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一篇《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的文章中有说到这样一句话：“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至少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这句话到了后来，在世界很多人在谈了印度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这句话。那么马克思在文章中为何会这么说呢?在后续他也解释了这一问题：我们所谓的印度史，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印度入侵者的历史，而这些入侵者纯粹就是在一个无抵抗，没有任何变化的社会上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帝国。

我们都知道，印度的国父是我们都非常熟知的圣雄甘地，那么印度的国母又是谁呢?她号称“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铁娘子”这个称呼，最早是形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其实说白了这“铁娘子”一词就是今日“女汉子”的意思，不过比“女汉子”更高大上而已。同样地英迪拉.甘地在印度也被称为甘地夫人。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一辈人常说到：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这是我国文化遗留下来的智慧，这四个神兽分别代表着四个区域，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东方星宿的排布像是一条神龙，西方则像是白虎，南方则是像鸟，北方则是龟蛇缠绕。那么这四个方向的中间是什么呢?相信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小伙伴了，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冷宫”，或许是古代妃嫔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词了，冷宫并不是专指哪一座被命名为冷宫的宫殿，而说的是一座不叫冷宫，但是被当做是“冷宫”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妃子们，要么是犯了大错，要么是没了宠爱，而且一旦进入冷宫，就再也没有出去的可能，所以才会让人害怕。那么，那些被关进冷宫的妃子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事?她们如何度过没有希望的下半辈子呢?

姜子牙的老婆名叫马氏，原著小说中只是提到了“姓”并没有说“名”，一些影视剧会把马氏叫做马招弟，也就被很多人当成了马氏的名字。马氏的形象十分活泼，而且会给人一种自带喜感的感觉，和较严肃的姜子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姜子牙和马氏初次见面，两人就相互产生情愫，随后结为夫妻。在《封神演义》中，马氏中了申公豹的毒导致被毁容，后来服下七窍玲珑果后不仅容貌变的更加漂亮了，就连很多旧疾也一并治好。很多人好奇姜子牙和马氏之间的感情究竟怎么样，这个在历史上也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古书中有把姜子牙跟马氏感情描写的很好的，也有把马氏和姜子牙结局写成分离的。其实成语“覆水难收”的典故，就和姜子牙还有马氏之间的感情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降兵已经被大量投入使用，成为了战略部署军队。其优点就是不受到地形和环境的限制，以超强的机动能力突然出现在敌后方，然后发起致命打击。但是空降兵却又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在空中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还手的能力，一旦被发现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还没有能力进行防御。因此，在空降任务进行之前做佯攻、掩护以及战术欺骗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如此，风险还是会很高。

市场花园行动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空降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莱茵河和瓦尔河上的重要桥梁，从而能够跨越莱茵河这道天险，直接从荷兰直插德国腹地开辟第三战场，争取在1944年的圣诞节就将战争结束。这项计划是由蒙哥马利元帅提出来的，主要由美国101空降师，82空降师，英国第一空降师以及波兰伞兵旅，总计3.5万人。

1944年9月17日，英美空军几乎动用了全部的空中运输力量，集结了总达5500多架运输机以及近2600架滑翔机，另外助战掩护的还有8000多架轰炸机与战斗机。这次行动成功的将3.5万空降兵、568门火炮、1927辆军车以及5230吨的军事物资投放到了制定地点。4个空降师都有着各自负责的一片区域。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情报上出现失误，美国空降兵所降落的地点正好部署了德军的两个装甲师以及一个空降集团军。当伞兵还在天空中下降的时候，德军的高射炮就已经开火了。很多士兵还没落地就已经被飞来的高射炮撕成了碎片，有的则是降落伞被打烂了，直接落地摔死。整个部队还没有落地就已经损失了3000多人。同一时间英国的第一空降师也好不到哪去，刚刚落地还没来得及去捡空投箱，就被德军的装甲部队给包围了，7000多人沦为了俘虏。

在仅仅10天之后，盟军的空降部队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冲了出来。在清点伤亡情况的时候发现，美军82与101空降师死亡失踪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数，英国第一空降师仅仅只有2000人出来了，波兰就更惨了，只有300人出来了。1.7万人不是死亡就是被俘虏了，而德军方面仅仅只损失了3000人。

这次战役之后，盟军深刻的意识到德军的元气还尚在，不可能做到奇兵致胜的效果，还是的老老实实的从地面一步一步，稳稳妥妥的推进，从阿登地区一点一点的向德国推进。在这次空降任务之后，美国的101空降师以及82空降师在后续的战斗中就再也没有执行过空降任务了。市场花园行动也就成为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空降行动，同时也是最失败的一次空降行动。

说起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途岛战役，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美海军以弱胜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一场战役，由此便拉开了太平洋战争反攻的序幕;但是有很少有人知道，在此战役进行的同时，日军却轻而易举的攻占了阿留申群岛，成为二战期间，轴心国侵占美国的唯一领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说起船棺，可能还有很多小伙伴们比较陌生了。船棺一种葬具，将整木掏空凿成船形，人葬在里面。从古至今，中国古代南方水运狂就很发达了，有“北人骑马，南人乘船”之说，以船棺为葬，意喻乘一叶小舟到达彼岸。安放船棺的方式，又分为悬挂岩洞、架在树上和埋入土中。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对其进行了解下吧。

船棺四川出土最多，尤以2000年8月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合葬墓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精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最为丰富。四川地区也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蜀族为首的原住民，留下了大量的蜀文化墓葬，最主要的就是船棺葬。
由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自古以来，我国南方许多民族也都有以船为棺的习俗，上述考古成果不仅印证了文献记录，而且为研究这种葬具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古人为何以船作棺?这种习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船棺中是否会有丰富的殉葬品呢?

省委大院下的宝藏
2000年8月1日上午，位于成都闹市区的四川省办公厅机关食堂修建掘土到4米深时，偶然发现几段大型乌木，引来很多人围观。正好，家住附近的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陈文书也到了现场。这乌木中空，里边似有器物，莫非是船棺?这个念头一闪，他马上打电话给省社科院搞巴蜀文化研究的谭继和。谭继和一分析，是船棺!正准备出差的他马上在双流机场给成都市考古队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12点，成都市考古队正式进场作业。此时，4具棺木已显露雏形，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处大型墓葬遗址。遗址文化堆积较为复杂，层次较多，时代特征明显，年代清晰可辨。经过50多天的紧张发掘，墓葬情况初露端倪：竖穴土坑，东北西南向，多棺合葬;墓长30米，宽21米，面积600余平方米，现存有棺木17具，用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此墓估计汉代被盗过，至今仍有7具保存完好，若不被破坏，墓中应有棺木30余具。
据文献记载，古代蜀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经历了蚕丛、鱼凫、杜宇三个阶段，最后鳖灵取代杜宇，建立蜀国，立开明年号，曰丛帝。开明氏是巴人的一支，他们虽是蜀国的统治集团，但在蜀国人口中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以蜀族为首的原居民，这样在蜀国的地区，必然留下大量的蜀文化墓葬。相对巴人而言，蜀族特点不是很明显，但其也曾有过辉煌，创造过灿烂的三星堆、十二桥文明。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在40年代就说过：“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同时，在文献中也获得过实证。但是，三星堆之后由于没有大宗的考古发现作注脚，蜀文化仍像大河中畅游的鱼，让人看得见逮不着。正好，商业街船棺葬的发现可以弥补研究空白。
商业街船棺规模宏大，普通船棺的长度都在3?4米，最长的达18.8米;墓中葬的有男有女，年龄最大的不超过40岁，最小的仅7岁，其中有的是殉人。殉人，即陪葬的人，也就是用来为死去的贵族、首领殉葬的活人(人殉、人牲这一残忍葬俗，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依然流行)。过去，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葬具最多也仅2棺。很显然，这不是一家，是从其他地方搬迁来合葬的。

整个墓室占地2亩，考古工作者在墓坑南边还发现了带榫头的条形方木。方木呈正方形分布，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是建筑基础。在其东西两侧还各有长15米，宽7.5米的边厢。这种条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东侧一线也有发现，估计也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说明在墓葬上还有地面建筑，这恰恰与古代文献上记载我国宗庙及陵寝制度中“前朝后寝”的建筑形式相吻合。而在地面建筑的中央，还有一根须得两人才能合抱的木柱，是社柱，还是神树?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墓，应该是贵族墓室或者王族宗庙。回望历史，谁最早在成都建都?当然是开明氏。张仪筑成都城是秦统一巴蜀之后的事了。《路史·余论》上说，开明氏子孙八代都在郫县(也说在广汉、双流)建都，到九世开明帝的时候，才去掉帝号称王，迁都成都治理蜀国。现在商业街的位置是成都的中心，船棺墓偌大的王族阵势，正好印证了历史。文物工作者注意到，墓的方向正好是东北——西南向，符合蜀人尚西的习俗。据此，他们还推断出，当时蜀国的都城、民居、宫殿的坐向都应该在北和西。
战国时代，蜀已经以富饶而闻名于世，后人记载这里有“桑、漆、麻之饶”。其中的漆，讲的就是漆器。川大考古学教授童恩正先生曾撰文介绍，汉代，巴蜀手工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漆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当时大城市里，如果有“木梁髹(上漆)者千枚”或者“漆千斗”，那么财产“亦比上乘之家”。可见，拥有漆器也是当时财富、地位的象征。蜀郡的漆器作坊，到汉代，内部已有精细的分工和严密的组织。虽然，这些漆器时代晚于商业街船棺墓葬中的漆器，但历史是有传承和沿革的，后人在提到此时多说蜀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商业街船棺葬中的漆器，均为木胎漆器，纹饰有龙纹、变形鸟、卷云纹等，有的上边还有刻画符号，相当精美。从漆器的制作技术和风格看，均应早于湖北江陵一带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国漆器，但却相似于湖北当阳出土的春秋晚期漆器。许多漆器上画在方格中的龙纹，与中原地区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铜器上龙纹接近而又有别。
商业街船棺墓出土大量的漆器，证实了战国早期漆器的源头在川西，也证实了蜀文化有着悠久的本源及其独立性，它与中原文化在碰撞、交融的同时，也独自发展着。该墓葬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重大，国家文物局特批其在原址修建博物馆，省委机关决定食堂迁址另建。商业街墓葬的珍宝勾勒出了一个古蜀国的轮廓，可古蜀人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来安葬先人呢?

蜀人船棺葬的文化根源
先秦时期的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生活在江河海滨的人，善于造船和用船。当他们产生了鬼魂观念之后，便在幻想中把现实生活附加给鬼魂世界，以为死者生前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在那个世界里也同样需要，于是就有了以船为棺的殓葬方式。
目前发现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相隔，定有河流作为分野，以船为棺，可以把亡魂送过河去，是生者“入地为安”的心态的体现，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间的差异。造船技术之所以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使生者与死者两两相安。
丧葬礼俗的产生，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在此之前，人死之后，往往弃尸于野。而当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便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置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及丧葬仪式。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葬法处置尸体和安顿灵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说大相径庭，从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丧葬文化特色。“送魂”是巴蜀先民丧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此说在今天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蜀人眼里却真实存在，故蜀地广泛流传着死者亡灵都要经过“天彭门”，以至于出没其中的鬼神精灵时常被人看见的传说。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蜀人存在着强烈的送魂意识。

蜀人先民打算将亡魂送至何处?从文献记载来看，蜀人亡灵必须经过的天彭门，位置相当于今天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山区，以及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而这正是文献资料中所指的蜀人祖先的发源地。如此巧合，应是蜀人将死者亡魂送往祖先发源地的明确反映。通常情况下，“送魂”的交通工具就是装载死者遗体的船棺。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正是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顺利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从人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来看，四川盆地江河与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这就必须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国古代使用独木舟的主要地区之一。
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就有关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长舟楫的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这段传说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廪君”率部众乘“土船”沿水路迁徙的故事，则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巴人对舟船怀有特殊的感情，故制造和驾驶舟船本领的高低，遂成为能否担当君王的主要条件。
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迁徙的民族。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洲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皇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很困难的事。

众所周知，丧葬行为是在“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和娱乐，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
由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舟船是他们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而死后用船棺作葬具是很自然的事。
正因为如此，船棺墓中的独木舟，从其大小及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的，可以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的主人生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做葬具……由此可见，以舟为葬具，这或者是表示巴蜀先民“以船为家”的信念，或者死后还需要舟楫的信仰。
无独有偶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重庆巴县东笋坝和广元昭化宝轮院发现了船棺葬墓地，这两处都被确定为巴文化墓葬。1999年，在抢救三峡库区文物时，重庆云阳也发现了独木船棺的踪迹。这几个地方正好在巴人活动区和迁徙路线上。80年代后，在彭县(今彭州市)、蒲江、大邑、广汉、绵竹等地也发现了船棺，于是，只有巴人才行船棺葬的说法立不住脚了。考古工作者承认，船棺葬并不是巴人特有的葬制，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都明显带有蜀文化特征。船棺葬在我国南方不只见于巴蜀地区，福建也有船棺葬。不同的是，福建武夷山的船棺是悬挂在峭壁上的，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这是一个令一代又一代后人绞尽脑汁的难解之谜。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至数百米的天然或人工开凿的洞穴中，有些则是直接放在悬空的木桩上面。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峭壁上，至今仍存有悬棺遗迹十余处。

武夷山的悬船棺
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南的武夷山，方圆百里，溪谷环绕，有“奇秀甲于东南”的美誉。游客泛舟弯曲碧绿的九曲溪水，荡漾在赤黑斑驳的岩峰之间，便可仰见难以想象的天下奇观：峭拔百仞的悬崖石壁上，一具具年代久远、饱经风雨的棺木凌空悬置。这就是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关注的古老而又奇特的葬俗——悬棺葬。
流行在福建武夷山区的一则民间传说称，远古时期，有个名叫武夷的小伙子自远方而来，披星戴月，餐风饮露，辛勤开山，他须发皆白、子孙满堂时，此处已变成苍松翠竹四季常青的秀丽田园，天上的神仙也前来流连。因武夷开山有功，众仙封之为“武夷君”，这一片青山碧水也因此得名武夷山。武夷君临终前嘱咐子孙：死后将遗体放入灵槎，以让其渡过天上的银河;并在灵槎内放置鱼干，作为他送给天上仙友们的礼品。子孙遵其遗嘱，用圆木刳成灵槎，放入武夷君的尸身和鱼干，又在他生前居住的小藏峰东面岩壁的罅隙里，架上木板，置灵槎于木板上，让其划棹飞游。此事传开后，许多想修道成仙的人慕名而来，采药炼丹，待到道行圆满时，嘱弟子把自己的尸身放在灵槎里，搁在峭壁悬崖间的木板上，以渡河登仙。这些悬架灵槎的地方，后来被冠以“仙游岩”“升日峰”“飞仙台”“升真洞”等美名。所谓灵槎，即迄今藏于武夷山岩壁石隙间的船棺，当地人称之为“架壑船”，并把搁置船棺的木板称作虹桥板。

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用灵槎登仙来解释船棺的起源当然是不可信的。有人认为以船为棺的习俗的形成，确实是建筑在以河划界的人世与彼岸之关系的认识上的。
如陶思炎先生指出，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隔膜，必有一条河流作为分野，以船为棺，就是借此造物把亡魂送过河去，除了“入地为安”的心态和祈祷转世再生的念头之外，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间的差异。所以说造船技术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是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创造一种纯观念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求生者与死者各个相安。这样看来，福建与四川虽相隔千里，但两地的丧葬信仰却是殊途同归。
另有学者认为，以船为棺是古代越人的葬俗。无论是武夷山岩壑中取下的船棺，还是在四川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大致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在认同船棺葬起源于古代越人葬俗的前提下，亦有学者推测这种习俗是该民族曾经历过大迁徙的折射，故以船为棺的真实用意，是想让死者的灵魂返回到遥远的故乡去。
这些见解各有道理，但掩映在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的悬棺葬俗起源之谜，是否就因此揭晓了呢?仍无定论。

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纵横从建国到现在的200多年里，能够获得过美军最高军衔，又获得过美军最高职位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他担任过大陆军团的将军和总司令，在1978年被追授为合众国特级上将;另一个就是艾森豪威尔，二战盟军司令，五星上将，在1953年当选美国总统。

路易17，他是一个从出生就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孩子，在年仅四岁的时候就被封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从被封太子后，他就和母亲共同面临了一场长达一年的牢狱之灾，从来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因为贫穷和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后来还患上了致命的肺结核，他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七，而他所遭遇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是法王路易十六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