皇帝侍卫军是从部族兵中选出的精锐组成的，由皇帝亲自掌控。中央军应为镇守都城兴庆府和重镇西平府的卫戍部队，还有“擒生军”，这两部分军队由皇帝和枢密院直接掌握调动，装备精良，以备战争时随时调遣。地方驻军是西夏各地的监军司军队，他们是西夏军队的主要部分。

西夏的军队按其装备、技能和作战方式可分为骑兵、步兵、炮兵、水兵和强弩兵等兵种。骑兵是西夏军队中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兵种。史书称西夏骑兵为“铁骑”、“铁林”“铁鹞子”，在战斗中一般都是冲锋在前，是中央军与地方军中不可缺少的兵种。

步兵是西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数最多。步兵主要是配合骑兵作战，各军中的“擒生军”以及战争中被俘获的汉人（撞令郎）都是步兵。由党项部落子弟组成的步兵，能征善战，所向披靡，其中以横山羌最为著名。炮兵是西夏军队中发射火炮，用抛石机掷石块的士兵。

水兵由西夏境内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组建，由善水性的人组成，配备舟船和轻便渡河的“浑脱”（即今宁夏黄河上传统的渡河工具——羊皮筏子）为作战工具。由于党项羌族本民族是游牧民族，善骑射，西夏又出产良弓，所以强弩兵有很大的威力。

西夏在立国之前的李继迁时期就曾“曲延儒士”，李德明也曾大兴中原之风，此后的西夏历代君主也都十分注意对汉人儒士的任用。

这些汉人儒士在西夏国家封建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张浦、张元、吴昊、张陟、张绛、杨廊、杨守素、张文显、张延寿等，原来都是宋朝的官员，西夏开国之时，他们中有的人就分别担任中书、枢密、侍中及诸司之类的重要官职。他们倾平生所学，为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继迁时的张浦是银州人，侍奉李继迁、李德明两世，忠诚练达，知无不言。张浦死后，李德明在为他追丧时，曾失声痛哭，并赠予“银州观察使”的称号。李元昊称帝后，追封张浦为“银川佰”。张浦之所以能够得此殊荣，是源于张浦对夏州割据政权的重建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张浦对李继迁反宋根据地的选择、争取党项羌族的支持、反宋的成功以及辅佐李德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史料记载，夏州留后李继捧归宋后，李继迁留于银州，不愿意内徙，在谋划策略时，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而张浦不以为然，他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张先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党项羌族豪右，卷甲重来。

李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从而逃到蕃族聚集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张浦主张走避漠北，是考虑到漠北所具有的地理优势和人文优势。漠北地斤泽的地理优势在于，距夏州300里，善水草，便蓄牧，四面沙碛，兵难骤进，易守难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地斤泽的人文优势在于，此地是蕃部所聚之地。这里的蕃族逐水草而迁徙，较内徙于夏、银、绥等地的蕃族而言，更善于骑射和作战，有利于继迁建立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反宋军队。当地的党项羌“以姓别为部落”，内部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

在此历史条件下，要想得到当地蕃族的支持，则必须先取得各蕃部首领的支持。张浦提出联络豪右的策略符合当地党项羌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形式的特殊性。此后，在李继迁反宋朝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张浦的鼎力辅佐，为此，宋朝曾扣押张浦以遏制李继迁的反宋行为。

李继迁在临终之际把李德明和夏地方政权的未来都托于张浦，说：“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这足以看出张浦在夏地方政权成长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李德明继位之初，宋针对夏地方政权处于“国危子弱”的情况，对其采取以厚利诱使各蕃部归宋、通过战争的方法征服等策略进行攻击，想使其归附于宋。但何时归宋，以什么样的方式归宋？这都关系到夏政权的存亡。

在这一关键时刻，张浦又一次为夏政权作出了贡献。他建议李德明借取得凉州之战胜利的机会，向宋朝提出归附，从而使西夏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巨大的实惠。

李元昊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很注意培养和招揽人才，西夏国内任用的很多官员都是不分蕃汉民族，这也是西夏政权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体现之一。宋朝许多文人“举子不弟，往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汉族书生张元、吴昊受李元昊重用的故事更是被传为佳话。

张元、吴昊两人本不叫这个名字，他们都是满腹经纶、胸有大志之人，中原当时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一般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显亲扬名、飞黄腾达。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劝学诗》，既是统治阶级劝诱学子们苦读的格言，也是他们及第之后获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但不幸的是，张元、吴昊二人却“累举不第”。一次次的失败使他们丧失了信心，两人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他们本想弃笔从戎到西北边疆去，在战场上为祖国效力，可到了边疆之后，宋朝西北边将的犹豫却使他们有了“径走西夏”的想法。他们二人历尽艰难到了兴庆府。

为了能够引起李元昊的注意和欣赏，他们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即把元昊二字拆开，分别作为自己的名。他们到西夏皇宫门前的一个酒家，喝了一天的酒，等有八分醉意的时候提笔在酒家墙上写道：“张元、吴昊，来此饮酒。”巡逻的士兵见他们的装束不像西夏人，便将二人拘捕起来，并将此事告知李元昊。

李元昊十分惊诧，很有兴致地召见了他们。经过交谈，李元昊觉得二人语出不凡，便以礼相待，授以官职。张元、吴昊二人在西夏参与国事，张元在西夏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官至西夏国相。他曾在仕途得意之时写了《咏雪》一首，以表达他的心情：

七星仗剑决云霓，

直取银河下帝畿。

战退玉龙三百万，

断鳞残甲满天飞。

李元昊因张元聪慧果敢、多奇计、喜欢诛杀，与自己的性情相投，而特别欣赏张元，对张元委以重任。李元昊时，西夏立国、攻打宋朝的方略，大多是由张元、吴昊他们策划的。如好水川之战就是由张元策划的。

李谅祚时期的景询、苏立二人也是汉人。李谅祚也是一个汉文化的钟爱者，他“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当年西夏攻掠秦凤一带时，俘获汉人苏立，李谅祚见其有才，便授以官职，苏立在西夏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景询，延安人，很有学识，但犯了死罪，为了逃命，他投奔到西夏。苏立向李谅祚举荐了景询，李谅祚爱其有才，就授予景询学士，景询也为李谅祚时期攻掠宋朝的成功出力不少，因此，宋朝曾下令边将若俘获景询后，杀无赦。

西夏前期的这些汉人多为谋臣，他们为西夏立国兴邦出谋划策，或出使大国，不辱君命；或参谋军事，出奇制胜。李守素、张元、吴昊、景询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西夏后期，由于李乾顺、李仁孝两朝对儒学的大力发展，西夏国内的汉族文人学士辈出。

仅见于文献记载的翰林学士就有数十个，如第一批翰林学士中的王佥掌管编修实录，杨彦敬是仁宗时期的名臣；刘志直和他的弟弟刘志真都是当时的名士；李国安由翰林学士任邢部尚书，掌管国家法律、刑狱事务；权鼎雄以文学著名而被授予翰林学士。

襄宗李安全夺位后，权鼎雄弃官隐居山林，神宗李遵顼继位后，又召他为左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机密、边防事务，后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课考、升降、调动等事务，是当时的名臣。

夏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崇宗李乾顺卒，终年56岁，在位54年，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陵名“显陵”。他的儿子李仁孝继位，当时16岁，就是西夏仁宗。

仁宗与前三代君主有所不同，西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都是幼年继位，朝政都曾被后党把持，而仁宗从继位之初就执掌政权，开始彰显自己的政治才能。

李仁孝在为他父亲办完国丧之后，在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大德五年（1139年）十一月，尊其母任氏与曹氏为两宫太后。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两宫太后势均力敌，不能干预朝政。其次，他立罔氏为皇后。他选择罔氏为后，也是颇有用意的。

罔氏家族在党项族中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罔氏本人又是一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人，尤其是她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一点深为仁宗赞赏。仁宗立罔氏为后，有两个作用：一是依靠罔氏部族加强皇族的势力；二是为仁宗政治革新中的大兴汉学奠定了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仁宗李仁孝就完全控制了朝政，仁宗以其过人的政治头脑赢得了“制义去邪”皇帝的美名。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更是懂得“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道理，崇儒重教是基本的文化国策。夏仁宗李仁孝也深知“人才乃国家兴衰之所系”，所以，仁宗在取得政权的初步稳定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核心仍是加紧推广汉化。

内容涉及制度、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成就是在教育领域内的革新。由于封建国家发展的需要，仁宗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西夏国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李仁孝在封建政权机构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了官职名称，使西夏的官职由以前的蕃汉两种称呼变成一种称呼，完全按照宋朝的官制和职官名称确立；二是进行封王制，以巩固西夏封建所有制和皇姓家族的统治。

在精神文化领域内，李仁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弘扬佛教。在全国范围内仿宋朝办学校、兴科举，这是仁宗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西夏到李仁孝时，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出现了稳定繁荣的景象。这与西夏仁宗的兴汉学、重视人才培养不无关系。

夏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为了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和规模，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学校。“国中增弟子员三千人”，人才培养的数量提升了10倍，对象也由原来的蕃汉官僚子弟中的俊秀者扩展到了低级官僚和庶人子弟之中，开始了全国范围普遍意义上的人才培养。

另外，为了加强对党项贵族宗室子弟的培养，仁孝又特意在宫廷中设小学，培养的对象是皇族宗室子弟，年龄在7～15岁。选专门的人予以训导，仁孝和皇后罔氏也常去讲授。1145年，仁孝又模仿中原制度，创立大汉太学。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篇《新修太学歌》，赞美了夏仁宗重修太学的事情。根据史料《新修太学歌》（西夏曾于1192年重建太学）记载的内容看，西夏太学的形制完全继承了中原汉唐的传统，西夏所设太学应属西夏国学之大学，也是西夏的最高学府。西夏太学的生员学习的主要是蕃汉语诗文，还有医学知识和佛学。太学的设立使西夏的教育机构设置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也使西夏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年（1146年），西夏又尊孔子为“文宣帝”，让各州县建立庙宇、立孔子像，使西夏百姓顶礼膜拜。李仁孝为孔子加帝号以示尊崇，此举在中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148年，仁孝仿宋制建“内学”。

宋在理宗时设内小学，专门收贵胄子弟中的超异者和宗室10岁以下儿童资质优秀者入学教育，设有教授、直讲、伴读等教官。西夏既是仿宋建内学，那么西夏的内学也与之相类似，也选名儒主持。当时的西夏，在汉文化的濡染之下，不少的党项羌人精懂儒学，造诣精湛，与内地的汉族文学人士相比并不逊色，如斡道冲、濮王仁忠、骨勒茂才等人都是善用汉文化来浇灌西夏社会的代表人物。其中斡道冲就曾被任命为蕃汉教授。

元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西夏相乌公画像赞》中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在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这一方面表明了斡道冲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之高。

同时，也反映了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和儒学人才的极度重视。在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夏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另外，李仁孝在官吏的选用制度上也进行了革新，以适应西夏封建化发展的需要。仁孝时期，模仿宋制实行了科举制。夏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李仁孝建立“立唱名法”，在宫中亲自策试举人，并复设童子科。

于是，“取士日甚”。这无疑扩大了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使大量的有识之士脱颖而出。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就是科举出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

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西夏神宗时的权鼎雄，是天庆中举的进士，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进士科，翰林学士王佥、焦景颜、刑部尚书李国安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时西夏的科举制虽然在取士科目上还有局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已达到了形式上的完备。自仁孝实行了设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灭亡。

李仁孝对西夏人才的培养和汉文化在西夏的传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此，儒学的统治地位在西夏完全确立。西夏蕃汉文化的斗争在经历了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李乾顺到李仁孝时期，最终以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仁宗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使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西夏进入了全盛时期。

党项羌族人民早年以游牧为生，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有简单的皮毛、木器、酿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业，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从邻近的汉族那里交换获得。随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党项民众、统治阶层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西夏手工业的发展。

西夏立国后，民族区域特色非常明显的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些产品甚至可以与宋朝的手工产品相媲美。冶铁业中的兵器与农具的制造，直接推动了西夏政权的发展和壮大。采盐业成为西夏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皮毛加工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活字印刷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西夏在冶金铸造、皮毛加工、丝麻纺织、湖盐提炼、陶瓷烧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等行业有较完备的体系和相当的生产规模，这源于西夏政府的扶植和对宋朝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借鉴。西夏的手工业分官、私两种，在西夏的行政机构中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造纸院、织绢司、金作司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冶金、锻造、建筑、印刷、造纸、制陶、纺织等行业的生产管理。

西夏的手工业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在西夏国内的手工业者分为依附匠和自由匠两大类。依附匠主要是来源于罪犯和战俘，自由匠主要是西夏民间的个体手工业工匠。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生产者在西夏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质地优良的纺织品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织牦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在西夏国内有专门的纺织业作坊，西夏的纺织业是在原有的皮毛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毛纺织业是西夏纺织业中的亮点，既是官营手工业生产部门，又是党项羌族人民普遍的家庭副业。

西夏皮毛加工业的原料主要为羊毛、牛尾、山羊绒。制成品有：皮帽、皮衣、皮裤、皮袍、皮靴、皮袋、皮褥等。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还保存有牛毛。毛制品在西夏的应用也很广泛，毛毡、毯、褐是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党项人用它做成毡帐篷作为冬暖夏凉、移动方便的居室，毛制服饰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

西夏灭国之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过西夏故地额里哈牙（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他在游记中写道“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百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百骆驼毛制之也”，间接地反映了西夏毛织手工业的水平。

除传统的毛织业外，西夏还有丝织业、麻棉纺织业存在。西夏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但是境内也出产桑蚕。据《水经注》记载，“河水以北薄骨律镇城（今宁夏灵武市），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以桑果余林，仍列洲上。”《资治通鉴》在描绘唐朝时期的陇右地区时也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

如此丰富的桑蚕资源，为西夏的丝麻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的丝麻纺织品种多，有素罗、纹罗、纱、绸缎、绮、工字绫、异向绫等，西夏人不仅能织普通的丝织品，而且还能织造高级的文锦，其中在西夏陵108号墓出土的茂花闪色锦在中国属首次发现。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婴戏印花绢、绣花荷包和绢花等，织工细致、图案精美。

西夏的丝织品与宋朝的丝织品的织法有所不同，且品种较多，薄厚不一，有粗细之分，有的有皱，有的有孔。棉麻布的生产在西夏也十分广泛，西夏所统辖的沙州地区，自汉唐以来就以生产棉花而出名，棉布也是当时西夏的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衣物面料。

另外，从已发现的西夏壁画中供养人的衣服、木板画人衣、织物等，清楚地反映西夏的印染业相当发达，印染色彩丰富。

闻名遐迩的冶炼业在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文物中，金、银、铜、铁类文物占了较大比例。据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记载，西夏“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说明了在西夏境内产金、银、铜。但实际上，西夏的金产量并不高，主要还依靠从外进金来从事金手工业生产。西夏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莲花盘、刻花金碗、金佛像、金剔指等，宁夏境内出土的银碗、银钵、银盒、铜牛等，工艺十分精湛，反映了西夏很高的冶炼、铸造、雕刻、抛光、鎏金工艺水平。

西夏境内的铁矿资源丰富，尤其是横山一带土地广袤，千里沃壤，人物剽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西夏人恃以为生，这成为西夏冶铁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西夏是以武立国的国家，很重视军器制造，因此，西夏的冶铁手工业主要用于生产工具和军器制造。

西夏锻造的兵器在当时很有名气，在宋朝人的眼里，“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北宋将领曾这样赞叹西夏将士所穿的铠甲：“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党项羌人的冶铁已采用竖式风箱，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工艺设备。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画面上两个人手扶铁锤，密切合作，正在锻打铁具，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西夏冶炼工人的劳动情景。冶铜是西夏冶炼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的铜器制造分打、铸两种。

目前出土的铜器有铜牌、铜镜、铜刀、铜门钉泡等。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的西夏文铜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标有“奲都五年”（1061年谅祚年号），印文是西夏文“首领”二字，制作精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印。昔日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名刹承天寺，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博物馆，当年的佛殿如今陈列着很多珍贵的西夏文物。

人们进入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西夏陵园101号墓的鎏金大铜牛。这尊卧式铜牛由青铜铸造而成，长120厘米，重188千克，体形硕大模制浇铸成型，中间是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体态健壮，形象生动。鎏金铜牛是西夏艺术品的珍品，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被列为宁夏一级保护文物，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颇具特色的陶瓷制品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到了唐代，我国的制瓷技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享有较高的声誉。进入宋朝以后，制瓷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制瓷技术日益精湛，产生了几大名窑。

宋瓷的种类繁多，从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千姿万态，艺术价值颇高。像以前被誉为“丝绸之国”一样，此时，中国又被称为“瓷器之乡”。china一词，就有“瓷器”之意。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宋瓷也传播于西夏境内，瓷器成为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制瓷业是西夏的重要手工业之一。

目前发现的西夏陶艺多数保存完好，其出土地点广泛，反映了西夏具有发达的陶瓷业。从瓷器的形制和质地来看，西夏的瓷器制造业比起中原宋朝的瓷器制造业虽有逊色，但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以烧制白瓷、褐釉瓷、黑瓷和青瓷为主。器物的种类有碗、碟、瓶、盂、缸、炉、壶、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砚台、砚滴等文房用品，有象棋子、围棋子、牛首埙等娱乐品，有人物、动物、猴面人身、观音送子等塑像，有纺轮等一些生产用具和兵器，有如意轮、金钢杵、法伞、念珠、莲花座等佛教器物，还有其他各种建筑构件和饰品。

我国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发现的西夏瓷器有数十种、上千件之多，其中高足器和剔花品种是西夏瓷器的显著特点。在西夏境内有专门烧制瓷器的窑址，1984年～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灵武发现了西夏时期的窑址。另外，在宁夏贺兰山插旗口内也有一处窑址，所烧白瓷仅在西夏陵区的陵邑遗址中有所发现，这很可能是一处专为西夏皇宫烧制瓷器的秘窑。

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存有西夏瓷窑。西夏的大部分民用瓷器都是自己烧制的，这些瓷器生动传神，神态各异，工艺精湛，在模仿中原瓷器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扁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

西夏陶瓷器生产的另一特色是有大量的釉陶建筑构件。在西夏王陵的遗址、西夏宫殿遗址中残留了许多琉璃瓦片。可惜的是，在蒙古军的毁灭性破坏下，宫殿和陵园的原貌已无法知晓，我们只能从出土的各种建筑构件中想象它们曾经碧瓦重檐、装饰华丽的昔日辉煌。

建筑业　西夏的宫殿、官府等官式建筑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几处佛塔庙宇、王陵和一些宫殿遗址，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残存的建筑构件中来探讨西夏建筑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和特点。在宁夏银川市西北约70公里处的贺兰山水沟口，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绵延约10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雨的侵蚀，建筑的主体早已不在，但从残留的台基、垣石、踏步等来看，此建筑自下而上依山体筑成阶梯状，匠心独具，格调天成，上下错落有致，高达50余米，十分壮观。

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一座多么高大别致、富丽堂皇的宫殿，它就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为其爱妃没氏所兴建的离宫。离宫是西夏皇家建筑中的一种，除了宫殿建筑之外，西夏的皇家陵墓——西夏王陵和境内众多的佛塔建筑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夏建筑业的水平相当高。

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工建筑，包括宫殿、坛庙、衙署、兵营、陵墓、苑囿、王府、权贵宅第等；另一类是民间建筑，包括民舍、作坊等。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时，都要用法律形式将官民建筑的形式和规模确定下来。宋代成书的《营造法式》，详细地记述了官式建筑的设计、施工、用料等，对宫殿建筑的形体、构件和细部装饰处理都作了严密的规定。

从西夏的宫殿遗址、现存塔庙和西夏王陵出土的大批建筑材料及装饰构件，如鸱吻、石础、石柱、方砖、套兽、垂兽、瓦当、滴水等来看，这些构件大都属于《营造法式》中所明确规定的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筑的构件，这说明了西夏王朝在建筑上基本承袭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传统，例如瓦当构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瓦当多用莲花图案，西夏的瓦当滴水的花卉饰纹大多也是莲花，显而易见，这是继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筑艺术风格。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了佛殿、寺庙、皇宫的建筑材料、色泽、规格等，若违律则要受到惩罚，这说明西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传统建筑伦理的建筑技术规范。

西夏党项羌族原来的居所习俗是“其尾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谈不上建筑。李德明在兴州曾“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李元昊正式立国之后，西夏的建筑业也随着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需要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夏在建筑风格上多受中原唐宋王朝建筑文化的影响，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其中的。

从唐到宋的几个世纪中，党项羌族人民从青藏高原一带迁居到西北地区，他们长期与汉族杂居，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多有变化。另外，党项拓跋李氏在唐、五代至宋初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世代为官，他们的汉化程度更甚于其他党项羌人。为了建国立邦，党项拓跋李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向中原王朝学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建筑业。因此，西夏建筑的特点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的建筑也有自己的标志性特色。屋身构件中的人像支座，质地为红砂岩，底部平整，双目圆睁，高颧塌鼻，阔嘴厚唇，袒胸露乳，双手扶膝，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是西夏标志性建筑构件之一。还有西夏王陵出土的琉璃和灰陶的鸱吻，形状为龙头鱼尾的神兽，龙头上腭翘起，背饰鱼鳞，腮饰蕉叶纹。蕉叶纹图案是随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西夏是较早将这种图案应用于建筑装饰中的。

西夏王陵将陵台建成塔形，在中国传统陵园建筑中尚属于首例，这是党项羌民族在建筑中突出民族特征的标志之一。另外，西夏的建筑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情结，建筑中较多使用莲花图案，迦陵频伽是佛国天堂中能发出美妙声音的妙音鸟，西夏王陵就出土了琉璃和灰陶两种类型的迦陵频伽，造型独特，形象逼真，被认为是西夏建筑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标志性建筑艺术品。

出土的还有许多佛教题材的脊饰构件，这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建筑构件既表明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继承发扬佛教文化，又体现了西夏王陵的神圣，构成了西夏建筑的突出特点。

兴盛的采盐业　盐是大自然赐予黄河上游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厚礼，也是黄河上游地区丰富矿产资源中开发最早的宝藏。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把地处高寒荒漠的盐湖变成了养活人们的富源。黄河上游地区的数百个盐湖像颗颗明珠镶嵌在黄河以北的柴达木盆地、阿拉善沙漠以及宁夏平原东部。

这一地区的湖盐储量之富，为世界罕见。西夏政权拥有河套盐池和宁夏平原东部的盐池，采盐业是西夏最为兴盛的手工业之一，“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盐税成为西夏重要的经济收入。西夏的西安州有池产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西夏的盐州、灵州境内也是盐池众多，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弧形低洼地带，史称“盐川”。

盐川被长城横切成两部分，长城外有北大池、苟池、鄂包池等盐湖，长城内有花马池、滥泥池、波罗池、莲花池等盐湖。这一片“积卤为盐，积盐为雪”的宝地，在唐朝时就开发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温泉池、长尾池、五泉池等。西夏时期，这里的居民“以贩青白盐为命”。直到今天，在宁夏盐池县境内和陕西定边县境内仍可以看到许多雪白的盐湖滩，而且，其中有部分盐湖现在还在用于产盐。

我们可以想象，在千年之前的西夏时期，这里的盐产量是多么丰厚。西夏对盐实行官营，在中央设置盐铁使一职，专管盐铁。西夏的盐除境内人民使用外，还用于和周边各国的交换。西夏乌池所产的青盐味道甘美，质量高于北宋解池的盐，因此，西夏通过与宋的青盐交易获利颇丰。

宋朝曾采取封禁政策，致使“戎人乏食，相率寇边”，而关陇之人也因无盐以食而人心浮动。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时，西夏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输往宋朝10万石食盐。宋朝对西夏的其他条件都应允了，唯独对10万石青盐之事未准许。可见西夏盐资源的丰厚，也反映了西夏与宋朝在盐贸易领域内的竞争。

当我们到甘肃去旅游，在甘肃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画中，会看到一幅西夏时期的《酿酒图》，画上绘有两位中年妇女，一位坐在炉门前添柴吹火，目光直视炉灶上的酿酒蒸馏器；另一位站在灶台旁边，手持陶钵，回首面对炉门前的妇女，若有所问。炉灶旁边放着一把酒壶，一个高足碗和一只木桶。这幅画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西夏采用“蒸馏法”酿酒的情景。

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日常以肉食为主，经常活动于旷野之中，酒能帮助温胃御寒，因此，酒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酿酒业在党项羌族中历史悠久，是西夏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早在党项羌族迁居内地之前，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畜牛、羊、马、驴以为生为食的时候，就已懂得“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

迁居内地后，党项羌族虽然逐渐转向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但善于酿酒、饮酒的古老习俗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传统的酿酒业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无论河西走廊还是沿边的山界，到处都有酿酒的作坊。

党项羌族不仅在婚丧嫁娶、聚众议事、论功行赏、举兵征伐、出行狩猎、庆贺诞辰、欢度佳节、外出放牧、接待使臣等重大活动时要开怀痛饮，而且在寻敌复仇、闲来无事时也以饮酒为乐。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酒在西夏国内的品种很多，销量也很大，党项羌人饮用酒的品种主要有大麦酒、小曲酒、马奶酒、黄酒、粟酒、普康酒（葡萄酒）等。西夏对酒实行严格的榷课制度，所有的酒曲都由官府酿造。西夏的酿酒分为官1酿和民酿两种，官酿是指各级官府开设的酒务或酒坊。

民间的酿酒必须在官府的同意和监督下进行。首先，必须经过官府的批准才能开酒坊，不经官府批准私自酿酒至百斤的要受到惩罚。其次，还必须使用官府的酒曲，专曲专用，不得转卖他人。

商业与贸易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西夏商品交换频繁发生。另外，西夏所控制的河西一带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当时分立的各个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兵戈相见虽使昔日的陆上丝路渐趋冷落，但却并未阻断丝路中西交通要道作用的发挥，依旧有中西各国的政治使团、贸易商队、文化使节穿梭于这条丝路古道上。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场景还能依稀再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夏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司马光对西夏对外贸易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

其三面皆氐戎，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说明了西夏在对外贸易中对中原王朝的依赖性，对外贸易对西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西夏与周边各国及民族的贸易一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双重意义，既满足了双方的经济需求，又使双方保持了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西夏商品交换的物品较多，有土地、房产、牲畜、布匹、粮食等各类日常生活用品。

在西夏的商业领域内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本万利”的高利贷非常盛行，这可能与当时西夏与周边政权频繁的战争、天灾人祸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夏的高利贷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典当和借贷。20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中出土了15份西夏天庆年间的典当文契。

1989年，在甘肃武威新华乡遗址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件为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没水何狗狗向瓦国师借贷糜子的契约，而且在西夏的法律中有专门关于高利贷的法律条文。这些都说明了高利贷行业已经渗透到西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较为频繁。

西夏的对外贸易形式主要有贡赐、贡使贸易，边境的榷场、合市贸易，私市贸易。贡赐、贡使贸易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保持羁糜关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西夏通过与辽、北宋、金各国的贡赐贸易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榷场与合市是边境贸易的主要形式。西夏在边境先后开通了多个榷场、合市。

但是随着夏与邻国关系的变化，榷场、合市时开时闭，地点也在变化。宋朝在当时就经常以关闭榷场来对西夏进行经济上的制裁。在榷场、合市贸易中，西夏的货物以畜产品、青盐和药材为主，尤其是羊、马每年都以数千只、数万匹计数。西夏的青白盐，每年卖给宋朝边民的有10万多斛（折合成当时宋朝计重单位约500万斤），由于这种盐味美价廉，宋朝边民十分喜爱，曾一度对宋朝的解盐造成严重的冲击。

宋朝与西夏交易的货物主要有茶、丝织品、日用品等，尤其以茶和丝织品为重，这是由于西夏境内的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的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为主，饮食多以肉、奶为主，需要饮茶来帮助消化、调节生理机制以减少疾病。但西夏境内又不产茶，所以所需的茶都要从中原宋朝输入。输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马或其他畜产品与宋朝交换，“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茶里来”，就是对中原王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以茶马为主的互市贸易的咏赞；二是靠宋朝的赏赐。

这种茶马贸易在西夏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格外重要，茶在西夏境内的价格也十分昂贵，以茶数斤就可以买羊一只。西夏每年所得的茶，除了供统治阶级享用外，主要用作军功等的赏赐物品。私市贸易是适应西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时间早于榷场、合市。

虽然是私市，但其交易的产品却种类繁多，包括了西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宋夏关系紧张，榷场、合市关闭的情况下，私市就成为解决生活用品不便和损失的主要方式。“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描述的就是私市在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