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义词：芬芳、 芳香

清香

读音：qīngxiāng
解释：[delicate fragrance] 清淡的香味

反义词：恶臭、腥臭

拓展资料

例句

(1)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2) 公园里的兰花有一种淡雅的清香。

(3) 春天的郊野到处飘着野花的清香。

(4) 桂花开了，飘来阵阵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5) 那硕大的瓜果,那嫩绿的蔬菜,发出清香,沁人肺腑,给人以兴奋的感觉。

(6) 夕阳西下，放学了。我回到家，感觉家里有一股喜气洋洋的气氛。走进客厅就闻到一股美味佳肴的清香。好奇心驱使我走进厨房，问起了正在忙碌中的妈妈：“妈妈，今天是不是有客人来呀？您为什么做一桌子美味佳肴呢？”。

(7) 八月十五的晚上天气晴好，头上皓月当空，院子里满园的菊花在月光掩映下赏心悦目，桂花的香清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

(8) 看一看满桌的饭菜，便已经让人欲罢不能了。我拿起一只蒜蓉扇贝蒸粉丝，轻轻一咬，粉丝的滑润与扇贝的鲜美，还有蒜蓉的清香交织在口中，实在是一道美味佳肴。

(9) 晚风送来荷花的清香，沁人心脾。

(10) 百花山上,奇花异草散发着清香。

2022新高考时间：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9日。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外语科目考试时长均为120分钟，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

满分说明：

1、满分750分。

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成绩和考生选择的3门选择性考试成绩组成，满分为750分。

2、语数外每门满分150分。

统一高考科目的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均按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

3、选考科目每门满分100分。

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100分，其中，首选科目成绩按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再选科目成绩按等级赋分后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

高考考3天。传统高考省份两天，新高考地区三天或四天。 新高考改革后，部分省份的高考时间由原来的6月7日、6月8日调整到6月7日-9日，还有少部分省份高考时间为6月7日-10日，传统高考地区考试时间依然是6月7日-8日。

新高考改革后，大部分省市的高考满分为750分（除了海南省高考总分900分，上海市高考总分660分、高职专科450分，江苏2020及2020年以前高考总分480分）。

推托 1.见"推托"。
推脱 推卸；不肯承担：推脱责任。
推诿 1.推卸责任;推辞。
辞让 1.谦逊推让。 2.责问。
拒绝 不接受（请求、意见或赠礼等）：～诱惑ㄧ～贿赂 ㄧ无理要求遭到～。
推却 1.见"推却"。
推卸 推脱责任，不肯承担：推卸罪责｜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谢绝
推绝 暂无释义
辞谢 ①婉言推辞：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 ②道歉：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
抵赖 (￠过失或罪责)推脱，不承认：罪证确凿，不容抵赖。
谢却 1.除去。 2.谢绝。

夏拱化四年（1066年），宋与西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大顺城（今甘肃庆阳县马铺寨）之战。大顺城是宋西夏边境上的要地，当年九月，李谅祚亲自率军5万包围了大顺城。在作战中，宋朝一员小将用箭射中了李谅祚的眼睛，第二年（1067年），毅宗李谅祚因箭伤而去世，终年21岁，在位20年。其谥号“昭英皇帝”，庙号“毅宗”，陵名“安陵”。他的儿子李秉常继位，为惠宗。

李秉常是毅宗李谅祚的长子，他的母亲梁氏被尊为“肃章宪皇太后”。李秉常继位时年仅7岁，朝政自然由他的母后梁氏把持。当年夏毅宗在杀没藏氏、立梁氏为后时，也任用了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宰相。

梁太后主政后，于夏乾道元年（1068年）任他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并将政权全部交给梁乙埋管理。俗语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梁氏姐弟把持朝政后，对西夏朝中的官员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在西夏朝廷的关键部门中安插亲信、梁姓子弟，逐渐在西夏国内形成了一个以梁氏兄妹为首的后党官僚集团。

为了巩固她的权力，梁氏还排除异己，打击皇族势力。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弟弟嵬名浪遇，是西夏的一员老将，他精通兵法，熟知边事，曾经执掌国政，并且担任“都统军”一职，就因为他不满梁氏集团的专权和倒行逆施，被梁氏罢去了都统军的官职，一代良将在临终时还不忘上表劝说梁氏“擢用忠良，勿犯中国”。

梁氏主持朝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想得到党项羌贵族及部落的支持，于是，她取消了毅宗谅祚执政时推行的汉法，恢复旧蕃礼。乾道二年（1069年）夏天，梁太后以惠宗李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去掉汉礼而改用蕃礼，宋朝允许了。然而，这种倒逆行为，不仅遭到了西夏汉族地主阶级的反对，连西夏皇室中的部分党项羌族也不满意。

梁氏与以前的没藏氏专权有所不同。梁氏是党项化的汉人，在西夏皇族中没有深厚的根基。梁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提出恢复蕃礼，以获得党项地主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穷兵黩武，以宋朝不肯归还绥州和断绝西夏“岁赐”为理由，大举进犯宋朝边境，以此来转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夏乾道二年（1069年），西夏出兵攻打宋朝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攻占刘沟堡，杀死了宋朝的守将范愿，宋朝士兵死伤数千人。宋朝为了在经济上惩罚西夏，下令取消西夏与宋朝边民进行贸易的“合市”，导致西夏国内货用缺乏、物价上涨，梁太后在此情况下，又派兵攻打宋朝的庆州（今甘肃庆阳）、顺安寨、黑水堡等地，包围了绥德。在这次战争中，西夏军队大获全胜，掳掠了宋朝的民户和财物。

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年）八月，梁氏又集中西夏全部兵力，分几路进攻宋朝环、庆等州，一直攻到庆州城下。宋朝守军被打败，郭庆等四五员大将都被西夏兵杀死。但这次战争中，由于宋朝军队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战略，所以西夏军队没有得到多少战利品。

第二年（1071年），西夏与宋朝又展开了争夺罗兀城的战争。罗兀城在绥州（今陕西绥德县）以北50多公里处，靠近西夏横山地区另一个重镇银州。宋朝曾修筑的抚宁城及其堡寨也都在罗兀城周围，这里已是横山腹地，是西夏的军事要地，而且出产茶、铁，西夏理所当然不能容忍宋军入犯。

宋朝青涧城知县种谔等奉命合兵攻打罗兀城。驻守罗兀城的西夏将领哆腊5次出城迎战，不能取胜，只得弃城逃走。可宋朝兴师动众地进攻西夏，却又很快地放弃了罗兀城，使西夏重新获得了对罗兀城的控制权。

梁氏对宋朝边境连年发动战争，原出于转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目的，但实际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银、夏一带遭严重破坏，因而引起了党项族和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西夏连年征战，国内怨声载道，矛盾激烈，梁氏的统治地位也开始日益动摇。大安二年（1076年），惠宗李秉常年满16岁，开始亲政。但是此时梁氏仍把持着朝政。李秉常自幼酷爱中原文化，熟读经史，喜爱吟诵《诗经》《楚辞》。他从小就反对战争与杀戮，希望自己亲政后，能为黎民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定。

大安六年（1080年），惠宗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礼，恢复汉礼。这一点为梁氏所深恶痛绝，梁氏拒绝了惠宗的建议。李秉常不甘心，在他的亲信中有一个名为李清的汉人，此人是山西太原人氏，品德高尚，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才子。他建议李秉常将黄河以南的不毛之地划归于宋朝，与宋朝示好，借助宋朝的力量从梁氏手中夺回皇权。

但他们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这件事被梁氏知道后，她与幸臣罔萌讹密谋，将李清杀掉，然后将惠宗李秉常囚禁于兴州的木寨中，并断绝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梁太后还给李秉常写了一封只有16个字的信：“诚心拜佛，精心抄经。莫思国事，母子深情。”以此表明西夏国事由她一人掌控的态度。西夏国的皇帝成了困在木寨中的孤家寡人。

李秉常被禁的事被他的亲信们知道后，他们纷纷拥兵自立，不听梁太后的调遣，西夏国内一时大乱。西夏的内乱给了宋朝机会，宋神宗乘机派30万大军与梁氏对抗，分5路攻打西夏。随着战争的发展，西夏岌岌可危。

梁太后向群臣问计，有一员老将说：“我们应该坚壁清野，纵使宋朝军队深入，等宋军进入到兴州、灵州一带时，我们再以重兵抄其后，断其粮草。宋军无粮，便可不战自败。”梁氏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重兵重点驻守兴州各要冲，宋朝军队果然大败。宋朝诗人张舜民在他的绝句两首中分别这样描写战争所带来的不幸：

灵州城下千株柳，

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

将何攀折赠行人。

——《西征》

青冈峡里韦州路，

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

将军莫上望乡台。

——《峡口山》

西夏在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然而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是矛盾重重。连年不断的巨额军费、开支让百姓不堪重负，西夏国内财用困乏，物价暴涨，一尺布涨到10千文钱。常年战争也使横山一带边民不敢耕种，人民饥寒交迫。迫于压力，梁氏只好让惠宗李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

惠宗虽然复位，但无实权，梁氏仍把持朝政。梁乙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秉常为妻，并立为皇后。大安十一年（1085年），梁乙埋死，按照毅宗李谅祚的许诺，梁乙埋的儿子梁乞逋承袭父亲的职位成为西夏国相，梁氏一党继续专权。

8个月后，梁太后死，梁乞逋失去了靠山，西夏国内皇族与后党的斗争更加尖锐。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惠宗李秉常卒，年仅26岁。谥号“康靖皇帝”，庙号“惠宗”，陵名“献陵”。

党项羌人在其社会发展的早期就有着集体性、共同性的原始信仰，这些原始信仰制约着党项羌人的心理、思维、行为和习惯，也贯穿于党项羌人社会发展的过程。党项羌人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过着游牧狩猎、居无定所的生活，生存之衣食住用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所以，党项羌人对自然界有着巨大的亲和性和敬畏性。同时，由于他们对诸如风、雨、雷、电和灾难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便开始崇拜上天、大地、日月、河流等，这就产生了党项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自然崇拜。

而在这些自然崇拜中，天神是党项羌人崇拜的“至上神”。《圣立义海》中记载了党项羌人对天的礼赞：“西云，生成根本。昊天，世间主宰。天尊，福遍凡世。天穹，蔽覆凡间。白霄，诸宝本源。”党项羌族内迁以后，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自然的认识的变化，其信仰也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为多神崇拜，这与党项羌族由原始社会初期向晚期过渡的社会生产状况是相适应的。

在崇拜多神的同时，党项羌族还崇尚巫术，巫师在西夏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位居太后、皇后、诸王、国师、大臣、统军之后。在党项羌族的宗教活动中，巫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但被应用于生产生活中，还应用于战争中，每次出兵都要看天象、占卜预测吉凶。党项羌族对巫术的崇拜源于萨满文化的影响。西夏儒士斡道冲著有《周易卜筮断》。

19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也从黑水城中发掘出了好几本占卜辞书，这都说明了巫术占卜在西夏人的信仰中所占有的地位。

随着党项羌人迁居西北一带后生产生活的提高，党项羌族的信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信仰佛教逐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而且，佛教在西夏也十分兴盛。一方面，这主要源于党项羌族内迁后居住的河西、陇右一带，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路，佛教自这里传入中国，到凉魏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之久，佛教文化已成为“四凉文化”（四凉是前凉、后凉、北凉、西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在河西一带曾盛极一时。据《魏书》记载，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这种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内迁的党项羌族人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党项羌族也逐渐开始信奉佛教。另一方面，党项羌族的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大力提倡佛教，借助佛教中提倡的忍耐来麻醉人民，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兴盛。

佛教就成为了西夏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西夏至少从李德明时期，统治者就开始信奉佛教，西夏立国后，更是采取措施大力弘扬佛教，在国内兴建了不少的寺院。此后的西夏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佛教，他们向中原王朝求赐佛经、举行各种礼佛活动、译经授经、广建佛塔寺庙。

为了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西夏设有专理佛事的机构——功德司，还制定了一套专门管理寺庙僧人的制度，并设有僧官。西夏佛教的传播形成了六个大的中心。

一是兴庆府中心（今宁夏银川市）。这里有李元昊妃子没藏氏出家的戒坛寺、有李元昊藏经的高台寺、有夏毅宗李凉祚建的承天寺。这里是西夏佛教的中枢。

二是贺兰山中心（今宁夏西北部的贺兰山中）。这里有贺兰山佛祖院、贺兰山五台山寺、贺兰山慈恩寺、拜寺沟方塔等。

三是凉州中心（今甘肃武威）。有著名的凉州感应塔及其所在护国寺、圣容寺、天梯山石窟等。

四是甘肃中心（今甘肃张掖）。有卧佛寺、崇庆寺、十字寺等。

五是瓜、沙中心（今甘肃敦煌、安西）。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佛窟寺庙。

六是黑水城中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的佛教融中原佛教与藏传佛教于一体，以藏传佛教为主。

佛教在西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决定了西夏的僧侣们人数多、社会地位很高。“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子女，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反映了在西夏社会中佛教僧侣在民众中的特殊地位，西夏的统治者利用佛教僧侣在西夏宣扬佛学，佛学对维护西夏社会的稳定起了不亚于儒学的作用。

西夏把佛教管理纳入行政体系当中，功德司管理宗教寺庙，并分为出家功德司、各尚功德司和护法功德司三种。而各寺庙中又设有提举、僧监、僧副等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高僧。除行政官职外，西夏佛教内部还有自己的称号，如帝师、国师、法师，他们的地位是由高到低排列的。

西夏的译经、校经活动十分频繁，尤其以仁孝年间为盛，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文佛经中，卷首有仁宗李仁孝校经题款的近20部，不下百余卷，足以看出李仁孝时期西夏校经数量之大。西夏早期，只用了短短的50年的时间就翻译了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经》中的3000余卷佛经，平均每年译出六七十卷，被史学家称为“译经史上的创举”。

西夏文献中保存有最古的一幅《西夏译经图》，出土于宁夏灵武市，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西夏佛教艺术的繁荣，在西夏的石窟、绘画、雕塑等领域内，多是以佛教题材为主的作品。佛教的兴盛使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西夏文化与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加强西夏同周边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同时，这种佛教的兴盛导致了西夏政府向百姓收取大量的租税来供养大量的寺庙和成批的僧人，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

西夏的宗教信仰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同时，西夏境内的部分居民还信仰土生土长的道教，外传入境的伊期兰教、景教等，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文化。李元昊之长子宁明就曾向定仙道士路修篁学习道教的避谷法，练习不食五谷而食药物的功夫，最后因此而丢了性命。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中有一座清真寺，虽历经风雨侵蚀，但其风貌仍然依稀可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也曾提及西夏地区有景教聂斯脱里派的信徒。

　　夏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之后，西夏时期的文物遭受了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破坏，当时许多珍贵的文物或流散得无影无踪，或被彻底破坏，但通过现存的西夏历史遗迹与文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曾经兴盛一时的西夏王朝。

　　尤其是宁夏的西夏博物馆内荟萃了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品，形象而真实地展示了西夏王国的兴衰，撩开了那个立国190年之久的神秘王国的面纱。这些文物涉及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的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一、西夏碑

　　西夏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也有立碑记事的习俗。碑刻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有墓碑、墓志、功德碑、崖刻、界碑等。碑文所用文字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汉藏合文等，内容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西夏历史的宝贵资料。

　　“西夏碑”，全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是唯一的汉夏合文的西夏碑，现陈列于甘肃武威市西夏博物馆，此碑是西夏的碑刻中最著名、面世最早的碑刻，它的发现与清代干嘉学派学者张澍紧密相连。19世纪初，与西夏文字同时被张澍在自己的故乡甘肃武威偶然发现。

　　此碑碑身高大，气势宏伟，高250厘米、宽90厘米、厚30厘米。两面刻文，碑阳为西夏文，碑额篆书的译文为“敕感通塔之碑文”；碑阴为汉文，碑额篆书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每面约1800多字，内容大致相同，但各有特色，中心意思是通过一些故事，宣扬佛法无边，并给西夏皇帝、皇后歌功颂德。

　　记述的内容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崇尚佛教的情况、凉州地位的重要性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西夏手工业发达的情况。它是夏崇宗李乾顺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皇太后和皇帝修饰宝塔和庙宇的纪功碑。

　　除“西夏碑”外，西夏的碑刻还有银川西夏陵碑文残片；在宁夏永宁县闽宁村发现的西夏野利氏家族墓碑文残片；唯一的汉藏合文的张掖“黑水桥碑”（是夏仁宗时期的，原立于甘肃张掖城西5公里黑河东岸的龙王庙中）今存于甘肃张掖文化馆；发现于内蒙古乌海市的乌海参知政事墓碑，是唯一的一方汉文西夏碑；另有2篇有文无碑的汉文碑铭，即《嘉靖宁夏新志》中所记载的《大夏国脏舍利碑铭》和《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铭》，这两碑原来存于宁夏银川市承天寺内，后遗失；还有西夏陵石刻经（是一种显示佛统率众生制服群魔的法器）。

　　二、西夏王陵

　　贺兰山下的古冢便是昔日西夏王朝的帝王陵墓。西夏陵位于距宁夏银川市35公里处的贺兰山东麓，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陵区内现存9座帝陵，207座陪葬墓。西夏陵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西夏陵园制度、西夏建筑和西夏文化的宝地，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宁夏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西夏陵和明以前的历代帝王陵一样，地面建筑早已被毁，成为废墟，但其遗迹保存较好，布局清晰，高大突兀的塔式陵台仍然奇迹般地屹立在那里，令人瞩目。依陵墓的自然分布，西夏陵可分为4区，自南而北纵向排列，每区各有帝陵2～3座，其分布又可分为前后两组。前一组1～6号陵，排列形式1、2号陵居前（南），左右并列，前后错开。

　　另4座居其后，左右成两行，前后成两排。后一组7～9号陵，大体成“品”字形排列。陵墓的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区间洪沟分割，皆有一段距离。陪葬墓多集中于帝陵左右或前面，成群组式分布。西夏陵的规模可与北京的“明十三陵”、河南省巩县的“宋陵”媲美，造型独特，与早期的西夏贵族的“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的葬俗完全不同，每座陵园是一组完整的建筑群，占地10多万平方米。

　　陵园均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庄严肃穆。外围四角筑有角台，似为陵园四界标志。神墙外部前是左右对称的鹊台、碑亭。进入月城，两旁并立石像。内城四角各有角楼，四墙正中各置门阙。内城中心前方是献殿，作为祭奠场所。其后偏西有高大突兀的五层或七层塔石陵台。这种特有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是西夏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形式风格与埃及金字塔相似，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这里曾经辉煌无比，也曾是蒙古人发泄仇恨的对象，蒙古灭西夏时，对西夏的皇家陵墓进行了破坏。后人称西夏王陵为“李王墓”“昊王墓”。民间传说李元昊生性残暴，喜欢杀戮，因此担心死后陵墓被掘，于是征调数万民夫为自己建造陵墓，强迫民夫每天修成一座墓，一年后修成360座，李元昊把所有修墓的人全部杀死。

　　李元昊死后，葬入其中的一座，后来盗墓贼始终没有找到李元昊的真墓。这当然是附会了中原王朝帝王“疑冢”的故事。有的史籍上记述“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宋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这里的陵墓已有千年的历史，今天西夏陵园已变成一片废墟，显得有些荒凉凄惨，但是那些高大的陵台、鹊台、角楼、神墙等，经历了风雨的洗刷，烈日的曝晒，依然傲立在那里。那高大的陵台、色彩斑斓的瓦砾、制作精巧的雕龙玉柱及碑碣残片，形似鱼脊的墓道封土、古朴简陋的土洞墓室，记载着西夏帝王盛衰荣辱的历史，让人们感受到昔日王陵的恢弘。

　　西夏的陵墓除西夏王陵外，在银川市附近地区、甘肃武威、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都有西夏时期的陵墓，有一些豪族大姓的墓，如宁夏永宁县的野利氏家族墓，也有一些平民、官员的墓，如银川市区小型平民墓，内蒙古乌海参知政事墓等。

　　三、塔寺文化

　　西夏人民笃信佛教，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以巩固其统治，也大力弘扬佛教，并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佛塔寺院，使西夏境内的佛塔寺院遍及山野。早在李元昊时，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为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就在境内各地广建寺庙。

　　兴庆府本来就有戒坛寺，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李元昊又在兴庆府东面15里处建筑高台寺和高达数十丈的佛塔，用以贮藏佛经、译经。还规定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月的初一为“圣节”，令全境官员百姓到各寺中礼佛。此后的西夏各帝王均对佛教加以尊崇和推广，使西夏境内形成了诸多以塔寺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中心。

　　皇家寺院——银川市承天寺在银川古城西南部，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承天寺”，寺内中间一座耸立云端的西夏古塔，就是承天寺塔，人称“西塔”，与“北塔”相对应而立，就像凤城——银川市的两个翅膀一样。这是宁夏现存的100多座古塔中最高的一座砖塔。

　　承天寺，寺门朝东开启，院内现存建筑有五佛殿、佛塔、韦驮殿、卧佛殿。韦驮、卧佛二殿两侧建有南北向配殿。殿宇之间，以重檐砖雕垂花门和围墙连接，形成四合院式的院中院。坐落在外院的五佛殿与佛塔同建在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上。外院院落宽阔，古树参天，松柏长青，肃穆宁静。承天寺塔为一座八角11层楼阁式砖塔，高64.5米，比西安的大雁塔还高0.5米。

　　塔体建在高2.6米、边长26米的方形台基上。塔门面东，可通过4.8米的券道进入塔室。塔室呈方形空间，室内各层为木板楼层结构，有木梯盘旋而上。塔身1～2层各面设券门窗式壁龛，3、5、7、9层设南北券门式明窗，塔身各层收分较大，每层之间的塔檐上下各挑出3层棱牙砖。各层檐角石榴状的铁柄上挂有铁铃，微风吹过，丁当作响。塔身11层以上挑出5层棱角牙砖，上建8面攒尖顶刹座，其上立桃形绿色琉璃塔刹。4、6、8、10层设东西向多门式明窗，11层设四明四暗圆窗。

　　整座塔造型挺拔，呈角锥形风格，古朴简洁。宋朝沈括在秦凤路西安州任通判时，曾来过承天寺。此人饱读诗书，敏而好学，他对于这座庞大雄浑的建筑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竣工，感叹不已。承天寺塔也是宁夏唯一有文献记载始建年代的古塔。

　　据明代《弘治宁夏新志》记载，“承天寺塔在承天寺内，伪夏（西夏）所建，一十三级，有残碑可考。”关于西夏修建承天寺塔，有不同的传说。一说是太后没藏氏笃信佛教，1049年契丹人攻打西夏时，她曾经在佛祖面前许下宏愿，如果西夏击退辽军的进攻，她将在兴庆府内修建一座寺庙，庙里要建筑一座高耸的佛塔。

　　结果，西夏军在嵬名浪宇的率领下打退了辽的进攻，没藏氏为了还愿，特颁懿旨，于1050年起，在兴庆府的西南角修寺建塔。另一说是太后没藏氏曾在梦中梦见观音菩萨对她说：“兴庆府城西南有一口甜水井，若时常饮用可给人带来荣华富贵。”没藏氏醒后，立即派人去寻找，果然在城西南找到了一口井，水质清纯、味甜而美，没藏氏便每天饮用。

　　不久，没藏氏怀孕了，她认为是喝了这口井中的水的缘故。后来没藏氏生下了李谅祚，被李元昊封为皇后，没藏氏为了还愿，在李谅祚继位后，命人修建承天寺塔。故事传说虽有不同，也不可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皇后没藏氏为了祈求佛祖神灵的护佑而修寺建塔。

　　据《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载，西夏建国皇帝李元昊死后，皇太后没藏氏为了保佑小皇帝李谅祚“圣寿无疆”和西夏的江山延永坚固，于西夏毅宗谅祚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役兵数万”修建承天寺和承天寺塔。为了表示她的诚心，在刚开始建塔的时候，没藏氏亲手将西域僧人进献的佛骨舍利以及金棺银椁贮埋于塔基下。

　　西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寺塔建成，皇太后亲自赐名此寺为“承天寺”，此塔为“承天寺塔”，又将宋朝所赐的《大藏经》置于寺内，作为镇寺之宝。塔寺建成后，延请回鹘高僧登座讲经，皇太后与皇帝经常即席聆听。寺内香火旺盛，与当时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齐名，是西夏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

　　承天寺塔在元明时期曾遭兵火和地震的危害，明初时仅“一塔独存”。后来，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明庆靖王朱栴，重修了寺院，增建了殿宇，承天寺以“梵刹钟声”名噪塞上，成为明代宁夏八景之一。清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大地震，塔、寺全部震毁。现在看到的承天寺塔，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重修，保留了原西夏佛塔的基本形制。如今，承天寺塔已得到人民政府的很好保护，并被定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内修建了博物馆，增建了古建筑展室，收藏了许多宁夏历史、民族、军事等方面珍贵的文物，成为人们观赏和游乐的重要活动场所。

　　张掖卧佛寺甘州原有五座塔寺，分别为金、木、水、火、土，作为该地的镇城之宝。可惜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年久失修，目前只剩下3座。规模最大、文物最多的，当数张掖的卧佛寺。卧佛寺是西夏王朝攻入中原后，在那里修建的第一个佛教寺庙，是甘州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大景观。

　　卧佛寺，旧名“迦叶如来寺”，又称“宝觉寺”“宏仁寺”，俗名“睡佛寺”“大佛寺”“大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如今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西夏在李乾顺时期，河西地区有两次大的修建佛教塔寺的活动。一次是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六月至天祐民安五年正月，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凉州护国寺院及感通塔今天已荡然无存，但幸运的是，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时凿刻的碑文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另一次是夏永安元年（1098年）修建甘州卧佛寺，此寺距现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据《敕赐宝觉寺碑记》记载：西夏时，有一个叫嵬咩的国师，此人原本是西夏皇族的后裔，出家后随国师燕丹学习佛理，后也被封为国师。嵬咩云游四方，途经甘州住了几天，由于嵬咩国师心地虔诚，感动了上天，有一日，国师正敛神静居，忽闻天地间隐隐有丝竹之声，他睁眼一看，佛光灿烂，还伴有颂佛之声。声光飘忽，慢慢隐入地下。国师万分敬仰，“掘地数尺，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石涅盘像”。

　　国师认为这是佛祖显灵，是祥瑞的显示，所以李乾顺命人在甘州建卧佛寺，并且钦赐匾额，供善男信女们烧香祈祷。大佛寺从永安元年（1098年）开始兴建，至夏贞观三年年（1103年）竣工，历时5年，是西夏三大佛教中心之一。

　　石窟作为一种文化，最早源于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许多有关石窟的神话和传说。汉代佛教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使佛教在我国南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名山胜地遍布佛塔寺庙，其中，北方的鲜卑族各部统治阶级把原先对石窟神灵的崇拜与佛教信仰相结合，在许多有天然石窟的地方大事雕凿各种龛洞佛像，使佛教文化现象遍布黄河一带。

　　此后，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和一代代统治阶级对这种文化的传承，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石窟文化胜境。西夏的石窟文化就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它也是祖国多元的石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佛教在西夏的兴盛，西夏留下了许多内容与宗教有关的融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与雕塑艺术为一体的石窟艺术作品。现存的西夏石窟主要分布在甘肃和宁夏两省区，甘肃省的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石窟；宁夏的有固原的须弥山、海原的天都山、银川贺兰山山嘴沟石窟。

　　另外，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窖石窟也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洞窟。在众多的西夏石窟中，以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下来的数量最多、类型最全、内容最丰富、最具代表性。敦煌莫高窟中有西夏洞窟62个，榆林窟中有西夏重修的洞窟10个，东千佛洞和五个庙石窟中也有5个洞窟是西夏修建的。

　　西夏的前期石窟主要是沿袭前代形制，少有创新；后期的石窟形制受到了当时密宗佛教文化的影响，基本抛弃了窟内开龛的传统，将各种偶像安置于中央佛坛上，形成了西夏后期洞窟形制的特点。在这些西夏洞窟中都存有大量精美的西夏壁画，其中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的壁画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也最具特点。

　　西夏的石窟壁画大体由佛教题材和装饰图案构成，在敦煌西夏壁画数十窟、数百幅作品中，整体上以早期、中期作品居多。早期壁画的风格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内容也基本上承袭了唐宋流行的经变和说法图，创新较少；而中期作品则受到了高昌回鹘壁画风格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西夏晚期的壁画吸收了吐蕃密宗的某些成分，开始形成本民族的壁画风格和特征。

　　到了敦煌的人们，都会为西夏壁画的巧妙构思、特殊的造型和精湛的画技所倾倒，如其具有代表性的西夏壁画作品《水月观音图》，描绘了唐僧取经故事。在吴承恩编写《西游记》之前的西夏壁画中，就已有唐僧西天取经图，说明了很早以来，我国民间就已流传着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这为吴承恩编写《西游记》寻到了历史渊源。

　　自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河西一带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这里的文化具备东西交融的特点。玄奘西天取经，佛教传入中国，都经过河西的张掖，而且玄奘晒经的流沙河就是张掖的黑河，《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沙僧都是在这里被唐僧收为徒弟的。

　　此画继承了中原绘画的传统，在观音像上将人、神融为一体，又将山水和人物有机结合，运用了特殊的绘画技法，使画面达到了超俗的意境。西夏的壁画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水月观音图》外，还有西夏山水画的代表作《普贤经变》《文殊经变》《童子飞天图》，刻画了天真烂漫的西夏童子形象，这些作品堪称西夏绘画历史上的现实与浪漫的完美结合，这一时期的绘画是西夏历史上的巅峰之作。

　　西夏的洞窟内容、题材、壁画艺术风格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有人认为西夏的壁画“其画派远宗唐法，不入宋初人一苇，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可见西夏是有自己的壁画艺术家的。西夏壁画的画风融合了藏传佛教绘画与中原汉族佛教绘画的特点，一种敷色厚重，色彩与线描并重，具有浓厚的神秘气氛，为典型的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另一种是线描为主、色彩为辅的中原汉民族绘画传统的承袭。

　　如榆林窟第3窟的《西方净土变图》，充分发挥了线描艺术在建筑画上的表现力，精致流畅。再如其西壁窟门两侧的《文殊经变》与《普贤经变》，在人物绘制上集中突出线描造型，基本不依赖敷彩而形神兼备。此外，西夏壁画中的装饰图案在整个洞窟中所占面积比率是历史之最。

　　在藻井图案上，创新地将中原汉民族传统纹样及表现形式同藏传佛教题材及艺术风格融为一炉，构成具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独特艺术产物，典型代表作品是榆林窟第3窟藻井图案，其中有些装饰图案属于首创，在整个敦煌艺术中是首次出现，如莫高窟第400窟中，窟顶中心的藻井纹样为两条相互追逐盘旋的龙形怪兽，其造型均为凤首龙身。

　　凤首或龙身都是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但是这种单体造型的龙凤复合式图像，在整个敦煌艺术中则是首次出现，这一切都反映了西夏的党项羌族是一个富于想象和创造的民族。

　　西夏的绘画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石窟中的壁画外，还有卷轴画、版画、木板画、岩画，等等，其内容以反映佛教经变为多，也有少量反映其他宗教和世俗内容的。西夏留下来的卷轴画有显明的藏传佛教的艺术特色，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黑水城和宁夏的一百零八塔、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贺兰县宏佛塔中都有西夏卷轴画的发现。

　　到目前为止，西夏的非宗教类的卷轴画仅有一幅，是出自黑水城的《贵人像》。如果说敦煌石窟中精美的西夏壁画、卷轴画是西夏宫廷画匠的杰作的话，那么在甘肃武威发现的木板画，宁夏贺兰山、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草原以北那仁乌拉山的西夏岩画则完全是民间艺术。

　　西夏的木板画是伴随着西夏佛经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但是木板画的内容有的却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家禽、家畜等，有的板画背面或侧面还有墨书汉文榜题。这些木板画出自众多的作者之手，刻工较为粗糙，但其中也不乏精品，如《蒿里老人》《武士》《男女侍从》，这些木板画构图简单，形象惟妙惟肖，线条流畅，表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史诗刻石历千年，巨变沧桑画更鲜”。在贺兰山数以千幅的贺兰山、阴山岩画中，留下了许多党项羌游牧民族凿刻的岩画，题材以人面像、家畜、野生动物为主，一般画风朴实、粗犷，在构图上还没有脱离原始绘画的风格，反映了比较落后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西夏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岩画的周边还刻有与佛教有关的西夏文题记，贺兰山成为西夏人心中的一座圣山。

　　雕塑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用泥来雕塑人形；秦汉以后，便有大量的陶制雕塑品出现；隋唐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了我国古代史上的最高水平。

　　在传统雕塑文化的熏陶下，西夏的雕塑内容也十分丰富，迄今已发现的主要有石雕、木雕、泥塑、竹雕、陶瓷雕等，雕塑形象有人物、动物等，内容反映了宗教、民间生活。

　　纸术、印刷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到唐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技术已获得了巨大发展，尤其是雕版印刷业到宋朝达到了兴盛。西夏非常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出于发展的需要和传承文明的本能，也积极应用这些先进的技术。

　　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专门管理纸的生产、使用和印刷事业。西夏的纸外表不尽相同，有厚密的、光滑细腻的、薄而透明的，也有类似于现代“烟卷纸”的纸。纸的颜色多数为灰色，且深浅程度不同，也有雾白色、褐色、鲜黄色的。

　　西夏后期写本汉文《杂字》“器用物部”记载西夏的纸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银碗、纸马、折四、折五、匙箸、金纸、银纸、蜡纸、京纸”等10多种，说明了西夏纸张及纸制品是相当丰富的。制作纸张的原料有亚麻布、棉布等，西夏文辞书《文海》中在解释纸时说到：“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但与宋朝所主要使用的皮纸不同的是，西夏主要使用的纸为麻纸。

　　学者在经研究后认为，西夏纸可以分为8个等级，这都说明了西夏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在吸收和应用先进的汉文化方面已有了很大的突破。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最为繁荣的时期，宋版书籍的精美享誉中外。宋朝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影响并促进了西夏产印刷业的发展。由于西夏重儒兴佛，所以刊印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典，采用了雕版印刷术，也应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活字印刷术。

　　仅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中出土的西夏文雕版印刷品的品种、数量之多，堪称为文化史之奇，这些古籍多收藏俄国、英国，另外，在我国境内其他地方，如甘肃、宁夏境内有多个地方也都先后出现了许多西夏的雕版印刷品。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西夏雕版印刷品总数有60多种100多件。

　　西夏的刻书印刷可以分为3种类型：官刻、私刻和寺院刻。官方刻书是指由西夏政府的“刻字司”所刻印的书籍。以刻印西夏文书籍为主，多为世俗文献，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和译儒家典籍。因官方刻书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西夏有私人翻刻官刻书籍，私人刻书为个人出资印刷书籍，有世俗典籍，也有佛教经典。

　　由于西夏人大力崇尚佛教，因此，寺院刻经在西夏的雕版印刷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西夏的寺院刻印经书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室的重大法事活动刻印佛经，另一种是寺院为了弘扬佛法而刻印佛经，尤其是皇室刻印经书往往是数万、数十万的数量。

　　西夏的刻书印刷业繁荣于西夏后期。西夏前期是北宋刻书印刷业的繁荣时期，宋版书籍以各种渠道流入西夏，基本满足了西夏境内人民的需要。而到西夏仁宗时期，随着西夏的繁荣昌盛，人们对佛经、书籍的需求量增加，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都城中兴府就是西夏刻书印刷业的中心。

　　西夏的刻书印刷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西夏不仅用毛笔书写而且还用竹笔书写；印纸多用麻纸，也使用树皮纸；书中的避讳不严格；书籍的装帧形式多有变化，版面的设计也别具特色，还在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插入形式多样的饰花。

　　被誉为“文字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隋唐时期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和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的，他的泥活字比西方的铅活字早了400年，毕昇也因此被誉为世界活字的鼻祖。

　　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传统的说法是元朝的王桢发明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本，只有文献记载。这也使部分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的宋朝是否成功地运用了活字印刷产生了怀疑。

　　但欣慰的是，在20世纪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这些活字印本不仅填补了早期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位于今宁夏银川市西部的贺兰山，是当时西夏王国党项羌民族心中的“圣山”“神山”，当年这里建有许多的宫殿和塔寺，虽经战争的破坏和岁月的冲刷，这些建筑的主体早已被破坏殆尽，但是遗址尚存，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在宁夏贺兰山的拜寺沟方塔之中发现的。

　　1990年，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后经有关部门勘察，发现这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古塔。199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考古研究所和贺兰县文化局对方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发掘，年近六旬的项目负责人牛达生先生带领工作人员，风餐露宿数十天，终于获得了重大的发现。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文献，《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本书是西夏文的，所以，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本书是世俗文献还是佛经？是西夏时期的印刷品还是元代的印刷品？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

　　经过牛达生先生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国家权威部门的鉴定，最终确认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文佛经，是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牛达生先生在西夏活字印刷的研究领域内作出了突出贡献。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原件残破散乱，沾有泥土污垢，经整理拼缀后共有9册，220多页，约10万字，由白麻纸精印，蝴蝶装。封皮上贴有经名标签，内部有汉文、西夏文，还有夏汉合文。全页版框纵30.5厘米，横19.4厘米，有封皮，扉页，一般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间有小字体。

　　正文首页首行为经名，顶格排印；第2～4行低3格，为译经者职衔人名题款，用小体字；第5行为正文，也顶格排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包括4部分内容：一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本身，存卷三、卷四、卷五，共计3册；二是《要文》，全称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一卷》，计1册；三是《障疾文》，全称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障疾文下半》，计1册；四是《解补》，全称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X》，存完本第一、第五，残本第二、第三，计4册。

　　整部书文字工整，字迹清晰、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香，是我国古代优秀印本之一。此书的确切排印年代尚不能肯定，应是西夏后期的印品，通过对书的经名、题款的翻译，知道此书是译自藏文佛教密宗经典，有重要的文物文献资料。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印刷上存在许多的不足，如版框栏线有的不衔接，留有或大或小的缺口；文字大小不一，墨色浓淡不匀；版面设计随意改变，个别页面将版口省去，有的页面还有倒字等；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见排错；页码用字无规定，错排、漏排现象严重；有的页面字行间有断断续续的线条，应该是字行间楔入的“竹片”没有夹好留下的，这都说明它是一本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

　　1996年11月，文化部成功地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他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先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名单，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唯一经过国家鉴定的西夏时期也是宋辽金时期的木活字印本，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首先，目前尚未见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其他印本，说明这本书是海内外孤本。

　　其次，《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国内唯一的印本蝴蝶装西夏文佛经。学者对西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的研究表明西夏文佛经的装订多为经卷或者经折装（又称“折叠装”“折子本”“梵夹装”），蝴蝶装的西夏文佛经在国内仅见一种，即1972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妙法莲花经》残本，但这本书是写本，不是印本。印本的西夏文佛经在俄藏西夏文献中已有发现，但在国内《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则是仅见的印本蝴蝶装西夏文佛经。

　　第三，《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藏文佛经虽然出现在7世纪，但直到15世纪才有了藏传佛经的刻本问世。到了近代，曾刻印过大量的藏文大藏经，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多为清代刻本，而且以北京版、德格版著称于世，明代所刻的极少流传下来。《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虽然是西夏文的，但它是译自藏文的佛经，比有记载的永乐刻本早约3个世纪，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藏传佛教密典印本。

　　第四，《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再现了西夏高超的活字印刷技术的运用，它的发现，将中国人发明和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历史至少提前了一个世纪。从前，人们只知道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技术，两个世纪后的元朝，又有王桢制造出木活字印书。然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说明了在毕昇发明了活字后不久，西夏已能熟练地应用活字印刷技术，不仅有泥活字，而且还有木活字，早于王桢使用木活字100多年。

　　第五，《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活字发明当时的活字印本的面貌，它所体现出的多个活字印本的特点丰富了版本学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活字印刷技艺的最新资料。同时，《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所使用的文字是西夏文，佛经的内容是藏族的，印刷技术是来自于中原的，三种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友好往来、互相学习、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对于弘扬华夏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夏人热爱中原诗词音乐，宋朝的官员在西夏境内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西夏的石窟壁画、岩画中也都有许多反映西夏音乐文化的画面。今天，当我们踏上西进的旅途，到达古代文化宝地——甘肃敦煌时，就会发现在敦煌莫高窟的77个西夏窟中已知的有乐伎图的洞窟就有11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17幅。

　　安西榆林西夏窟中有伎乐图的洞窟为2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2幅。这些都是一部活生生的西夏音乐文化史、乐器史，是党项羌族人民真实生活中的音乐在艺术中的体现。

　　西夏党项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西夏的音乐受党项羌族的民族性格、传统观念、传统习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音乐本身融汇在党项羌族人们的战争生活、民俗生活、宗教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党项羌族人民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统一斗志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元昊身边就常带《野战歌》，西夏宗室子嵬名仁忠、西夏遗民察罕等都是善歌咏的人。在西夏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作品中都有较多记载西夏音乐和乐器的语言，如“取乐饮酒”“教动乐”“乐人打诨”“吹笛击鼓”“曲破”“龙笛”“凤管”，等等，这都表现了西夏党项羌族在生活中善音乐歌舞。

　　能歌善舞的党项羌族，早期的民族音乐纯朴、粗犷、强劲，他们使用的乐器较为简单，很长时期内，只有琵琶、箫、笛等。到唐宋之际，党项羌族人的音乐开始受到中原音乐的影响，正如党项羌族人民所唱：“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忠诚封侯最为珍，任人唯贤言守信。”李元昊立国后，西夏的音乐有了很大发展。

　　立国后，西夏有了乐舞机构（蕃汉乐人院），以专门管理与音乐有关的事宜，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艺人、舞人，为西夏的贵族服务。此时西夏的音乐已比较完善，有乐舞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乐舞）、柘枝，有大曲之曲破，有音乐表演散唱，有宫调音乐理论，有70余种乐器，有乐队排列法与编制，有戏剧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多神教音乐等。

　　李元昊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是西夏的第一次音乐改革。到仁孝时期，西夏再一次发生了音乐变革，这一时期的西夏音乐吸收了吐蕃、回鹘、辽、金等其他国家和民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据史载，“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所奏皆夷乐也。”这说明西夏的音乐不仅在本国内广为流传，也通过官方或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贾、贡使、战争等途径传入中原等地区，影响四周邻国。

　　另外，西夏的音乐对元代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西夏的音乐除了宫庭音乐之外，还有用于祝寿的音乐，如“元昊庆历四年（1044年）初，曩霄奉酒为寿，大合乐”；用于祭祀的音乐，如“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西夏人火葬中“柩行时，鸣一切乐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