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出生于河北省的某家，当时历史进程正处于唐朝末年，他幼年丧父，跟随母亲一起生活也不过几年光阴，母亲也因积劳致死，后期被远亲收养，一直到长大成人，可以说郭威的幼年时期过得是相当不如意的，早年失去父母的疼爱，小小年龄便尝遍人间辛苦。

　　长成后的郭威，身材魁梧，且善长于习武，后被李继韬看中，并被李继韬有意栽培，从此可以除却习武外，还能有习文的机会，整个人也变得逐渐成熟，熟知兵法之后也为郭威后期的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郭威再次被刘知远看中，为刘知远势力的发展扩大做出了无比重要的贡献，郭威劝说刘知远登基，成为后汉之帝，在刘知远死后，郭威封遗诏成为先帝的托孤大臣，辅助后汉新帝，当郭威的军功过高之际，便成为功高盖主之徒，被新帝猜疑，甚至被新帝派出之人刺杀，郭威被逼无奈，不得不反，成立了后世举人皆知的后周王朝，成为后周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后周太祖皇帝。

　　后周太祖郭威继皇帝位后，未被权势蒙蔽双眼，仍是一位贤德简朴的皇帝。

　　而柴后，家境殷实，父母还有点小权势，当时唐庄宗为了充实后宫，便广纳妃嫔，柴后被选中纳入宫中为妃嫔。但唐庄宗荒淫无道，被人刺杀致死，李嗣源带兵攻入平定叛乱，将唐庄宗身边的宫女、妃嫔遣散出宫，各自自谋生路去了。柴后，虽然曾经是唐庄宗的名义上的妃嫔，但实际上因入宫时日较短，并未被庄宗宠幸，还是一位清清白白的女儿身。

　　回到家里的柴后，在一次偶遇中看见了郭威，认为此人不凡，不顾父母的反对，背离家庭也坚持要嫁与郭威，成为了郭威的正妻。郭威年少时，家中贫困，家庭度日几乎全赖柴后的操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柴后将郭威在生活照顾的十分之好。且柴后对于郭威的重用并不仅仅限于生活，更延伸到了朝堂之上。郭威之所以被刘知远倚重，其中很大的成分是因为柴后的辅助。

　　柴后毕竟是大家闺秀的出身，且在宫廷中生活过一段时日，所以对于朝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每每当郭威两难时，便能指点一二，为郭威分忧解难。

　　当郭威登基之时，柴后早已仙逝，但郭威仍旧让她称后，并且是他唯一的皇后，可见郭威对柴后的感情之深厚，郭威和柴皇后的爱情也令无数人感动。

　　自从柴氏嫁与郭威为妻后，一心襄助夫君，郭威的仕途之路也的确是越走越顺当，官也是越当越大。郭威对待柴氏，也是极尽夫妻之恩爱，极为看中这位妻子，郭威此生只有这一位正妻，柴氏也替郭威繁衍了后代，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且替郭威收养了一个儿子，那便是柴荣。

　　柴荣年长，跟随郭威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军功无数。在汉隐帝继位后，一代天子一朝臣，在隐帝之父刘知远眼中极为出色，有能力的郭威，却变成了隐帝的眼中钉、肉中刺，欲将郭威除之而后快，当隐帝心生杀机之时，便将朝中郭威的妻子柴氏、儿子郭侗、郭信三人一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柴荣的稚子。

　　郭威年长，他一生仅有的子嗣全部被汉隐帝给赶尽杀绝，心中之恨自然无法言喻，后期揭竿而起，自立门派，成为了后周朝的第一位皇帝，但奈何年事已高，随纳妃但也不可能再有子嗣，只有柴荣这一位养子。

　　柴荣虽为养子，但对郭威却是极其孝顺的，并且文韬武略，无一不通，在军中也立下军威，战功赫赫，郭威死后，皇位自然传承给了柴荣，柴荣最终也没有辜负父亲郭威的期望，成为了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

　　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范增是最早建议立楚怀王的后裔项梁、项羽为最高统帅的。在项梁时代，范增就已经是项梁、项羽叔侄的谋主，等到项梁死后，他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了项羽的最主要谋臣。

　　范增对项羽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项羽出谋划策。在范增的帮助下，项羽杀掉了企图叛乱的宋义军队。又由于范增年过七旬，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

　　分歧

　　项羽与范增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刘邦的态度上。范增始终把刘邦视作争夺项羽天下的最大敌手，他曾力主大军进攻刘邦部队，杀掉刘邦。而项羽则认为杀掉刘邦是不义之举，也违反了自己当初和刘邦定下的盟约，刘邦还不足以构成其夺得天下的威胁。

　　在鸿门宴刺杀刘邦的计谋失败以后，具有远见的范增已经看到项羽的大势已去，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感叹。

　　决裂

　　陈平利用项羽的多疑和自大成功离间项羽和范增之后，范增就受到项羽的猜疑，并被项羽削夺了兵权，范增愤然弃官告老还乡。范增原以为会得到项羽的极力挽留，但项羽同意了范增的辞官请求，使范增彻底失望。范增与项羽的君臣关系也全面决裂。

　　司马路在《汉朝的密码》一书中论述范增与项羽的决裂时说：

　　对于范增的离去，项羽没有作太多挽留。羽翼丰满的幼鹰，往往急于离开母鹰的怀抱，去翱翔天空。初出茅庐的青年，更是不耐烦老父亲的絮叨。年少英武，早就名满天下的西楚霸王，或许久已厌倦亚父的唠叨，更不满于他老人家的说教训斥。

　　范增的离去，自然是满腹感伤，今日之西楚霸王，已非当年叔父暴死，茫然失措的少年项羽。当初那依靠在亚父肩头哭泣的头颅，如今已是高高昂起，不屑一顾！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湖）人，他走到途中，“疽发背而死”。所谓“疽”，乃是气血为毒邪所阻滞，而发于肌肉筋骨间的一种疮肿。范增的死，恐怕也是愤懑积累而导致心力交瘁的产物。

　　范增的死，令人感慨。刘邦手下，文有萧何、张良，武有韩信，项羽那里，却实实在在只有一个范增是王佐之才。

　　项梁在定陶战死的时候，项羽刚满25岁，范增却已经70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高官厚禄，珍宝美女，对于范增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所以他辅佐项羽，完全是出于与故人（项梁）的近乎兄弟之义，与项羽的近乎父子之情。所以范增的身份，与一般谋士不一样，既是项羽的师长，又是项羽的参谋。项羽管范增叫亚父，正是对这一层非同寻常关系的肯定。

　　但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范增在项羽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项羽说话的口气、姿态，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不留情面的。当项羽拒绝他的建议时，范增往往据理力争、大声呵斥，令项羽的感觉，如同一个小孩子被父亲严厉地斥骂一般。

　　由此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给陈平以离间之机会。所以，陈平的离间，只是催化剂而已。真正决定项范分裂的因素，早已经在鸿门种下。

　　范增的死，宣告西楚霸王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这是致命的一击。从此项羽如同失去指引的蛮牛，虽然力大无穷，却只落得个被刘邦、韩信、彭越等戏弄玩耍，直至筋疲力尽的结局。

　　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军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大将来说，因为有了军功才会有机会得到晋升。而很多时候军功都是和杀敌数量有关的，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士兵会不会贪图军功从而谎报杀敌的数量？

　　首先，杀敌数并不等于斩首功，斩首功只算能确定谁杀的情况下，那种分不清是谁杀的的统统都按集体功来算，也就是杀敌数。那对于斩首功又是怎么避免虚报的呢？云梦秦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从竹简主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秦军要报军功并不是你拿着脑袋来就算是你的。

　　首先得有其它人的证明，以防同队纠纷，其次还会检查砍下脑袋的尸体，以防冒功，最后还会把首级示众三天，彻底没有疑问了，这功劳才会算到你的身上。而且秦军假冒军功还是要连坐的，而举报反而有奖励，可以说是行成了一套很完善的功劳计算流程。

　　杀敌之后，如何换取军功在古代也有严格流程，需要层层上报，而且为了防止长官贪军功，他们必须带领士兵作战，百人战争一场人头数量超过三十，长官和军队士兵官爵都升一级，这个难度来说相对更加艰难，所以往往军官的晋升速度反倒是最慢的。

　　除了谎报人头数量，为了造假，古代士兵还会杀戮平民，以此来换取军功，这种事情屡禁不止。后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古代敌军人头也有一定要求，首先人头必须到脖子以下，漏出喉结，以此判断妇女儿童；其次保证头上发髻完整，以此判断是否是敌军。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出现了根据战斗表现来评定军功的一系列标准。明代的军功制度里提到，凡是能够杀入敌军阵营者，能完成使命者，出奇破贼成功者，都属于奇功；一直前进杀敌着都属于头功。战场上出现了督战队，这些人拿着纸笔，记录着士兵杀敌功绩，另外他们还负责记录，贻误战机、后退逃跑的人，战争结束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

　　在攻城战中古代的军队也是井然有序，分工明确的，分为前梯队和后梯队，前梯队负责攻占城墙，抢占地形，而后梯队则负责看谁先攻上城墙和当前梯队的后援，他们都是不计算杀掉敌军人数的，目的只有一个，抢占城墙，攻进城里。如果有退宿的会被自己人杀掉，最后活下来的这一批将士就会在清理战场和死亡敌军士兵后进行军功悬赏。

　　铁器以铁矿石冶炼加工制成的器物。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进步。

　　在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工炼铁的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年代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前1300～前1100年，冶铁术传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于前1000年左右也进入铁器时代。但当时冶炼的都是块炼铁，一直到中世纪末（1400年左右）欧洲发明水力鼓风炉以后，才出现冶炼生铁。

　　中国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

　　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属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地区。战国中期以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并已占居主要地位，楚、燕等地区的军队，装备基本上也以铁制武器为主。

　　战国时期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数量显著增加，质量又有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

　　根据早期铁器的金相检验，中国的块炼铁和生铁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战国冶铁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早期的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白口生铁已发展为展性铸铁。

　　至迟到西汉中叶，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兴起，随后又出现生铁炒钢（包括熟铁）的新工艺。东汉时期，炒钢、百炼钢继续发展，到南北朝时杂炼生鍒的灌钢工艺问世。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冶炼技术体系已基本建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早期铁器时代。虽然商代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金属铁早在3000多年前即已被中国人认识，但是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确切时间仍是在春秋时期。

　　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器——铜柄铁剑出土于甘肃省灵台的一座春秋早期墓中。初期制作的铁器多为削、刀等一些小工具。

　　1976年，湖南省长沙杨家山65号墓(相当春秋晚期)中甚至还出土了一把锻制的中碳钢剑，长38.4厘米。经鉴定：它含碳达0.5%左右，并经过高温退火处理，金相组织比较均匀。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替代传统的铜工具而取得支配地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炼铁技术也不断提高，铁器遍布七国，并传播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冶金业在中国的出现虽然晚于西亚和欧洲，但它的发展却比它们迅猛，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在世界冶金技术的前列。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类型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及杂器，而以农具和手工具为大宗。与铭刻文字有关的手工具有：锛、凿、锥、锤、刮刀、削、钩、针、锯、斧。《管子·海王篇》称：工匠必有斧、锛、凿、锯、锤，是当时手工艺的真实写照。

　　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铁工具远比铜工具锋利，它在铭刻文字中的运用，如同毛笔在书写文字中的运用一样，必然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和艺术革命，这在石刻文字和古玺文字上尤其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峙争胜，征伐兼并不断，出纳质子成为这一时期相当独特的社会现象，是诸侯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国对弱国实现有效控制的特殊方式。

　　“质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破坏性。

　　交质以调和双方关系为出发点，以互信互惠为保障，以诸侯国国君的至亲或重臣为媒介，以实现弱国对强国的臣服为目标。弱国为了保全自己，以“太子”为质获取强国政治“援助”的现象大量出现，交质遂成为这一时期维持社会整体均势的重要政治活动。

　　互遣质子

　　最早出现的交质活动发生在东周王室和郑国之间。周王室遭逢巨变不得不依靠郑、晋等诸侯国的辅弼，郑武公和郑庄公因有功于周室，相继成为平王的卿士，权势日隆。鉴于郑庄公的强势，周王“贰于虢”，想通过任命虢成为卿士来制衡郑庄公的权势。

　　“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

　　周郑交质的出现，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周王室希望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缓和本已紧张的周郑局势，通过交质的方式来重新确认周郑之间的君臣关系，以此保证郑国对周的辅弼，对新君的支持。

　　然而，新即位的桓王没有继续隐忍，“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将政事交予了號公，周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之后，周王率领陈、蔡、虢、卫诸国伐郑，“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从此周王室更加衰落。

　　因此，在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政治斗争中，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稳固或确认君臣关系都是不现实的。不论是松散的臣属关系还是明确的君臣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都会经不起考验而使彼此的关系趋于崩坏，周郑交恶，说明以毫无信任基础的交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不稳固的。

　　单方出质

　　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四国占据着整个春秋时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中原交互称霸。春秋时期发生的遣质现象多和他们的争霸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纳质是在列国争霸的过程中确认相互间的臣属关系的重要手段和尝试。

　　弱国单方面向强国派送人质的现象非常集中，在春秋时期发生过的20余次遣质活动中，一方单方面向另一方出质的现象多达18次，入质方基本集中在齐、晋、秦、楚和越国，其中又以楚国最多，就出质的原因而言，又以战败求和为主。

　　战国时期的质子

　　与春秋时期诸侯国单方面向强国出质为主不同，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多为诸侯国之间互遣质子，且质子数量更多，交质活动更频繁。列国之间的互遣质子是交叉进行的，并没有严格的出质国与入质国的对应关系，大多时候某国在接受一国入质时，可能同时向其他诸侯国亦有出质。

　　终战国之世，七国之间的交质大约30例。其中，列国入质于秦的共10例，而秦出质于列国的7例，其它13例则为东方六国之间的交质。秦与六国交质独多，占全数二分之一以上，表明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较为强大的。

　　周郑交质之后，君子感叹道“信不由衷，其质无益”，交质以无信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确实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由西周时期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还继续存在，社会观念中仍保持着“重礼义”的传统。

　　交质事实上重构了诸侯国之间的信任和臣属关系，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义的重建。而“信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礼”的坚持和遵守方面。

　　战国以后，信义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了，诸侯之间的征战以灭国拓疆为根本目的。质子出现之初所内涵的信义问题完全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现实的功利。

　　交质成为国家间邦交的重要手段，质子则成为权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筹码。交质和盟誓也几乎没有了关系，交质的目的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随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时代遂变成“相与逐利而弃信”的局势。宗法“尊尊亲亲”的精神纽带逐渐瓦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约束力降低，无法规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彼此展开争斗，进入了争霸的时代。

　　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开始，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称霸中原，他们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下主持会盟，以“信义”为基础结成联盟，小国履行参会朝聘的义务，大国则以其强大的国力保护弱国征讨不义。盟誓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仍是诸侯实现互信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也鲜见列国交质的现象。而到了晋国与楚称霸的时代，盟誓已经不足以保证彼此间的信任，交质作为盟誓的补充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综观整个春秋时期。自周郑交质始的遣质活动无不与霸主争霸有着密切关系，交质也成为这一时期对盟誓无法约束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有效控制，因为质子与会盟国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虽有“无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实的约束作用的盟誓寥寥无几，盟誓和交质也渐行渐远。战国时期会盟比较少，与春秋时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质行为更是大多屈从于强力。

　　“质”最初指贵族或诸侯国之间作为“见面礼”的物品，也就相当于抵押品，为的是来加强交往的信用。后来，物品已不足为凭证，又出现了“以人为质”，诸侯国之间就以王子为质，来对双方关系来加以约束。

　　那时候国君基本都是一二十个儿子，既然是抵押就必须是贵重品才有价值，总不能随便拉个儿子出来。于是，做人质的不是太子，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公子。

　　一般来说，太子或重要的公子去他国做人质有几个原因，一是两国结盟为表示缔结友好关系的诚意，互派人质。二是战败的一方纳质求和，主动认输。三是小国为求得大国保护，主动送公子为质，大国也会为了一时利益需要向别国送公子来做交换，像晋国、楚国这样的大国都曾派太子出外做过人质。

　　战国时期，诸侯间公子为质更加普遍，但是相互间信用越来越差，原来互为人质还会注重盟约守信，这时候更多的是利益的交换和争斗。由于战争频繁，公子想要上位也要有功勋荣誉的，相比于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去别国做人质倒是性价比较高的手段了。于是比较有路子的人就会找一些风险较小的诸侯国去做人质，来谋取日后发达的资本。

　　秦国当人质最著名的就是子楚父子了，当时因为秦国多次攻打赵国，子楚（又名异人）在赵国做人质的日子不好过。吕不韦用一个商人的精明眼光发现这下淘到宝了，还把一个宠爱的女人赵姬送给了子楚。

　　终于在吕不韦的筹划下，子楚成为了秦王，并且和赵姬生了嬴政，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不过据说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而且吕不韦和赵姬此后还继续藕断丝连，使得这段轶事至今成为影视剧制作的热点。

　　做人质的公子也有混的差的，燕太子丹就因为在秦国过得不如意，没有得到秦王嬴政的礼遇而觉得受到羞辱，心怀怨恨找个机会逃回了国。后来在秦国横扫六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太子丹咽不下新仇旧恨这口气，想用“荆轲刺秦图穷匕见”的计策来实施斩首行动。不料刺杀失败，秦王加速攻燕，燕王迫于压力杀太子丹向秦王谢罪，只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秩序大变动的时期，周天子越来越不被诸侯放在眼里，甚至还出现了周平王与郑庄公交换质子的“丑闻”。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在郑国、晋国等的庇护下东迁，周平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是心里又对他们的强势内心不服。有次暗地里想把郑庄公拿下，不料事情败露，反被郑庄公来兴师问罪。周平王不敢承认，说绝对没有这事，不信我们交换儿子为人质为证，相互友好不准反悔。

　　周平王这一心虚就糗大了，堂堂周天子的王子和诸侯的公子互为人质，显然是自贬身份，其他诸侯国看到了也更加不把周天子当回事了。

　　秦汉以后，国家一统，公子为质的性质和形式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中原政权和草原政权交往和融合进程的一部分。

　　汉初由于乱世初定，受到来自匈奴的威胁，不得已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而等到国力强盛之际，汉朝大规模出击匈奴，经略西域，“献质子”成为西域各国向汉朝表示臣服的标志。

　　为此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制度来规范质子的征取、迎送、管理、教育等，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外交和边疆管控功能，此后质子管理制度在历代都有所延续，发挥着汉民族与周边诸族融合，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

　　质子制度是伴随羁縻制度的发展到达巅峰的，因此它的兴衰与羁縻制度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清时期，质子制度的衰亡，是由于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变了原来的羁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质子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清之前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衽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度，分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为国王，实行国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统治。为了保证他们的忠诚，所以要求他们向中央政府派出质子，做为臣服中央的一种手段，来达到中央王朝对这些政权的宗主身份。

　　但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流官，废除了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制度，在这些地区设置府、州、县，这些地区同王朝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地方政府，再也不需要用“质子”这种手段来巩固统治。

　　所以在土官被废除之后，质子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了存在的基础，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清朝对蒙古王公子弟实行的“内廷教养”制度，可以看做质子制度的一种变通。蒙古的王公子弟十五岁就要送到理藩院，与清朝的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是清朝统治者笼络蒙古人的一种手段，强化了清朝和蒙古各部落的联系和控制，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对北部边疆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质子制度在民族关系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它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给定了边疆的安宁，在不同民族之间传播了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不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做出过贡献，甚至有些质子还为缓和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都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为了互相取信，会互相交换人质，称为质子。通常是以诸侯的儿子作为质子质押于别国，秦异人就是一例子。除了以平等方式互相交换人质外，亦有当弱国有求于强国时，就出现单方面送出质子的情况。

　　中央强权亦出于控制地方势力的需要，会任命地方势力首领的亲人为京官，称任子，美命入侍。任子表面上是一种荣耀，但中央能以质子的安全影响地方势力的决定。

　　古代派往敌方或他国去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等出身贵族的人.所以决定了他们的武功才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位和血统，够不够分量送到别的国家做人质。战时或者盟约有效期内才待着的，也可以回国，最著名的回国质子就是燕太子丹，和嬴政的父亲异人。

　　在中国正史中，最早可查的王子做人质的记录在郑庄公在周平王那里做卿士，管理东周政事，这时的周王朝刚刚迁都，实力下降。郑庄公还拿着天子令箭谋取自己的私利。引起周平王不满。周平王准备用虢公来分郑庄公的权，却消息走漏，导致郑庄公不满。为了平息臣下郑庄公的不满，周平王派自己的儿子王子狐和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作交换，互换人质，来达成约定。

　　秦始皇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父亲异人是秦国的王孙，异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从小就被派往和秦国敌对的赵国，当了一名“质子”。而始皇帝赵政就是在父亲做质子这段期间出生在赵国的，出生后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

　　燕国的太子丹则是因为在战国末期，燕国为了讨好秦国，而将太子丹送往秦国当质子。但太子丹不满在秦国受到的待遇，逃回了自己的国家。后在秦国攻打燕国之时，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不久，即被燕王杀害。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其太子赵丹继位，即为赵孝成王。由于赵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赵威后处理。赵孝成王元年秦国趁赵国大丧之际，大举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必以长安君为质。赵威后纳触龙之谏，遣人送长安君入齐，齐军方出，秦军乃退。

　　在远古时期，人们思想单纯，誓言在人们立约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后来，背誓违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国家之间不得不用人质来确保约定的履行。把国家的重要人员甚至首领之子作为人质的行为由来已久，已经很难考证。

　　到了唐朝，皇室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实行质子外交策略。质子在唐朝有统一的住宿地方，地位也比较高，并且有很大的交流作用，有点类似于现今的留学生。质子在促进了各个民族文化交流，学习了唐朝的先进的

　　在唐朝以后，很多质子不再是简单的人质，他们可以学习、婚嫁、定居在这个城市，他们会游说两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减少战争的同时，寻求国家间的长久发展，有点像外交一样了。

　　战国时期，列国频繁互质，发动长平之战的秦昭襄王、策动五国伐齐的燕昭王、乃至于一扫六合的秦始皇都曾做过人质。

　　那么为何战国时期这些诸侯国的儿子们都要去别国做人质呢？他们的母国都如此羸弱，需要用公族质子换取两国盟好吗？

　　其实两方互质，在很早的时候中原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多存在东夷和荆蛮部族之间，影响并不大。进入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与新兴诸侯国郑国的关系日益恶化。为了平息郑庄公的猜忌，周平王同郑庄公交换人质以证明双方互信，史称“周郑交质”。

　　然而交换人质的行为并未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周桓王为了挽回天子颜面，策动伐郑，双方在繻葛开战，此战中郑国将领祝聃射中周桓王肩膀，周天子的权威于是荡然无存。不过，虽然对周郑邦交并未产生助益，但质子邦交却被延续下来。

　　不过，春秋时代的天下纷争并不激烈，诸侯争霸也大多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并不是后来那般你死我活的局面。因此，纵观整个春秋时期，质子事例也只有寥寥数起，且大多发生于齐桓晋文之后，争霸格局逐渐频繁之后。

　　春秋战国之交，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越王灭吴，诸侯之间渐渐呈现出你死我活的情形，局势骤然紧张。以魏国为开端，列国纷纷变法图强，诸侯的对外战争也开始从争当中原霸主，转为兼并土地人口，乃至动辄灭国。

　　在春秋初年的三百多诸侯国，进入战国时期后骤减至十几国，列国之间的交伐战争愈加频繁，质子行为也越来越多了。

　　通常来说，列国派出去的做质子的都是地位不高、背景不雄厚的公子，如若发生意外也不会危及国内局势。但这并不代表质子在他国就一定会过得不好，反而可能会享有很高的待遇。这是因为质子通常是互求信任、罢兵议和、乞求援助、要挟土地等外交手段的辅助，因此天然的是作为某种信物存在的。

　　互质之初，往往是两国关系趋于缓和的开端，但也有糟糕的情形出现。

　　战国时代，时局诡谲多变，前一刻还把酒言欢的两国君王，下一刻很有可能拔刀相向。因此交换到敌国的质子常常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局面，一旦双方真的打起来，质子是最有可能被祭旗的。正因如此，质子通常被安排居住在一国都城之内，以方便监督和看管。

　　当然，即便质子存在诸多风险，却还是有许多公子王孙们愿意担当。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除了军功爵外，很少有其他的晋升通道。公子王孙们虽然因为有身世优势，但如若未建寸功也是难以服众的。更何况每个诸侯国中，都有大量庶出公子，他们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通过战场杀敌或通过邦交为国效力。

　　秦国雄霸如虎，战将如云，并不缺少精兵强将，虽然也有公子出任将军统帅的情形，但基本都是嫡出，与庶出公子无关。而战国中后期，山东列国的沙场将军，属于高危职业，尤其是同秦军对阵之时。

　　因此作为质子建立功名，成为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

　　秦武王举鼎而亡之后，武王之母惠文后和武王后皆拥立公子赢壮为王，但因赢壮身居高位却功劳浅薄，并未掀起太大波澜。朝臣之中以魏冉为首的一派更青睐芈八子的儿子嬴稷为王。当时芈八子（宣太后）和嬴稷在燕国为质，后经赵国辗转，得到赵武灵王支持回归秦国。

　　当然，赵国的这次政治投资并未换来多少收益，嬴稷回国称王，是为秦昭襄王。正是在秦昭襄王（在位时间56年之久）时期，渑池之会、长平大战等战国后期的著名历史事件先后爆发。

　　赵国在秦昭襄王时期，国力大损，长平之战后虽然赢得邯郸守卫战的胜利，但早已元气大伤。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时，举兵攻赵，并连克三城。赵国主政的赵威后因此向齐国求援，却被齐国要求以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前往齐国作为质子。赵威后溺爱幼子，执意不肯，被触龙劝谏，因此有《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在触龙的言语中，有一句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出任质子，能够给予长安君在朝野极大的名望。

　　由此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质子邦交已经变成了两国协议的信物和质子本身积累名望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