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7年，海西女真四部在“九部之战”大败，四年后，遣使向努尔哈赤通好，叶赫部表示愿将死于“九部之战”的布斋之女东哥许配给努尔哈赤。据说，东哥是女真族第一美女，自幼美名远播，部落巫师还说她“可兴天下，可亡天下”。

　　布喜娅玛拉，别名东哥，1582年出生在吉林梨树县。

　　东哥如嫁给努尔哈赤的话，那要与姑姑“孟古姐姐”共侍一夫了。然而她坚决反对，向哥哥布扬古贝勒说：“努尔哈赤是杀父仇人，谁能够杀了他，我就嫁给谁。”于是，叶赫部毁掉了东哥与努尔哈赤的婚约，并以“杀努尔哈赤”的条件向诸部落公开为东哥征婚。这是她第三度毁婚了。

　　哈达部酋长孟格布禄报名应征，订下婚约。然而孟格布禄兵败，向努尔哈赤投降。努尔哈赤找了个借口把他给杀了。哈达部被努尔哈赤吞并。

　　后来，辉发部的首领拜音达理贝勒与东哥订婚，背弃了原来与努尔哈赤之女的婚约。辉发部又给消灭了。

　　接着，东哥又与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订下了婚约。布占泰违背了与努尔哈赤六度联姻、七度盟誓。乌拉部灭亡了。1615年，东哥已经33岁，嫁给了东蒙古喀尔喀部达尔汗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当时有些女人在她这年纪，恐怕已经是祖母级了，因此，史书也称她为“叶赫老女”。

　　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与明王朝决裂，其中“第四恨”即为明朝廷偏帮叶赫，使该部将本来许配给自己的东哥转嫁蒙古。次年，努尔哈赤灭掉了叶赫部。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出生普通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想要出人头地几乎只有一条上升通道，那就是通过科考来实现自己的报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这一条路却并不容易，甚至于可以说极为的艰辛。虽然很多人将高中状元当作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可是事实上连中一个最普通的举人都要挤破头。

　　范进中举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曾听说过吧？范进原来是一个穷书生，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那种。这全都是因为他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投身于科考事业。为了考取功名甚至于不惜让母亲和妻子饿着肚子。

　　街坊邻居都耻笑他，连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对他冷嘲热讽。见面便说：“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总之就没一句好话。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范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中了举人，让大家全都刮目相看。

　　然而范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的神经错疯疯癫癫的。好在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把范进给扇醒了，逐恢复了正常。从此之后范进的岳父，包括街坊邻居对范进都是毕恭毕敬的，看见了连连作揖，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为何古代的秀才都死命地想要考取举人呢？范进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甚至开心得当场疯魔了。这虽然是一则故事，但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多少也透露出了当时的一些状况，实际上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十分的关键。

　　因为一般来说，考中了举人就基本的解决生存之忧了。相信大家之听说过“穷秀才”几乎没有听过穷举人吧？一般来说考中了举人就已经有资格做一个县城的父母官了，当然很多举人还要等，因为很多地方的县令已经有人在担任了。

　　不过没有关系，就算是暂时没有官当，也要比寻常的秀才好的多。因为古代的封建王朝还赐予了举人一项特权，正是这个特权让举人的地位远远的高于秀才。给举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谓是寻常老百姓人人都羡慕的对象。

　　这项特权便是免税权。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个特权就是免除了举人名下的所有税收，这对于一些贫民学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毕竟在古代，老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就是土地税收，也就是交所谓的农业税。

　　举人一旦有了这个权利，十里八乡的大地主甚至是寻常的百姓都会请举人帮忙将自己名下的土地都挂在举人的名下，只要在合适的范围之内，自然是神不知鬼不觉。而举人也可以从大地主的手中套取到实际利益。

　　这对于一些贫民出身的举人，无疑是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的。一旦考中了意味着吃喝不愁了。而且如果能有机会的话还能做个地方官，并且还有了继续进考的身份。这就是为何古代的秀才们挤破头都想要考中举人的原因。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从最初的衣不遮体到衣冠楚楚，已经是过去了几十万年的时间了。所以有些人就有些疑问了，古人穿着光鲜亮丽，那么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是用什么来去除污渍的呢？毕竟古代可没有洗衣粉。

　　根据史上记载，最早的洗衣记录要追溯到4000年前，埃及法老的一个坟墓，墓中壁画有着两个奴隶在洗衣服。一人在给衣服浇水，另一人正在揉搓，水顺流而下到另一个槽，这是最早的洗衣记录，都是用清水洗，没有其他类似洗衣粉的东西。

　　草木灰，是我国最早的洗衣粉，也是最简单制造的，只要把草本植物烧成灰就可以了。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成分，去油污效果非常好。把衣服浸湿之后，加入草木灰和揉搓和捶打，就可以把衣服洗干净。

　　后来人们发现，将贝壳灰和草木灰搅拌，在洗丝绸料的衣服时效果更好，看起来焕然一新。因为草木灰和贝壳灰混合，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它的碱性变得很强，洗衣服也更加干净。而这种贝壳粉和草木灰混合的产品，古人把它称为“蜃”。

　　到了汉朝以后，古人已经懂得使用天然石碱来洗衣服。衣服虽然洗得干净，却会残留一些气味，所以到了金朝之后，一种带有香味的石碱应运而生。人们在石碱中加入淀粉和香料，做成一块块在商店出售，深受百姓的喜爱。

　　一直到明朝末年，香味石碱发现到顶峰，在北京开设了很多香味石碱的店铺，其中以“合香楼”和“华汉冲”最为出名。这时候的香味石碱多种多样，不管是形状还是香味，都各有不同，成为洗衣必备的良品。

　　后来发展到皂角，它是皂荚树的果实，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很适合洗衣去污。古人在使用之前，把皂荚树的果实捣碎，弄成粉末泡在水中，还能产生泡沫，跟现代的肥皂有点相似。皂角还有一个好处，它是纯天然的植物，对人体无毒无害，用来洗衣服非常清香，还能保持衣服不褪色。

　　再往下，“澡豆”开始盛行起来，这是用豆粉和多种药粉以及多种香料研磨而成。澡豆在当时的古代，可以说是全能的化妆品，洗头、洗脸、洗澡、洗衣服，一切污渍和油脂，澡豆全部搞定。不仅这些，据说澡豆还具有美容的功效，当时的达官贵族或是平民百姓，每家每户必备。

　　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就是猪的器官，猪胰子。就是把猪的胰脏清洗干净，加入豆粉和香料，捣碎晒干做成块状，堪称当时去污领域最顶级的产品。后来人们通过加工，在猪的胰腺中加入纯碱、砂糖和草木灰，去污能力更上一层楼。

　　这个产品不仅能洗衣服，还能洗脸和洗澡。唯一的缺点是，价格太昂贵了，一般平民百姓都用不起。

　　不得不说，古人虽然没有现代的先进技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令人称赞。

　　谈到皇帝们的婚姻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发表以后，人们更是由此及彼地想到皇帝们都是妻妾成群的，千古无一例外。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又步入了一个误区——从上古到清末，中国一直是一个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行的社会，这种现象甚至到了民国时代仍没有多大改变。

　　一夫多妻的始作俑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皇帝是其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恐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有人进而推论出每个皇帝都有数不清的妻妾，换言之，至少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要分辨皇帝有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首先就要弄明白“三宫”、“六院”及“七十二嫔妃”的确切含义。

　　三宫，其意本来是指古代诸侯夫人的宫，《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有“甸粟而纳之三宫”的记载，范宁注曰：“三宫，三夫人也。”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

　　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宫”指的是诸侯夫人（顶多是个王后），而不是皇帝的妻子。

　　“六院”疑是从“六宫”演义而来。

　　“六宫”，本义是指古代皇后的寝宫，后来代指皇后或皇帝的其他妻子。《周礼·天官·内宰》中有“以阴礼教六宫”的记载，郑玄解释说，皇后寝宫有六，其中一正寝，五燕寝，合起来即六宫。

　　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汉书·马皇后纪》:“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这两个“六宫”都是用的引申义。

　　“七十二嫔妃”来历不详，或许是从“三”的倍数而来，或许纯是言成数以表其多。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显然是个杜撰的名词。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翻一下《二十五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后妃传”之前都会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概述。

　　不妨摘引一段: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袝，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袝，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司服又次之。《昏议》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金史·后妃传》)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妻子其正式的称呼应当是：“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别的叫法，如: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婕妤、才人、美人、昭仪、姪娥、傛◆、八子、充依、良人、采女、淑妃、淑媛、贵人、常在、答应、女史等。

　　这些皇帝的妻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隋书·后妃传》中记载，在隋代“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

　　很明显皇帝的妻子不能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称之，

　　将皇帝的女儿成为“公主”，将皇帝的女婿称为“驸马”，这在现代的戏曲、影视作品中司空见惯。但这种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始于哪个朝代呢？

　　“公主”称呼的溯源与由来

　　“公主”，是帝王之女的称号。关于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公叔为相，尚魏公主”。

　　古时候，一般都是由父亲主持自己女儿的婚事。最早周朝是称周天子的女儿为王姬。西周第十一任天子姬静即周宣王执政期间，遇到自己的女儿要下嫁于诸侯，同样要有人主婚，可是周宣王觉得自己身为“九五之尊”的一国之君，亲自为女儿主婚，岂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谁配得上主持这样的大事呢？最后在大臣们的建议下，让仅次于王“公”来为他的女儿主持婚礼，而一般的“侯”根本就不够格。“主”，是主婚的意思；顾名思义，“公主”就是由“公”“主”婚。

　　秦汉以后，政府明文规定由朝臣“三公”代皇帝天子主婚。所谓“三公”，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最高长官：西汉为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合称；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的合称。

　　因由“三公”代天子主婚，所以就把皇帝的女儿叫公主。汉制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帝之姊妹称“长公主”，帝姑称“大长公主”。“长”和“大”都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此称谓。

　　从汉朝开始，只有皇帝之女才能称公主，诸候王的女儿就称为翁主了。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下》“女子公主”下的解释是：“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日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日王主，言王其主其婚也。”

　　“驸马”的本义与含义变迁

　　“驸马”一词系由“驸马都尉”演化而来。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驸马都尉，掌驸马，武帝初置。”颜师古注说：“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副马。”顾名思义，驸马都尉(又叫副马都尉)是掌副车之马的一种官职。

　　“副车”的来历传说。话说秦始皇经常出巡，每次出巡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张良会同大力士阻击秦始皇，只击中副车。这一下使秦始皇吃惊不小。

　　因此，在以后的巡游中，他乘坐的车辆常有变换，同时安排了许多副车。他还特地设了一个替身来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车”上。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出巡时，都仿效秦始皇的做法。

　　汉武帝时期，设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分别掌管正车、副车、御林。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人类最初出现三皇及后来的五帝，人类迎来了新的时代，三皇五帝率领民众开创了上古中华文明，现代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大量的文化遗址，后人把他们奉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英雄业绩。所以人们把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君王称为“三皇五帝”。

　　而且以真实的口传历史部落首领们为三皇，被《汉书》载入；对于五帝，则一般采取《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中国古书上,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称为“五帝”。

　　三皇五帝有两种说法：一为，三皇为人族圣皇，分别是：伏羲，神农，轩辕；五帝则是天庭五方天帝。

　　第二种说法是：三皇：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女娲；五帝为黄帝、颛顼(zhuān xü)、帝喾(kù)、唐尧、虞舜。

　　“皇”的原始意义为帝王，《说文》说“始王天下者”。“帝”，帝王，《说文解字》说“王天下之号也。”秦始皇统一华夏，自认为功过“三皇五帝”，因此将“皇”和“帝”组合发明为“皇帝”这一称号。

　　实际上这个称号同古代部落首领、氏、后、王等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修饰了词组，取其尊贵。

　　“三皇五帝”是最接近中国夏朝之前的上古“帝王”，和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完全不同的。不同时期对“三皇五帝”都有不同的定义。三皇有八说，五帝有六说。具体三皇是谁，五帝是谁，存在多种说法。基本上，无论是按照史书的记载，还是神话传说，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大致上，三皇五帝于(公元前26世纪~公元前2070)

　　苏曼殊（1884年-1918年5月2日），本名子谷，法号曼殊又号元瑛。广东香山人（今广东珠海）。中国清末民初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

　　其父苏杰生为日本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英国茶行的买办。苏杰生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妇女同居，生下了苏曼殊。苏曼殊的母亲叫亚仙（柳亚子说姓河合，但似乎没有证据）。

　　苏曼殊十一岁被带回到广东老家，就读于私塾。由于其带有异族血统，在家族内备受排斥和虐待。有人说，曼殊十三岁就到新会慧龙寺出家做和尚，但后来又被家人找回，但这种说法证据不足。

　　十五岁时，家道中落，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在横滨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就读。该校分甲乙两级，甲级所授为中英文二科，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当时冯自由在甲级，苏曼殊属乙级，与冯自由的弟弟同班，二人由此相识。

　　1901年经亲属林氏赞助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因林氏赞助终止而停学。幸而清公使王大燮准许各省自费优秀学生改当公费生，曼殊遂经横滨侨胞推举，转学与振武学校（由东京成城学校改制而来）。

　　曾有人说其就读于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实不可考。此时他开始醉心于佛理。在日本期间，还结识了陈独秀、章士钊、廖仲恺和何香凝等留学生，并先后参加了在日本成立的中国革命团体如青年会、兴中会等。

　　1903年，俄国侵占东三省，苏曼殊所在青年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后迁至香港。当时苏杰生在家乡已经为苏曼殊订下亲事，赶到香港想劝其完婚，苏曼殊避而不见。在革命同志陈少白的劝说下勉强返乡，但是数月后即返港，并已剃度出家，法号曼殊。

　　苏曼殊很快来到江浙一带，先后在苏州吴中公学任教、《国民日报》担任翻译，并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人交游。苏曼殊一生曾几次出家，但情绪反复多变，不能真正看破红尘。他有时身披袈裟，诵经念佛；有时又与多情少女发生轰轰烈烈的恋情。

　　后在上海时，苏曼殊更自暴自弃，出入青楼妓院，还暴饮暴食，最终得了胃病。

　　1918年5月2日，曼殊因胃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三十四岁。死前留下一偈：“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后孙中山捐赠千金，葬其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南社诸宗元撰《塔铭》。20世纪50年代墓坍，1964年迁葬于西湖西南侧的鸡笼山。

　　苏曼殊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和《悲惨世界》。《拜伦诗选》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年），以中国古体诗的形式翻译《哀希腊》、《去国行》等篇。《悲惨世界》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最初译名《惨社会》，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上连载，其译书未忠于原著，自第7回起，更杜撰情节，乱改处极多。

　　他创作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另有《天涯红泪记》未完成。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现存诗约有100首。

　　其诗多感伤情调;小说运用浅近文言，描写爱情故事，表现出颓废色彩。加入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并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

　　古代妇女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说，大禹治水时，曾娶涂山氏女为后，而涂山氏女是狐精，其足小。也有的说，殷末的纣王的妃子妲己也是狐精变的，但是她的脚没有变好，就用布帛裹了起来。由于妲己受宠，宫女便纷纷学她，也把脚裹了起来。这都是神话传说，当然不能成为当时女子缠足的依据。

　　也有的说，缠足始于隋。相传隋炀帝东游江都时，征选拉纤美女上百名。其中有一个叫吴月娘的，让父亲为她特制了一把小刀，并用长布条把小刀裹在脚底下。然后又在鞋底上刻了一朵莲花，走路时一步印出一个莲花印来。荒淫无耻的隋炀帝见了，想玩赏她的小脚，就召她近身。

　　吴月娘解开裹脚布，突然抽出刀来刺向隋炀帝，没想只刺中了手臂。行刺不成，吴月娘便投河自尽了。事后，隋炀帝下旨，凡裹足女子一律不得选入宫中。但是，民间女子为纪念月娘，纷纷裹起脚来。此后，裹脚形成了风气。

　　还有的说，缠足始于五代。那时，南唐李后主的嫔妃打娘能歌善舞。李后主专门制作了高6尺的金莲，用珠节绸带缨络装饰，命打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呈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从而使舞姿更加优美。

　　后经研究考证，真正兴起女子缠足之风是在北宋。但是，当时妇女缠足并不普及。缠足者仅限于上层社会，缠足者只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称为“快上马”，与后世的“三寸金莲”有所区别。

　　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女子以不缠足为耻。

　　到了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要求，女子的小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

　　淸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各阶层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

　　女子脚的形状和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丑的重要标准，甚至会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女子的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和关注。据说，当时的江浙一带，世家大族女子无不裹脚。若裹脚至三寸则以为做女子分所应得。若寻常居家者则个个脚皆三四寸，若五寸外，不但做媒者碍口，则女子自己亦觉难以见人，必不敢至亲友处赴席。

　　至出阁时，亲友见其脚大，无不耻笑，甚至有的“满床脚大鲺鱼”取为浑名，大脚女子均羞愧不能自容，且有以脚大而为本夫所弃者。有如西方曾流行过的束腰习俗及现代的减肥热一样。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

　　1、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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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2、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

　　3、宋徽宗

　　公元1125年11月，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成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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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下发了“罪己诏”后，把皇位交给了他的儿子赵桓，开封存亡之时，他自己却带着一帮亲信人马去了江南，在镇江建造庭园，不但准备长期留居，而且扣留东南地区的物资和军队，不予北援，他要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大权，继续他的皇帝生涯。

　　4、崇祯

　　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

　　崇祯皇帝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崇祯皇帝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

　　5、顺治

　　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作七大方面: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未尽孝道，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恩惠緮鲜，友爱之道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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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用人“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宦官，“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每日?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实属亘古第一人。

　　历朝历代的处理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老皇后”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作为前任皇帝的皇后，无论新任皇帝是嫡出还是庶出，她都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因为他是前任皇帝的正室，是新任皇帝的嫡母或者继母（如清宣宗道光帝之与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

　　真正存在不同的是庶出皇帝生母的地位问题。

　　两宫并尊

　　这是明清时期最常见的模式，庶出的皇帝在尊嫡母为皇太后的同时，也尊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是为“两宫并尊”。如明神宗朱翊钧的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和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再如清王朝的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和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

　　虽说是“两宫并尊”，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从宗法地位上而言，嫡母皇太后的地位要高于生母皇太后。

　　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一起祭祖，管事太监为了巴结慈禧皇太后，将两块跪垫并排放在了一起。慈安皇太后一看便知道是太监们在刻意巴结慈禧皇太后，于是噗通跪在了次席的位置，说先帝（清文宗咸丰帝）有原配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在上，自己作为继室、不敢僭越居于首席。

　　这话其实就是指桑骂槐、说给慈禧皇太后听的，是在告诉慈禧皇太后：“别看现在你我都是皇太后，可我是妻、你永远是妾!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慈禧皇太后也只得老老实实跪在了旁边的地砖之上，气得直咬牙。可人家占着理，慈禧皇太后干生气，就是没辙。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故事、未必是真事儿，但它说明了一点，虽然号称“两宫并尊”，事实上嫡母皇太后的地位还是要高于生母皇太后的，至少台面上必须是这样。

　　这一点明王朝则做得更加彻底，虽然都是皇太后，却只有皇帝的原配皇后才有资格系帝谥、祔庙，即便是继后也不行，原为侧室的皇太后就更加没有资格了。

　　同样以明神宗时期的两位皇太后为例，陈太后、李太后死后虽然都被谥为了皇后，但都没有加上明穆宗朱载坖的帝谥“庄”，只有明穆宗的原配孝懿皇后李氏的谥号系上了帝谥“庄”并将神主祔庙，而陈太后和李太后的神主只能供奉于他处。当然，继室陈太后的地位还是要略高于侧室李太后些许。

　　嫡母为尊

　　虽然明清时期皇帝的嫡母和生母都会被尊为皇太后，但在明王朝之前的一些王朝，并不都是这样的配置。

　　以宋王朝的宋哲宗赵煦为例，在宋哲宗即位之后，被尊为皇太后的只有他的嫡母、宋神宗赵顼的皇后向氏。而宋哲宗的生母朱氏就只能屈居太妃之位了。终宋哲宗一朝，朱氏的身份一直都是太妃而非皇太后。直到宋徽宗即位之后，才将朱氏追谥为了钦成皇后。

　　当然，朱氏的身份虽然只是太妃，但她毕竟是皇帝的亲妈，和其他太妃的等级还是有所区别的。元祐年间，宋哲宗的祖母高太后下诏尊崇朱太妃，提高了她在后宫之中的地位和待遇，仅次于自己和儿媳向太后。

　　绍圣年间，向太后又下令进一步提高了朱氏的待遇——为她居住的地方建立宫殿、称“圣端宫”，改乘车为乘舆并规定朱氏可以由宣德东门进出宫廷、百官上笺称“殿下”，同时还追赠朱氏的三位父亲（生父、继父、养父）为太师、太保。基本上除了一个皇太后的名分，朱氏该享受的待遇差不多都享受了。可就是这个皇太后的名分，朱氏至死也没能得到。

　　为什么？因为有妻向氏在，她永远都是妾。

　　特殊的两宫并尊

　　前面说到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大前提，那就是新任皇帝是前任皇帝的儿子。如果不是呢？情况又不一样了。

　　以明世宗朱厚熜为例，他并不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儿子、也不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儿子，而是明孝宗的侄儿、明武宗的堂弟。最初明武宗的生母张太后的想法是让明世宗先过继给明孝宗为嗣子，之后以“皇子”身份继承大统。

　　可初到北京的时任兴王朱厚熜不干了，坚持自己是继统而非继嗣。因为明武宗的传位遗诏已经昭告天下，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也只能妥协，同意明世宗以藩王身份继统而不继明孝宗之嗣。

　　即位之后的明世宗随即拉开了“大礼议”的大幕，其中心思想就一句话——给亲爹朱祐杬争皇帝名分。经过与群臣的拉锯，明世宗如愿以偿地将父亲由兴献王升格为了兴献帝、继而是睿宗宪皇帝。与此同时，明世宗生母蒋氏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先是被尊为了兴献后，继而是兴国太后、本生章圣皇太后、圣母章圣皇太后。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妯娌二人居然同时成为了明王朝的皇太后……虽说是特殊的“两宫并尊”，但因为之前的过节，明世宗对自己的那位伯母张太后一直都不待见，张太后的日子过得远没有蒋太后那么舒坦，张太后去世之后的一应丧葬待遇也几乎被明世宗降到了皇后、皇太后的最低标准。

　　无缘皇太后之位的前任皇后

　　这里主要是说的“兄终弟及”模式，新任皇帝是前任皇帝的兄弟或堂兄弟等等。如此一来，前任皇帝的皇后只是新任皇帝的嫂子、弟媳等等，被尊为皇太后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如宋太宗赵匡义即位之后，宋太祖赵匡胤的继后宋氏。宋太宗的生母昭宪杜太后早在建隆年间就被宋太祖尊为了皇太后，宋太宗即位之后，她依然是皇帝他妈。虽然已经作古了，可把杜太后的儿媳宋氏尊为皇太后，又置杜太后于何地呢？

　　因此，宋太宗只给了宋氏一个“开宝皇后”的名分。什么意思呢？我只认你是我哥的皇后，仍然享受皇后待遇，但仅仅是“前朝皇后”而已，与本朝无关。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后，明武宗的皇后夏氏差不多也是类似待遇，上徽号“庄肃皇后”、以示与明世宗皇后的区别，但只称皇后而不称皇太后。

　　综上所述，新皇帝即位后，理论上“老皇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但“兄终弟及”的情况除外。

　　但庶出皇帝的生母却要分情况而定，有的朝代庶出皇帝的生母是可以被尊为皇太后的，但有的朝代不行。即便出现了所谓“两宫并尊”的情形，嫡母皇太后的宗法地位也依然要高于生母皇太后，这就是为什么慈禧皇太后大慈安皇太后两岁，却一生只能称慈安皇太后为“姐姐”的原因所在。因为慈安皇太后是妻，慈禧皇太后是妾。

　　至于明世宗在位期间的张太后与蒋太后，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作为普遍现象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