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宗乾顺继位的时候，只有4岁，大权由梁乙逋和妹妹梁太后操控。在他正式亲政前的10多年中，任由梁氏家族穷兵黩武，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梁太后被辽国毒死后，乾顺当政。在辽国的支持下，他对外与宋化干戈和解，亲附辽国；对内则削弱政敌，巩固嵬名氏皇族的势力。

1.和睦宋辽

崇宗即位后，曾上书向宋朝请求谢罪。宋神宗表面接受其忏悔，其实并不相信，仍继续让边将接受西夏的归降兵卒，并严加戒备，有时还出兵骚扰夏境。

宋将种朴曾于赤羊川俘虏西夏人口百余人，牲畜5000余头。西夏派兵追击，被宋军击败。崇宗发动反击，派骑兵2000攻打浮图岔，击败宋军。不久，宋将王愍镇压已经叛夏降宋的邈川部落叛乱。

崇宗闻讯派大将仁多保忠领兵10万前去包围，结果反被王愍打败。随后，夏军又败于宋将苗履之手。宋徽宗当政后，宰相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对外实行开边政策，以武邀功。从贞观四年（1104）到元德元年（1119）的十余年中，宋军更是不断袭击夏域。

战场上的节节失利，逼迫乾顺经常向辽国求援。依赖对辽国的卑辞厚礼与姻亲关系，由辽出面斡旋调停或对宋施加压力，才勉强顶住了宋朝的压力，稳定了政局。

2.整顿内政

在对宋朝的关系稍有缓和后，崇宗乾顺开始着手清除政敌。永安二年（1099）四月，乾顺将梁太后时穷兵黩武的罪责全部推到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身上，理由是他们都支持梁太后对外用兵。二人被处死。随后，仁多保忠邈川之战失利，抑郁不已。

宋朝宰相蔡京得讯后，派使者潜入西夏，企图诱降。使者被西夏截获，乾顺借机解除了仁多保忠的兵权。这样一来，西夏的兵权基本落入了嵬名皇族的手中。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乾顺采取汉人封王的制度，大加封赏嵬名皇室以及宗室诸王。在罢免了仁多保忠之后，乾顺封皇弟察哥为晋王，执掌兵权。封宗室仁忠为濮王，封仁礼为舒王。察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濮王和舒王则通晓汉、蕃两种文字，才华横溢。他们都成了乾顺的得力助手。

乾顺十分热衷汉文化。在巩固内政之时，采纳了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在蕃学之外，设立“国学”，选派皇亲贵族子弟300人学习。

兴汉学，在当时遭到了一部分西夏贵族的反对。其中党项人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他提醒乾顺要“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被乾顺采纳。乾顺将汉学定为国学的做法，表明了他提倡儒学，推广中原文化的决心。

3.相时而动，扩充领土

崇宗乾顺对辽国的政策，开始时为依附辽国。贞观四年（1104），辽国天祚帝将宗室之女南仙封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为后，两国的关系因联姻而更加紧密。

元德四年（1122）初，金兵围攻辽国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乾顺派兵5000援辽。然而，当夏军还在行进途中，西京已经被金国攻破，天祚帝逃亡阴山。五月，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援助辽国，在天德军（位于今内蒙古）击败金军。六月，李良辅兵败。

第二年，乾顺再次发兵援辽，被金军阻击。不久，乾顺派使者邀天祚帝来西夏。天祚帝应允，并封乾顺为夏国皇帝。金国闻讯后，派使者出使西夏，以割地作为酬劳，要求乾顺扣留天祚帝。

在金国的诱惑下，乾顺更改策略。元德六年（1124）正月，乾顺向金国称臣。金国将原属辽国的下寨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泊以西的土地割让给西夏。西夏在两国交兵之际，渔翁得利。从此大肆扩张领土，贪心愈来愈大。

同年，夏出兵攻击北宋丰、麟二州。元德七年（1125），攻占天德、云内（位于今内蒙古）两军及五州八馆等地。夏军势如破竹，不久，又攻破麟州建宁寨和平夏城怀德军。

西夏的壮大、崛起，是金国不希望看到的。于是，趁西夏大肆掠夺宋境国土之时，金派兵突袭并占据了天德、云内等地。乾顺不满，派使者询问。金国不愿归还领土，遂将侵略来的宋境陕西北部割给西夏作为补偿。

从此，乾顺与金、宋常派使节互访，又趁两国交战之际争池掠地，纳叛招降。

不久，宋朝环庆路统制慕洧投降西夏，夏兵占据了乐州（今青海乐都）、西宁州（今青海西宁）。次年，金国按西夏的请求，割让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廓州。大德五年（1139）三月，夏兵攻占金府州（今陕西府谷）。同年六月，乾顺去世。其子仁孝继位，是为仁宗。

毅宗病逝后，年仅8岁的秉常继位。太后梁氏摄政，她和弟弟梁乙埋控制了西夏政权。梁氏是蕃化的汉人，顽固地坚守党项奴隶主的利益。于是，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后族与皇族的斗争。对外，则与北宋交恶，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梁太后执掌政权后，立即宣布废除汉礼，沿用蕃邦礼仪。同时，罢免了手握重兵的皇族成员嵬名浪遇，将其贬出兴庆府。

政权逐步稳固之后，梁氏姐弟频频发动起对宋的战争。

乾道三年（1069），西夏发兵攻打秦州（今甘肃天水）、攻占刘沟堡。接着又攻打庆州（今甘肃庆阳）顺安寨、黑水堡等地，包围绥德。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五月，梁太后发兵10万，修筑闹讹堡向宋军挑衅。宋庆州知府李复圭逼部下李信率兵3000出征，结果大败。

李复圭将战败的责任推给李信，再次出兵进攻西夏邛州堡、金汤池等地，无功而返。恼怒的李复圭下令捕杀西夏老幼百余人，冒充被斩杀的西夏士兵，向朝廷邀功报捷。这一暴行激起了西夏民众的极大仇恨。同年八月，梁乙埋兴兵30万进攻宋朝，袭击大顺城、荔原堡等处，前锋直逼庆州城下。

正当西夏军势如破竹之际，吐蕃趁着西夏国内空虚，进行偷袭。梁乙埋担心夏蕃边境生变，撤兵离去。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正月，北宋陕西、河北宣抚使率兵攻取西夏横山。西夏战败。宋军就地筑城，随后又分兵在永乐川、赏逋岭等地修筑城堡。各堡之间相距约40里。不料，刚过两个月，西夏就大举进攻。宋军所筑城堡工事全部被占领。不久，西夏梁氏与宋谈判，最后约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

绥德定界之后，两国局势并没有随之稳定。梁氏集中兵力攻取吐蕃武胜城（今甘肃临洮）。武胜地处进入临洮河流域的要塞，北宋秦凤安抚使王韶早有夺取之意。于是，当西夏大军即将攻克武胜之际，他突然率军出现。西夏仓促应战，兵败。此时武胜的吐蕃守将已弃城逃跑，王韶渔翁得利占领了武胜。不久，他又攻占了西夏的河州。梁乙埋派兵7000企图夺回河州，被宋军击退。

西夏连年征战，国内怨声载道，矛盾越演越烈。随着战事节节失利，梁氏的权威地位也开始动摇。

大安二年（1076），惠帝秉常亲政，但大权仍掌握在梁氏手中。

大安六年（1080），惠帝秉常在皇族支持下，提出废蕃礼，行汉礼，恢复早先实行的国策。这一建议被梁氏驳回。第二年，惠帝和亲信李清商议夺取梁氏的实权，被梁氏获悉。李清被杀，惠帝遭囚禁。这一消息传出，拥护皇族的西夏大将纷纷拥兵自立。大将禹藏花麻向宋朝求援，请求发兵讨伐梁氏。

宋神宗认为这是攻打西夏难得的良机，于是派3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军西夏。

大安七年（1081）八月，西夏熙河守将投降。宋军于九月攻克兰州。十月攻克米脂，西夏石州守将弃城逃亡。随着战事推进，宋军兵临灵州城下。西夏岌岌可危。

面对宋军的疯狂进攻，梁氏镇定指挥。

她采纳了一位老将的建议，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集中10万精兵保住要害，另派机动部队切断宋军后路。不久，各路宋兵因粮草匮乏被迫撤退。西夏见机掘开黄河河堤，水灌宋营。宋军10万兵士伤亡惨重，残部匆忙撤回。

大安八年（1082），宋神宗命给事中徐禧在银、宥、夏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以防夏兵从东方来犯。徐禧领命后，抓紧施工，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城池修好。梁氏闻讯，出动精兵30万来攻。夏军骁勇善战，渡过黄河后偕同主力部队包围了永乐城。

宋军虽拼死抵抗，由于被夏军截断水源，渴死过半。朝廷派大将李宪率兵前去救援，结果受到阻击，寸步难行。夏军终于占领永乐城，杀守将徐禧，死伤民众20余万，缴获大批辎重。

西夏在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然而其统治集团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不断的巨额军费开支让百姓不堪重负，经济亦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能够笼络皇族，梁太后于大安九年（1083）恢复了惠帝的皇位。

两年后，梁乙埋、毅宗梁太后相继去世。梁乙埋的儿子乙逋出任国相，与大将仁多氏共同执掌兵权。

天安定礼元年（1086），惠帝抑郁而终，时年27岁，其子乾顺继位，是为崇宗。崇宗年幼，遵母梁氏为皇太后，大权由梁乙逋和妹妹梁太后操控。皇族嵬名阿吴、仁多保忠也握有相当的实权。皇族和后族又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政权的更替，并没有让战争止歇。数年间金戈铁马，硝烟四起。

接连的征战让西夏、北宋都感疲惫不堪。天仪治平三年（1088），夏宋再次议和。

此次议和，也没有安稳多久。

在辽国的挑唆之下，梁氏兄妹又向北宋进行挑衅。天祐民安三年（1092），梁乙逋进攻绥德，大肆掳掠。其妹梁太后亲征环州，围城多日，无功而返。归途中，遇宋军阻击，仓皇逃窜。

在西夏国内，兄妹俩终因权力的争夺发生内讧。梁太后不准梁乙逋领兵，试图削弱他的权力。梁乙逋十分不满，谋划夺取帝位。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杀梁乙逋，并诛其全家，朝政最终由梁太后把持。

梁太后继续向宋发动进攻。天祐民安六年（1095），她率崇宗亲征，攻下宋境金明寨（位于今陕西境内）。第二年，夏兵进攻北宋的麟州、绥德等地；宋兵则反攻西夏的盐、宥、洪等州，双方互有胜负。永安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领兵40万攻平夏城（位于今宁夏固原境内），连营百里，昼夜不停地进攻10余天，终因军粮不济而退兵，转而向辽国求援。

次年正月，梁太后被辽国使者毒杀。长达30余年的梁氏专政结束。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所。

随着民族融合的趋势，封建文明的耳濡目染，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渐渐成了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在汉唐以后，开始屯田，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时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元昊建国，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呈现出多样的色彩，犁、铧、镰、锄、锹、耧、耙、碌碡、碓等，不一而足。用这些工具，党项人收获了大量的农作物，麦、大麦、荞麦、芥菜、香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种类繁多。

随着农耕经验的日益丰富，即使在遇到灾荒或者贫瘠的状况时，党项人依然能够从容应对。

而在从事农业生产后，西夏的畜牧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进展。

国家机构中增设了金作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到处可见党项工匠的身影。

西夏还开设了大量固定的集市，扩大民间贸易的规模。由于北宋王朝同中亚的贸易，陆路必须通过西夏地区，因此西夏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西夏政权适时地设立了通济监，管理钱币的发行，使市场流通更趋于规范。

党项族以前没有文字，在内迁之前，还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之后，吸收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成分，博采众家之长——先是用自创的西夏文研读汉人的书籍，翻译大量经典著作：《论语》、《孟子》、《孙子兵法》、《贞观政要》以及佛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等，随后又兴办太学，推崇孔子的儒家学说。

汉族的文化和宗教思想在西北边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蕃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写。该书共50页，以事门分类。作者在每一词语条目旁边都列有：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文注音，检阅极为方便。

该字典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必备的工具书，也是初学西夏语文的入门工具书。

夏仁宗去世后，西夏也开始步入了由盛转衰的时期。内乱不断，外患频频，国力衰弱，在强大的蒙古兵团的不断打击下，西夏终于灭亡了。

夏仁宗于乾祐二十四年（1193）去世，长子纯祐即位，是为桓宗。桓宗即位后，大体遵循仁宗时期的大政方针，继续推行附金和宋的政策。

桓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天庆十三年（1206），铁木真带领的蒙古国兴起并逐渐壮大。来自蒙古国的威胁迅速地将西夏推向衰亡的历史进程。

天庆六年（1199），仁宗的弟弟越王仁友亡故。仁友之子安全上表请求承袭越王的爵位。桓宗没有同意，并将其降为镇夷郡王。安全心怀不满，萌动篡位夺权之心。

天庆十三年安全与桓宗的母亲罗太后密谋，废桓宗。三月，桓宗暴病而亡，安全继位，是为襄宗。

襄宗执掌政权后，蒙古军再三入境骚扰、挑衅。

应天四年（1209）春，蒙古铁骑在大汗铁木真的率领下，南征西夏。四月，陷兀剌海城。七月，进逼中兴府。襄宗派兵5万抵御，相持两个月。后被蒙古引水灌城，成吉思汗派使者入城谈判，襄宗称臣，并嫁宗室之女和亲。

蒙古接连不断的用兵，促使西夏改变了长期与金结盟友好的策略，开始依附日渐强大的蒙古，对金国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兵戎相见，夏金双方均损失惨重，深陷战争的泥潭。西夏国内的阶级矛盾亦随之进一步激化。

皇建二年（1211），皇族齐王李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神宗当政后，全盘承袭了襄宗安全的亡国政策：坚持附蒙古抗金。西夏国内，随着战事不断，经济凋零，矛盾、危机重重。

联蒙抗金没有解除西夏潜藏的危机，到头来，蒙古依然对西夏垂涎不止，多次借机出兵围攻西夏。神宗为了逃避大敌当前的现实，匆忙将帝位传给儿子德旺，自称太上皇。德旺即是献宗，继位时43岁。

乾定二年（1224）二月，献宗继位的第二年，蒙古征伐西域未还。献宗派遣使者与漠北各部落进行联络，打算结成抗击蒙古的联盟，以牵制蒙古军的入侵。五月，西域战事结束，成吉思汗获悉西夏联合漠北的活动。亲自率兵进攻夏国沙州（甘肃敦煌东），攻了一个月，未能攻克。

九月，派大将木华黎之子索鲁等从金国战场转攻西夏银州，守将不敌，夏兵死伤数万，数十万牲畜遭掠夺。献宗派使者向蒙古请降。

经历了蒙古的沉重打击后，献宗认识到，要使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改变国策，联合盟友，共同抗蒙。

乾定二年（1224）十月，献宗采纳了右丞相高良惠联金抗蒙的提议，派遣使者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等赴金议和。次年八月，两国停止了多年的征战，达成议和：西夏奉国书称弟，以兄弟之礼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遇战事双方互相支援。

此时的夏金两国，经历多年的战争，都已兵虚财尽，国力大不如前。即使联合抗蒙，也无法抵御蒙古铁骑的进攻。夏金的灭亡亦只是时间的问题。

与金国相比，西夏国小力弱。它首先成了蒙古掠取的目标。

乾定三年（1225），成吉思汗从西域回到漠北，得知献宗收纳其仇敌赤腊喝翔昆和不派遣质子，决定大举讨伐西夏。

次年二月，成吉思汗率领10万大军攻入西夏。占领了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兀剌海等城。

蒙古大将阿答赤率军与畏兀儿亦都护进攻沙州，被西夏诈降迷惑，兵败。蒙军稍作休整，又全力强攻。沙州军民在守将籍辣思义的率领下，顽强抵抗。蒙军于夜间挖地道攻城，被夏军识破并纵火，伤亡惨重。经过一个月的坚守，沙州城破。

同年五月，蒙军攻占肃州城。不久，太上皇李遵顼亡故。同年六月，蒙军乘胜进攻甘州，甘州城军民奋力抵抗，终于不敌，守将战死。七月，蒙军攻占西凉府，守将不敌，战败投降。

经过蒙古军接连的攻占，西夏所属的河西地区，几乎全部沦陷。

献宗眼见蒙古军大举进犯，锐不可当，忧悸不知所措，不久病逝。末主继位。此时的西夏国，已然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乾定四年（1226）八 月，成吉思汗攻至黄河九渡。十一月，进攻灵州。末主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10万前去解围，结果大败，灵州沦陷。蒙军攻克灵州后，向中兴府推进，准备一举攻占都城，灭亡夏国。

宝义二年（1227）元月，蒙军抵达中兴府。成吉思汗留下攻城军队，自己率部南下，渡过黄河，攻打积石州，进入金国境内。

中兴府被蒙军围困，外援被阻断。右丞相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励将士”，与军民日夜拒守。四月，高良惠积劳成疾，而亡。不久，成吉思汗回师，派使者察罕去中兴府劝降，被回绝。

经过半年的围困，对峙，中兴府弹尽粮绝，军民疲惫不堪。六月间，西夏发生强烈地震，房屋纷纷倒塌，瘟疫流行蔓延，守军无力抵抗，西夏派遣使者请降。

其以“备贡物，迁民户”为由，乞盼宽限一个月。蒙军同意。

不久，夏国末主率领文官李仲谔、武将嵬名令公等出城归降。

七月，成吉思汗病故。蒙军遵照遗嘱，西夏灭亡。

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中派生出的一支。“党项”一词，是中原汉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代的史书。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Tangut）。

西夏辞书《文海杂类》中对“蕃”的解释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有关“党项”一词的含义，学者们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大草原”“野蛮人的原野”，也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早在汉代，羌族就已发展到150多个部落。西羌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这一时期的羌族在吐谷浑的东边建立了两个小政权：宕昌和邓至，但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

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入西藏。党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隋唐时期，党项羌族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至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势力范围。

党项羌族在唐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仍然是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民族，一直受到唐朝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在唐朝与吐蕃势力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中，党项羌是唐朝着意争取和笼络的对象，是唐朝羁縻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一例。

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在黎黑皮肤的衬托下，牙齿显得雪白，他们眼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这样的帐篷便于随时拆迁。

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日以兵马为务”。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西夏流传的本民族谚语是这样赞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

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性爱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是对早期党项羌族居住地的生动描述。由于所居地气候恶劣、干燥，党项人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逐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

他们养殖牦牛、马、驴、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有历法，只依靠一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他们以姓氏或居住地作为部落的名称，“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一些大小不一、不相统一的部落。

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8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

李继迁收复故土后，宋朝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成为宋、夏争夺的焦点。对李继迁而言，若占领灵州，则可“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统一整个西北，与宋、辽抗衡。

对宋朝而言，占有灵州则“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如果失去灵州，则边缘诸郡都不可保。因此，双方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李继迁攻灵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次攻灵州就以失败告终。之后，他就已开始对灵州周围的各州进行攻掠，以清扫灵州外围的宋朝军事基地，挟制贺兰山下党项族帐，为全力围攻灵州作准备。

宋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率兵5万人围攻灵州失败，转而攻破定州（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保静（今宁夏永宁县境）、永州（今宁夏银川市东）和清远军。灵州外围地带全被李继迁攻占，灵州城危在旦夕。

宋朝在宋太宗后期“放弃西北，以求安定”方针的指导下，宋真宗对于是否守灵州一事犹豫不决，这给李继迁最后攻取灵州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宋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再征重兵攻灵州。灵州已处于孤立境地，知州裴济以刺指血书求朝廷派兵救援。但等宋真宗决定要保灵州、派王超救援大军进到环州时，灵州城早已因粮草不济而陷落，灵州知州裴济被杀。

李继迁占据灵州后，因其祖先曾世爵西平王，而他本人又受辽册封为“西平王”，便改灵州为“西平府”。他十分看好灵州的人文地理环境，认为“西平北控河溯，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如能修城挖壕，练兵积粮，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就无法防备。况且这里的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们将可以借此地为进取的资本，成就霸业。平夏地方偏僻，不如此地前途广大”。

于是，命他的族弟督领民众建造宫室、宗庙，迁都于西平府。李继迁在攻灵州之前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和加强政权建设。定都西平府后，李继迁在军事上的实力更是今非昔比，于是，不断地侵扰宋朝边境。从此，夏州李氏由唐末名义上属内地王朝的藩镇割据势力，正式向自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转变。

李继迁占据西平府后，又把目标对准了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是河西陇右一带首屈一指的好地方，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生养蕃息的宝地。由于有祁连山雪水的滋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牧业兴盛，尤其是有大量的马匹供应。

秦汉时期匈奴就曾因失去了河西一带而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李继迁认为只有得到了凉州，西平府才能有巩固的后方，即“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驻守西凉的是吐蕃人潘罗支，潘罗支“生于西陲，蔚有异禀”，是一位颇具谋略的吐蕃首领。他统治时期是六谷政权的兴盛时期，六谷政权所控制的地域，东至灵州黄河西岸，东南至兰、河、洮、岷等州，南面包括鄯、湟等州，西边与甘州回鹘相接境，甚至远到渭、原、环、秦等州的蕃部也听命于他。

在潘罗支的手下有数万兵马，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诡计多端。潘罗支明白，遏制党项羌的西进，是关系六谷政权的兴衰的头等大事。而想抗御党项羌，就必须取得宋朝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上与宋朝联合行动。因此，六谷政权与宋朝的联盟关系日益紧密起来。

宋咸平六年（1003年），潘罗支集骑兵数万，请求同宋军一起收复被李继迁所占据的灵州，而此时的李继迁“尽籍五州丁壮，大会诸族于盐州”，扬言“我与西凉自来无事，向为万山等族所诱，与之构隙，今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使西凉吐蕃放松警惕，然后悄无声息地进攻河西重镇西凉府。

李继迁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袭破西凉府，打死了西凉府守将丁惟清。潘罗支向李继迁伪降，李继迁的谋士张浦怀疑其中有诈，认为“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而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李继迁此时攻破了凉州，自恃兵强马壮，深信潘罗支是因为惧怕自己才来投降的，他还前去接受潘罗支的投降。潘罗支秘密聚集了吐蕃数万兵马，在途中设下埋伏。李继迁在返回西平府的途中，距西平府仅30里的三十九井时，突然伏兵四起攻击李继迁。毫无准备的李继迁身中流箭，创伤严重，狼狈地逃回西平府。

宋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李继迁因箭伤过重，不治而死，终年42岁，这位被党项羌族人民视为英雄的领袖最终因骄恃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潘罗支计败李继迁，使党项羌贵族的西进计划受挫。而潘罗支自己也因此声望大增，威名远扬，后来还被宋朝追封为“武威郡王”。

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

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

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

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

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

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地归附于唐朝。

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

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化。

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从7世纪中后期到8世纪中后期，党项羌大规模的迁徙有两次。第一次迁徙在咸亨元年（670年）左右，党项羌族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羌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将原来设置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到庆州，用来安置内迁的党项羌各部族。

党项羌的这次内迁不是唐朝的安排，而是党项羌族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内迁。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诸部落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疏朝廷请求将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带居住。

内徙的党项羌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乞梅部落，因其位于陇山之东，所以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于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朝光部落，因为其居地“地唯沙碛，俗谓平夏”，所以被称为“平夏部落”；居于绥州、延州一带的称为六府部。平夏部落就是后来的西夏帝王的先祖部落。

党项羌族的迁徙长达200多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基本结束。内迁使党项羌的居住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为党项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党项部落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西北地区，党项羌民族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除原有的八大氏族外，又出现了破丑氏、把利氏、簿备氏、藏才族王氏、折氏等新的氏族。

唐朝对内徙的党项羌实行了“羁縻府州制”。党项羌虽有叛乱，但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这种环境为党项羌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内徙党项羌的原氏族、部落的血统关系逐渐松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同时，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担当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有的还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

党项羌的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水草肥美、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尽管在迁徙的过程中，党项各族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等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业生产、畜牧，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

尤其是党项羌内徙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唐玄宗时，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羌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羌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虽然有部分党项羌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此时党项羌族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对于战则为骑、和则为牧的党项羌族而言，马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也是他们与邻近民族进行交换生活用品的重要商品之一。

内徙的党项羌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和武器等生活用品。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曾描写过这一现象：“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塬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这里所写的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五原，在今内蒙临河境内，鄜州在今陕西富县，都是西夏的地域范围。

内徙的党项羌正是在这种与他族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发展、强盛起来的。除与汉族交往外，内徙的党项羌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等族有密切的往来。由于党项、吐谷浑、室韦等都处于杂居状态，三者的社会发展情况相近，互相影响较深。

河套地区还杂居一些原突厥等族人口，他们同党项羌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不可忽视，党项羌无论从风俗或是语言文化方面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内徙的党项羌所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无不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原因。

拓跋部是党项羌各部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因此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当初，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在归附唐朝后，被授予“西戎都督”，赐国姓“李”，这进一步提升了拓跋部在党项羌各部中的威望。后来，在党项羌内徙大潮中，拓跋部较为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往平夏一带，成为平夏部落中最强的一支，继续保持其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因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而被封为“西平公”，赠“灵州都督”。党项拓跋部长期居住在西北银、夏一带，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

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唐僖宗仓皇出逃，一时间，国中大乱。唐王朝统治者倾全力镇压农民起义，除调用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外，还征调沙陀、党项等沿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帮助镇压农民起义。

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也在被征之列，他率领数万党项兵、汉兵南下鄜州，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成同盟，向长安进军。拓跋思恭派弟弟思忠迎战农民起义军。激战中，拓跋思忠战死。黄巢起义被镇压后，拓跋思恭因响应唐僖宗的号召，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881年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又赐“李”氏国姓。

拓跋思恭由一个党项羌族酋长摇身一变成为朝廷任命的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氏被唐王朝任命为节度使的开始。从此之后，党项羌族拓跋氏首领世袭此职。唐朝对拓跋思恭的加官进爵，对于正在走向强大的党项羌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拓跋部除有夏州之外，他们还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之机，占据了银、静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拓跋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也就建立起来了。

崛起的党项拓跋部一方面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的党项羌诸部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高居于党项诸部之上，成为统治阶层，并迅速地汉化，开始与其他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夏州割据政权一方面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从”，唯朝廷马首是瞻，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夏州政权的统治者还趁各藩镇在河南、关中地区激烈角逐之机，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唐王朝灭亡前的十几年间，拓跋部的统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夏、绥、银、宥、盐、鄜、坊、丹、延九州地区，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数县，几乎逼近关中北部边缘，成为中国西部一支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

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代时的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遭到两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是后唐对党项割据势力进行扫除。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党项拓跋部李仁福死，他的儿子李彝超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后唐的统治者就是发迹于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们恐惧长期占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向南侵入关中，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乘李仁福刚死之机，企图将李彝超调离夏州，同时任命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与李彝超对调，以此削弱党项李氏的势力。

但夏州是党项拓跋部从唐朝以来就割据的地方，他们世代经营，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李彝超借口百姓挽留，不能按时赴延州就任，拒不离开夏州。七月，后唐军与李彝超的部落兵激战于夏州，夏州城是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时的都城，城墙用土垒筑，坚如磐石，攻凿不动，后唐军队无法进城。

李彝超率弟弟彝殷登上城墙，对后唐将领说：“夏州是一个孤单弱小之镇，不必烦劳王师攻取，白白地耗费国家的军饷，即或是攻取了也不算上威武。烦劳将军为我上报天子，容我另想办法。”李彝超派出骑兵，抄掠了后唐军队的粮草和攻城工具。后唐军队攻城两月不克，又丧失了粮草，野外又无水草可供战马饮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后唐明宗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退兵。

李彝超趁后唐军队撤退之时，派军队追击，后唐军队大败而归，党项李氏获胜。但经过战争，夏州割据势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后唐对夏州政权的“移镇”事件及其结果，使夏州政权“益轻朝廷”，对中原王朝的离心自立倾向更加严重。

夏州政权对中原王朝已不像以前那样唯命是从了，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中原王朝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次削弱是党项割据势力的内讧。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绥州刺史李彝敏勾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攻袭夏州。李彝殷发觉后，先下手为强，将拓跋崇斌斩首，并出兵攻击李彝敏。这两次冲击虽使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有所削弱，但其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夏州一带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名义上虽先后依附于内地的各个王朝，接受其封号，定期朝贡，实际上却利用分裂混战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在挫败了后唐“移除”阴谋之后，参与内地割据势力的角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宋立国后，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政权不受到宋的威胁，主动对宋太祖示好进贡。宋朝对夏州割据政权也采取了“安抚”政策。

宋太祖命玉工为李彝兴（李彝殷为避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特制一条玉带，并授予李彝兴太尉官职。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逝世，宋太祖还追封李彝兴为“夏王”，并下令废朝三日，以示痛悼。

宋太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宋刚刚立国，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局势不稳定，还不能扩大对夏州政权的矛盾。北宋政权逐渐巩固后，以唐藩镇割据叛乱为鉴，开始采用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夏州割据政权的掌权者为李继捧，李继捧承袭兄位曾在党项羌族贵族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坚决反对李继捧继位，他上表宋朝：“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企图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的夏州节度使之职。

宋朝早已有消除夏州割据势力之意，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李克文上疏正合宋朝的心意，于是宋朝顺水推舟，命令李继捧入朝。夏州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入朝，并向宋献出了党项平夏部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至此，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期。

宋朝削除党项羌族世代割据夏州的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实力雄厚的夏州政权而言，却激化了民族矛盾。就在李继捧向宋朝献地称臣的同时，他的族弟李继迁举旗自立，走上了反抗宋朝的道路，再一次改变了宋朝西北的政治局势。李继迁反宋的这一时期，是党项夏州割据政权由削弱转向复兴的时期。

李继迁（963年～1004年），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的儿子，其高祖是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据史料记载，继迁“生而有齿，勇悍有谋”。年幼的时候就以“擅射骑，饶智数”而闻名乡里。宋开宝七年（974年），李继迁年仅11岁时，有一天，他率众骑马出猎，在山路上遇见一只斑斓猛虎，随从们都惊恐万分，吓得不知所措，李继迁却处乱不惊，他一面令众人躲到松柏林中，一面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引弓而发，一箭射中正向他扑过来的猛虎，猛虎当场毙命。

这件事在党项羌族中广为传颂，李继迁由此名声大振。定难军李克睿欣赏李继迁的才能，授予他“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一职。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发生了李继捧入朝献夏州等地的事件。当时李继迁在银州，他反对李继捧入朝献地的举措，听取了谋士张浦“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向宋朝诈称自己的乳母去世，要到郊外去埋葬，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率数十名亲信逃出了银州，到了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市境内），以此为基地，走上了反宋的道路。

今天的地斤泽已是沙石遍地，但是1000多年前却是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毡帐连片，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也是党项羌族人的聚居地。地斤泽的党项人用新鲜的马奶酒和羊羔肉热情地欢迎李继迁的归来。李继迁一到地斤泽，便着手准备反宋的工作。

他首先利用民族血缘纽带关系，供奉先祖拓跋思忠的画像，党项羌族各部族见到思忠的画像都泣不成声，纷纷跪拜，李继迁一时集合了许多的党项部落。为了得到更多党项羌族豪酋的支持和联盟，李继迁又与一些党项豪酋结亲，使投附于他的帐下的党项羌部众越来越多。得到了党项羌旧部的支持后，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到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开始对宋进行多次用兵，不断攻掠宋的夏、银、麟、会等州。

但是，由于党项诸部力量分散，又未经过正规战斗的训练，因而在宋朝正规军的进攻下，屡遭失败，使党项诸部有的降服，有的溃散。惨痛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不争取辽朝的支持，难以实现武力逼迫宋朝承认其割据，于是他对部众说：“我们至今不能光复旧业，反而遭致惨败，看来仅凭我们自己，兵单力弱，不能成势。现在北方耶律氏正强，我想借他们的援助，以图光复大业。”从此走上了联辽抗宋的道路。

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李继迁遣使向辽称臣，辽朝原本就想借李氏割据势力牵制宋朝，因此，就做顺水人情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5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时，还授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为副使。李继迁在经过一年的整顿和辽朝的帮助后，势力日增，重新对宋朝的西北边境构成了威胁。

宋朝面对这种局势，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来消除李继迁的反叛势力。宋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任命拓跋部李继捧为夏州刺使、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赵保忠”，将夏、绥、银、宥、静5州的钱、帛、粟、田园都赐予赵保忠。

宋朝本希望用此方法来让李继捧去安抚李继迁，让李继迁放弃反抗，但事态的发展却不以宋朝的意志为转移。赵保忠首鼠两端，与李继迁、辽国互相联络，李继迁仍不断骚扰宋的会州、夏州，并且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宋的银、绥二州。在安抚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宋朝又采取了对李继迁经济封锁的办法，想以此困毙李继迁及反叛的党项诸部。

原平夏党项诸部地瘠民贫，多贩运今宁夏盐池县附近出产的青白盐到陕、甘等地，再换取谷麦为生。宋朝对李继迁禁青白盐，一是为了断绝党项诸部的经济来源，以困李继迁；二是以山西解盐运销陕、甘，朝廷可获得大利，一举两得。但是宋朝的封锁政策不但没有困住李继迁，反而激化了宋与党项诸部之间的民族矛盾，使原已归附朝廷的部分党项羌又倒向了李继迁一边，宋朝无奈，最后只能取消这一禁令。

宋朝从淳化年间开始，因对辽作战的失利，开始改变对西北边防的态度和政策，即由锐意经营、大力削藩，逐渐改为力求边境安宁、羁縻安抚的政策。至道三年（997年）冬，宋太宗赵光义死，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李继迁趁宋朝新帝初立，遣使求和，宋真宗正在丧痛期间，“姑且务求宁静”，便答应了李继迁的请求，恢复了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赐名“赵保吉”，并将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奉还，还加邑千户，实封200户。

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命李继捧入朝，夏州割据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到至道三年（997年），宋朝恢复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复兴，李继迁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夏州政权的重建。

李继迁临终之前把政权托付给了谋士张浦和自己的儿子李德明，并再三嘱咐二人，一定要向宋朝请和归顺。因为李继迁认为自己虽已拥有灵、夏之地，但是力量还是较弱，不足以与辽、宋抗衡；儿子李德明刚刚继承王位，只要能保住祖先留下的基业，他就已经很满意了。

李德明，小字阿移，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出生，其母亲为野利氏。李继迁去逝时，李德明年仅23岁，子承父业，李德明自称“定难军留后”，在位29年。李德明心胸开阔，深谋远虑，多年来随李继迁在兵营之中成长，转战南北，战功卓著。

李德明继位后，夏州割据政权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在夏州政权内部，李德明的党项部众由于李继迁新死，又不见李德明得到宋、辽的册封，所以他们多生疑惑，纷纷内投于宋朝。在外部，宋朝环庆一带的边将建议宋真宗乘夏州政权处于幼主新立，人心惶惶之机，对夏州政权一举歼灭，统一西北地区。

在严峻形势的考验下，李德明一方面采纳了赵保宁的建议，派使者到辽朝请求册封，另一方面派人到宋朝请和，以稳定人心。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李德明在张浦的建议下，凭借已收复西凉，夏州政权国威已振的机会，遣使向宋朝入贡。

宋朝借机提出让李德明交出灵州、派一个子弟到宋朝做人质、解散夏州军队、归还曾夺取的宋朝的官吏等条件，这些条件对于累世经营夏州政权的党项李氏而言，是无法面对和接受的，李德明便推托了。辽朝见李德明与宋朝对峙，对自己非常有利，于是借机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以此来鼓动李德明与宋朝抗争。

李德明虽得到了辽朝的册封，但此时，党项部内部的分裂十分严重，不少部族投降了宋朝。面对此情况，李德明在宋真宗降低入贡条件的情况下，于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再派使臣向宋进贡。

宋真宗默认李德明的特殊地位，授予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进爵“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万贯、茶两万斤，准许李德明承袭原有的领地，镇守夏州官署，给予李德明内地节度使薪俸，准许夏人到内地进行粮食、青白盐等贸易，还下令河西一带“蕃族各守疆界，沿边诸部如德明无所侵扰，则勿纵兵出境”。至此，李德明巩固了自己在夏州割据政权中的统治地位，也缓和了夏州政权与辽、宋的关系。

李德明急于与辽、宋保持和平友好关系，首先缘于长期的战争使夏州政权内部经济窘迫、边境艰难，沿边党项纷纷内附于宋，李德明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来整顿内部、巩固夏州政权。

其次，与宋议和，夏州政权可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李德明与宋、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请求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立榷场，使党项羌族人民与汉人在这里自由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夏州割据政权通过与宋朝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党项羌族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景象。

由于李德明执行了保境息民、发展生产、统一河西的政策，使夏州割据政权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取得了大的发展，从而为以后西夏建国奠定了基础。后来范仲淹描绘这一时期是“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其年”。

李德明虽然对辽、宋称臣，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等到夏州政权得到巩固之后，他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李德明用了20余年的时间，先后多次进攻甘州回鹘和西凉府吐蕃六谷诸部，占据了甘州、瓜州、凉州，最终将势力延伸到了河西一带，拓疆数千里。

占领河西一带，对夏州割据政权来说，意义重大。河西一带草肥马壮，绵亘数千里，那里有良马、玉器、镔铁剑甲、琉璃器等，不仅能为夏州割据政权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和牲畜，而且使其在与宋、辽的对抗中，有巩固的后方，即西夏“灵、夏之右臂成矣”。

鉴于李德明巩固夏州割据政权卓有成效，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辽册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朝见辽加封李德明，为了争取李德明的归附，便也急于给李德明加官进爵，由“中书令”加封“太保”，又加封为“太傅”。

辽、宋两朝对李德明的安抚并没有使李德明产生感恩之情，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他称帝立国的野心，他开始不露声色地进行称帝立国的准备工作。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德明仿宋制，追认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称号，立儿子李元昊为太子，立李元昊的母亲卫慕氏为皇后，并且在境内大修宫殿、营建新都、任命官员，俨然一个帝王的样子。

历史上宁夏平原在黄河水的滋润下，在汉唐时就有“柳拂长堤水绕田”的美景，李德明认为怀远镇（今宁夏银川）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而且处于宁夏平原的中心，土地丰饶，远离宋、辽，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于是，于宋天禧四年（1020年），在怀远镇营建新都，取名“兴州”，自此，兴州一直是西夏的都城。李德明把以游牧为主的党项羌族的政治中心，迁到了有千年水利之基的发达的农业区，为以后西夏国的建立和持久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正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另一方面，迁都兴州也加速了党项羌族的封建化进程，为西夏立国创造了政治条件。北宋称汴京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李德明也仿照宋称西平府为自己的“东京”、兴州为自己的“西京”。相望于黄河两岸的东西两京，成为西夏立国近200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地。

面对于李德明如此张狂的行为，软弱的宋朝一再退让。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又加封李德明为“夏王”，默认了李德明称王的合法性。夏州割据政权经过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的经营，走向了强大，为李元昊的称帝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诗人谢启昆作《元昊》一诗写道：

戎幕千山百万师，雄豪嵬理自开基。

旋风纵击驼鞍炮，盘鸽惊挥鲍老旗。

畜牧皮毛轻锦绮，银牌铁骑召熊罴。

统传五代西平贵，二百年来霸业垂。

这首诗道明了李元昊创帝业、南北征战的戎马一生。李元昊生于1004年，小名嵬理。西夏语“嵬”是“惜”的意思，“理”是“富贵”的意思。史书记载了李元昊性格的多面性，如“性雄毅，多大略”“阴鸷峻谋杀”“性凶鸷，多猜忌”。就是他建立了横跨万里，与辽、宋、金鼎足而立的大夏王国。

李元昊喜欢穿白色的长袖衣衫，头戴黑冠，随身佩带弓箭。党项羌族尚武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喜欢读兵书，《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成为他的钟爱，因此，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

除此之外，李元昊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造诣，他擅长绘画，通晓佛学，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尤其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这一切造就了李元昊成为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人。少年李元昊就胸怀大志，他当太子时，就反对父亲李德明臣服于宋朝的做法。

他曾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他不愿因宋朝的一些小恩赐而放弃自己称帝立国的野心。他一继位，就开始积极准备称帝。

宋朝边将对李元昊的长相、气度、见识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使李元昊成为宋朝边将心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驻守在宋夏边境的大将曹玮想看看李元昊的真面目，派人四处打听李元昊的行踪。听说李元昊常到沿边的榷场来，曹玮便等在那里，但始终未见到李元昊其人。最后让人暗中偷画了李元昊的画像，曹玮看过之后不禁惊叹道：“真英雄也！”认为此人必将成为宋朝边境的大祸害。

时事造英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使李元昊最终成为西夏王国的建立者。李德明病故后，李元昊袭封，他以臣属于宋朝为辱，开始着手做独立称帝的准备工作。李元昊对夏州割据政权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内容涉及年号、官制设置、军事、礼乐、习俗等。

改元换姓。李元昊即位后，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而改王室拓跋氏姓为“嵬名”，自己改名“曩霄”，还去掉宋朝赐给他的西平王封号，改称“吾祖”（又作“兀卒”，党项语的译音，意为“荒诞”“可汗”“青天子”的意思。与中原的黄天子对立）。他借避父亲名讳，改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建官制。李继迁之前，夏州政权中的蕃落使、防御使、指挥使、团练使、刺使等官职，都是中原王朝对党项羌各部实行羁縻统治时授予的。从李继迁开始“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李德明时，定都兴州，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帝制”。

李元昊为了给称帝做准备工作，他仿宋朝的官制，设立了文武两班朝官。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院、汉学院等官职。这些官职分别由党项羌人和汉人担任。

改礼乐习俗。李元昊自认为是鲜卑拓跋氏的后裔，在文化习俗上也开始依照鲜卑人的习俗来规定。夏显道元年（1033年），李元昊颁布了“秃发令”，规定党项羌人不准使用汉人发式，三日之内一律按鲜卑人的秃发习俗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他自己率先剃光自己的头顶，并穿戴耳环，以显示与汉人的区别。

一时间，党项羌人争相剃发。在服饰上，李元昊参照中原王朝、回鹘、吐蕃等族的服饰规定了党项羌自己的服装。用服装的颜色来区分人的身份等级，规定自己身穿白色窄衣，头戴红里毡冠，冠后垂红色丝带；文武官员们穿紫色、红色的衣服；平民百姓穿青色、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对以前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认为汉人的礼乐“不足法”，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他在机构中设置了专门掌管音乐的“蕃汉乐人院”，简化了礼乐制度，将“吉凶、嘉宾、宗祀、燕京”各种场合中的礼仪“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国中执行，不从者，格杀勿论。

大兴文教。在恢复党项民族传统方面，野利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李元昊一样，兼通党项和汉族两种文化，史称他“多学识，谙典故”。李元昊命野利仁荣依据党项羌语，仿汉字笔画而创制了西夏字。李元昊对西夏字特别重视，把西夏字看成是自己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尊其为“国字”，在全境范围内大力推广。

在行政机构中专门设置了“蕃学院”，负责以西夏字撰写西夏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的文书。在各州设“蕃学”，培养专门的蕃学人才。西夏文字的创制虽然有利于党项羌族彰显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项羌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融合。

大兴土木。李元昊继位后，改兴州为“兴庆府”，同时为了配合他称帝的需要，又在李德明建成的兴州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建宫城殿宇。据史料记载，李元昊新建的都城“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

他所建成的兴庆府在规划布局、建筑模式上，都是依照唐宋都城而建，就连城门的名称都仿唐宋都城，用“光化”“南薰”等来命名。今天，宁夏银川市的街区名称还有“光化门”“南薰路”等，其历史渊源就在于此。李元昊在贺兰山下还修建了行宫，专供皇家享乐。

经济上，注重发展农牧业。党项羌族人民自五代到李元昊继位的数十年间，已逐渐进入农耕时代。兴、灵一带地处黄河流域最富庶的前套，秦汉时，这里已引黄河水灌溉，开凿了秦家渠、汉延渠、汉伯渠，后魏、后唐时又开了艾山渠、唐徕渠。李元昊为了开垦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荒地，又开凿了一条新的渠道，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李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了“农田司”和“群牧司”，分别管理农业和畜牧业。

全面整顿了军事建制。李元昊把党项部落兵制与中原兵制相结合，建立了西夏的兵制。西夏的军队分为“正军”和“抄”。征兵的办法是：每两丁中取正军一人，每四丁中抽取二人为“抄”，每一正军配二“抄”。正军专门从事战斗，“抄”则随军担负杂役。李元昊为了加强对境内广大党项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统治，增强军事力量，根据西夏地广兵多的具体情况，把军队依所驻地域分为左、右两厢和12个监军司。

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监军司有两个，即左厢静塞军司和西寿保泰军司。每一个监军司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数十名，分别由党项和汉族人担任，“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作战机动性。

李元昊建国时的兵力约50万人，分布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其中兴庆府兵力7万人，灵州（西平府）5万人，河北安北路一带7万人，防止辽的进攻；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等5万人，防宋朝的进攻；左厢宥州路5万人；右厢甘州路3万人防吐蕃和回鹘；贺兰山驻兵5万人。

李元昊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标新立异，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中原王朝封建文化的翻版，是长期以来党项羌族人民与李元昊的祖先们学习汉文化的结果。宋朝大臣富弼曾概括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说明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间的政治、军事上的冲突，往往是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文化的交融。党项羌族对中原农耕政权发动大规模的撞击的同时，也在这种文化大交融中无法避免地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