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璋之喜弄瓦之喜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典故?
我国古代的人们，经常会用一些词来表示一些事情，用一些带有一点文化气息的词，来代替说的大白话，听上去让人感觉很不一样。而就有这样的两个词，一个是“弄璋之喜”，一个是“弄瓦之喜”，这两个都是在说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有什么典故吗?
很多古文用字都是有特定意义的，不是今天的简单望文生义。
《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这段讲生孩子的，如果是男孩子就放在床上，给他玉璋玩，长大了能当大官。如果是女孩子就放在地上，给她陶纺缍玩，长大了就是勤劳家务好能手。
璋，是上古玉质礼器之一，半圭为璋，外形像玉圭的一半。“以赤璋礼南方”、“璋以皮”。瓦，不是盖房子的瓦片，而是纺缍。
从最原始的寓意上，没有明显的褒贬，只是体现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的差异。男主外，应该建功立业。女主内，做个贤妻良母，学会针织女红。床上与地上，也是天地阴阳的象征。
近现代“弄璋之喜、弄瓦之喜”被俗语话，人们直白的理解为美玉和砖瓦之间的价值差别。以讽刺重男轻女。
古代并没有计划生育，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都是努力多生，讲求儿女双全、子孙满堂。重视生儿子，首先是血脉传承，因是父系社会。对于普通人家，男子还是劳动力。
《小雅·斯干》前一句：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即是从梦来解读生男生女。梦到熊一类的，生男孩，梦到蛇一类的，生女孩。
这两个词在古代还衍生出了好玩的字谜：
弄璋之喜，打一字：甥
弄瓦之喜，打一字：姓
从字谜咱们就能看出来，弄璋之喜就是生了男孩儿，弄瓦之喜则是生了女孩儿。弄，把玩的意思;璋，美玉，上圆下方的玉器，整个叫圭，半个叫璋;瓦，不是瓦片，而是纺锤。
这两个词字面意思就是，生了男孩儿，就把美玉给他玩，生了女孩儿，就把纺锤给她玩。美玉，具有温润的特性，在中国人心中是一种象征，让男孩儿玩美女，则是希望他长大后像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再者，美玉通常是王侯将相才能佩戴的，所以这句话也有希望孩子长大能出将入相的美好寓意。
纺锤，是织布用的，让女孩儿玩纺锤，则是希望女孩子能学好女工，长大后能勤俭持家。
原本两个词都是对新生孩子美好的寄托，但是后来随着重男轻女思想的愈发严重，瓦的意思发生了转变，从纺织物变成了瓦片。美玉和瓦片，分别表示男孩和女孩，简直是云泥之别。
这个典出自《诗·小雅·斯干》：
弄璋：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弄瓦：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你看，即使在源头，男孩出将入相，女孩儿相夫教子，弄璋和弄瓦也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只是传统的社会分工不一样罢了。
而且，在这两句诗之前，还有诗曰：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说你做梦，如果梦到了熊，就是要生男孩，如果梦到了蛇，就是要生女孩儿。熊和蛇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能带来吉祥。
龙袍干尸是什么人?
龙袍，在古代自然是只有皇帝才能穿着的，是皇帝的身份象征，其他的任何人都是不能穿的，如果谁敢私自制作龙袍穿着，那可就是造反的罪名，谁也救不了的，然而人们曾经就发现过一具干尸，这具干尸竟然身穿着龙袍，但是他却并不是皇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一个不是皇帝的人能够穿着龙袍下葬，他到底是谁?
这个黄拙吾就是名噪一时的“龙袍干尸”，是于2006年5月，在北京石景山一处施工工地意外挖掘发现，因棺木中书有“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拙吾黄公之灵柩”，时论墓主人名叫黄拙吾，但由于史料缺乏黄拙吾的记载，且由于其墓中陪葬龙袍，故而引起一时猜想，至今无法定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干尸出土时，由于棺椁里培葬了大量康熙年间的通宝，故而能够确定墓主人是清代康熙年间去世的“中宪大夫”，在当时是四品文官，但这一点并无法从史料中得到证实。故而专家们推测，墓主人“中宪大夫”一职，可能是墓主人死后追赠，或者子孙发达后追封先祖所为。
由于干尸出土时毛发保存较为完好，明显保留着明朝时期的发束形式，这一点在康熙年间身为四品官员是不可能做到的，平民百姓尚且强制剃发续辫，何况是四品大员。因此专家通过技术手段从干尸头顶推断发际线的位置，推断出墓主人生前还是遵守了清朝剃发易服制度的。 故而做出推测，墓主人是明末清初人，在明亡之后被迫降清，剃发续辫，死后才敢偷偷恢复明朝时的发式下葬。
“凡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官民不得穿用，若颁赐五爪龙缎立龙缎，应挑去一爪穿用”——《大清会典》
让人们疑惑更大的则是墓主人外套是清代一品武官朝服，内穿蟒袍，并陪葬品中还发现一件龙袍，经专家鉴定，墓主人的这一身行头确实出自皇家正品!这与棺内所写的“中宪大夫”四品文官并不相符，按照清代官服制度，四品文官应穿鸳鸯补子，而不是一品武官的麒麟补子。专家给出的解释是清朝皇帝有赏赐一品麒麟补服和“五爪龙袍”的记录，但翻看史籍后得知，整个清朝一共由皇帝赐与臣下的龙袍在册记录的有十七件，可以说没有大型功绩是不可能得到的。且康熙年间，只有两个人获此赏赐，一为甘肃总兵孙思克，二为平定台湾朱一贵叛乱的施士彪。再者思来，皇帝赐与的龙袍是无上荣耀，连黄马褂都当世代供奉相传，何况是龙袍，怎能随死者陪葬?
“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野获编》
追溯清代历史不难发现，其实清朝的亲王和郡王所穿朝服一般也都是龙袍，贝勒则是蟒袍。而根据史料记载得知，此衣制是以“五爪为龙，四爪为蟒”为理论基础。故而有专家认为此墓主人为亲王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亲王的朝服与皇帝龙袍差距较大，因为亲王所穿龙袍的颜色限定为土黄或者暗黄，只有皇帝龙袍才可以明黄为基调，且在图案限定上，亲王朝服上的龙必须是盘龙或降龙，皇帝龙袍上的为升龙或者正龙。
墓主人陪葬的这件龙袍恰恰就是百分百符合皇帝龙袍的特征!出土的龙袍鉴定后属于金丝绣编工艺，上有行龙12条、正龙13条，无论是工艺还是龙的形态和数量，都证明这件龙袍是真正由皇家出品的御用龙袍。因此墓主人的身份成为难以解开的历史秘密，专家也只能按照棺中所记载的“中宪大夫拙吾黄公”来推断墓主人名为黄拙吾，并暂时得出皇帝赐袍的结论。
面对诸多疑点，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给出了一些大胆的猜测，这些推测的共同点是否定了“黄拙吾”这个名字，认为此名为掩人耳目，更有学者倒推此名用意为“吾拙黄”，“吾”即我的意思，“拙”取罢“黜”之意，黄又与“皇”同音，故而推测此墓主人是皇家夺位中被罢黜的一位，于是便有了诸多猜测。
由于胤礽作为太子于康熙年间被废，也算的上是“吾拙黄”的范围，并且胤礽死于雍正二年，跟专家推测的死亡时间能沾边。但这里有一点就是胤礽是地地道道的满人，不可能留明朝发式，且下葬情况明确记载于史料中，胤礽死后被追封为和硕理亲王，葬于天津蓟县黄花山理亲王园寝，正直雍正稳定局面，收买人心的时候，光明正大的厚葬胤礽于亲王园寝是一种百益而无一害的政治手段，对于雍正是，对于胤礽后人也是，没有任何必要再葬于他处，故而墓主人为胤礽不可信。
历史上的顺治之死本来就是清初谜案，再由此干尸的发现，更给顺治之死增添了许多神秘话题。据史籍记载，顺治皇帝福临是因天花病而英年早逝。但也有人认为福临出家当了和尚或者被孝庄皇太后软禁，如果照此说法，清心寡欲的顺治帝活到康熙后期并非不可能。
但墓主人是明朝盘鬓发式，这与史籍中信奉佛教的顺治帝并不符合，但有一点是明末清初时的佛教和道教都受到了推崇，曾经的女真先祖也是吸取佛道儒三教精华而创立的全真教，所以顺治信奉佛教的同时也可能信奉道教，且在其入关时，正是顺治帝特许了道教保留发式。
而持顺治出家为僧的观点也是由于董鄂妃的离世使得顺治帝万念俱灰、无心理政，据说顺治帝是前往五台山出家，那么葬于石景山就显得比较合理了。而据清廷所宣传的是孝庄皇太后阻止了顺治出家的举动，顺治不久后便去世。这个史料文献正好为顺治成功出家提供了逻辑上的支持，毕竟清军入关不久，怎能将皇帝出家的消息公布开来呢?于是有了孝庄阻拦皇帝出家，随后宣布顺治病死宫中，再立八岁的康熙为皇帝，是为稳定舆论的手段。
而作为太上皇的顺治虽然是不涉世事，潜心修炼了，但该操办皇家葬礼还得操办啊，于是乎有了清东陵的顺治假尸，而当顺治真身圆寂之时，又不能再次入葬，只能秘密葬于石景山。因此墓主人是顺治看似经得起推敲，但有一点无法解释，那就是墓主人身披一品武官的朝服并不符合顺治的身份，作为太上皇，龙袍该披就披了，外覆一身武官朝服显然不合理，因此这个推论也不可信。
多尔衮被怀疑的导火索比较有意思，那就是出土的干尸有一只脚上是六个脚指，而根据史籍记载，多尔衮后代中就有六指情况的发生，因此被认为是多尔衮遗传下来的家族基因。
“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清史稿》
根据史料记载，多尔衮驾崩后是葬于九王坟，但不排除多尔衮生前为自己谋划了一场掉包入葬他处的举动。毕竟在清初的形势中，多尔衮是位高权重的，在皇太极去世后的皇位之争中也留下恶名，说不定哪天给他挖出来鞭尸也是有可能的。史籍里也确实记载了多尔衮的坟墓被毁坏，多尔衮是顺治七年(1650年)冬天去世的，死的时候还被追封为“清成宗”，短短两个月后便被剥夺封号，掘墓焚尸。因此，以多尔衮的智慧，为自己谋求一处死后安安静静睡觉的陵墓是有必要的。由于石景山原为顺天府管辖范围，顺天府又是多尔衮栽培的势力范围，上到府尹，下到通判，都会买摄政王的脸面，多尔衮秘葬于此更容易做到，也不容易被察觉。
多尔衮是清朝皇太极时期战功最为显赫的皇室成员，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位列六亲王第三席，当时的多尔衮年仅二十四岁。皇太极未立继承人便驾崩后，多尔衮是有很高的呼声继承帝位的，虽然未能如愿，但扶上了一个六岁的顺治帝。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多尔衮被拜为大将军，顺治亲赐大将军敕印，掌管兵马大权准备入关。清军入关后，顺治元年九月，顺治帝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
“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顺治帝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礼制如同皇帝，王公大臣散朝后皆要“列班跪送”多尔衮。此时的多尔衮虽然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因此墓主人的被罢黜的皇帝之意也沾得上边，且根据其死后以父皇之意追封来看，陪葬龙袍是可以做到的，一品武官朝服也符合其戎马一生的大将军身分，亲王以前多尔衮做过贝勒，身穿蟒袍也合理，因此在清初能够集三种袍服于一身的就只能是他。多尔衮死于冬季，尸体保存的自然条件较好，成为干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里的疑点就仅仅是发式了，毕竟满清入关后的“剃发易服”都是由多尔衮主导的，若果他死后还留着明朝的发式，就太不合乎情理。
综上所述，历史总是这样坦白而又神秘，关于龙袍干尸的推测，在民间还有明朱三太子的说法，但终究经不起推敲，也许通过更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黄拙吾”的真实身份便会慢慢浮出水面。
古代皇帝微服出巡,遇到不认识自己的官员怎么办?
“微服出巡”，这似乎是一个只会在电视剧里面才看到的场景，总是会对一些皇帝进行歌功颂德，不管他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到了电视剧里面，那都是一幅亲民刻苦的好皇帝的样子。不过，历史上皇帝真的会微服出巡吗?如果他们遇到了一个不认识自己的官员，他们是否会向官员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呢?
皇帝微服出访，那可是相当危险的!在古代通讯十分的不发达，又没有身份证，万一皇帝被哪个不长眼的绑匪绑架撕票，远在紫禁城的大内侍卫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一生也就算到头了。
在影视剧里，最喜欢微服私访的就是乾隆和康熙这爷俩。
在《康熙微服私访记3》铃铛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说是康熙正在民间微服私访，考察民间疾苦呢，结果突然碰到一群小混混，说是宜妃的亲戚!
结果真康熙还真碰到了大摇大摆招摇撞骗的假皇帝，而且假皇帝配置还挺齐全。太监三德子，佛前替身法印，还有宜妃和小桃红，那是应有尽有!于是两拨人开始大打出手，假皇帝不敌逃跑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千户索克木。
宜妃机智，以满族话试探假皇帝，假皇帝不懂满族语也因此露馅!但是换句话说，如果假皇帝也懂满足话呢?地方官员又没有见过真正的皇帝，再加上真皇帝外出匆忙身上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物件，那岂不是会被冤死。
正黄色龙袍
在古代，黄色是权利的象征，只有至高无上的人才配使用这个颜色。所以黄色也就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颜色，一般在民间，除了出殡洒的纸钱和道士画的符咒，一般还真见不到别的黄色!所以，在民间一件做工精致的正黄色龙袍是可以证明来人的身份的，起码官员见到穿龙袍的人一般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在周星驰演的《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仅仅从床下捡到的皇上龙内裤和皇帝听到军机大臣时的表现，就判断出了和他一块躲在床下人的身份，如此可见一斑。
别人都知道我是皇帝，就我假装不知道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喜欢民间体验劳苦的康熙外，他的后辈乾隆也编辑喜欢微服出访。而且乾隆的出巡一直都是声势浩大的，就摆明了告诉我，朕要出宫了，你们这些地方官员给我老实点。但是乾隆又偏偏不喜欢按照套路出牌，想起来哪就去哪。
打个比方，比如本来的路线没有济南，他偏偏脑袋一抽就去了，这时候如果地方官员没准备好一副国泰民安的样子，挨查那也是咎由自取了。
我们都知道您是皇上，但我们不说
虽然皇帝久居皇宫，地方官员轻易见不到皇上，但是最起码皇帝身边的红人可得认识吧。不然你怎么贿赂他们?不贿赂他们怎么升官发财?
于是在一条大道上，一个气宇轩昂，迈着龙行虎步的年轻人走在中间，左边一个抽着大烟袋的老书生，右边一个唯唯诺诺，衣着华丽的退休武将，这三人走在路上格外的万人瞩目。
那地方官员一看，嚯，这不是和大人吗。年前还孝敬过大把银子呢。那旁边的抽大烟的肯定是纪晓岚纪大人了，那么中间的保准是皇上了。看来皇上又微服出访了，我得好生照顾着，但是又不能让皇上知道我认出他来了，假装不认识的好好照顾吧。
结束语：皇帝微服出巡有风险，所以一般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吧!于是明朝的皇帝建立了锦衣卫替皇帝巡查天下，后来因为锦衣卫不老实和东厂勾结，皇帝又建立了西厂，然后两厂一卫令天下闻风丧胆，也是不容易啊。
其实无论微服出访也好，建立锦衣卫督查四方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想了解天下，了解民间疾苦，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
如果皇帝死了,是太上皇复位还是太子继位?
虽然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个朝代同时存在太上皇、皇帝和太子三个人，太上皇虽然退位但是手握重权，而皇帝突然病死了，那么下一个当皇帝的应该是谁?是掌握大权的太上皇，还是理所应当的继承人太子?太上皇也是可以复位的，历史上也有朱祁钰夺回皇位的例子，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谁来当皇帝?
早在秦王赢政自封为始皇帝后，便追封自己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以表示他对死去的先王的尊崇。这是太上皇称呼的最早应用。
刘邦打下天下后，他的父亲还活着。刘邦已经是皇帝了，刘邦他爹该叫什么呢?经过讨论，决定把刘邦他爹叫太上皇，意思就是位居皇帝之上。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退位之后，就被称为太上皇。
我们都能想到，中国的皇帝一般都是终身制，不是任期制。原因很简单，皇帝的位置那么好，谁坐上了还想下来?(虽然实际上并不是像看起来那么好。)对于大多数皇帝来说，谁要我的位置我就要谁的头。
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太上皇真是凤毛麟角。他们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因事被逼退位和主动退位两种。
被逼退了太上皇占大多数。在中国古代的杰出代表有唐高祖李渊和唐玄宗李隆基。
唐高祖李渊有个好儿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过于迫切的想得到皇帝之位，就在玄武门干掉了自己的兄弟，并且逼宫自己的老爹李渊。李渊无可奈何，为了保全性命，只好把天下送给了李世民。
唐玄宗李隆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老来越来越喜欢玩乐，不理朝政，宠信佞臣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其实当时不管朝廷还是天下，都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
此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大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攻下洛阳，打下潼关，兵锋直指长安。
唐玄宗一看打不过怎么办?逃呗!他就急急忙忙的收拾行李，带着宠臣和家眷们像四川逃去。可是他的太子李亨觉得这么跑到四川去也没啥用，还不如找个地方收拾收拾，准备抵抗叛军呢。于是他辗转之后到了灵武(今宁夏)，组织军队反击，并继位做皇帝，是为唐肃宗。继而追封他老爹为太上皇。唐玄宗看木已成舟，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只好当起了太上皇了。
以上两个皇帝，都是被迫退位，所以他们的待遇不怎么好，甚至还有些惨。
主动退位的皇帝比较著名的就是乾隆。乾隆活了89岁，当了61年皇帝，本来是能当64年的。但是乾隆觉得他在位时间不应该比他的祖父康熙时间长，于是就把位置传给了太子，是为嘉庆。
但是乾隆还牢牢把握着大权，他害怕交出权力之后，自己的下场会很凄惨。所以乾隆虽然名义上成了太上皇，但还是实际上的皇帝，所以最后几年他活得比较舒服。
看完了几位比较著名的太上皇和他们的下场，我们来讨论一下，皇上去世后是太上皇复位还是太子继位呢?
正常来说，都是太子继位，因为皇上去世的时候太上皇早死了。本身太上皇退位的时候就垂老矣矣，没有几年的活头了，怎么能跟他儿子比寿数呢?当皇帝死的时候，自然只能是太子继位了。
当然我们还得谈一谈老寿星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活了78岁，可以说是高寿了。他差点活过了他儿子，注意是差点，事实上，在他死后很短的时间内，当时的皇上肃宗就因病去世了。但是因为太上皇去世在先，皇上去世在后，虽然丧礼是比较麻烦，但是这不影响皇位的继承啊，太子即位就完事了。
凡事皆有特例。皇上死后，太上皇复位的事情也有发生。比如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导致宦官专权。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国不可一日无主，其弟朱祁钰登基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后英宗回京，被景泰帝软禁于南宫。景泰八年，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这时朱祁钰已经病重，很快就去世了。朱祁镇第二次称帝，改元天顺。真是奇人一枚啊!
所以皇帝不好当，太上皇更不好当，且当且珍惜啊!
日本如何看待徐福?
民间一直都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当年徐福骗了秦始皇，带上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到了现如今的日本，并且在这里落户，于是这才有了今天的日本。按照这种说法， 徐福就成了日本人的祖先。虽然这种说法并不是特别靠谱，但是徐福对于后来的日本却一定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徐福在日本又是什么地位，日本是如何看待徐福的呢?
两千多年前，徐福东渡日本。从此，徐福便与日本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人尊称其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着徐福是日本神武天皇的传说。那么，徐福真的是日本神武天皇吗?徐福为何在日本没有留下文字?日本的专家学者是这样说的：
1994年初，日本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在参加香港徐福会成立的贺词中写道：“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乃日本的立国者神武天皇”。同年月26日，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参加日本作家饭野孝宥的著作《弥生的日轮》出版纪念会上公开表示，“我的祖先是中国人哩，他们是随徐福一起东渡日本的。”
日本学者家永三郎在其著作《日本文化史》中写道：“今日日本人之大多数，乃琅琊人之后裔。”曾任日本宝冢市议长的久武亲人在《秦长曾我部旧家记》中写道：“久武家之祖先是徐福，徐福之十五代孙河胜广隆因战功由天皇赐姓秦。”
不少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徐福后裔，认为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他们有什么证据? 日本最早记录徐福事迹的是《富士古文书》和《神皇正统记》，据这两本古籍记载，当年的富士山被称之为“不死山”、“不二山”，徐福为求得长生不老药来到富士山。
徐福来到日本后，居住在了富士山的东北麓。不久之后，徐福次子福万奉命移居到纪州熊野，徐福子孙在熊野开垦荒地、养蚕织绢。徐福因为教会日本人种植水稻、养蚕织绢，因而被日本人称为“农耕神”、“蚕桑神”。(第一个证据)
徐福子孙不断繁衍，大量居住在日本山犁县的富士吉田市和歌乐山的新宫市以及佐贺县的佐贺市，这三个地方仍然是今天徐福后裔的聚居地。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正史《日本书记》记载，神武天皇自海外而来，驾驶着鹢鸟船降落日本岛。
根据这种记载描述，神武天皇极有可能就是徐福，因为日本不可能拥有中国才有的鹢鸟船。对于这种观点，日本学者饭野孝宥在其著作《弥生的日轮》一书中，着重对鹢鸟船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徐福就是日本天皇的论断给予了支持与肯定。(第二个证据)
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鸟居龙藏通过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居民体质和风俗的研究，又深入到川、滇、黔一带挖掘古人类习俗传承历史。
经过严谨的研究分析，最终认定日本有不少人口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从文化习得性与传承的角度分析，徐福成为日本人开化始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第三个证据)
那么，按照日本专家的说法，既然徐福是日本神武天皇，为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林罗山(1583-1657)的解释相对来说更为客观、可信，“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提蝌蚪、篆芦苇，漆竹牒，时人知者鲜矣。其后，世世兵燹，纷失乱坠，未闻其传。呜呼，惜哉。”
按照林罗山的观点，徐福初到日本，用芦苇做笔，竹木牒做书，攥写了文字。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认识，随后因为战乱频繁，这些竹木文书全部遗失、损毁，因此至今无法找到徐福留下的文字。(第四个证据)
第五个证据：1950年，日本人类学家组织全国各大学组建“日本族头骨指数测定会”，对全国所有大学的学生进行头骨测定，这项研究历时长达6年整，总共有将近10万人参加了测试，实验数据存放在日本东京大学。
测试的结果表明，日本人的头骨指数85%以上与中国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以及山东半岛的头骨指数相同。通过对被测对象的族源追踪，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越族人，徐福当年所带之人全是东南沿海一带。由此，徐福为日本开国之祖可能性极大。
除了以上五大证据外，日本专家学者还从多个方面提出了证明。徐福究竟是不是日本神武天皇?日本人的证据为这一论点提出了佐证，拓展了新的思路。
古代人打仗究竟是怎么打的?
古代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了，只能从一些史料典籍里面去看，而古人的战争，现代人受到影视剧的影响，以为古代打仗真的就和电视剧里面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但其实，我们都被电视剧骗了这么多年，古代人打仗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和影视剧中是很不一样的。
提起冷兵器时期的战争，想必很多人会想起《三国演义》中“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许诸裸衣斗马超”、“赵子龙单骑救主”、“葭萌关张飞战马超”等经典战斗场面。这些战斗场面给我们的印象是：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似乎是武将个人的武艺高低，而不是他们用兵的谋略，两军士兵也不用拼命厮杀，只要给自己的主帅当拉拉队就好了。
除武将单挑在古装战争剧中经常出现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战斗场面是两军主将下达进攻命令后，士兵冲出本阵与敌军混战在一起，叮叮咣咣地乱打一通，然后一方士兵获胜，一场战争结束。
无论是武将单挑还是士兵混战，影视剧中的战争场面无疑都把冷兵器战争简单化了。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正处于热兵器战争时代，谁都没有见过冷兵器战争，故而很多人对冷兵器战争十分陌生，甚至对影视剧中的战争场面信以为真，梦想自己也能骑上骏马披上铠甲手持长枪，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实际上，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远比影视剧残酷得多，但也精彩得多，至于那时候的战争到底怎么打，却又涉及到政治和军事的不断演变。
下面，我们先了解下中国战争史上的第一代“战争明星”——战车。
人类发明车起初是为运输货物，后来被逐渐运用到战争中，这在夏、商、周三代的战争中皆有记载，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就出动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入春秋时代后，周天子丧失权威，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大规模的车战开始成为主流作战方式。
战车的建制是“乘”，关于“乘”的规格，一说是30人(包括车士3人，随车徒兵27人)，另一说是75人(包括车士3人，随车徒兵72人)，其中3名车士是核心战斗人员——车左执弓矢，主远程进攻;御者驾战马，主进攻方向;车右执矛戟，主近程进攻。两个战车对冲交战时，不是迎头相撞，而是多用错毂而战的方式，车右利用战车相遇的时机，使用矛戟打击对方的车左和御者以取得胜利。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错毂而战的作战方式通常情况下未必能一击必中，这就需要双方战车多次调头反复冲杀，直到其中一方胜利一方失败为止。战车每交锋一次是“合”，每调头一次是“回”，这便是演义小说中两员将领大战多少“回合”的由来。
由于战车比较笨重，同时战车和战马所占场地已经不少，再加上辅助战车的徒兵亦不少，所以战车通常是一字横向摆开，这就要求战场必须平坦开阔，故而车战多发生在平原地带。晋楚两国曾发生过三次大战，第一次在城濮，第二次在邲，第三次在鄢陵，城濮在今山东鄄城西南，邲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鄢陵在今河南鄢陵，这三处战场皆在中原地区，晋楚两国数百乘战车得以飞驰交战，中原诸侯为之侧目。
战争本来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但春秋时代独特的政治、文化风尚却给车战注入了许多梦幻的元素。那时的贵族在周礼的指导下必须得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因此他们多能在内辅佐国君理政，在外治军征战疆场，每逢重大战事，贵族都会领兵出征，甚至国君也会亲自上阵。即使在战争中，这些贵族也会把一些礼仪带到战争中，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宋襄公了，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宋襄公和楚成王在泓水进行决战，宋军在主场作战，早已摆好阵型，但他多次放弃合适的战机，非要等楚军全部过河并摆好阵型后才进行决战，结果宋军战败，就连自己也受了箭伤，于是宋人纷纷指责宋襄公，宋襄公对此解释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的意思是说君子在打仗时不两次伤害敌人，不擒捉头发花白的敌人，不靠关塞险阻取胜，也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打仗就要光明正大地打，绝不靠阴谋诡计和险要地形取胜。从表面上看，宋襄公在战争中坚持古礼，思想太过迂腐，但纵观春秋时代的历次大战，宋襄公的做法在当时确实很普遍，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为报答楚成王当年的厚遇之恩，甚至主动后退三十里表示报恩。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的邲之战中，楚庄王大败晋军，晋军在逃亡时战车陷进坑中无法前进，前来追击的楚军没有趁机进攻晋军反而教他们如何抽出车上的大旗和横木以顺利逃跑，晋军跑着跑着又调过头来，调侃帮助他们的楚军说：“我们可不如大国的人有多次逃跑的经验呢。”
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有一个帮助赵家度过难关的晋国大夫韩厥，韩厥不仅在故事中有君子风范，就是在历史上也有着典型的君子风范。鲁成公二年(前589年)，晋军在鞍之战中击败齐军，韩厥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后，没有急着擒拿齐顷公，而是捧着酒杯和玉璧献给齐顷公并谦虚致辞，结果齐顷公趁机逃脱，韩厥只抓住了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军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军，韩厥又追上楚国的盟友郑成公，韩厥以“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为由放走了郑成公，韩厥的同僚郤至也在追赶郑成公时以“伤害国君要受到惩罚”为由停止了追击。
通过以上战例可知，周礼在车战中确实普遍存在，贵族们和士兵们在战争中主动遵行周礼为残酷的战争带来了有温情的人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春秋时代的车战以击溃敌人为目的，而不是以歼灭敌人为目的。对于旗鼓相当的强国来说，遵行周礼显然能够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争取周边小国归附自己，实现自己的霸业。
回头再看宋襄公，后人多对他讲究“仁义”冷嘲热讽，实际上，宋襄公的做法在当时无可厚非，导致他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宋国的实力不如楚国。当时的楚国历经楚武王、楚文王和楚成王三代有为之君的治理后，疆土已经大增，国力日渐强盛，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蛮夷小国了。宋襄公自不量力，在泓水之战前得罪中原列国，把中原列国推向楚国，使宋国孤立起来，给了楚国全力进攻自己的机会，泓水之战其实是宋襄公外交失败的必然结果。
然而，春秋时代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许多不那么光明正大地新战术也逐渐被应用在战场上。鲁隐公五年(前718年)，郑庄公用前后夹击的战术击败了燕军。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用假道的策略灭亡了虢国。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襄公用伏击的方法全歼了秦军。《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说“ 兵者，诡道也”，进入春秋中晚期后，所谓的“贵族战争”逐渐消失，实用主义战术开始普及，晋楚三次大战中出现的那些戏剧性场面再也难以见到了。
同时，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弱肉强食”和“下克上”的时代，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后，最后形成北方晋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四强鼎立的局面。而在诸侯列国内部，国君的权利越来越弱，士大夫的权利则越来越大，郑国有“七穆专权”，鲁国有“三桓专权”，晋国有“六卿专权”，齐国有“田氏专权”，秦国亦有一段“庶长专权”的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册封晋国的三家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晋国由此正式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战争不再以击溃敌人为目的，而是以歼灭敌人、攻城略地为目的，动辄斩首几万甚至十万以上的战役屡见不鲜，作战方式单一的战车也就不再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曾经作为战车辅佐兵种的徒兵，也就是步兵，由于其作战范围比战车更广，作战方式也比战车更灵活，于是逐渐开始发展成为独立的兵种，成为战场上的新一代“战争明星”。
孙殿英是被吓死的吗?
说到孙殿英，就不得不提他的江湖称号“东陵大盗”，这里的“东陵”指的就是清东陵，是清朝皇室的一个墓葬群，埋葬的自然都是清朝的一些皇帝，这里面当然就有不少珍贵的宝物。至于说盗墓，这个行业一直都是非常神秘的，毕竟挖坟这种事情也不能放在明面上来说。孙殿英名气很大，但是干了一辈子盗墓的孙殿英，最终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古人认为，挖人祖坟是折阳寿的事情。孙殿英盗挖了清东陵，他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孙殿英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为人豪爽，又颇有机谋，自幼便与无赖流氓为伍。
长大后，不甘做平庸小兵的孙殿英，先是自立山头做了土匪。后来，他看到军阀混战，于是又带着队伍，投靠了河南陆军丁香玲。
孙殿英先从副官干起。凭着机智灵变，在取得丁香玲的信任后，得到提拔，成为挂名营长。此后，他便有意扩充势力，到直奉战争时期，队伍已多达到数千人。
当时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军阀混战中谋生存的孙殿英，一向信奉“胜者为王”，因此他改投过多家门庭。
起先是投在直系军阀将领憨玉昆的名下。后来憨玉昆和国民军胡景翼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憨玉昆战败。于是，孙殿英又改投国民军副军长叶荃部。再后来，孙殿英又带着队伍窜到山东一带，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奉军战败后，孙殿英在蒋中正的策反下，又投靠了国军。
每次战败后，孙殿英便投靠打胜仗的强者。这样一来，他借助对方的势力，一方面扩充队伍，另一方面也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最终升至军长。
孙殿英的队伍被蒋中正收编后，却遇到了一个足以使他的军队散伙的难题，那就是蒋中正瞧不上他的杂牌军，根本不提供武器和军饷。但打仗的时候，却忘不了他。
面对这种境况，孙殿英很无奈，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靠打家劫舍，来勉强维系部队开支。正因如此，孙殿英的队伍名声很臭，民众影响很恶劣。
正好，此时由于奉军溃败，部分残军积匪逃到了马兰峪，打算盗挖旁边的清东陵。
国民军得知后，便命驻扎在蓟县和遵化一带的孙殿英部队负责剿匪。
孙殿英对付几个残军积匪，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随后特却也监守自盗，挖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墓，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
孙殿英这事，立刻闹得全国皆知。满清遗老们气得暴跳如雷，一再联名要求蒋中正务必正法孙殿英，并追回所葬物品。全国人民也看不过眼，觉得这事做得缺德，因此强烈要求国民政府要严惩孙殿英。
按说，孙殿英这是摊上大事了。
然而孙殿英极懂得送礼之道。他在盗挖出来的文物中，挑了一批珍贵的，把国民政府高层官员打理了一番，竟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随后，孙殿英靠送礼，一路官运亨通，被委任为安徽省主席，同时担任第五军军长。
不过，尽管蒋中正待他不错，但在随后的中原大战前夕，孙殿英见冯玉祥等结成势力强大的反蒋联盟，立刻投靠了冯玉祥，并向蒋中正倒戈相向。
孙殿英虽然始终没有做成势力强大的军阀，不过由于他一直做墙头草，居然在军阀互碾的残酷环境里，存活了下来。
孙殿英也干过英雄的事。
中原大战后，孙殿英归附到张学良手下，成为41师师长。
时逢抗战爆发，占领东三省的日本人集结兵力攻打热河。孙殿英接到张学良命令，增援驻守在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和万福麟的部队。
然而，汤玉麟和万福麟的部队，在日本人的猛势攻击下，根本就不是对手，被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
孙殿英听闻后，加速行军，刚抵达赤峰便遇到了日本人的队伍。
当时孙殿英的部队所用的武器，大大落后于日本人的武器。面对日本人的重装部队，孙殿英亲自督战，指挥部队奋勇厮杀。
当时，赤峰城中的百姓对孙殿英的部队非常热情，不光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粮送水，还自觉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就连妇女们也自发地组建了救护队，帮助救护伤员。
孙殿英见此，大为感动，在城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家深受鼓舞，将士士气大振。众人齐心协力，与日本人激战7天7夜。此后，孙殿英担心城中百姓受难，又退到城外猴头沟一带，继续阻击日本人。
由于没有援军，再加上战备上处于劣势，孙殿英的队伍在抗战中损失惨重。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孙殿英只得退到察哈尔一带。
尽管孙殿英没有打赢，但由于他有力地阻击了日本人，给国人抗日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因此时人对他称赞不已，夸他是抗日英雄。
1943年，日本人再次与孙殿英交手。
这次，孙殿英又恢复到了他一贯的投机作风，选择了投降，做了日本人走狗。此后，孙殿英数次配合日本人攻打抗日分子，并策反抗日将领，与他一道鞍前马后为日本人服务。
1945年抗日胜利后，孙殿英再次倒戈，立刻向蒋中正投诚，被改编为新军第四路军，成为内战的先遣部队。
1947年，在汤阴解放战中，负隅顽抗的孙殿英，最终败下阵来，被我军俘虏。
孙殿英先被关在中野指挥部。由于他作恶多端，我军中很多人都想给他吃点苦头，教训教训他。
孙殿英也担心我军会跟他算总账，所以天天在监狱中大骂蒋中正不仁不义，并声称他投降日本人，全是受蒋中正指使。目的是打进日本人内部，好实现“曲线救国”的计划。
其实，孙殿英是多虑了，当政府把他转到河北武安战俘营后，曾特别交待，要大家特别优待孙殿英。毕竟他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是做过贡献的。
不过，此时的孙殿英由于长年吸食鸦片，再加上精神抑郁，身体出现了不少毛病。
政府一边请医生为他调理医治，一边想办法帮他戒掉鸦片。但是，身体虚弱的孙殿英却因为受鸦片侵蚀太久，引发了难以治愈的烟后痢。尽管政府为他请医问药，然而还是没能挽回他的性命。
夏朝之前的朝代是虞朝吗?
很多人都好奇，我们现在能够通过文字记载或者出土文物了解到的最早的朝代应该是商朝，但是商朝至今只有三千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文明，那么在此之前应该还有时代存在，“夏商周”那么在商朝之前应该是夏朝，可是夏朝时间也没有多长，夏朝之前又是什么?有人说夏朝之前有个虞朝，虞朝之前还有个唐朝，是真的吗?
虞朝一般认为是公元前36世纪初到公元前21世纪初，这段时间存在的一个王朝，我们看到这个存续时间也是很长的，达到了一千五百年，又被称为虞舜王朝，而舜就是虞朝最后的一位统治者。而提到虞朝，一般都会和在它之前的唐朝一起说，这里所说的唐朝，自然不可能是后来李渊建立的那个唐朝，而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个古代王朝。
这个唐朝，指的是上古时期尧建立的一个王朝。尧执政之初，他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后来意义上的完整的国家，而是一个部落联合，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很多个部落联合起来，但是这些部落之间又不一定都是很融洽的关系，所以治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尧通过自己积累的丰富的治理经验，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唐朝。
唐朝之后的虞朝，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舜了，也就是“尧舜禹”里面的舜，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小编一直没能弄明白，那就是舜究竟是虞朝的建立者还是虞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尧去世之前，要找一位接班人，但是自己的儿子实在是难当大任，于是询问其他人的建议，他们推举了舜，舜也通过了尧的考验继承了尧的地位，建立了唐朝。
这么说来，舜就是唐朝的建立者，但是舜的资料中又显示虞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这中间相隔了一千多年，而且舜的生卒年也是在虞朝最后的时间段，这一点很让人奇怪，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我们暂时还是把舜当做虞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当年尧禅位的时候告诉了舜四个字，那就是“允执厥中”，意思是做事情要不偏不倚，故宫中和殿上挂着的匾额上写的也是这样四个字。
唐朝和虞朝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国家的概念，但是封地的制度却已经存在了，唐朝之所以叫唐朝，虞朝之所以叫虞朝，就是因为他们最开始的封地就叫做这个字，后来成为首领之后，建立的一个朝代也就叫这个名字了，可见我国封地制度历史也是很久远的，而国家的概念直到商朝时期才逐渐形成，这也是为什么夏朝一直存在争议的原因。
因为商朝才终于有了国家的概念，那么夏朝自然就应该算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在夏朝之前的虞朝唐朝就更不用说了，恐怕连“国家”的概念都没有吧，再加上年代的确久远，文字也没有形成，我们也无法探知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所以这些朝代或许是真实存在过，但是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呢。
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过的怎么样?
文成公主入藏，是唐朝时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公主前往其他国家和亲，目的无非就是保证两国暂时的和平，毕竟只有和平才能够带来好的发展，虽然作为和亲公主，她们的命运都还是很悲惨的，前往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在那里过一辈子，生活习俗完全不一样。而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之后，松赞干布却没有她活得长，那么在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过的怎么样呢?
文成公主生于公元625年，卒于公元680年，公元641年奉命和亲。文成公主乃李唐宗室之女，但父母姓氏及其本人姓名史书均无记载，后人猜测多为任城王李道宗之女，因为当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是李道宗护送，且入藏后，松赞干布向李道宗行子婿之礼。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卒于650年。
由此可见，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夫妻生活仅持续了9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寡居了30年才死去，所以“在这30年的时间里，文成公主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成了后人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出现了“文成公主和亲后的命运异常悲惨”的观点。那么文成公主和亲后的命运究竟是好是坏呢?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那些持文成公主命运悲惨观点的人无非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1，当年松赞干布为了逼迫唐太宗和亲，不惜出兵大唐，唐太宗不得已而将文成公主嫁于他，所以文成公主入藏是饱受屈辱的议和，自然不会受到松赞干布的正眼相看。
2，文成公主入藏前，松赞干布早已娶了尺尊公主，而尺尊公主才是松赞干布的正妻，松赞干布还为她修建了红山宫殿(布达拉宫)，而文成公主入藏后，红山宫殿已经完工，可见在松赞干布心中，尺尊公主比文成公主的地位要高。
3，松赞干布为尺尊公主入藏带来的佛像修建了大昭寺，为文成公主入藏带来的佛像修建了小昭寺，从这里也能看出两人地位的高低。
下面我要一一反驳
第一，事实上，松赞干布曾先后两次要求与唐朝和亲，第一次唐太宗拒绝了，于是松赞干布兴兵伐唐，并打到了大唐松州境内，后来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主帅，遣大军前去迎战，结果大军尚未与吐蕃军决战，先锋牛进达便袭击了吐蕃军营，斩首一千，松赞干布大惊，于是撤军并遣使求和，唐太宗这才决定将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所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是“下嫁”而不是大唐“委曲求全，逼不得已”。
第二，布达拉宫修建时间是公元631年，松赞干布发兵攻打大唐的时间是在公元638年，所以布达拉宫确实修建于文成公主入藏之前，也极有可能在尺尊公主入藏后，但尺尊公主入藏时间已无从考证，因而也只是推测，而且关于吐蕃的历史我们中原的正史记载的不是很详细，但很多藏地古籍都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如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上载：“为发展先祖之基业，乃建红山宫”。
总的来说就是松赞干布当年迁都拉萨，并修建红山宫并不是为了女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也应该能理解，像松赞干布这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难道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而迁都和修建宫殿吗?很显然不会!
所以，红山宫一定不是松赞干布为了尺尊公主或者文成公主而建的。
第三，大昭寺里供奉了尺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8岁等身塑像，小昭寺里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塑像，而大昭寺无论香火还是规模都高过小昭寺，这些都是事实，但关于大小昭寺还有以下事实：
1，大小昭寺的名字是后人的叫法，大昭寺初建时名叫“惹萨”，后叫“祖拉康”，“觉康”，全名“惹萨噶喜墀囊祖拉康”，意即由山羊驮土而建的，那么从最初的名字可以看出来，当年修建这两座寺实在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
2，大昭寺修建初期曾出现很多技术上的难题，迟迟无法完工，后来文成公主入藏后在随行的能工巧匠们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完工，而小昭寺是文成公主入藏途中临时决定并主持修建的，但后来小昭寺里供奉的等身塑像还是被移到了大昭寺中，且后人为了纪念文成公主，将其塑身像也供奉于寺中。关于小昭寺里的佛像移到大昭寺里还有一段关于“金城公主调换佛像”的野史记载，不过可信度太低，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以，大小昭寺的规模根本体现不出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的地位高低。
其实文成公主虽然守寡30年，但她的地位在当时的吐蕃是非常高的，在藏民心中也非常高，据《贤者喜宴》中记载，“松赞干布登临欢庆的宝座，为文成公主加冕、封作王后”，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有赞蒙尊称并且去世后享有祭祀这两项都具备，是地位不低于吐蕃王后的人拥有的待遇”，文成公主便享有此殊荣。
所以文成公主的晚年生活并不会像某些谣传说的那么无比凄惨，谣言止于智者，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轻信谣言。
做一个智者，难道不好吗?
历史上唐朝疆域达到什么程度?世界上排第几?
众所周知，我国的唐朝是做强大的时期，非常繁华强盛。不仅仅只是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而且张骞还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为国外和唐朝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提供了捷径。相信小伙伴们都已经非常了解唐朝的疆域地图了，我们能看到唐朝的疆域都已经到了现今中东阿富汗和伊朗地区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公元656年前，其实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其实并不大，疆域也没有到帕米尔高原。因为唐朝和突厥在今天塔里木盆地 的安西四镇附近的庭州展开了持久的战斗。突厥人战斗力强，但是唐朝兵马多，两边不相上下。而且当时中东的阿富汗和伊朗等地也并不归唐朝管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所管辖，因此唐朝和这些地方也没有往来，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变化发生在公元657年，这一年唐朝攘外取得了重要进展，唐朝军队终于击败了西突厥的部队，并一路把西突厥的残兵败将追杀到了药杀水北岸的石国，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件事给当时的西域各国造成不小的影响，都觉得唐朝武力强劲，惹不起。
又是在同年，阿拉伯帝国侵犯了北部的小国家，威胁了何种和乌浒水域很多国家的安全。而且当时波斯也要求复国。因此东亚的小国家在这种压力的威胁下，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
唐朝疆域越来越大，同时吐蕃势力也越来越大，在两个强大国家的包围下，中东地区的小国家更加惶恐，于是纷纷投靠的唐朝，让唐朝把他们国家纳入进去。唐朝并没有发动一兵一卒，就把阿富汗和伊朗等小国家收到了自己的国土下。
唐朝有一名大臣叫王明远，公元661年建立了十六都督府。但是好景不长，吐蕃和大食两个国家进攻了波斯和吐火罗，把唐朝和西域的通道切断了。
662年的时候，吐蕃又和龟兹、疏勒、和西突厥的首领联合起来侵略唐朝，于是唐朝在西域开始全面撤退了。
这么看来，唐朝拥有波斯、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国土所有权也就不到一年的事情。而这些小国家的国土就成了大食的领土了。
所以唐朝疆域大，只是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并没有像历史上说的永远都是侵占了那么多国土。而历史上国土最多的朝代并不是唐朝，唐朝只能排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