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人自辽太宗即位初期迁徙到辽东地区以来，当地官府对他们一直免征盐、酒等税。圣宗即位后，冯延休、韩绍勋等大臣不顾辽东地区与燕京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相继将燕京地区的征税办法强行推广到辽东，致使百姓生计遭到严重威胁。

　　韩绍勋是韩延徽曾孙，官至东京户部使。征税引起的风波还未平息，太平九年（1029），燕京地区因连年受灾发生饥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又献计造船，令辽东百姓能出海者漕运粮食，赈济燕民。由于海路艰险，东京派出的船只往往沉没。船民们屡次向官府报告此事，韩绍勋等不但不相信，且以种种手段相驱逼，强制船民继续出海。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地区的人民群众除起来造反，已经没有其他出路可供选择了。

　　当时，渤海人大延琳为东京舍利军详稳，他针对这种情况与副留守王道平商量对策，劝其一同造反，道平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欺骗大延琳。他在夜间丢下家属，只身逃出东京城。这时，大延琳派去黄龙府联络黄翩一同举兵的信使也背叛了，王道平与此人一同至行在向圣宗告变。

　　在此紧急情况下，大延琳被迫仓促举事，囚禁了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同时将万民痛恨的韩绍勋、王嘉及四捷军指挥使萧颇得一齐斩首，然后宣告即皇帝位，建立兴辽国，年号天庆。这时，圣宗正在庆州东北举行一年一度的秋猎，他在捺钵闻讯后立即向诸道征兵，刻期进讨。

　　国舅详稳萧匹敌治所距东京最近，故得以首先率所部及家丁据守要害，堵住了大延琳西进的道路，从而保证了朝廷的安全。然而，大延琳迅速致败的关键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轻易相信一辽军将领渤海人夏行美，并对他寄以希望，结果却被此人出卖。

　　当大延琳起事时，夏行美正统军驻守在距东京不远的保州，其部众多是渤海人。大延琳派人劝说夏行美与他一同造反，杀掉统帅耶律蒲古。夏行美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将这一阴谋实告耶律蒲古，于是耶律蒲古立即杀掉了军中的八百渤海士兵，截断了大延琳向东的退路。

　　大延琳领导的这次反抗斗争，在辽东地区得到广泛响应，南、北女真都归附他，高丽也趁机不向辽朝如期纳贡。如果大延琳能抓紧时机搞好联合女真和高丽的工作，必能迅速壮大自己。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辽军中的渤海将领，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他们策反上，以致贻误了战机。及至各路辽军来攻，只好固守东京这座孤城，十分被动。

　　沈州节度副使张杰守城有功，辽圣宗擢升他为节度使，夏行美也因功授以平章事。当年十月，以南京留守萧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萧匹敌为副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率军进讨大延琳。第二年三月，据萧匹敌亲至行在向圣宗报告，萧孝穆的大军已在东京四周距城五里许处筑起堡寨，将东京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女真、高丽的援助全都无法到达城内，城内军民只能拆毁房屋以供烧柴，困难已极。这时，萧孝穆又进行瓦解城中斗志的宣传，城中先后有七百多户出降。八月，大延琳部将杨详世暗中与辽军勾结，于一天夜里打开城门放辽军入城，城陷，大延琳被擒，渤海人这次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遂告失败。

　　太平十年（1030）十一月，萧孝穆凯旋，圣宗大加宴劳，封他为东平王、东京留守，封萧匹敌为兰陵郡王、奚王萧蒲奴加侍中、奚王府都监萧阿古轸为东京统军使。经过这次动乱，辽圣宗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渤海人的防范，对渤海旧贵族进一步实行分化瓦解，“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余分居来、隰、迁、润等州”。东京地区渤海人的力量再次被削弱了。

　　西辽是辽朝在12世纪30年代被金朝击败之后，由耶律大石在中亚地区创建的强大王朝。西辽疆域广阔，部属众多，历时近90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耶律大石（1087～1143）作为西辽的创建者，在中国历史上足以和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齐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

　　耶律大石，契丹族人，学识丰富，通契丹文、汉文，自幼善骑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五年（1115）中进士，出任翰林承旨，契丹语翰林称“林牙”，故亦名“大石林牙”。历任泰、祥州刺史和辽兴军节度使。

　　女真族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天祚帝于保大二年（1122）自鸳鸯泺败走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皇族耶律淳留守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耶律大石与宰相李处温等在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这个小朝廷史称北辽。

　　耶律淳称帝3个月病死，妻萧德妃权主朝政。不久，金兵攻陷南京，萧德妃西奔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谒天祚帝，被杀。耶律大石在居庸关抗金之役中为金军俘获，保大三年（1123）九月逃至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虽赦其擅立之罪，但耶律大石心不自安。

　　保大四年（1124）七月，天祚帝自夹山率师东伐，打算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劝阻，天祚帝不从，于是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二百骑北走，过黑水，得到白达达部（汪古部）长的资助，驰至辽西北重镇可敦城。这一带本是漠北辽朝治下广大游牧部族之地，未受金兵侵扰。他便在可敦城召集边境内威武等七州和大黄室韦、乌古里、敌剌、达密里、阻卜、密儿纪等十八部部众，组成新军，得精兵万余，有战马万匹，设官置吏，建立了新政权，策划复兴辽朝。

　　许多突厥部族前来归顺，势力逐渐增至四万户。不久，他决定西征，行前致书给西州（高昌）回鹘王毕勒哥，说要借道西行赴大食（这里说的大食不是指阿拉伯，而是指塔吉克，泛指中亚地区），毕勒哥款待三日，赠送马600匹，骆驼100头，羊3000只，送他出境。沿途经过的地方，抵挡者就消灭，投降者就安抚，归附者竟有数国。

　　保大四年（1124）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在新建的叶密立称帝，改元“延庆”，同时采用突厥族称号曰“古儿汗”或译“葛儿汗”，这就是中国史上所称“西辽”，阿拉伯史家称为“哈剌契丹”或译“喀剌契丹”。不久耶律大石使高昌回鹘成为他的附庸。

　　这时统治八剌沙衮的东哈剌汗王朝衰弱，属下割录（葛逻禄）部和康里部叛乱，于是便向耶律大石请求援助，并答应将他的整个版图置于耶律大石的统治之下。

　　耶律大石乘机取代了他的统治。延庆三年（1126），耶律大石以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东南）为都城，称虎思斡耳朵（意为强有力的宫帐）。封易卜拉欣为“伊利克·伊·土库曼”，意为土库曼王，并保留其对喀什噶尔及和田的统治。东哈剌汗所辖地区，原有很多屯田的契丹人居住，这使耶律大石得以顺利地拓地立国。

　　耶律大石讨平康里部的叛乱，北向击败了黠戛斯。康国元年（1134）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萧查剌阿不为副元帅，耶律燕山为都部署，耶律铁哥为都监，率骑兵七万东征金朝，准备洗雪前仇，至喀什噶尔、和阗后，行程万里，途中牛马多死，被迫还师。

　　康国四年（1137）五月，耶律大石挥师进攻统治寻思干（撒马尔罕）的西哈剌汗算端（苏丹）马合木汗，败之于忽毡。马合木汗退到寻思干后，重整武备，并求援于其舅父呼罗珊的塞尔柱算端桑贾尔。康国八年（1141）夏，桑贾尔渡过阿姆河，举兵10万来攻，耶律大石率契丹、突厥、汉军迎战于寻思干以北的卡特万。

　　九月九日，桑贾尔大败，全军覆没，遗尸数十里，桑贾尔与马合木汗仅以身免。耶律大石乘胜北攻不哈剌（布哈拉），不哈剌和寻思干的宗主权从桑贾尔手中转到耶律大石手中，耶律大石封马合木汗之弟易卜拉欣为“桃花石汗”，并留下一名“沙黑那”，监督其统治，于是，西哈剌汗王朝也成为西辽的附庸。同年，耶律大石命其将军额儿布思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沙赫阿即思也降服做了西辽的藩属，进贡大量金币、畜产。

　　至此，西辽的疆域已相当辽阔：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北达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阿姆河，一时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大帝国。

　　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生产生活方式与农耕民族大不相同。他们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牧区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这种毡帐便于迁徙，适合于逐水草游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契丹族拜日，又由于北方草原多西北风、北风，所以契丹族毡帐多面向东南。辽朝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四时迁徙与普通牧民相似。大约在唐末，契丹族开始有居室建筑。辽朝建立后，城邑越来越多。

　　对于转徙随时的契丹人，出行多骑马或乘车。由于用途不同，契丹人的车种类不一。辽人的绘画和辽墓壁画中，契丹车多有出现，其形制与当时人的记载一致。契丹人虽为游牧民族，但其故地有潢河、土河，渔猎生活和洪水泛滥，致使早期契丹族也离不开舟船。

　　契丹人的食物以乳肉为主，除家畜牛、羊外，野猪、狍、鹿、兔、鹅、雁、鱼等猎获物也是食物来源。辽朝不产茶，茶叶是通过贸易和宋朝的赠礼传入的，契丹贵族也颇好饮茶。契丹在举行礼仪、欢庆、游乐、接待使节和恩赐下属时，往往饮酒，中京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契丹的传统服饰有“胡服”、“国服”、“番服”等不同称谓，其中包括冠帽、衣裤、靴袜和带饰。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他们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

　　辽朝建立之前，契丹实行群婚与族外婚。辽朝建立后，太祖及其后继者就婚姻问题颁布过一系列法令，最重要的是确立了王族、后族两姓世婚制；严格执行“族外婚”制度，大多数人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但长期以来耶律氏和萧姓之间互相通婚，所以不计辈分，以致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现象较严重。

　　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当时虽无坟墓，但把火化后的遗骨集中埋葬于黑山。此外，契丹还始终保存“拜山礼”，即“祀木叶山仪”，人们面向此山，祭拜祖先亡灵。辽建国后渐行土葬，无坟墓的习俗逐渐被废除。

　　早期多为单室墓，石棺；中期以多角形为主，石木、砖木混合结构，室内多筑有尸床、尸台，并有多室墓和装饰性结构出现。辽朝晚期，多室墓普遍，结构更复杂。贵族墓葬多有墓志。圣宗之前尚有人殉遗风。

　　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烧饭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以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凡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物皆可奉祭。

　　再生仪和祭山仪是契丹独具特色的仪式，终辽一代不辍。遥辇氏联盟的首领，辽朝的皇帝、执政的皇后和皇储可行再生礼，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先于御帐禁门北设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

　　行礼时，将童子和接生老妇置于室中，老叟持箭囊立于门外。先从神舆中取出先帝神主，祭奠。皇帝入再生室，除去朝服，与童子徒跣（脚）俱出，模仿初生时的情景。

　　然后，拜先帝御容，宴饮群臣。这一礼仪创于遥辇阻午可汗时期，目的是使人重温初生时的情景，追念“母氏劬劳”，“起其孝心”。

　　金太宗完颜晟晚年时，一改兄弟继承制的惯例，立太祖孙完颜亶为皇位继承人。天会十三年（1135），太宗去世，完颜亶嗣位，即为金熙宗。

　　金国灭辽和北宋后，占领的区域不断扩大，其中混居着契丹、渤海以及大批的汉人。为了巩固金国的统治，金熙宗顺应形势的要求，对统治制度一再进行了改革。

　　金熙宗首先废除了女真旧制，建立起一整套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勃极烈制度，由三省制度取而代之。

　　金朝初期，朝廷的中枢机构是在皇帝之下，由出身宗室近亲、地位显赫并具有终身职务的几名勃极烈组成的会议。它是带有氏族残余的贵族议事机构，皇帝依赖它来裁决国家事务。由于勃极烈贵族会议的职能十分有限，而且任勃极烈的宗室大臣职责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因此很容易造成国家机器的低效率和无序运转。

　　在勃极烈制度之下，国家大事更多地取决于参加勃极烈会议的宗室贵族的共同意见，而皇帝的个人意见，有时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熙宗决定加以改革。事实上，在太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就已颁布了“初改定制度”的诏书，准备废除原有的勃极烈制度。它的存在，已然大大影响了国家封建化的进程。

　　天会十三年（1135），金熙宗参照唐、宋及辽的模式，首先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在皇帝之下设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位高而无实权，专用来安置位尊权重的大臣；在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之上，又设置领三省事一职，仍无实权。熙宗通过这样的改革，把军权和行政权进行了分离：一些势力庞大的军事贵族被安插在此，军权被剥夺。这样一来，军事大权悉数收归中央，旧贵族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削减。

　　在三省制度中，以尚书省为新的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均由尚书省官员兼任。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为尚书令，其下设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天眷元年（1138）八月，朝廷正式颁行新官制。原来的女真和辽、宋的旧有官职，均按照新规定进行统一换授。

　　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大加强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亦提高了行政机构的运作效率。它分工明确，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成为了皇帝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

　　新的官职颁布后，熙宗又着手对朝廷的礼仪制度进行改革。天眷二年（1139）三月，熙宗命百官制定详尽周密的礼制，开始着重改革。

　　这次革新，前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但凡宗庙、社稷、祭祀、尊号、朝参、车服、仪卫及宫禁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如：宫廷禁地，亲王以下者不能佩刀入内；新的朝参礼仪启用后，每月朔望日为朝参日，余下为常朝。不论朝参还是常朝，臣子都必身着汉式朝服，依照复杂的仪式行礼，然后才能奏事等。

　　君位继承方式的改革，也是金熙宗改制的重要内容。

　　从前女真的传统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从金景祖乌古廼到金太祖阿骨打，全部都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在家族中传承。即使太宗完颜晟在世时，仍然是立弟弟完颜杲为储嗣。后来完颜杲病逝早夭，作为嫡长孙的熙宗才得以继承皇位。皇统二年（1142）三月，熙宗将儿子济安立为皇太子，正式确立了父子相传的皇位世袭权。

　　这一革新，对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熙宗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对金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熙宗以后，直至金国灭亡，这套制度基本上没有变更，成为了金代的定制。

　　辽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与中原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相互吸收。辽自耶律阿保机即位后，学习汉族文化，祭孔子，制文字，加速了文明化的进程。其后，景帝、圣宗、道宗几代，都尚文雅，对于汉文著作，多有翻译。文学亦随之得到了一些发展。辽代文学既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具有本民族刚健质朴的特色。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加收敛；用“着靴行旷野射鸨”评论人说话言不及义；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诸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出题目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道宗在辽朝诸帝中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其诗文集名《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

　　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真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惜皆不传，现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

　　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

　　辽代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歌谣、俗讲等口头文学也很丰富，然而几乎全部失传，较著名的青牛和白马的传说、黄龙的传说等也只知其故事梗概。从尚能见到的几首民歌中可以看出朴质活泼的特色，如天祚末年的《国人谚》：“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管女直。”辛辣形象地讽刺了昏庸无能的最高统治集团。亡国后遗民的《投坑伎诗》、《臻篷篷歌》等也极富意趣，新颖别致。

　　现在可知的辽代文学的作者多为契丹贵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作品多反映贵族社会生活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些作品表达了希望南北两朝友好相处的诚挚愿望，描绘出北国人民的生活图景，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情调。契丹文学扩大了写作题材，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

　　辽代文学总的成就虽然在历代文学中显得逊色，但它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环节，对金、元乃至清代，甚至外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豫（1073～1146），字彦游，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北宋徽宗元符年间进士，曾任殿中侍御史一职。后因多次参奏有关礼制局的事务，引起徽宗不满，于1124年被降为河北西路提刑。金军大举南侵时，刘豫畏敌，弃官逃跑。宋高宗即位后，他出任济南知府。由于战事频繁，山东局势不稳，他要求改到江南任职，被拒，无奈上任。

　　天会六年（1128），金将完颜挞懒率兵攻打济南。

　　济南城守将关胜，骁勇善战，金军每每来犯，总能杀败金军。刘豫受金军诱惑，杀害关胜，出城投降。金军大为满意，封他为京东东、京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等要职。其子刘麟也被封为济南知府。金将挞懒屯兵要地，对其进行镇抚。

　　金国灭北宋之初，由于领土迅速扩张，自身没有能力全权掌控，加上宋境百姓反抗此起彼伏，所以曾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以宋制宋，减少金国的压力，待时机成熟，再归自己直接统治。然而，不久张邦昌就将玉玺交还康王赵构。赵构继位后即将其贬官赐死，这一傀儡政权倒塌。

　　此时，金国仍不具备统治全部华北的能力。因此，在得来的土地上仍然需要一个代理皇帝进行统治维持。天会八年（1130）三月，完颜宗弼在完成对南宋小朝廷的追击回师后，金廷即开始商议确立傀儡的事宜。当时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刘豫，一个是折可求，他们都是降金的宋人。其中折可求是于天会七年（1129），以麟、府、丰三州及九堡寨之地投降了金军。

　　由于刘豫自己对做皇帝非常热衷，加之完颜挞懒为之保奏，九月，刘豫被册立为大齐皇帝，定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齐国建立后，刘豫称金太宗为父，与金国以父子之礼相事。齐国成了宋金相持的军事缓冲地带。

　　刘豫当了皇帝后，封张孝纯、郑亿年等为宰相，其弟刘益为北京（即大名）留守，儿子刘麟为尚书左丞相兼诸路兵马大总管，正式开始了对“齐国”的统治。

　　天会十年（1132），刘豫从大名迁都汴京。不久，金国又把刚刚占领的陕西地区交给了刘豫——实际上，金国已将所攻克的黄河以南的所有地域都交给了刘氏父子掌管。

　　由于大齐是金国对宋的特殊地带，因此宋廷对之又恨又怕，不但将其看做敌国，每递国书还必称之为“大齐皇帝”。刘豫的宰相张孝纯、郑亿年等人的家眷都在宋境，宋朝对其也优待有加。

　　金国将齐看做一着棋子，经常以之为攻宋的桥头堡。齐国便开始了与宋长达8年的战争。

　　天会十一年（1133）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齐国，攻占颍昌府，直逼汴京。刘豫急忙向金求救，完颜宗弼亲自率军支援，金齐联军反击。李横不敌，连连败退。齐国乘势“收复”了旧地，还一路攻占了襄阳六郡等兵家要地。齐国的势力在这时达到了顶峰，随时可以西攻巴蜀，顺流直取吴越，对南宋朝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倚仗金国，齐的势力如日中天。然后，“伪齐”的吏治却并不尽如人意。自从掌管了“齐国”，刘豫即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百姓积怨颇深。

　　金国想向华北各地迁徙屯田军，刘豫为了配合，即在各地强征民夫10余万作为“皇子府十三军”；为了能多盘剥民脂民膏，他下令征收什一税，由于赋税繁多、沉重，民间怨声此起彼伏。齐国很多大臣纷纷上谏，要求停止什一税，以宽民力。刘豫不以为然，并将进言的侍郎范巽贬官。后终因反对者太多，什一税制度才不得不取消。齐国在刘豫的统治下，百姓负担一直很重，直到伪齐政权被废，金另设立行台省事才有所减缓。

　　天会十二年（1134）九月，刘豫发兵南犯宋境。金国派完颜宗弼及讹里朵、挞懒等大将率军5万支援。结果在大仪镇遭遇韩世忠埋伏，损兵折将。金兵转向淮西，又被岳飞大败。不久，金太宗病危，金军无功而返，孤掌难鸣的伪军亦只得退却。

　　齐国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宋廷，为金的发展、壮大起到缓冲的作用。对这一点，刘豫非常清楚。因此，他于天会十四年（1136）十月，再次征发大军南下攻宋。这一次，他没有得到金国的支持。刚刚继位的金熙宗令其自行抵御，仅派完颜宗弼率军屯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作为声援。

　　刘豫为挽回败局，发兵30万，号称70万，分三路南下：其侄儿刘猊统领东路军，出涡口，渡淮河攻定远；其子刘麟统领中路军，由寿春攻庐州；下属孔彦舟则率西路军，由光州攻六安。十月初四，刘麟率领的中路军，在霍丘、正阳与宋军遭遇，被遏制；初八，刘猊的东路军在越家坊被宋将杨沂中击退。

　　次日，在转向藕塘镇打算与刘麟合兵时，再次遭遇杨沂中军。激战中，仅有数人逃脱，数万人投降。丢下的舟船、车辆不计其数。其余二部闻得东路军溃败，纷纷撤退北去。此次攻宋，以失败告终。

　　刘豫在齐国的统治，遭受的反抗日益激烈，加之对南宋作战频频失利，他所统治的地区不但没有起到缓冲屏障的作用，反而成了金国的累赘。金国对刘豫已基本丧失了信心。刘豫亦因连番的失利而忐忑不安，于是上书金熙宗，请求立儿子刘麟为储嗣，以此来试探金国的态度。果不出所料，金主淡然回之：“若与我伐宋有功则立之。”

　　为了能够延续其统治，此后刘豫连年派刘麟出征南伐。然而，皆无功而还。已经预感到未来命运的刘豫，试图向南宋示好，然而想到曾经权倾一时的太师张邦昌，也未能逃脱被赐死的命运，于是作罢，从此听天由命。

　　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熙宗派完颜宗弼、挞懒来到汴京，下诏废刘豫为蜀王，并将其囚禁到金明池。伪齐政权仅存在8年。

　　伪齐政权被废后，金国在汴京设立了行台尚书省，直接进行统管。伪齐原宰相张孝纯权任行台左丞相辅弼。随后，刘豫的家属悉数被安置到临潢府，直到刘麟再次被起用。

　　金国建立后，阿骨打清醒地认识到，苟延残喘的辽国仍然是它的劲敌。若想新建立的政权能够生存下去，必须乘胜追击，将辽引向战争的深渊，直至将其推翻。

　　宁江州、出河店等战役后，辽军又屡屡战败，惨淡的战绩使得辽国的东方重镇达鲁古城、黄龙府相继失守。黄龙府被占，让辽国惊恐万分。在对阿骨打诱降和遣使议和都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辽主天祚帝准备御驾亲征。在黄龙府被占的当日，他即下诏发兵，号称70万，实际只有10万。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张奴为副，由骆驼口、宁江州分道而进。

　　这次亲征，辽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面对辽国此次的倾巢出动，阿骨打并不惧怕。

　　为了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他执刀仰天痛哭，说：“当初和你们起兵反辽，只是因为无法忍受契丹的残酷迫害剥削，想要自己建国独立。现在辽主亲自来征讨我们，怎么办呢？除了与他们殊死一战，再没有其他办法了。不如你们杀了我一族人，你们去投降，便可以转祸为福。”众兵士见状，皆摩拳擦掌说：“事已至此，唯命是从。”于是，阿骨打再次率众出征。

　　金国众将领认为，辽军有70万，锋芒势不可挡。为了避免疲劳迎战，应筑深沟高壑，严加防守。阿骨打采纳了建议，在关隘爻剌依地势防御部署。然而，8天之后仍没有辽军的动静。经过侦察得知，辽内部发生了耶律张奴政变，亲征的天祚帝已经匆忙西去平定叛乱了。得知这一情况后，阿骨打当机立断，从防御改为主动出击，派轻骑兵赶往护步荅冈追赶天祚帝。

　　当时，金军骑兵只有2万人。和辽相比，处于劣势，不宜全线出击，否则势必被辽军分割包围。阿骨打决定集中兵力，围歼中军。阿骨打说：“他们人多势众而我们兵力少，我们不能分兵作战。看辽人的中军最为雄壮，辽国皇帝肯定在其中，如果打败了辽国中军，就可以取胜了。”金军先出动右翼，再出左翼合击辽军，辽军大败。

　　护步荅冈之役，是阿骨打指挥反辽战争以来最关键的一次战役，是金辽之战的转折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前，辽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因内部的政变，进一步加深了辽朝统治集团的分裂，辽朝政局陷入混乱之中，其优势不复存在，已无力组织起对阿骨打的有效防御，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而金军则越战越勇。护步荅冈取胜后，金国更从根本上扭转了己弱敌强的局势。

　　护步荅冈之役后，金国的领地更加辽阔，从前的辽北、辽南，全部划归境下。为了加速灭亡辽国的进程，阿骨打开始利用辽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和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形势，从政治上分化瓦解辽国。

　　渤海本是粟末靺鞨建立的政权，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被辽国灭亡后，其居民被迫迁徙或流散逃亡，被称为渤海遗民。渤海遗民中的大部分人是女真人。他们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在乱世中，被辽征用，与金为敌。阿骨打在宁江州战役结束后，就开始招抚渤海人。他派军中的渤海族将士回去招谕其同乡：“女真、渤海本来是一家，我兴师伐罪，不会滥及无辜的。”

　　阿骨打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很多渤海人先后投入了阿骨打阵营，为他效力。他也从这些人中物色好的将帅之才留为己用。

　　阿骨打曾收留培养了一名渤海干将，后来派其潜回渤海到反辽的高永昌军中做内应。

　　高永昌是阿骨打潜在的敌人，属于渤海上层人物。在辽的统治下，高永昌逐渐和契丹族产生了裂痕。他伺机杀了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立，自称大渤海皇帝。高永昌控制辽东50余州，势力庞大。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牵制辽国，动摇其统治的作用，但也形成了对阿骨打潜在的威胁。

　　辽国视高永昌为眼中钉，曾发兵围剿高永昌部。

　　高永昌初战失利，向阿骨打求援，提出了“愿并力以取辽”的合作方式。

　　阿骨打对这一建议未置可否——他更希望能够借助辽国之力来镇压高永昌起义，使其两败俱伤，这样对金国有利。于是，阿骨打拥兵作壁上观，对高永昌的请求置之不理。当高永昌转败为胜时，阿骨打乘高永昌军休整之时，发动突袭，大获全胜。随即派安插在渤海军中的内应杀死高永昌家小，然后临阵捕获高永昌，在辽阳将其杀害。

　　为了彻底孤立和打击辽国统治者，阿骨打对于主动投降金国或作战中被俘的契丹将领，均采取“服者安抚之”的策略。只要他们肯为金朝效力，悉数委以官职。

　　随着两国战事连绵不断，辽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分歧亦越来越大。

　　天辅四年（1120）三月，辽国派遣使者向金求和。阿骨打认为是辽国的缓兵之计，没有响应。同年五月，阿骨打亲率大军攻占了辽国的上京临潢府，取得了继攻占黄龙府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辽国朝野震惊。军中不断生变，厌战和起义事件不断发生。

　　此时，天祚帝又做出了令辽国前途堪忧的举措：他听信奸佞之言，对一部分主将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不久，辽国大将耶律余睹率部降归金国。

　　耶律余睹是辽国皇室宗亲，颇有才干。在同金军作战中，屡立战功。他的军队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对金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阿骨打在占领辽国上京临潢府之后，曾亲自写信向耶律余睹招降，但遭其拒绝。

　　天辅六年（1122）正月，耶律余睹被萧奉先诬为谋反，天祚帝决定处死他。耶律余睹在军中听说后，担心枉自被诛，立即率领家人及千余亲兵叛离天祚帝，投奔了金国。

　　阿骨打对耶律余睹的到来相当重视，尽其所能对他及部下进行妥善的安置。他亲自接见耶律余睹和他的官属，以宰相的礼遇为其接风洗尘。

　　阿骨打对耶律余睹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封其官职，并令其立功受奖。

　　阿骨打的高瞻远瞩及博大襟怀，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当时的威望，吸引了更多人投到了金国的大旗之下，参加反辽斗争。

　　辽国的大业在金国的旁敲侧击之下，已然摇摇欲坠。随着其统治愈加腐朽和没落，金的大举攻势也拉开了帷幕。

　　天辅六年（1122）六月，阿骨打在耶律余睹的引导下，攻克了辽国的中京，不久又攻下了辽国的西京大同府。同年十二月，阿骨打亲自带兵攻下了辽国首府燕京，天祚帝逃亡。天辅七年（1123），在辽国灭亡的前夕，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晟继位，继续对辽作战。

　　天会三年（1125），辽主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

　　所谓宁当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在祸乱纷起的年代，个人在大局的裹挟下，往往身不由己。张中彦虽然官至节度使，也难以有坚定的立场，反而受局势所左右，既受南宋俸禄，又为金朝效忠。但他一生，勤政爱民，在乱世中，给治下百姓以一隅乐土，虽于大事无补，却也不失“父母官”的本色。

　　张中彦（？～1166）字才甫，原籍安定州（今甘肃宁县），后徙旅义堡（今宁夏固原西南）。年轻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宋朝为官，历任泾原副将、知德顺军事。

　　金睿宗进军陕西时，张中彦投降，被金任命为招抚使。跟从睿宗攻下熙、河、阶、成等州，升任彰武军承宣使，兼本路兵马铃辖，后又升任本路兵马都总管。

　　宋将关师古围攻巩州时，中彦与驻守于秦凤的李彦琦部联合进攻宋军。金兵攻破饶风关，取得金、洋等州。朝廷派中彦为兴元（今陕西汉中一带）尹，安抚新归附的各州。后金兵撤回北方，中彦代李彦琦任秦凤经略使，驻秦州（今甘肃天水）。

　　秦州地处交通要冲，但城池易攻难守。中彦将治所迁移到北山，就地势险要处建筑城堡，极大增强了秦州的防御力，又建造腊家等城，扼守进入四川的通道。中彦担任秦凤部队的统帅10年，此后调任泾原路经略使、知平凉府。

　　金朝将河南、陕西归还宋朝，张中孚作为地方官，照例留守关中。熙河经略使慕洧谋反，拟叛逃西夏，并伺机侵犯关中、陕西，中彦与怀庆的赵彬部会合，共同讨伐，慕洧兵战败逃入西夏。

　　中彦与兄中孚到临安后，被宋朝留下。中彦被任命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靖远军承宣使、佑神观提举、靖海军节度使。

　　皇统初年，金兵恢复河南，金朝下诏书命中彦兄弟北归，并任命中彦为靖难军节度使，后改任彰化军节度使、凤翔尹，又调任庆阳尹，兼任庆原路兵马都总管、宁州刺史。

　　不久，中彦调任平阳。其时，海陵王将进攻宋朝，派使者乘驿马急驰召中彦进京，授予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官职，令中彦先攻取散关，再等候命令决定进止。

　　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大赦天下的诏书送到凤翔，众将官都十分惶惑，不能决定动向，中彦多方晓谕，诸将方始领悟，决定接受诏书。

　　中彦受命入朝见世宗时，世宗将其佩戴的通犀带赐给中彦，并进封为宗国公。不久，任命他为吏部尚书。

　　此后中彦又曾出任南京（今开封）留守、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等职。

　　《金史》记载，张中彦为人多智慧，在船舶、运输、桥梁等方面，都有建树，堪称专家。他曾为正隆年间金朝的汴京营建新宫，负责采运关中木材。巨大的木材以青峰山为最，但山高壑深，道路阻绝，一直以来都无法采运。中彦命人在崖边凿出道路，深谷上架设桥梁，建造了十几里长的道路直通深山，使得用车运送木材，如同在平地一般安全、迅速。

　　他又开辟了六盘山航道，由水路通到洛阳，使西北山区的航运贯通汴京。

　　随后，中彦又主持在黄河上建设浮桥工程。开始造船时，工匠不能掌握制造桥船的办法，中彦亲手制作船舶模型。其模型非常精巧，只有几寸大，不用胶漆粘连，用“鼓子卯”，构件头尾即自相连接，其聪明智巧令工匠们惊骇叹服。

　　架设浮桥用的大船建造完成后，需要拖船下水。这时，中彦又安排人就地势整修河岸，使其成为斜坡直达水面，然后用新秫禾密密地排在地面上，再用大木从旁边压住，建起实用的滑道。督率众工匠乘凌晨霜滑，拖船滑行，费力不多，就使船舶顺利下水了。

　　张中彦任宁州刺史时，金朝的宗室宗渊打死了部属梁郁，梁郁是穷苦人，没有人为他上告；中彦秉公力争，终于将宗渊定罪，并依法予以惩处。

　　其后调任彰德军节度使，在任上实施有利于平均赋调的征收制度，使土豪劣绅都不能逃避赋税，人们都很佩服他的公正廉明。

　　中彦任金朝吏部尚书时，就曾上书：“以前关市只查察而不收税；现在却让掌管关市的人征收税而不查察。这些人对过往行旅、客商都苛求刁难，甚至打开行囊箱箧，任意搜刮，这有伤国体，破坏法度，请圣上明令予以禁止。”世宗批准所请。

　　一年以后，朝廷派中彦任南京（今开封）留守。当时淮楚地区正在筹备军事行动，土民和戍守的兵卒混杂居住，下面送上来的诉讼状纸头绪纷繁，经管的官员都不知对这些状纸如何处理。

　　中彦查得戍兵有偷盗行为的，一概依法判处。当地的地区指挥官怪他专断，上奏章进行弹劾，朝廷也留中不发，不加追问。

　　朝廷起用中彦为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时，巩州刘海作乱失败以后，民众从乱被拘留的达几千人，中彦仅杀为首的人。

　　西羌的吹折、密藏、陇逋、厖拜四族依仗着当地地势奇险，不服从金人的管辖，朝廷命侍御史沙醇之与中彦讨论处置方略，中彦道：“这些羌人服叛无常，中彦须得亲自去，否则难以妥善处理。”当即，中彦到积石达南寺，到达以后，四名酋长来求见，中彦立刻与他们约定招降办法，很快平定此事。可见张中彦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向来比较公允，因此具有较高威信。

　　其后因病在任上逝世，享年七十五岁。逝世以后，当地百姓罢市哀悼，并立像祭祀。

　　张中彦一生，在宋朝和金朝都担任高官，其任上往往竭忠尽智，不乏救民于倒悬之举，也算是尽忠职守。而且他创制架空道路以运输巨木、开通关洛水道、建浮桥、创“鼓子卯”结构制作船模、创制简易的船舶下水滑道等，都表现了出高超的智慧，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金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先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其创建者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五代时，女真之名始见于史籍，并受契丹所统治。女真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建立后，很快统一了女真各部。此后，女真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部誓师于涞流河（今黑龙江与吉林省间拉林河）畔，向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宣战。他在取得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胜利后，于辽天庆五年（1115）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年号收国。

　　金朝建国后，在护步答冈会战中大败辽军，随后展开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攻取五京的前后步骤是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

　　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后，挟灭辽之威，很快席卷而南，于天会五年（1127）灭亡北宋。以后，金与南宋多次交兵，南攻与北伐，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随着蒙古的兴起，金的强国地位受到了威胁。金蒙世仇，结怨甚深，蒙古人对金“怨入骨髓”。

　　金西北邻蒙古，西邻西夏，南邻南宋，处于西、西北、南三战之地，战略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对待三国的战略，金的正确选择是结夏联宋，对抗蒙古。团结西夏，可以从西面牵制蒙古南下。成吉思汗于建国后对金“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其重要原因是担心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联合南宋，可以免除后顾之忧，避免两面作战，全力对付蒙古。

　　然而，金朝统治者却错误地选择了绝夏、攻宋、抗蒙的战略，结果三面树敌，自我孤立，致使形势急转直下。蒙古攻西夏，西夏求援于金，金坐视不救，西夏投附于蒙古，与蒙古联手攻金，金处于西、北两面受敌窘境。

　　金为减轻压力，从中都迁都汴京，采取弃北图南的战略，进攻南宋，于是“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结果，金北方尽失于蒙，南方受挫于宋，国土日蹙，国力日衰，在蒙宋夹击之下，“遂至失国”。

　　金共历九帝，前后一百二十年。疆域盛时北达今外兴安岭，南抵淮河，东临于海，西至陕西，人口4470余万。

　　金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制度前后有所变化。女真部落联盟时采用国相制，国相与部落联盟长都勃极烈分治诸部。金朝建立之后，废除国相制，建立勃极烈辅政制，初设四勃极烈（原意为官长）：谙班勃极烈、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阿买勃极烈、国论昃勃极烈，以后又增设国论乙室勃极烈，组成皇帝以下的最高统治机构。

　　金太宗时，占领辽、宋之地后，开始采用许多辽、宋制度。金熙宗时，对各项制度做了改革。金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统一制度，又做了进一步的改革。金世宗时，各项制度大体确立。中央设尚书省综理政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务。地方设路、府、州、县四级。

　　金朝的军事制度是一种多成分的结合体，在原女真军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契丹、渤海、奚、汉等民族的军事制度，而有其自身的特点。金朝军事机构较为简化，重视骑兵的作用，也逐步建立和发展其他兵种，军队中民族成分复杂，实行签军（征兵）和募兵兵役制度，军事职官的地位较高。金朝的军制对后世的军制有一定的影响。

　　金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主要社会经济部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

　　金代文化虽然保留和吸收了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宋的汉族文化。

　　金国于天兴二年（1234）在蒙古军与宋军联合进攻下灭亡。

　　女真族是中国东北部少数民族中历久悠久的一个民族。女真先世称为肃慎，以后又称挹娄、勿吉、靺鞨。他们很早就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与中原地区的汉封建王朝保持着联系。

　　公元7世纪初，靺鞨有几十个互不统属的部落。其中，以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最为强盛。

　　黑水靺鞨部落活动于长白山和黑龙江下游两岸，位于粟末靺鞨北部。

　　唐贞观五年（631），黑水靺鞨部落向唐朝纳贡，开始增加与中原汉族的友好往来。开元十四年（726），唐政府在其地设立行政机构。陆续设置了勃利州（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黑水都督府，任命黑水靺鞨首领担任刺史和都督。

　　粟末靺鞨部落活动于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以南地区。7世纪末，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统一各个部落。

　　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李隆基在此设立渤海都督府。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被封为渤海郡王，掌管渤海地区政权。渤海地方至此划归唐朝藩属，与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渤海地区幅员辽阔，北起黑水（今黑龙江），南达新罗，东到海滨，西临契丹，辖区人口有10余万。人们种植稻、粟、豆、麦等。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能够制陶、纺织、酿酒等。渤海地区居住着大量的汉人，女真族用特产貂皮、海豹皮、海东青（猎鹰）、麝香、人参、马匹等和其进行物资上的交流。中原长安的汉文图籍、典章制度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渐融合，影响着女真族。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兴起并走向壮大，对周边的邻国开始不断觊觎、垂涎。

　　926年，唐建立的渤海地方政权被契丹吞并，黑水靺鞨也归属契丹统治。“女真”的名称开始在书籍中出现。

　　契丹统治者对女真人采取分化、瓦解的管理政策。

　　他们强迫一部分与契丹毗邻的女真人，南迁到辽东半岛等地，编入契丹人的户籍之中。这一部分迁徙的女真人被称做“熟女真”，同当地的汉人、契丹人聚居，在生活和生产上受其经济与文化的熏陶，逐渐融合；另外大部分的女真人，仍留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因未入契丹籍，称做“生女真”，他们与外界接触较少，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缓慢。

　　11世纪初，契丹统治下的生女真族崛起了一个强大的部落——完颜部落。

　　完颜部落在首领绥可的领导下，生产有了一定发展。虽然仍旧以捕鱼狩猎为主，但已经开始从事农业活动，能够种植粟、麦等一些作物。随着农耕的不断进步，完颜部落还发展起畜牧业。他们用麻和猪毛织成布，外出劳作时围在腰间。

　　习惯狩猎游牧的生女真逐渐开始定居。他们集中居住在按出虎水东南的阿什河流域沿岸：那里依山傍水，有森林峡谷，还有肥沃富饶的土地。当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就用树皮、树枝搭造住房；天气转冷的时候，就依山挖坑，在上面覆盖树枝和泥土御寒。

　　除了种植作物，建造房屋，女真人还学会了冶铁。

　　完颜部落渐渐脱颖而出，很多的邻近部落开始加入和归附，众部落纷纷以之为核心。一个崭新庞大的部落联盟渐渐有了雏形。

　　11世纪中叶，完颜部落的首领乌古廼开始发展武装力量。他一边和族人制造铁犁，一边打造兵器。他们既用自己的产品和邻近部落交换，又用武力掠夺更多的财富，掠夺来的人口悉数被充作了奴隶。完颜部落的强大促使贵族和奴隶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私有财产和剥削也开始悄然出现。

　　生女真的崛起，让统治者契丹开始不安。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渐激化，他们之间的决裂、分崩离析已经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