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中派生出的一支。“党项”一词，是中原汉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代的史书。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Tangut）。

西夏辞书《文海杂类》中对“蕃”的解释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有关“党项”一词的含义，学者们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大草原”“野蛮人的原野”，也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早在汉代，羌族就已发展到150多个部落。西羌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这一时期的羌族在吐谷浑的东边建立了两个小政权：宕昌和邓至，但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

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入西藏。党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隋唐时期，党项羌族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至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势力范围。

党项羌族在唐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仍然是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民族，一直受到唐朝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在唐朝与吐蕃势力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中，党项羌是唐朝着意争取和笼络的对象，是唐朝羁縻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一例。

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在黎黑皮肤的衬托下，牙齿显得雪白，他们眼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这样的帐篷便于随时拆迁。

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日以兵马为务”。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西夏流传的本民族谚语是这样赞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

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性爱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是对早期党项羌族居住地的生动描述。由于所居地气候恶劣、干燥，党项人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逐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

他们养殖牦牛、马、驴、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有历法，只依靠一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他们以姓氏或居住地作为部落的名称，“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一些大小不一、不相统一的部落。

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8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

李继迁收复故土后，宋朝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成为宋、夏争夺的焦点。对李继迁而言，若占领灵州，则可“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统一整个西北，与宋、辽抗衡。

对宋朝而言，占有灵州则“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如果失去灵州，则边缘诸郡都不可保。因此，双方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李继迁攻灵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次攻灵州就以失败告终。之后，他就已开始对灵州周围的各州进行攻掠，以清扫灵州外围的宋朝军事基地，挟制贺兰山下党项族帐，为全力围攻灵州作准备。

宋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率兵5万人围攻灵州失败，转而攻破定州（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保静（今宁夏永宁县境）、永州（今宁夏银川市东）和清远军。灵州外围地带全被李继迁攻占，灵州城危在旦夕。

宋朝在宋太宗后期“放弃西北，以求安定”方针的指导下，宋真宗对于是否守灵州一事犹豫不决，这给李继迁最后攻取灵州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宋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再征重兵攻灵州。灵州已处于孤立境地，知州裴济以刺指血书求朝廷派兵救援。但等宋真宗决定要保灵州、派王超救援大军进到环州时，灵州城早已因粮草不济而陷落，灵州知州裴济被杀。

李继迁占据灵州后，因其祖先曾世爵西平王，而他本人又受辽册封为“西平王”，便改灵州为“西平府”。他十分看好灵州的人文地理环境，认为“西平北控河溯，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如能修城挖壕，练兵积粮，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就无法防备。况且这里的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们将可以借此地为进取的资本，成就霸业。平夏地方偏僻，不如此地前途广大”。

于是，命他的族弟督领民众建造宫室、宗庙，迁都于西平府。李继迁在攻灵州之前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和加强政权建设。定都西平府后，李继迁在军事上的实力更是今非昔比，于是，不断地侵扰宋朝边境。从此，夏州李氏由唐末名义上属内地王朝的藩镇割据势力，正式向自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转变。

李继迁占据西平府后，又把目标对准了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是河西陇右一带首屈一指的好地方，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生养蕃息的宝地。由于有祁连山雪水的滋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牧业兴盛，尤其是有大量的马匹供应。

秦汉时期匈奴就曾因失去了河西一带而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李继迁认为只有得到了凉州，西平府才能有巩固的后方，即“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驻守西凉的是吐蕃人潘罗支，潘罗支“生于西陲，蔚有异禀”，是一位颇具谋略的吐蕃首领。他统治时期是六谷政权的兴盛时期，六谷政权所控制的地域，东至灵州黄河西岸，东南至兰、河、洮、岷等州，南面包括鄯、湟等州，西边与甘州回鹘相接境，甚至远到渭、原、环、秦等州的蕃部也听命于他。

在潘罗支的手下有数万兵马，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诡计多端。潘罗支明白，遏制党项羌的西进，是关系六谷政权的兴衰的头等大事。而想抗御党项羌，就必须取得宋朝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上与宋朝联合行动。因此，六谷政权与宋朝的联盟关系日益紧密起来。

宋咸平六年（1003年），潘罗支集骑兵数万，请求同宋军一起收复被李继迁所占据的灵州，而此时的李继迁“尽籍五州丁壮，大会诸族于盐州”，扬言“我与西凉自来无事，向为万山等族所诱，与之构隙，今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使西凉吐蕃放松警惕，然后悄无声息地进攻河西重镇西凉府。

李继迁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袭破西凉府，打死了西凉府守将丁惟清。潘罗支向李继迁伪降，李继迁的谋士张浦怀疑其中有诈，认为“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而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李继迁此时攻破了凉州，自恃兵强马壮，深信潘罗支是因为惧怕自己才来投降的，他还前去接受潘罗支的投降。潘罗支秘密聚集了吐蕃数万兵马，在途中设下埋伏。李继迁在返回西平府的途中，距西平府仅30里的三十九井时，突然伏兵四起攻击李继迁。毫无准备的李继迁身中流箭，创伤严重，狼狈地逃回西平府。

宋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李继迁因箭伤过重，不治而死，终年42岁，这位被党项羌族人民视为英雄的领袖最终因骄恃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潘罗支计败李继迁，使党项羌贵族的西进计划受挫。而潘罗支自己也因此声望大增，威名远扬，后来还被宋朝追封为“武威郡王”。

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

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

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

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

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

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地归附于唐朝。

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

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化。

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从7世纪中后期到8世纪中后期，党项羌大规模的迁徙有两次。第一次迁徙在咸亨元年（670年）左右，党项羌族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羌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将原来设置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到庆州，用来安置内迁的党项羌各部族。

党项羌的这次内迁不是唐朝的安排，而是党项羌族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内迁。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诸部落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疏朝廷请求将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带居住。

内徙的党项羌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乞梅部落，因其位于陇山之东，所以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于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朝光部落，因为其居地“地唯沙碛，俗谓平夏”，所以被称为“平夏部落”；居于绥州、延州一带的称为六府部。平夏部落就是后来的西夏帝王的先祖部落。

党项羌族的迁徙长达200多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基本结束。内迁使党项羌的居住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为党项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党项部落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西北地区，党项羌民族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除原有的八大氏族外，又出现了破丑氏、把利氏、簿备氏、藏才族王氏、折氏等新的氏族。

唐朝对内徙的党项羌实行了“羁縻府州制”。党项羌虽有叛乱，但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这种环境为党项羌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内徙党项羌的原氏族、部落的血统关系逐渐松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同时，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担当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有的还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

党项羌的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水草肥美、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尽管在迁徙的过程中，党项各族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等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业生产、畜牧，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

尤其是党项羌内徙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唐玄宗时，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羌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羌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虽然有部分党项羌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此时党项羌族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对于战则为骑、和则为牧的党项羌族而言，马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也是他们与邻近民族进行交换生活用品的重要商品之一。

内徙的党项羌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和武器等生活用品。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曾描写过这一现象：“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塬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这里所写的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五原，在今内蒙临河境内，鄜州在今陕西富县，都是西夏的地域范围。

内徙的党项羌正是在这种与他族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发展、强盛起来的。除与汉族交往外，内徙的党项羌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等族有密切的往来。由于党项、吐谷浑、室韦等都处于杂居状态，三者的社会发展情况相近，互相影响较深。

河套地区还杂居一些原突厥等族人口，他们同党项羌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不可忽视，党项羌无论从风俗或是语言文化方面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内徙的党项羌所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无不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原因。

拓跋部是党项羌各部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因此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当初，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在归附唐朝后，被授予“西戎都督”，赐国姓“李”，这进一步提升了拓跋部在党项羌各部中的威望。后来，在党项羌内徙大潮中，拓跋部较为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往平夏一带，成为平夏部落中最强的一支，继续保持其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因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而被封为“西平公”，赠“灵州都督”。党项拓跋部长期居住在西北银、夏一带，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

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唐僖宗仓皇出逃，一时间，国中大乱。唐王朝统治者倾全力镇压农民起义，除调用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外，还征调沙陀、党项等沿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帮助镇压农民起义。

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也在被征之列，他率领数万党项兵、汉兵南下鄜州，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成同盟，向长安进军。拓跋思恭派弟弟思忠迎战农民起义军。激战中，拓跋思忠战死。黄巢起义被镇压后，拓跋思恭因响应唐僖宗的号召，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881年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又赐“李”氏国姓。

拓跋思恭由一个党项羌族酋长摇身一变成为朝廷任命的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氏被唐王朝任命为节度使的开始。从此之后，党项羌族拓跋氏首领世袭此职。唐朝对拓跋思恭的加官进爵，对于正在走向强大的党项羌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拓跋部除有夏州之外，他们还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之机，占据了银、静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拓跋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也就建立起来了。

崛起的党项拓跋部一方面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的党项羌诸部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高居于党项诸部之上，成为统治阶层，并迅速地汉化，开始与其他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夏州割据政权一方面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从”，唯朝廷马首是瞻，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夏州政权的统治者还趁各藩镇在河南、关中地区激烈角逐之机，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唐王朝灭亡前的十几年间，拓跋部的统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夏、绥、银、宥、盐、鄜、坊、丹、延九州地区，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数县，几乎逼近关中北部边缘，成为中国西部一支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

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代时的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遭到两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是后唐对党项割据势力进行扫除。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党项拓跋部李仁福死，他的儿子李彝超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后唐的统治者就是发迹于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们恐惧长期占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向南侵入关中，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乘李仁福刚死之机，企图将李彝超调离夏州，同时任命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与李彝超对调，以此削弱党项李氏的势力。

但夏州是党项拓跋部从唐朝以来就割据的地方，他们世代经营，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李彝超借口百姓挽留，不能按时赴延州就任，拒不离开夏州。七月，后唐军与李彝超的部落兵激战于夏州，夏州城是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时的都城，城墙用土垒筑，坚如磐石，攻凿不动，后唐军队无法进城。

李彝超率弟弟彝殷登上城墙，对后唐将领说：“夏州是一个孤单弱小之镇，不必烦劳王师攻取，白白地耗费国家的军饷，即或是攻取了也不算上威武。烦劳将军为我上报天子，容我另想办法。”李彝超派出骑兵，抄掠了后唐军队的粮草和攻城工具。后唐军队攻城两月不克，又丧失了粮草，野外又无水草可供战马饮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后唐明宗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退兵。

李彝超趁后唐军队撤退之时，派军队追击，后唐军队大败而归，党项李氏获胜。但经过战争，夏州割据势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后唐对夏州政权的“移镇”事件及其结果，使夏州政权“益轻朝廷”，对中原王朝的离心自立倾向更加严重。

夏州政权对中原王朝已不像以前那样唯命是从了，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中原王朝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次削弱是党项割据势力的内讧。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绥州刺史李彝敏勾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攻袭夏州。李彝殷发觉后，先下手为强，将拓跋崇斌斩首，并出兵攻击李彝敏。这两次冲击虽使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有所削弱，但其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夏州一带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名义上虽先后依附于内地的各个王朝，接受其封号，定期朝贡，实际上却利用分裂混战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在挫败了后唐“移除”阴谋之后，参与内地割据势力的角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宋立国后，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政权不受到宋的威胁，主动对宋太祖示好进贡。宋朝对夏州割据政权也采取了“安抚”政策。

宋太祖命玉工为李彝兴（李彝殷为避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特制一条玉带，并授予李彝兴太尉官职。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逝世，宋太祖还追封李彝兴为“夏王”，并下令废朝三日，以示痛悼。

宋太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宋刚刚立国，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局势不稳定，还不能扩大对夏州政权的矛盾。北宋政权逐渐巩固后，以唐藩镇割据叛乱为鉴，开始采用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夏州割据政权的掌权者为李继捧，李继捧承袭兄位曾在党项羌族贵族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坚决反对李继捧继位，他上表宋朝：“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企图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的夏州节度使之职。

宋朝早已有消除夏州割据势力之意，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李克文上疏正合宋朝的心意，于是宋朝顺水推舟，命令李继捧入朝。夏州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入朝，并向宋献出了党项平夏部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至此，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期。

宋朝削除党项羌族世代割据夏州的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实力雄厚的夏州政权而言，却激化了民族矛盾。就在李继捧向宋朝献地称臣的同时，他的族弟李继迁举旗自立，走上了反抗宋朝的道路，再一次改变了宋朝西北的政治局势。李继迁反宋的这一时期，是党项夏州割据政权由削弱转向复兴的时期。

李继迁（963年～1004年），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的儿子，其高祖是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据史料记载，继迁“生而有齿，勇悍有谋”。年幼的时候就以“擅射骑，饶智数”而闻名乡里。宋开宝七年（974年），李继迁年仅11岁时，有一天，他率众骑马出猎，在山路上遇见一只斑斓猛虎，随从们都惊恐万分，吓得不知所措，李继迁却处乱不惊，他一面令众人躲到松柏林中，一面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引弓而发，一箭射中正向他扑过来的猛虎，猛虎当场毙命。

这件事在党项羌族中广为传颂，李继迁由此名声大振。定难军李克睿欣赏李继迁的才能，授予他“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一职。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发生了李继捧入朝献夏州等地的事件。当时李继迁在银州，他反对李继捧入朝献地的举措，听取了谋士张浦“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向宋朝诈称自己的乳母去世，要到郊外去埋葬，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率数十名亲信逃出了银州，到了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市境内），以此为基地，走上了反宋的道路。

今天的地斤泽已是沙石遍地，但是1000多年前却是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毡帐连片，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也是党项羌族人的聚居地。地斤泽的党项人用新鲜的马奶酒和羊羔肉热情地欢迎李继迁的归来。李继迁一到地斤泽，便着手准备反宋的工作。

他首先利用民族血缘纽带关系，供奉先祖拓跋思忠的画像，党项羌族各部族见到思忠的画像都泣不成声，纷纷跪拜，李继迁一时集合了许多的党项部落。为了得到更多党项羌族豪酋的支持和联盟，李继迁又与一些党项豪酋结亲，使投附于他的帐下的党项羌部众越来越多。得到了党项羌旧部的支持后，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到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开始对宋进行多次用兵，不断攻掠宋的夏、银、麟、会等州。

但是，由于党项诸部力量分散，又未经过正规战斗的训练，因而在宋朝正规军的进攻下，屡遭失败，使党项诸部有的降服，有的溃散。惨痛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不争取辽朝的支持，难以实现武力逼迫宋朝承认其割据，于是他对部众说：“我们至今不能光复旧业，反而遭致惨败，看来仅凭我们自己，兵单力弱，不能成势。现在北方耶律氏正强，我想借他们的援助，以图光复大业。”从此走上了联辽抗宋的道路。

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李继迁遣使向辽称臣，辽朝原本就想借李氏割据势力牵制宋朝，因此，就做顺水人情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5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时，还授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为副使。李继迁在经过一年的整顿和辽朝的帮助后，势力日增，重新对宋朝的西北边境构成了威胁。

宋朝面对这种局势，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来消除李继迁的反叛势力。宋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任命拓跋部李继捧为夏州刺使、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赵保忠”，将夏、绥、银、宥、静5州的钱、帛、粟、田园都赐予赵保忠。

宋朝本希望用此方法来让李继捧去安抚李继迁，让李继迁放弃反抗，但事态的发展却不以宋朝的意志为转移。赵保忠首鼠两端，与李继迁、辽国互相联络，李继迁仍不断骚扰宋的会州、夏州，并且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宋的银、绥二州。在安抚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宋朝又采取了对李继迁经济封锁的办法，想以此困毙李继迁及反叛的党项诸部。

原平夏党项诸部地瘠民贫，多贩运今宁夏盐池县附近出产的青白盐到陕、甘等地，再换取谷麦为生。宋朝对李继迁禁青白盐，一是为了断绝党项诸部的经济来源，以困李继迁；二是以山西解盐运销陕、甘，朝廷可获得大利，一举两得。但是宋朝的封锁政策不但没有困住李继迁，反而激化了宋与党项诸部之间的民族矛盾，使原已归附朝廷的部分党项羌又倒向了李继迁一边，宋朝无奈，最后只能取消这一禁令。

宋朝从淳化年间开始，因对辽作战的失利，开始改变对西北边防的态度和政策，即由锐意经营、大力削藩，逐渐改为力求边境安宁、羁縻安抚的政策。至道三年（997年）冬，宋太宗赵光义死，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李继迁趁宋朝新帝初立，遣使求和，宋真宗正在丧痛期间，“姑且务求宁静”，便答应了李继迁的请求，恢复了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赐名“赵保吉”，并将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奉还，还加邑千户，实封200户。

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命李继捧入朝，夏州割据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到至道三年（997年），宋朝恢复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复兴，李继迁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夏州政权的重建。

李继迁临终之前把政权托付给了谋士张浦和自己的儿子李德明，并再三嘱咐二人，一定要向宋朝请和归顺。因为李继迁认为自己虽已拥有灵、夏之地，但是力量还是较弱，不足以与辽、宋抗衡；儿子李德明刚刚继承王位，只要能保住祖先留下的基业，他就已经很满意了。

李德明，小字阿移，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出生，其母亲为野利氏。李继迁去逝时，李德明年仅23岁，子承父业，李德明自称“定难军留后”，在位29年。李德明心胸开阔，深谋远虑，多年来随李继迁在兵营之中成长，转战南北，战功卓著。

李德明继位后，夏州割据政权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在夏州政权内部，李德明的党项部众由于李继迁新死，又不见李德明得到宋、辽的册封，所以他们多生疑惑，纷纷内投于宋朝。在外部，宋朝环庆一带的边将建议宋真宗乘夏州政权处于幼主新立，人心惶惶之机，对夏州政权一举歼灭，统一西北地区。

在严峻形势的考验下，李德明一方面采纳了赵保宁的建议，派使者到辽朝请求册封，另一方面派人到宋朝请和，以稳定人心。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李德明在张浦的建议下，凭借已收复西凉，夏州政权国威已振的机会，遣使向宋朝入贡。

宋朝借机提出让李德明交出灵州、派一个子弟到宋朝做人质、解散夏州军队、归还曾夺取的宋朝的官吏等条件，这些条件对于累世经营夏州政权的党项李氏而言，是无法面对和接受的，李德明便推托了。辽朝见李德明与宋朝对峙，对自己非常有利，于是借机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以此来鼓动李德明与宋朝抗争。

李德明虽得到了辽朝的册封，但此时，党项部内部的分裂十分严重，不少部族投降了宋朝。面对此情况，李德明在宋真宗降低入贡条件的情况下，于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再派使臣向宋进贡。

宋真宗默认李德明的特殊地位，授予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进爵“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万贯、茶两万斤，准许李德明承袭原有的领地，镇守夏州官署，给予李德明内地节度使薪俸，准许夏人到内地进行粮食、青白盐等贸易，还下令河西一带“蕃族各守疆界，沿边诸部如德明无所侵扰，则勿纵兵出境”。至此，李德明巩固了自己在夏州割据政权中的统治地位，也缓和了夏州政权与辽、宋的关系。

李德明急于与辽、宋保持和平友好关系，首先缘于长期的战争使夏州政权内部经济窘迫、边境艰难，沿边党项纷纷内附于宋，李德明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来整顿内部、巩固夏州政权。

其次，与宋议和，夏州政权可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李德明与宋、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请求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立榷场，使党项羌族人民与汉人在这里自由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夏州割据政权通过与宋朝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党项羌族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景象。

由于李德明执行了保境息民、发展生产、统一河西的政策，使夏州割据政权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取得了大的发展，从而为以后西夏建国奠定了基础。后来范仲淹描绘这一时期是“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其年”。

李德明虽然对辽、宋称臣，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等到夏州政权得到巩固之后，他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李德明用了20余年的时间，先后多次进攻甘州回鹘和西凉府吐蕃六谷诸部，占据了甘州、瓜州、凉州，最终将势力延伸到了河西一带，拓疆数千里。

占领河西一带，对夏州割据政权来说，意义重大。河西一带草肥马壮，绵亘数千里，那里有良马、玉器、镔铁剑甲、琉璃器等，不仅能为夏州割据政权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和牲畜，而且使其在与宋、辽的对抗中，有巩固的后方，即西夏“灵、夏之右臂成矣”。

鉴于李德明巩固夏州割据政权卓有成效，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辽册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朝见辽加封李德明，为了争取李德明的归附，便也急于给李德明加官进爵，由“中书令”加封“太保”，又加封为“太傅”。

辽、宋两朝对李德明的安抚并没有使李德明产生感恩之情，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他称帝立国的野心，他开始不露声色地进行称帝立国的准备工作。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德明仿宋制，追认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称号，立儿子李元昊为太子，立李元昊的母亲卫慕氏为皇后，并且在境内大修宫殿、营建新都、任命官员，俨然一个帝王的样子。

历史上宁夏平原在黄河水的滋润下，在汉唐时就有“柳拂长堤水绕田”的美景，李德明认为怀远镇（今宁夏银川）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而且处于宁夏平原的中心，土地丰饶，远离宋、辽，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于是，于宋天禧四年（1020年），在怀远镇营建新都，取名“兴州”，自此，兴州一直是西夏的都城。李德明把以游牧为主的党项羌族的政治中心，迁到了有千年水利之基的发达的农业区，为以后西夏国的建立和持久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正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另一方面，迁都兴州也加速了党项羌族的封建化进程，为西夏立国创造了政治条件。北宋称汴京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李德明也仿照宋称西平府为自己的“东京”、兴州为自己的“西京”。相望于黄河两岸的东西两京，成为西夏立国近200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地。

面对于李德明如此张狂的行为，软弱的宋朝一再退让。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又加封李德明为“夏王”，默认了李德明称王的合法性。夏州割据政权经过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的经营，走向了强大，为李元昊的称帝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诗人谢启昆作《元昊》一诗写道：

戎幕千山百万师，雄豪嵬理自开基。

旋风纵击驼鞍炮，盘鸽惊挥鲍老旗。

畜牧皮毛轻锦绮，银牌铁骑召熊罴。

统传五代西平贵，二百年来霸业垂。

这首诗道明了李元昊创帝业、南北征战的戎马一生。李元昊生于1004年，小名嵬理。西夏语“嵬”是“惜”的意思，“理”是“富贵”的意思。史书记载了李元昊性格的多面性，如“性雄毅，多大略”“阴鸷峻谋杀”“性凶鸷，多猜忌”。就是他建立了横跨万里，与辽、宋、金鼎足而立的大夏王国。

李元昊喜欢穿白色的长袖衣衫，头戴黑冠，随身佩带弓箭。党项羌族尚武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喜欢读兵书，《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成为他的钟爱，因此，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

除此之外，李元昊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造诣，他擅长绘画，通晓佛学，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尤其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这一切造就了李元昊成为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人。少年李元昊就胸怀大志，他当太子时，就反对父亲李德明臣服于宋朝的做法。

他曾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他不愿因宋朝的一些小恩赐而放弃自己称帝立国的野心。他一继位，就开始积极准备称帝。

宋朝边将对李元昊的长相、气度、见识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使李元昊成为宋朝边将心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驻守在宋夏边境的大将曹玮想看看李元昊的真面目，派人四处打听李元昊的行踪。听说李元昊常到沿边的榷场来，曹玮便等在那里，但始终未见到李元昊其人。最后让人暗中偷画了李元昊的画像，曹玮看过之后不禁惊叹道：“真英雄也！”认为此人必将成为宋朝边境的大祸害。

时事造英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使李元昊最终成为西夏王国的建立者。李德明病故后，李元昊袭封，他以臣属于宋朝为辱，开始着手做独立称帝的准备工作。李元昊对夏州割据政权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内容涉及年号、官制设置、军事、礼乐、习俗等。

改元换姓。李元昊即位后，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而改王室拓跋氏姓为“嵬名”，自己改名“曩霄”，还去掉宋朝赐给他的西平王封号，改称“吾祖”（又作“兀卒”，党项语的译音，意为“荒诞”“可汗”“青天子”的意思。与中原的黄天子对立）。他借避父亲名讳，改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建官制。李继迁之前，夏州政权中的蕃落使、防御使、指挥使、团练使、刺使等官职，都是中原王朝对党项羌各部实行羁縻统治时授予的。从李继迁开始“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李德明时，定都兴州，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帝制”。

李元昊为了给称帝做准备工作，他仿宋朝的官制，设立了文武两班朝官。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院、汉学院等官职。这些官职分别由党项羌人和汉人担任。

改礼乐习俗。李元昊自认为是鲜卑拓跋氏的后裔，在文化习俗上也开始依照鲜卑人的习俗来规定。夏显道元年（1033年），李元昊颁布了“秃发令”，规定党项羌人不准使用汉人发式，三日之内一律按鲜卑人的秃发习俗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他自己率先剃光自己的头顶，并穿戴耳环，以显示与汉人的区别。

一时间，党项羌人争相剃发。在服饰上，李元昊参照中原王朝、回鹘、吐蕃等族的服饰规定了党项羌自己的服装。用服装的颜色来区分人的身份等级，规定自己身穿白色窄衣，头戴红里毡冠，冠后垂红色丝带；文武官员们穿紫色、红色的衣服；平民百姓穿青色、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对以前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认为汉人的礼乐“不足法”，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他在机构中设置了专门掌管音乐的“蕃汉乐人院”，简化了礼乐制度，将“吉凶、嘉宾、宗祀、燕京”各种场合中的礼仪“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国中执行，不从者，格杀勿论。

大兴文教。在恢复党项民族传统方面，野利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李元昊一样，兼通党项和汉族两种文化，史称他“多学识，谙典故”。李元昊命野利仁荣依据党项羌语，仿汉字笔画而创制了西夏字。李元昊对西夏字特别重视，把西夏字看成是自己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尊其为“国字”，在全境范围内大力推广。

在行政机构中专门设置了“蕃学院”，负责以西夏字撰写西夏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的文书。在各州设“蕃学”，培养专门的蕃学人才。西夏文字的创制虽然有利于党项羌族彰显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项羌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融合。

大兴土木。李元昊继位后，改兴州为“兴庆府”，同时为了配合他称帝的需要，又在李德明建成的兴州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建宫城殿宇。据史料记载，李元昊新建的都城“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

他所建成的兴庆府在规划布局、建筑模式上，都是依照唐宋都城而建，就连城门的名称都仿唐宋都城，用“光化”“南薰”等来命名。今天，宁夏银川市的街区名称还有“光化门”“南薰路”等，其历史渊源就在于此。李元昊在贺兰山下还修建了行宫，专供皇家享乐。

经济上，注重发展农牧业。党项羌族人民自五代到李元昊继位的数十年间，已逐渐进入农耕时代。兴、灵一带地处黄河流域最富庶的前套，秦汉时，这里已引黄河水灌溉，开凿了秦家渠、汉延渠、汉伯渠，后魏、后唐时又开了艾山渠、唐徕渠。李元昊为了开垦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荒地，又开凿了一条新的渠道，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李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了“农田司”和“群牧司”，分别管理农业和畜牧业。

全面整顿了军事建制。李元昊把党项部落兵制与中原兵制相结合，建立了西夏的兵制。西夏的军队分为“正军”和“抄”。征兵的办法是：每两丁中取正军一人，每四丁中抽取二人为“抄”，每一正军配二“抄”。正军专门从事战斗，“抄”则随军担负杂役。李元昊为了加强对境内广大党项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统治，增强军事力量，根据西夏地广兵多的具体情况，把军队依所驻地域分为左、右两厢和12个监军司。

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监军司有两个，即左厢静塞军司和西寿保泰军司。每一个监军司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数十名，分别由党项和汉族人担任，“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作战机动性。

李元昊建国时的兵力约50万人，分布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其中兴庆府兵力7万人，灵州（西平府）5万人，河北安北路一带7万人，防止辽的进攻；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等5万人，防宋朝的进攻；左厢宥州路5万人；右厢甘州路3万人防吐蕃和回鹘；贺兰山驻兵5万人。

李元昊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标新立异，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中原王朝封建文化的翻版，是长期以来党项羌族人民与李元昊的祖先们学习汉文化的结果。宋朝大臣富弼曾概括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说明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间的政治、军事上的冲突，往往是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文化的交融。党项羌族对中原农耕政权发动大规模的撞击的同时，也在这种文化大交融中无法避免地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融合。

“文韬武略能称帝，却因酒色早身亡。”李元昊戎马一生，建国立业，但却因贪图女色引发了一场儿子弑父的历史悲剧。

李元昊一生取妻八个，第一妻为卫慕氏，是他的生母惠慈敦爱皇后的娘家侄女，也就是李元昊舅舅的女儿。广运元年（1034年），因皇太后卫慕氏的弟弟山喜密谋杀害李元昊的事泄露，李元昊便将卫慕氏全族斩草除根，皇太后卫慕氏也没能幸免，被亲生儿子李元昊用药酒毒死。

皇妃卫慕氏因有孕在身，所以暂时被打入冷宫。后来因为宠妃野利氏的谗言，说卫慕氏所生的儿子像其他人，李元昊一怒之下，将卫慕氏母子杀了。

第二妻索氏，由于得不到李元昊的宠爱，以调琴鼓瑟、唱歌跳舞度日。李元昊攻打唃厮啰时战败，传闻说李元昊战死，索氏因此十分喜悦。等李元昊回来后，索氏因惧怕而自杀。

第三妻为都罗氏，很早就死了。

第四妻为咩迷氏，也得不到李元昊的宠爱，她曾生过一个儿子阿哩。阿哩长大后，聚众反叛，他的同伙鄂桑格将其告发，李元昊派人将阿哩沉于河中，将咩迷氏赐死于王亭镇。

第五妻是野利氏，是天都大王野利遇乞的妹妹。野利氏身材修长，聪慧且美貌，李元昊对她既宠爱又畏惧。她喜欢戴金饰的“起云冠”，李元昊就下令其他人不许戴。野利氏有3个儿子，长子宁明，最初被立为太子，但他生性仁慈，不喜欢荣华富贵，一心修道，不问国事，最后在修炼道术中气忤而死。

次子宁令哥，长得和李元昊十分相像，因此受到李元昊的宠爱。三子锡哩，很小就死了。李元昊在长子宁明死后，便立宁令哥为太子。

第六个妻子是辽朝的兴平公主。她是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姐姐，李元昊同兴平公主结婚，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即当时夏辽联盟对抗宋朝。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好，兴平公主因分娩生了病，李元昊也从不去探望，甚至不向辽兴宗告知兴平公主的病情。后兴平公主病死，辽兴宗对此十分不满。

第七个妻子没氏，是党项大首领没皆山的女儿。此女容光潋滟，风流浪漫。她原本是李元昊为太子宁令哥选的妃子，但见其貌美便纳为自己的新皇后，废除了宁令哥的生母野利氏的皇后称号，还在兴庆府内、贺兰山麓和天都山下分别兴建离宫，供自己和新皇后玩乐。

第八妻为没藏氏，没藏氏原本是李元昊的大将野利遇乞的妻子。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宋夏达成议和后，宋对西夏采用了离间计，设计陷害李元昊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与宋私通。李元昊生性多疑，喜欢杀戮，因此中计杀死了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

后来，李元昊得知自己中计，为了弥补过失，安抚野利族人，就把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接到家中居住。没藏氏妩媚、聪慧，深得李元昊的喜爱，不久两人便私通。野利皇后得知此事后，李元昊让没藏氏入兴州戒坛寺为尼，赐号为“没藏大师”。

但李元昊与没藏氏仍经常在寺中幽会，外出打猎也带着她。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二月，李元昊与没藏氏外出打猎时，晚上宿营于两岔河河畔，没藏氏在此地为李元昊生下儿子，所以取名为“宁令两岔”，后来谐音为“谅祚”。没藏氏生下谅祚后，被封为皇后，她的哥哥没藏讹庞也因此得势。

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李元昊封没藏讹庞为国相，管理政务。没藏讹庞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他权高位重之后，便开始谋划夺取西夏皇位。他利用李元昊夺取了太子之妻，太子对此深恶之机，唆使太子宁令哥刺杀李元昊。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十五，心怀怨恨的宁令哥便派野利浪烈刺杀李元昊，没有成功。随后，宁令哥自己潜入离宫中，趁李元昊喝得不省人事，被侍从扶到离宫中歇息的机会，一刀削掉了李元昊的鼻子，李元昊因失血过多而死，终年46岁。其谥号为“武烈皇帝”，庙号“景宗”，陵名“泰陵”。

如今这片曾建有亭榭台池的离宫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是从遗留的大量砖瓦中，依然可以看出昔日离宫的壮丽与雄浑，可谓“隐隐透出离宫在，昔日辉煌皆去矣”！

后人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来感叹此事：曾历百战血浴时，谁料枭雄酒色失。

李元昊经过6年的经营和准备，夏州割据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时他便积极谋求脱离宋朝。

西夏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与野利仁荣、杨守素等大臣共同谋划，在都城兴庆府南郊的戒坛寺筑坛受封，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大夏”，也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西夏语音为“邦泥定国”。

李元昊自号“大夏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简称“大夏皇帝”，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称帝后的李元昊在国内大肆封官，追其祖父李继迁谥号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名“裕陵”；追其父李德明谥号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陵名“嘉陵”；立妃子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李元昊还参照宋朝的宫室礼仪制定了自己的宫廷管理制度，他规定：群臣入朝“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官员上朝时，要由党项人任职的宰相担任领班，文武百官依序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官员在朝拜过程中，若有站立不正、行礼不端的，都要给予处罚。

西夏天授礼法二年（1039年）正月，李元昊遣使到宋朝，并上表于宋朝，希望取得宋的承认。他在给宋朝的呈表中说：“臣的祖宗本出自帝王的后裔，当东晋的末年，始创后魏的基业。远祖思恭，在唐末曾率兵拯救国家危难，接受封号，赐姓为李。祖父李继迁，心知兵法，手握干符，大举义旗，悉降各部，临近黄河的五郡，迅速归顺；沿边七州，全部攻克。父亲李德明，继承先世的基业，以听从朝廷的命令而自勉……臣偶以狂斐，制成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以成，文字既已推行，礼乐既已张设，器物既已完备，吐蕃、鞑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称王则众人不喜，朝见皇帝则唯命是从。他们多次期望辐辏帝王，山呼齐举。伏愿以极远的一块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来不及再三谦让，群臣又逼迫，事不得已，显而行称皇帝之礼。遂以十月十一日，在郊坛举行建国典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封为君主。敢竭愚庸，永远亲厚友好。鱼雁往来，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竭忠，仰望皇帝应允，派使奉表上报。”

李元昊的称帝对宋朝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引起朝野哗然。宋虽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来阻止李元昊称帝建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善骑射、崇尚武力是党项羌游牧民族的传统，宋朝翰林学士丁度评价西夏军的战斗力“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饿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

西夏建国后的第二年，李元昊为了显示实力、提高国威，迫使宋承认西夏国家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对宋朝边境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即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战役。除三川口战役在今陕西省安塞县外，其他两次战争都发生在今宁夏境内的南部山区。

三川口战役宋夏三川口战役的主要目标是延州（今陕西定边县）。延州是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要地，也是出入西夏的要冲，所以李元昊对宋战争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延州。李元昊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进攻金明寨，对于素有“铁壁相公”之称的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李元昊先采用招诱劝降的手法，又用诈降的方法使李士彬直辖的18寨中流入大量的西夏兵。

见时机成熟，李元昊用突袭的方式出兵包围了金明寨，发动猛烈的进攻，由于有诈降的西夏兵内应，金明寨守将李士彬仓促应战，无法冲出重围，被西夏军活捉，李元昊顺利占据了金明寨。随后，李元昊乘士气正旺，快速进攻延州。

延州又称赫连城，其城墙依山而建，地势严峻，易守难攻，此时延州守军较少，势单力薄。李元昊选择了三川口为咽喉地带，先歼灭宋朝的援军。三川口之役，西夏大获全胜。李元昊在三川口全歼宋朝的援军后，集兵于延州城下，延州被围7天，危在旦夕。

延州守将范雍等全无退敌的良策，正在这时，天公作美，彤云密布，天降大雪，气温骤降。西夏的士兵露宿野外，衣单被薄，缺少御寒的衣物，士兵们已无心恋战，面对此情形，李元昊只得退兵，延州之围被解。李元昊没有达到逼迫宋朝承认其合法的目的。

好水川之战在今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农民在开挖水渠、打桩整地时，常常会发现一坑一坑的白骨，有的人头骨上还穿着箭头。有的坑中埋的马头竟多达200多个，有的坑中还发现成捆的箭头和兵器。

兴隆镇粮库在维修围墙时，曾挖出一个100多米长的大坑，坑里人骨、马骨相互叠压，厚度达一米多高。陈玉田村北边沿山的断崖上，能看到一层层的白骨，有的离崖顶几尺高，有的离崖顶一两丈高。农民们说，那里的“阴气”重得很，太阳一落山，羊到山前就不走了，挤成一团，所以，天黑以后，他们都绕道而行，不从那山前过。

面对成堆的白骨和当地农民的畏惧，1999年7月，宁夏文物考古部门专家来到此地，对现场的遗存进行了考察研究。通过对西夏古寨堡遗址位置的比较对照，最后确定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就是当年西夏与宋朝好水川之战的主战场。

三川口之战后，李元昊驻军于金明寨一带养精蓄锐，准备再次进攻宋朝。宋朝在三川口大败后，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西北边防的措施：宋朝对败将予以撤换，严惩临阵脱逃的宋将，提拔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让他们共同管理军事防务。

面对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强手，李元昊采取了离间之计，使范仲淹背上了与李元昊私通的罪名，宋朝降范仲淹到耀州，换陈执中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削弱了宋朝在延州一带的防御力量。此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心情只能用他曾在江西饶州写过的一首诗来表达：

三出专城须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最令李元昊棘手的范仲淹被宋朝调离后，剩下夏竦、韩琦两个人，已经不是李元昊的难题了。李元昊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二月，亲自率大军10万，从天都山（今宁夏海原县南）出发，进军到怀远镇（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乡），韩琦急忙派大将任福领兵应战。

但任福骄傲轻敌，不按韩琦制定的路线前进，擅自率兵数千人，与西夏军战于孙家堡南部。任福指挥守军参战，斩敌数百，西夏军佯装败退，以此引诱宋军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任福不知道这是西夏所用的计谋，便紧追西夏军，晚上正好屯兵于好水川，此时，宋军只有3万余人，而李元昊早已将自己的10万兵力隐藏于好水川口，等待宋军到来。

第二天，任福发现中了李元昊的诱兵之计，就率兵沿好水川向西奔逃，出了六盘山后，宋朝士兵发现路边摆放了许多密封的泥盒，宋兵非常好奇，便打开了泥盒，只见数百只系哨子的鸽子直冲云霄，李元昊看到天空的鸽子，知道宋军进到了埋伏圈，就用分割包围的战术歼灭了宋军，任福自扼咽喉而死。

好水川之战，宋兵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佐全部死亡，士兵死亡万余人，宋朝大为震惊。西夏在这次战争中大获全胜，李元昊踌躇满志，战后命张元题诗嘲讽宋朝边将：

夏竦何曾耸，

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辈，

犹自说兵机。

在诗的后边还落款“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以此来嘲弄宋朝的边帅。好水川一战，宋朝军队几十员大将除朱观一人外，其余全部阵亡，泾原路的1.8万人马损失殆尽。事实上，在这一次战争中西夏军队的伤亡也很重。

战后，李元昊率兵返回天都山进行修整。李元昊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战争并没有给西夏国带来繁荣和富裕。相反，此时的西夏在战争的吞噬下，灾难丛生、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李元昊是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个失败者。

定川寨战役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采纳了宰相张元的建议，从天都山出发向南行进，准备攻下镇戎军后，经渭州深入关中。决战地点选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西北面的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

定川寨西控六盘山一带，地势险峻，是宋朝抗敌的重要关隘。李元昊集合10万兵马，分两路进军。一路到刘璠堡（今宁夏海原县西南），另一路到彭阳城（今宁夏固原市东北），最后会合于镇戎军。泾原路总管为葛怀敏。泾原平坦辽阔，天险可守，是宋朝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中最为薄弱的地域。李元昊于是选择以泾原为突破点。

此时，宋渭州的知州为王沿，是一个不熟边事、不善用兵的人。王沿得知西夏军从天都山大举出动，忙派葛怀敏率兵在瓦亭寨阻击西夏军。而当葛怀敏率兵到瓦亭寨没有遇到西夏军时，便擅作主张，率军进入养马城，其他各路军队也都前往葛怀敏所在的养马城与其会合。

与此同时，李元昊率军进入镇戎军境内。有部将建议葛怀敏说：“敌人远道而来，他们人数众多，势不可当，利于速战速决，我们现在应该以奇计别之，应依靠马栏城布置栅栏，切断敌人右路，固守镇戎城，来保障粮饷的畅通，拖垮敌人，等敌人锐气减弱后再进攻，才能取胜。不然必定吃败仗。”但葛怀敏刚愎自用，置大将建议于不顾，下令各路军分四路会师于定川寨。

葛怀敏的这种布置正合善于用兵的李元昊之意。李元昊早就在定川寨设下埋伏，只待葛怀敏的主力军到来。李元昊烧毁了定川寨后边定川河上的木桥，断绝了宋军的退路，又派人切断了流经定川寨的水道，断了宋军的水源。葛怀敏军刚到定川寨，就陷入西夏军的埋伏，李元昊率精锐部队将葛怀敏军重重包围，并分割围剿，加之当时天气突变，狂风肆虐，飞沙走石，宋军乱成一团。

李元昊乘乱而上，宋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葛怀敏因得泾原路都监赵询的救助才得以逃脱。葛怀敏率部引退到长城边，而西夏军早已将退路截断，宋军再次陷入西夏军包围，葛怀敏等十余人全部战死。

定川寨之战，又是以西夏的胜利而告终。西夏军乘势直奔渭州，大肆掠夺，满载而归。

在3年之中，宋朝军队接连3次吃了大败仗，朝廷一片恐慌，宰相吕夷简惊叹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北宋著名大臣范仲淹写下《渔家傲》以描述在战争吞噬下凋蔽的社会状况：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三次大的战役均以西夏的胜利而告终。战争为西夏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这并不能弥补战争给西夏国内带来的巨大损失，西夏国内物资奇缺、物价上涨、百姓生活穷困，西夏已无力再战。缺衣少食的西夏百姓中流传着《十不如》的歌谣：

一不如，年年征战，田园荒芜野草长；

二不如，岁岁歉收，灰条、白蒿当食粮；

三不如，青壮点兵，牛羊瘦弱无人放；

四不如，尺布百钱，番民身上少衣裳；

五不如，榷场冷落，不见昔日繁华样；

……

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宋夏双方都有意议和。第二年（1044年），双方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议和”。和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并每年赐给西夏绢和银。随后，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用重金换得了所谓的“西夏向宋称帝”。

在夏宋关系趋于稳定的同时，夏辽之间的关系走向了破裂，爆发了河曲之战。辽与西夏长期以来都是较为友好的舅甥关系，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呢？一方面，由于李元昊与辽兴平公主的婚姻不幸，两人长期感情不合，以致于兴平公主得病忧郁而死，李元昊竟没有及时地向辽兴宗汇报，使辽兴宗对此极为不满，为辽夏两国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祸根。

另一方面，辽夏两国因利益分配不均而起怨恨。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李元昊请辽发兵援助他攻宋，辽出兵到幽州（今天津市蓟县），却不再前进，李元昊十分不满。第二年（1043年），西夏出兵帮助辽镇压了夹山部呆儿族的起义，但辽却将全部的掳获物归为己有，使夏辽关系急剧恶化。

李元昊又煽动辽的部分部族归附西夏，并对辽的边境进行骚扰，辽兴宗大怒，准备大举攻伐西夏，辽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九月，辽兴宗亲自率兵10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攻西夏。李元昊见辽军来势凶猛，便采用了缓兵之计，在10天之内，3次遣使到辽，上表谢罪。夏辽两军在河曲（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境内）各据一山头，严兵对峙。

李元昊率党项3部酋长赴辽营请降，辽兴宗赐酒于李元昊，并说：“许以自新。”李元昊走后，辽兴宗采纳了臣下建议，于次日向西夏军发起进攻，西夏军大败，李元昊只能退避三舍，避辽军之锋芒。夏兵每撤退30里，就将沿途方圆数十里的田园烧毁，以断辽军粮草。在此情况下，辽兴宗只好答应和解。

这时李元昊却又故意拖延日期，直到辽军人疲马乏，他又率军突然反攻辽军，辽军溃败。夏辽河曲之战，李元昊虽取得了胜利，但他深知，就两国实力而言，西夏国弱民贫，不是辽的对手，于是乘辽军战败之机向辽求和，双方和解。

李元昊称帝建国后，连续与宋、辽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政治上取得了与辽、宋平等的地位，从此，自称“西朝”。西夏虽对宋、辽称臣，实际上与宋、辽鼎足而立。

李元昊死后，没藏讹庞以谋叛为由，将太子宁令哥杀死。李元昊临终时曾立下遗嘱，让从弟委宁令哥继承帝位。但没藏讹庞却联络亲信共举自己的亲外甥谅祚为西夏新皇帝（毅宗），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

大臣们因畏惧没藏讹庞的权势，只能同意。因毅宗李谅祚继位的时候年仅周岁，所以，西夏的朝野大权完全被没藏氏兄妹独揽。没藏氏掌权后，荒淫无度，先是与野利遇乞在世时的管家李守贵私通，后来又与曾在戒坛寺侍奉过她和李元昊的保细吃多已通奸。此事被李守贵知道后，李守贵将没藏氏与吃多已一起杀死。

没藏讹庞在失去皇太后的支持后，为了能够继续稳固地把持朝政，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年仅9岁的毅宗李谅祚做皇后。没藏讹庞因此独揽朝纲，任意诛灭异己，满朝官员对其都是敢怒不敢言。

没藏讹庞还利用手中职权为自己谋取巨大私利，他不断侵耕宋朝在麟州屈野河一带的大片肥沃土地，还经常寇扰宋朝边境，掠取财物，使宋朝先后断绝与西夏的合市、私市。

这一切使西夏国内财用匮乏，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同时，没藏讹庞的叛逆行为也加剧了他与以毅宗李谅祚为首的帝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没藏氏的暴虐、专制统治，使逐渐成人的毅宗李谅祚无法容忍，他开始谋划从后党中夺回权力。李谅祚与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没藏讹庞的儿子发现后，十分愤怒，便与他父亲二人串通要谋杀李谅祚，自立为帝。

梁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转告李谅祚。李谅祚在大将漫咩的支持下，在密室召见没藏讹庞，将其抓捕，并以谋反罪杀死没藏讹庞一家人和在朝中做官的族人，废除皇后没藏氏（没藏讹庞的女儿），改立梁氏为皇后。

李谅祚以先发制人的手法，扫除了没藏氏家族的党羽，夺回了大权，结束了西夏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族执政。

此时的毅宗李谅祚才14岁，“以史为鉴，可知王朝兴替”，但年幼的李谅祚没有能够从没藏氏专权中吸取教训，在立梁氏为后的同时，又任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相，并且允许其世袭此职，为西夏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后党专政埋下了隐患。

李谅祚是个崇尚汉礼的人，他亲政后，为了巩固西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核心内容是改蕃礼为汉礼。

李元昊在建国时，大力提倡党项羌族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的是体现出民族独立性，与中原王朝抗衡。实际上，在西夏境内存在着大量的汉民族，在西夏的国家各机构中也存在大量的汉族官员。西夏统治区域内的凉州、甘州、兴州、灵州一带原本就是农耕文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汉文化底蕴。

随着西夏社会的发展，西夏的统治阶级也明显地意识到，要使西夏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必须在西夏国内大力弘扬中原先进的汉文化。毅宗李谅祚非常喜欢汉文化，因此，他决定在国内大兴汉礼。

夏奲都五年（1061年），李谅祚向宋朝表达了他们仰慕中原文化礼仪，并请求从第二年起改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者，得到了宋朝的赞同。李谅祚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穿汉族衣冠，改用中原王朝礼仪制度。国人停止使用蕃礼，改用汉礼，改穿汉族人服装；用中原王朝的汉文化礼仪来迎接宋朝使臣，并向宋乞要工匠、伶人（乐人、乐官），以进一步方便学习汉仪；为了表示其在西夏推行汉礼的决心，李谅祚恢复了唐朝曾赐给党项贵族的“李”姓。

第二，向宋朝求赐经、史书籍。夏奲都六年（1062年），李谅祚又上表宋朝，希望宋朝能给西夏九经（九经名目相传不一。宋朝时的九经是指儒家的九种经典：《诗》《书》《易》《礼记》《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左传》《唐史》《册府元龟》）等书，如此大规模的从中原王朝求得儒家经典，这在西夏历史上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李谅祚对汉文化的崇尚与向往。

第三，李谅祚在李元昊所设官制的基础上，又仿宋朝官制进行了一些补充，完善了西夏的官制。他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中书学士等官职，在蕃职中增加了“昂聂”“昂星”“谟固”“阿泥”等称号，这一时期西夏的官制比李元昊时更加完备。

李谅祚还重用汉族官吏，对有才华的汉人委以重任。汉人景询、苏立两个人都曾是宋朝的儒士，李谅祚都授予他们高官。《西夏书事》记载：“谅祚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掠秦凤时，俘汉人苏立，授以官，颇用事。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祚爱其才，授学士。”

学士一职一般都是由皇帝所亲信的有文才的人才能担任，李谅祚让汉人景询任此职，足见其对汉族人才的重视程度。

第四，加强西夏的军事力量。李谅祚在西夏原有的监军司的基础上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改韦州监军司为静塞军，改石州监军司为祥祐军，改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还在西平府设立了翔庆军司。

更换军名、改变驻军地点和增设新军的措施，消除了西夏国内过去各监军司军政合一、权力太大的弊端，使地方文武官员各有职权范围，可以互相牵制，从而加强了西夏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巩固了西夏政权。

李谅祚在短
同时，与周边的辽、吐蕃、宋朝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了安境息民的友好关系。这种举措，对西夏社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周边各政权和民族的生存及发展。

当然，李谅祚这样做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西夏党项羌贵族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