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方针都不一样，比如宋朝，虽然富庶，但是因为对外软弱无力而始终饱受人的诟病，不纳贡不和亲的明朝，因此有了更多的粉丝，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古代最有血性的王朝，国内分崩离析，仍用余力打的三个世界强国灭国，这就是立国289年的唐。

早中期的唐朝，开创了一派盛世的繁荣景象，然而在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力急剧衰退，从而饱受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的困扰，天子开始无力掌控河中等地区。

而昔日不少臣服于唐朝的国家，也纷纷起兵作乱，但是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朝依然强行吞下了这三个对手。

第一个，就是吐蕃。这个古代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和中原王朝打打和和，而在唐朝期间，唐军多次以少胜多，战胜吐蕃。到了755年安史之乱后，大量驻扎在西部的唐军，被抽调去平定叛乱，以至于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势占领了陇右河西大片地区。

不过到了公元8世纪末期，唐军在李晟、韦皋、史敬奉等将领的带领下，多次重创吐蕃人，而进入9世纪，在吐蕃国王达玛死后，为了争夺继承权，吐蕃依然是争斗不堪，此时唐军发起进攻，在沙洲设置归义军，夺回了河西陇右地区，不少吐蕃官员纷纷拥兵自重，这个强大的国家，也分崩离析。

第二个南诏国，是八世纪崛起在云南的古代王国，他们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其他地区，成为东南亚最为强大的力量，然而在唐朝衰落以后，南诏开始在吐蕃和唐之间摇摆不定，以此获得利益，安史之乱后也经常侵扰边境。

864年，唐朝安南都护高骈多次击败南诏军队，在897年，唐朝的西川节度使王建，杀死了和南诏一起的黎、雅间浅蛮部族，南诏国国力因为战争大幅度损耗，最终在同年被权臣篡位，南诏灭亡，此时距离唐倒塌，仅仅只有10年的时间。

至于第三个国家，便是回纥(回鹘)，他们居住在天山一带，在丝绸之路上是十分强大的势力，842年，趁着回纥内乱，唐朝君臣认为这是击破这个强大势力的最好机会，故而唐武宗命令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击，击破乌介可汗部众，剩下的回纥部族，则被安置在了江淮地区。唐消灭的三个国家，均发生在唐灭亡前的70年之内，此时的唐朝已经有心无力，在中亚地区和阿拉伯帝国的争霸中退了出来，对内爆发了严重的灾荒和经济危机。

因此这三个国家虽然灭亡，但是唐朝同样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后来发生黄巢之乱。但是客观的说，唐朝强硬的态度，在当时对外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这也让后来五代十国期间，除去沙陀族之外，并不像魏晋南北朝一样，游牧民族乘虚而入，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避免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自孔子以来，读书做官就是无数读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尤其是科举制普遍被采纳且相对来说开明的盛世唐朝，读书人求取功名之心可谓更甚。

但唐朝读书人想要做官，并非只有科举取仕这一条。那么除了科举取仕之外，究竟还有哪些路可走?

在唐朝，如果你文章写得好，尤其是会写诗，那么绝对是做官的一大优势。倘若你的诗还能得到官员尤其是大官的认可和推荐，那想谋得一官半职并非难事。这其中李白就是典型的代表。李白很想做官，但却并不想参加科举考试。

于是便写了一首《蜀道难》给当时的大臣贺知章。贺知章看完之后惊其为“谪仙人”，于是直接把他推荐给了唐玄宗，获得了一个翰林院供奉的职位，虽然官位不高，但却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只不过李白没有把握住机会，最后因得罪杨玉环和高力士而被“赐金放还”了。王维虽然是通过科举而取仕，但在考上状元之前，也是得到了玉真公主和沛王李贤的赏识，当然，他还是凭借自己能诗善乐又善画画的才能。为了做官，屡试不第的孟浩然曾特意写诗给名相张九龄。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果然获得了张九龄的好感，还让他在张府认识了一生的好友王维。并且通过王维才有幸直接见到了皇帝。虽然他没有把握住机会，甚至导致终身布衣，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唐朝假如想做官，你还可以隐居。很多人会觉得隐居和做官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因为唐朝皇帝是信奉道家的。通过隐居而获得隐士之名，并因此引起朝廷的注意，从而让朝廷破格提拔做官，也是经常的事情。那个祸害了唐朝四大才女之一的李季兰的渣男朱放，就是通过隐居山林而走上仕途。有些人表现得更明显，皇帝去哪拜谒名山大川，他们就在哪里隐居。目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皇帝并得到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孟浩然也曾隐居，只是运气不好，没遇到皇帝，于是只好四处去漫游，去拜谒达官显贵们去了。

当然，你还可以尝试入官员家里做幕府。达官显贵们可以自行招募亲信或者士人，尤其喜欢招募一些有能力又有名望之人。在唐代，很多诗人都曾有过幕僚身份，比如，杜甫、李商隐，甚至李白也在晚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府。他们在幕府中的主要职责就是“顾问”。通过做顾问而得到官员的赏识，进而推荐做官，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过幕府算不上正式编制，地位比较低。

除此之外，有骨气的读书人还可能会选择投笔从戎。通过从军边塞，算是给自己的履历镀一层金，并借此来获得通往仕途的机会。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李贺还特意写过《南园》，在诗中，他向自己发问，“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当然，这条取仕之路，属于武出方式，换句话说就是用战功以及，需要随时做好拿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官职的准备。文弱书生，想要像武人一样通过战功换官职，这本身就充满了艰险，除了有才，还得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以上便是唐朝读书人做官的主要途径。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方式，比如家族长辈做大官，子弟可以受荫庇直接做官，比如直接还钱买官等;只是这些并非是一般读书人做官的主要方式罢了。

由此可见，在唐朝，读书人想要做官其实还是有不少方式的，只不过不管哪一种方式，归根结底你得有真正的才能。否则这些路，可能都走不通。

大唐，一个响彻千年的王朝，对于这个伟大朝代的评论早就已经无以复加。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在那场残酷惨烈的隋末大动乱中，太原李渊父子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下面胡亚会吧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要明白李氏家族在隋末大动乱中的角色，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他们的实力。李渊在大业十三年做了“太原留守”，管辖晋阳一带，主要作战任务是抵御北方突厥。晋阳在北周时代就是北方军事重镇，隋朝为了抵御突厥更是在此经营多年，李渊接任太原留守的时候，城中钱粮可支撑十年，李渊心中大喜，悄悄对手下说：这块宝地是天赐我也。

李渊父子虽然都是雄豪猛将，但是他们手中兵马并不多，在当时，除了强大的隋朝留守军队，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也都人数众多，比如瓦岗军当时就有三十多万兵马，河北起义军也有十万之众。而李渊手中兵马不过数万，远远不足以起兵反叛。李渊父子眼看天下大乱，隋炀帝再也难以回到关中，因此他们决定起兵。

李渊父子起兵之初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开仓放粮，散尽家财，招募流民和豪杰，用这种手段得兵数万。

第二，与突厥结盟，许诺突厥“将来战利品女子和钱财都归突厥，李渊只要土地城池”，以此获得数千匹突厥良马和一部分突厥战士。

第三，与关东最强的起义军首领瓦岗军李密联系，李渊在给李密的信中说自己没有称霸野心，只是想反对隋朝，而且猛夸了李密一番。因此使得李密放松了对李渊的警惕，在李渊攻取关中的时候李密甚至助攻了一把。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李渊父子起兵可以说是临时起意，虽然有一定基础，但却并没有什么把握，即便是李唐在取得关中占领长安后，也并没有绝对优势。

在李渊心目中，他在起兵之初恐怕并没有想着一定要夺取天下，他最初的目标应该只是南下占领关中，割据一方然后伺机而动。而李唐之所以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所向披靡，是因为当时关东各路军队在混战中都遭到了严重的消耗。

比如，隋朝最精锐的王牌军团“骁果军”一二十万人北进，与瓦岗军主力遭遇，两军激战，骁果军全军覆没，而瓦岗军也元气大伤，就这样，天底下最强的两大军团戏剧性的同时毁灭了，这就为李唐出关中统一天下去掉了最大的障碍。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招揽了一大批瓦岗军和隋朝的精兵悍将，反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后来李世民亲率唐军精锐征伐王世充，面对隋朝残余的王世充部队，李世民险些战死，假如遇到隋朝精锐禁军骁果军，李世民未必能占到便宜。

所以，我们仅从实力来看，李唐统一中国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他们即不是最早起兵的人，也不是实力最强的人，但是在波诡云谲的那场乱世中，他们却笑到了最后。

　　在唐朝，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限制，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

　　唐太宗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这一措施收效不错，“国际反响”也很好。

　　只可惜后人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武则天称帝之后，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就不强，现在变得更弱。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

　　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直到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太宗除了言传身教之外，还通过书面形式总结自已的领导经验，对李治进行教育。贞观二十二年(648)，他亲撰《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去谗》、《戒盈)、《崇位)、《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篇目来看，是在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给李治，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

　　为此，太宗又在《帝范序)中告诚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并着重指出：“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且不讳，更无所言矣。”唐太宗在他留给李治的这份政治遗言中，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自己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全人，而是一个功大于过、益多于损的君主，告诚李治不要学习他的过失，要学习他的长处，确实是有识之见。

　　唐太宗精心培养太子，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贞观之治”的政治能够延续下去，不致于中断。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在寻找自己的接班人时，都会考虑到已行政策的连续性问题，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唐太宗去世后，高宗李治即位，他違循太宗的教诲，顺应民心，继续推行贞观末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继承贞观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永徽初，股肱大臣的攻见一致，是形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继续贯彻，促使经济进一步繁荣;以诗赋取士的推行，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唐律疏议》的颂布，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叛乱，维护了唐王朝领土的统一。

　　这一切都说明唐高宗李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故封建史学家称之为“永徽之治”，甚至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

　　唐容亲景云年间，有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贞观、水徽之间，家不动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底，吏贫者士耻同到，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百戒;土木质厚，裨贩费蚩。”(《新唐书韩琬传》)

　　“永徽之治”正是“贞观之治”的继续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唐太宗用人策略的一个胜利。对此，司马光赞叹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

刘子业，南朝宋前废帝，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第六位皇帝，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和乱伦皇帝。在位时，凶残暴虐，滥杀大臣，将自己的姑姑纳入后宫为妃，与亲姐姐乱伦，还常让左右侍臣强淫叔叔建安王刘休仁的生母杨太妃。后因乱伦残暴，被叔叔湘东王刘彧等人弑杀，时年十七岁。

一、乱伦

①与姑姑。刘子业的姑姑新蔡公主刘英媚，是卫将军何瑀之子何迈的妻子。景和元年（465年）十月，刘子业宣其姑刘英媚入宫见面，逼迫与她发生关系，并让她离开丈夫何迈。刘子业把刘英媚留在后宫，称她为谢贵嫔。而对外谎称刘英媚已经去世。刘子业又杀了一名宫女，送到何迈府中，用公主的礼仪殡殓埋葬。十月二十一日，刘子业封谢贵嫔为夫人，并特别许可，允许刘英媚乘坐有龙旗鸾铃的御车，出入时，所过街市实行戒严。何迈不能忍受这种侮辱，计划趁刘子业出游时，将他废黜，拥立晋安王刘子勋为皇帝。事情走漏风声，十一月初三日，刘子业亲自率兵杀了何迈。

②与姐姐。刘子业还与自己的亲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乱伦。刘楚玉淫乐无度，曾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是男女有别，但都是先帝的骨肉。陛下后宫美女数以万计，而我只有驸马一人。事情不公平，怎么到了如此地步呢！”于是刘子业就赐给刘楚玉男宠三十人。

二、狂妄

当时刘子业狂悖无人君之道，杀害各大臣，忌畏各位叔父，把他们囚禁在殿内，百般殴打侮辱，不再有人性情理可言。刘子业的叔叔建安王刘休仁和湘东王刘彧、山阳王刘休祐，身体都很肥壮，刘子业于是用竹笼把他们装起来，称一称重量，以刘彧最肥，称为“猪王”，刘休仁称为“杀王”，刘休佑称为“贼王”。因为这三王年纪最大，刘子业尤其对他们有所耽心和害怕，所以常常把他们抓来囚禁，不离自己身边。东海王刘祎平庸低劣，被称为“驴王”，桂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年纪小，因此两人都能和刘子业相处。

刘子业曾经用木槽盛饭，再放进各种杂食，搅和拌合，又在地上挖一个坑，装满了泥水，把刘彧衣服脱光，放进坑内，把盛杂食的木槽放在他面前，命令他像畜牲一样地用嘴去槽中吃食，以此欢笑取乐。刘子业想要杀害刘彧及刘休仁、刘休佑前后有十几次，亏得刘休仁很有计谋，常常用戏谚巧言、阿谀奉承使刘子业高兴，所以能够推延杀害之事。

当时廷尉刘蒙的妾怀孕，刘子业在她临产时接进后宫，希望她生个男孩，打算立为太子。刘彧曾违背其旨，刘子业大怒，于是剥光他的衣服，捆了他的手脚，用棍杖从手脚内穿过，派人抬着交付太官，说：“即日杀猪。”刘休仁笑着对刘子业说：“猪今日不该死。”刘子业问什么原因，刘休仁说：“等皇太子生下来，再杀猪取它的肝肺吃。”刘子业才解除杀刘彧的主意，说：“暂且交给廷尉。”过了一夜就放出来了。刘蒙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后，刘子业就称之为皇子，并为此下令大赦。

刘子业狂悖无道，他的叔祖江夏王刘义恭和尚书令柳元景等人商量想废除刘子业另立新帝。景和元年（465年）八月，刘子业率领羽林军到刘义恭府第将其杀害，并将刘义恭肢解，剖开肠胃，挖出眼珠，以蜜浸泡用来做“鬼目粽”。

三、变态

先前，刘子业出游华林园竹林堂时，命令宫女赤裸身体相互追逐、戏笑，有一宫女拒不从命，就杀了她。夜里，刘子业做梦，梦见自己在竹林堂，有一个女子骂他说：“你悖逆不道，活不到明年小麦成熟的时候。”于是，刘子业在宫崐找到一个和自己梦中所见模样相仿的人杀了。夜里，又梦见了所杀的女子骂他：“我已经向上帝控诉你了！”于是，巫师、巫婆们都说竹林堂里有鬼。

刘子业还常常在叔叔建安王刘休仁面前使左右侍臣强迫奸淫刘休仁的生母杨太妃，左右侍臣都是不得已而听从他的命令，以至于让右卫将军刘道隆做此事，刘道隆却高高兴兴地奉旨行事。

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子业召集所有妃子、公主排列在自己面前，然后强迫左右侍从侮辱奸淫她们。刘子业叔叔南平王刘铄的妃子江氏不从命，刘子业大怒，杀了江氏的三个儿女。并让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抽打江氏一百鞭。

四、辱祖

景和元年（465年）八月，刘子业命令在太庙另外绘制祖先的画像，画成之后，他进入庙内观看，指着曾祖父宋武帝刘裕画像说：“他可是一位大英雄，活捉了几个天子。”又指着祖父宋文帝刘义隆的画像说：“他也不错，只可惜晚年被儿子砍了头。”然后，指着父亲宋孝武帝刘骏的画像说：“他是个大酒糟鼻子，可现在怎么没有了？”说完，立刻叫画匠把刘骏的酒糟鼻子画出来。

五、遭弑

当时，刘子业日益凶残暴虐，不断杀人，朝廷内外百官，性命不保。起先有传言说，湘中出天子，刘子业将要南巡荆州和湘州，以肃清流言。刘子业首先想杀各位叔叔，这样就引发了废帝事件爆发。

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刘子业的叔叔湘东王刘彧与亲信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暗地与刘子业的亲信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联络谋划共同废掉刘子业。景和元年十一月三十日（466年1月1日）夜，巫师诱骗刘子业说，华林园竹堂有鬼。所以刘子业亲自到华林园竹林堂射鬼。他的亲信寿寂之带刀冲进去，姜产之作为寿寂之的帮手。刘子业想逃走，寿寂之追赶并杀了他，时年十七岁。葬于丹阳郡秣陵县南郊坛西。

通过制定一系列汉化与封建化的制度，拓跋珪的北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游牧与农耕并存。这就使他能够稳定地控制住新近从后燕手中夺取的并州、冀州、幽州等地，进而谋取天下。短短十几年间，北魏便在拓跋珪的领导下成为乱世中最夺人眼目的希望之国。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在平城即皇帝位，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也就是魏道武帝。

制度之后，便是文化。拓跋珪虽然武功盖世，却也不得不佩服中原地区有不少聪明之士，于是他问一位叫李先的博士：“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提高人的聪明才智呢？”（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了）

李先是个读书人，当然不假思索地答道：“莫过于书籍了。”

拓跋珪又问：“那什么书最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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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说：“那就得数经书了，这种书不仅可以教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还会讲授做人的准则。”

拓跋珪的兴趣来了，继续问道：“天下有多少书籍呢？朕若想收集，如何才能收全呢？”

李先笑道：“自从有了早期的书契（也就是指刻在器皿、龟甲、竹片等等上面的文字），每朝每代都会增加许多书籍，算到今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如若主公有兴趣，可以命各州郡县下去搜索，只要有心，收集起来却也不是难事。”

拓跋珪大喜，就下一道命令，让各地官员在民间大规模地搜书，并全部送往国都平城。（这次收集并不算十分成功，连年战事，即便有人有心藏书，也很难保证这些书不遭受战火的侵害。但不管怎么说，拓跋珪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典籍，他对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保护与整理工作还是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的）

“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拓跋珪性多猜忌（多数胡人君主共同的性格缺陷），终于酿成了多起悲剧，而拓跋珪本人也因此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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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攻打后燕国都中山时，曾一度缺粮，老百姓都不愿意缴粮租，拓跋珪向群臣问计。汉人谋士崔逞说：“收取桑椹也可以充作粮食呀，古时候飞鸮（即猫头鹰，其叫声很难听）食椹而改音，《诗经》里是有明确记载的。”

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见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意是赞颂鲁侯伯禽的美德，这里当然是被崔逞曲解了。崔逞也是清河大族崔氏的一支，在中原以德才著称。对于北魏军在战争中的暴行，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又不可能直截了当的向拓跋珪指出，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谏言，既帮助拓跋珪解决问题，又不伤体肤地提个醒儿。

拓跋珪没读过《诗经》，不懂这一套，军中既然需要食粮，也只好让老百姓以桑椹作租，心中则十分痛恨崔逞用猫头鹰来侮辱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崔逞担心魏军劳民动众，又说：“可以让当兵的乘着时节自己去林子里采摘桑椹，过时就落光了。”拓跋珪很怒，说：“仗还没打赢，就让士兵解甲入林，采摘桑椹，成何体统？你这是什么话嘛！”于是对崔逞怀恨在心。

几年后，姚兴攻打东晋的襄阳，东晋守将郗恢向北魏将领、拓跋珪的堂弟拓跋遵求救，信中说：“贤兄（指拓跋珪）虎步中原。”拓跋珪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东晋将领轻视他的表现，命令崔逞和另一名谋士张衮回信，指明了要在信中使用贬损东晋皇帝的称呼。信写完一看，崔逞、张衮把东晋皇帝叫作“贵主”，拓跋珪那个气呀，说：“让你们这些人在信里把晋人贬一顿，你们竟敢称呼‘贵主’，哼哼，和那个‘贤兄’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这次事件大大毁坏了拓跋珪在汉人中间的形象，可谓遗祸无穷。后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因桓玄之乱打算投奔北魏，由于听说了崔逞被杀之事，十分害怕，最终决定改换门庭，去了后秦和南燕。拓跋珪知道真相十分后悔，这以后才对犯错的北方士人格外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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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战事使拓跋珪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就服用一种叫做“寒食散”的药物。这是当时流行于汉族士人中的药物，主要用于排解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可见是有闲阶级的喜好之物，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呢，哪里有工夫吃这种药）。这种药本来是东汉名医张仲景首创用来治疗伤寒的，可经过改造却成了一种古代毒品，吃了之后容易上瘾，而且容易发作。发作起来是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就和狂躁症的症状差不多：全身发热、躁动不安、狂奔暴走，等等。

拓跋珪服药一多，药性的发作自然就越来越频繁，他常常几日不醒，或者几日不食，甚至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言自语，脾气更是暴躁不安，喜怒无常。渐渐地，他的疑心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靠近他的人有时会无故被他当场刺死（这一点很像晚年的曹操，滥杀无辜，心狂意乱，作为一代君主，这些特性都是逃不过后人的诟病的。

顺带说一句，拓跋珪与曹操在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大臣们因为不经意的一句错话，就可能被他处死，就连他的亲人功臣也不例外。拓跋遵因为酒后失礼，就被拓跋珪赐死；司空庾岳由于服饰艳丽、举止傲慢，也被拓跋珪处死；拓跋珪的另一名堂弟，曾在征燕战争中立下汉马功劳的卫王拓跋仪见拓跋珪诛杀大臣，心中自疑，就带着家人想逃出国去，却被拓跋珪派人追回赐死。

北魏民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内又不断出现天灾，拓跋珪了解到这些情况，虽有认错之意，却十分消极，没有什么补救的手段，他唯一的顾虑是皇位的继承权问题。他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后，因担心将来出现母后专权的现象，决定参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旧例，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杀死，这就是北魏后世一直承袭的“子贵母死”的制度。

应该说，这一制度客观上对于后来北魏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拓跋嗣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在宫中日夜啼哭，拓跋珪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令拓跋嗣立即进宫。拓跋嗣的手下都说：“皇上现在脾气不好，又发着火，进宫必有不测，不如先找个地方暂且躲起来，等皇上怒气消了再进宫。”拓跋嗣觉得有理，就悄悄出宫，隐匿在外。

太子失踪，拓跋珪更是受了刺激。他的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是个典型的游街串巷的无赖公子，其母贺氏是拓跋珪母后的妹妹，也就是拓跋珪的亲姨母。拓跋珪年轻时在贺兰氏的部落中见她长得十分漂亮，也不顾及她已是有夫之妇，便要把她娶来，贺太后反对，劝他说：“绝对不可以，她长得过于漂亮了，而且已经有了丈夫，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拓跋珪不听，派人暗杀了姨母的丈夫，把她强行娶来，生下这个“逆子”。

拓跋绍整日里打劫行人，以此为乐。拓跋珪听说后很气愤，把他倒吊起来扔到井里，即将断气时才捞出来。为了这个儿子，拓跋珪与贺氏夫人常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终于有一天，实在不耐烦了，索性将她囚禁起来，准备处死。

贺夫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她秘密托人捎信给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于是带着自己的手下与宫人宦官组成的“杂牌军”，连夜翻墙入宫，一直冲到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末年的暴躁情绪已经造成了宫中的恐怖气氛，守卫们人人自危，竟不敢阻拦，只有人大声叫道：“贼人来啦！”拓跋珪从梦中惊醒，见势不妙，到处寻找防卫的武器而不可得，这位三十九岁的开国皇帝就这样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中。

拓跋珪一生，年轻时是武功，初步奠定了北魏的生存空间；中年后有一定的文治，开始积累一个朝代的文化底蕴；可惜末年还是逃不过性格的宿命，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前期的成果。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新帝国，已经足够子孙后代经营开发一段时间。拓跋氏所面临的次一课题，是如何将拓跋珪的基业发扬光大。

菩提达摩又称达摩祖师，是佛教德高望重的始祖。菩提达摩在历史上有没有与梁武帝会晤没有人能清楚事情的真相。

菩提达摩简介：

菩提达摩(Bodhidharma)南北朝禅僧，略称达摩或达磨，意译为觉法，据《续高僧传》记述，南印度人，属刹帝利种姓，通彻大乘佛法，为修习禅定者所推崇。

北魏时，曾在洛阳、嵩山等地传授禅教。当时对他所传的禅法褒贬不一，约当魏末入寂于洛滨。据《景德传灯录》在民间常称其为达摩祖师，即禅宗的创始人。著作有《少室六门》上下卷，包括《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6种。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大都系后人所托。弟子有慧可、道育、僧副和昙林等，梁武大同二年圆寂，终年150岁。

菩提达摩简介菩提达摩生平故事菩提达摩有没有与梁武帝会晤

菩提达摩生平故事介绍：

达摩祖师，原印度人，原名菩提多罗，后改名菩提达摩，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故中国的禅宗又称达摩宗，主要宣扬二入四行禅法，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起了很大的影响。菩提达摩(英文:Bodhidharma;?~536，另说532、528)通称达摩，又称初祖达摩或初祖菩提达摩，是大乘佛教中国禅宗的始祖。他生于南天竺(印度)，刹帝利种姓，传说他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子，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出家后从般若多罗大师。

南朝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北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

他的名字原本叫菩提多罗，成年之后依照习俗更名为达摩多罗，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尊者的大弟子，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自小就聪明过人，因为香至王对佛法十分虔诚，因此从小菩提达摩就能够遍览佛经，而且在交谈中会有精辟的见解。

般若多尊者在游历天竺国时，一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菩提达摩被般若多尊者普度众生的理想，以及丰富的佛学智慧所吸引，就拜在般若多尊者的门下，成为禅宗的门徒，而且发愿要将当时印度分裂的佛法思想统一起来，使佛法在印度重新振兴。后来菩提达摩继承了师父的衣钵，在天竺国内弘扬佛法。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侄子，继承南天竺王位的异见王，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受外邦的欺凌，要采取禁止信仰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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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菩提达摩便派弟子婆罗提前往劝谏，波罗提不辱师命，成功地扭转了异见王的禁教政策，并且使异见王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达摩至中国后，成为求那跋陀罗的弟子，属于南天竺一乘宗(又称楞伽宗)。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义译为功德贤，中天竺人。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后菩提达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徒众。

菩提达摩有没有与梁武帝会晤？

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生于南印度，他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亦称“南天竺一乘宗”。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好佛皇帝，据传，他与达摩有过会晤。

据一些古籍记载，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向达摩请教：“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笑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不欢而散（见《历代法宝记》）。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的文章，其中对这次会晤有许多渲染之辞。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

一些学者如中国的胡适、汤用彤、刘汝霖、印顺，日本的仿估木宪德、宇井、镰田茂雄等人就认为没有此事。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达摩“初达宋境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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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479年）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达摩约于470年左右来华，在华生活约50年之久，萧齐初期（485～490年）已在北方传道，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从时间上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

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时期。《洛阳伽蓝记》记有526年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此后至534年毁于大火，故全盛期在516～526年之间，达摩谒寺约在520年左右，以此否定达摩于526年左右来华。《景德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因此，胡适认为这次会谈纯属无稽之谈。

另一些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孙述圻等人却认为确有此事。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深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却没有达摩之名。

永宁寺于526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马上被修复，兴盛期延续至534年才真正结束，达摩于526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们比《景德传灯录》的可信度要大得多。像任继愈、黄心川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不能形成定论。看来，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学者们经过一系列笔墨勘对，还是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元嘉三大家是指谁？一起了解一下元嘉三大家的生平资料以及诗歌作品吧！

元嘉三大家是指谁？

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南朝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他们在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方面有相互类似之处，被称为"元嘉三大家"。元嘉是刘宋文帝的年号。

鲍照生平资料介绍：鲍照的诗歌作品有哪些？

鲍照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元嘉期间(424-45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聘为国侍郎。孝武帝即位后，为大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任魏陵(今南京市)令，转永嘉(今温州市)令，后任朐海王刘于顼的前军参军、迁军刑狱参军，人称鲍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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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鲍照26岁，据史载，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毛遂自荐，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之后，他终得赏识，获封临川国侍郎。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

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孝武帝死后，太始二年(466年)，文帝十一子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是为明帝。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害。鲍照有一妹鲍令晖，也善文学。

谢灵运生平资料介绍：谢灵运有哪些诗歌作品？

谢灵运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出生在会稽始宁(今绍兴上虞区)，原名谢公义，字灵运。父谢瑍，不慧，其母是王羲之与郗璿的独女王孟姜的女儿刘氏。祖籍陈郡阳夏，但其祖父谢玄已移籍会稽始宁，并葬于该地。因此，谢灵运平生实未至此地。

谢灵运小时在钱塘道士杜炅的道馆中寄养，十五岁回建康，故小名客儿。灵运"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十八岁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公、谢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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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已二十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军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好营园林，游山水，制作出一种"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的木屐，后人称之为"谢公屐"。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406年，谢灵运出仕。义熙二年(407年)改从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任记室参军。义熙八年(413年)刘毅反刘裕，兵败自杀，谢灵运返京任秘书丞。

义熙十一年(416年)转中书侍郎。义熙十四年(419年)刘裕在彭城建宋国，谢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420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刘宋，是为宋武帝，谢灵运爵位由公降为侯，任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422年)刘裕死，少帝继位，谢灵运被权臣排挤出京，任永嘉太守，在职一年，即称病返乡隐居。

元嘉三年(426年)文帝诛权臣徐羡之等，召谢灵运回朝任秘书监，因不受重用，心有不平，多称疾不上朝而肆意遨游。借文帝讽旨令其自解之机，请病假东归，二次隐居故乡。因日夜游宴，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年)被免职。

元嘉八年(431年)因决湖造田之事，被会稽太守孟顗告发，他上书申辩。文帝知其被诬，未予追究，任其为临川内史。但他依然荒废政事，遨游山水。司徒刘义康谴使收录，谢灵运兴兵拒捕，犯下死罪。文帝爱其才，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元嘉十年(433)因罪徙广州，密谋使人劫救自己，事发，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终年四十九岁。

灵运颇信佛教，生得一副美须，死前布施，捐出自己的胡须，装饰南海祗洹寺的维摩诘菩萨佛像。唐时，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将维摩诘菩萨佛像之须，剪取一半，以备斗草之用。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

东晋末，官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转主簿，历豫章公刘裕世子参军。刘裕代晋建宋，官太子舍人。宋少帝时，以正员郎兼中书郎，出为始安太守。宋文帝时，征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后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刘劭弑立，以之为光禄大夫。宋孝武帝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后世称其"颜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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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颜竣从孝武帝讨灭刘劭，权倾一朝。凡是颜竣所资供之物，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曾经对颜竣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延之性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回隐，世人呼之"颜彪"。

颜延之生平资料介绍：颜延之的作品有哪些？

颜延之和陶渊明私交甚笃。在颜延之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徵士诔》。

颜延之在当时的诗坛上声望很高，和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但实际上，他的成就似乎不如谢灵运。他的诗凝炼规整，喜用典故，堆砌辞藻，往往缺乏生动的情致。汤惠休说他的诗"如错采镂金"(见《诗品》)，钟嵘也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其诗存世者不少而可观者不多，较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五君咏》五首，是他在被出为永嘉太守时所作。

称述竹林七贤中的"五君"，"五君"即嵇康、向秀、刘伶、阮籍、阮咸，而山涛、王戎因为贵显而不咏，借五位古人抒发自己的不平，体现了他性格中正直放达的一面，比别的作品要显得清朗。《北使洛》、《还至梁城作》，感慨中原残破，象"阴风振凉野，飞云瞀穷天。临涂未及引，置酒惨无言";"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丘垄填郛郭，铭灭无文;木石扃幽闼，黍苗延高坟"等句，感情也比较真实。

他的《赭白马赋》，虽属奉诏而作，但如"旦刷幽燕，昼秣荆越"之句，描写骏马奔驰之速，对后来许多咏马诗都曾产生过影响。《隋书》称有文集二十五卷，两《唐书》作三十卷，佚。明代张溥辑有《颜光禄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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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八友是指谁？

"竟陵八友"指: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南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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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八友的由来：

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古时称竟陵县，为萧子良封地，自古人文昌盛，故以此名，后亦有文学学派竟陵派。

竟陵八友生平资料介绍：

萧衍(公元464-549年)，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齐时以文学游于萧子良门下，他的诗多淫词艳句或宣扬佛理之作，格调不高。八人中最有成就的是沈约与谢朓。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为齐梁文坛领袖，文学成就较高，和谢朓等开创了"永明体"，讲求声韵格律，促成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发展。

谢朓(公元464-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曾任宣城太守，与谢灵运并称"大小谢"，擅长山水诗。其诗歌讲究平仄四声，音调和谐且情景交融，自然清发，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萧琛(公元478-529年)，字彦瑜，南兰陵人。少明悟，有才辩。

陆倕(公元470-526年)，字佐公，吴郡吴(江苏苏州)人。少勤学，善为文，文辞甚美，昭明太子萧统称其"才学罕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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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昉(公元460-508年)，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以表奏见长，与沈约有"沈诗任笔"之称。王融、范云的文学成就也比较高。

王融(466-493):字元长，南朝齐文学家，"竟陵八友"之一，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宰相王导的六世孙，王僧达之孙，王道琰之子，王俭(王僧绰之子)的从侄。他自幼聪慧过人，博涉古籍，富有文才。年少时即举秀才，入竟陵王萧子良幕，极受赏识。累迁太子舍人。

范云(451-503年)，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南朝文学家。范缜从弟，子范孝才。范云六岁时随其姑父袁叔明读《诗》，"日诵九纸"。八岁时遇到宋豫州刺史殷琰，殷琰同他攀谈，范云从容对答，即席作诗，挥笔而成。早年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中，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

从北魏还朝，迁零陵内史，又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萧衍代齐建梁，任为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霄城县侯。居官能直言劝谏，天监二年病故，享年五十三岁。范云病故后，梁武帝闻讯痛哭流涕，即日御驾临殡。死后追赠侍中、卫将军，赐谥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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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彼此唱和，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南齐书·陆阙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作家把声律和对偶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所作诗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体裁短小，为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从"古体诗"到格律严谨的"近体诗"的过渡，故又称新体诗。

"永明体"文学家们虽然在运用声律等技巧上有一些成就，但思想内容却比较贫乏、空洞，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其中一些骨干成员，齐亡后仕梁，在萧衍、萧纲父子影响下大写轻靡柔艳的色情诗，成为宫体诗的主要作家。文学史上又称这-时期的文学风格为"齐梁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清姚范《援郭堂笔记》:"称永明体者，以其拘于声病也;称齐梁体者，以绚艳及咏物之纤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