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顷襄王熊横，公元前298-前263在位，在位时楚国已处于衰落状态。楚国自公元前312年丹阳、蓝田之役，被秦国打败以后，便一直受秦国欺压。楚怀王便想重新和齐国联合，而秦昭襄王则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当面订立盟约。尽管大夫屈原力阻，但楚怀王还是听信了公子子兰的话去了秦国。但一到秦国后，秦昭襄王就将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一年多后病死在秦国。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便立太子熊横为新的国君，即楚顷襄王。尽管楚国地广兵多，但楚顷襄王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他昏庸无能使得奸臣当道，民心涣散，守备松懈。并轻信令尹子兰和靳尚，而将欲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楚政治家、诗人屈原多次流放，致使屈原跳汨罗江自杀。

　　而强秦见打击楚的时机成熟，于公元前279年令白起率军进攻孤立无援的楚国，并决定长驱直入楚国腹地，给楚以毁灭性打击。最终秦军大败楚军，掠取十六城。公元前280年楚割上庸、汉北等地予秦。公元前278年，秦兵继续进攻，攻陷楚都郢，迫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最后，秦军又西取西陵(今湖北宜昌)，再向东攻占竟陵(今潜江西北)直至安陆一带，向南直达洞庭湖边。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地区尽为秦有，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死，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完逃回楚国立，是为楚考烈王。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楚国内部发生叛乱，楚将项燕将秦叛将昌文君拥立为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举兵攻楚。楚国当时虽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之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年少壮勇，在秦王面前夸下海口：以20万兵力即可横扫楚国。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60万不可。秦王以王翦怯弱而李信勇，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派李信率20万兵众攻打楚国。李信轻敌惨败，秦军退出楚境。

　　嬴政遭此挫折，即亲赴王翦家，向王翦赔一礼，请其率兵出征，倾全国兵力——60万人，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大举伐楚。楚国以全部兵力拒秦，大将项燕战死，楚军大败，秦军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楚国灭亡。而后，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国全部覆灭。

　　楚国的面积和经济强过秦国，但政治与外交不如秦国，楚王不善用人才，“唯楚有才，楚不用才”，军事训练与武器装备不如秦国，秦国长期与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军队很具战斗力，武器先进，秦国拥有大量的铁制武器、弓箭和马匹，楚国还在大量使用青铜武器，缺乏马匹。

　　楚国政治、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即使有较好的经济状况，也会亡国的，所以秦朝灭亡以后，项羽打出恢复‘楚’的旗号，号西楚霸王，因为项羽的父亲是楚国大将项燕，项燕战死以后，项羽被叔叔项梁收养，他们都是楚国的贵族，自然希望恢复楚国的地位，只是不如汉中王刘邦，所以刘邦夺取天下以后，就叫汉朝，如果是项羽夺取了天下，就应该叫楚朝了，呵呵。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秦国都是周天子分封的正牌诸侯国，为什么它们都被中原各国等国称为蛮夷之国呢？

　　一、它们出身低，分封晚

　　周朝建立后，周武王实行分封制，把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为诸侯。周武王和周公共分封了三百多个诸侯国，其中七成以上都是姬姓诸侯国，比如鲁国，燕国，晋国等，齐国则是功臣姜太公的封地。

　　相比以上各类诸侯国，楚国和秦国的统治者的出身比较低，获得分封的时间也比较晚。

　　楚国统治者虽然宣称是高阳氏（黄帝之孙）的后裔，但已经流落南方荒蛮之地数百年。楚国建立国家的时间比周朝还早一些，但直到周成王时期，楚国首领熊绎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才获得周成王的承认，被封为“子爵”。

　　秦之先人也是高阳之后，因助禹治水有功，舜赐姓嬴氏。周孝王时，赐秦地为封邑，方圆五十里，号为秦嬴。秦庄公时，因征伐西戎有功，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

　　公元前771年，犬戎和申侯攻杀周幽王时，秦襄公出兵救周，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被周平王封为伯爵，赐给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之地，秦国正式成为诸侯国。

　　平心而论，楚和秦的出身并不低，而且很高贵，他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周王的赏赐，比那些无功而受禄的周王亲戚们牛多了。

　　但是，当时的姬姓诸侯国数量占绝对多数，他们都很有优越感。他们的君主看秦国楚国，就跟后世王朝的皇亲国戚看待一般官吏没啥区别。他们看不起秦、楚，认为它们是蛮夷也就很好理解了。

　　二、位于蛮夷之地

　　姬姓诸侯国大多被分封在中原的肥沃之地，生活比较滋润。外姓诸侯大多被分封在边缘之地，土地贫瘠，还要负责与夷狄打仗，保卫王室。

　　秦国被封在岐山以西，与西戎诸部相邻，秦国的职责就是与西戎作战，秦襄公后来就在与西戎作战时战死沙场。最终，秦国吞并了西戎，拓地千里。

　　秦国吞并西戎是为周朝做贡献，永久解决了西部边患。但这样一来，秦国大部分土地就是蛮夷之地。中原各国就把秦国当成夷狄之国。

　　楚国则是在南边吞并周边小国，成为南方最大的国家。楚国的地盘大部分位于南方，远离中原，因此也被中原各国成为蛮夷。

　　当然，楚国在攻打一些小诸侯国的时候也自称蛮夷。

　　三、中原国家掌握话语权

　　从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秦国和楚国虽然地盘大，军事力量也比较强大，但是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中原各国基本由齐国、晋国等霸主国家说了算。

　　霸主国家带领一帮小弟，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不管是共同抵御楚国还是进攻秦国，都是名正言顺。

　　四，诸侯国利益

　　西周时期，虽然周天子分封了几百个诸侯国，但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还有数百个没有经过周王分封的土著国家。

　　从西周到战国前期，周朝的诸侯国一直在组织联军攻打这些“夷狄”国家，直到战国中期，“夷狄”国家基本已不复存在，全都并入了中原诸侯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攻打夷狄之国是最名正言顺的。

　　春秋时期，齐国称霸40年，其余时间基本都是晋国在称霸。而晋国与秦国和楚国关系都不怎么好，秦晋、晋楚之间多次爆发战争。

　　晋国与姬姓诸侯国，是春秋时期最强大的国家，又拥有很多小弟，掌握国际话语权。晋国极其同盟为了在与楚国、秦国的战争中获得更多道义支持，自然就把秦国和楚国称为夷狄之国。

　　总结一下，秦楚之所以被称为夷狄之国，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是强大的后发国家，且经常和中原霸主齐国和晋国爆发战争。

　　春秋时期，豪强林立，各个大人物们盘踞一方，形成自己的势力。互相争斗，互相算计，为了最终的成功，一直坚持着不断的努力着。可是吧，大家的领地差不多，手下的人口也差不多，甚至谋士的数量都相差无几。

　　于是乎，前前后后十几年，打了不少仗，也没没出来个谁是老大谁是老二来。直到齐国的崛起后，齐桓公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力压群雄，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齐桓公是如何当上老大。

　　长勺战败，给了齐桓公当头一棒，心浮气躁的齐桓公一下子清醒了不少，要报仇，没错；要称霸，有志向，但都不能操之过急，还是要把国内的事儿先踏实处理好。自此，齐桓公开始依靠管仲，革新政治，发展经济，一心一意壮大齐国。

　　管仲治国确实有一套。先是把国内人民都管理好，士农工商不得混居，各安其所，各自把自己的事做好；他还实行了部队和民众合一的制度，全国分成三个军，一个军一万人，分别由桓公和齐国的大贵族高氏和国氏统领。军队由百姓组成，平时生产，闲时练兵，战时作战，既节省军费，又保证了战斗力。这一套，已经有了后代法家治国的，所以后代不少人将管仲视为法家之祖。

　　管仲商人出身，抓经济自然在行，他实行了盐铁官营的制度。盐和铁，在古时候是最重要的两种商品，国家直接经营，那钱是挣的哗哗的。当然，以现在的观点看，这种垄断，是不是对齐国的普通百姓有好处，是不是能让经济更有效率，是很难说的，但看的见的一点是，国家因此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国家有钱了，养兵争霸，也就有了资本。最具齐国特色的，是管仲实行了官妓制度。据说，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设立了不少“女闾”，也就是官营的妓院。这里面，香风扑面，美女如云，笙歌夜夜，车马盈门。这最早的合法风月场，吸引了各国的巨商大贾，才子佳人，齐国的经济因此而一派繁荣。行业火爆，国家从中收的税自然也就多了，收来的钱都用在了齐国的军队建设上，这些温婉妖媚的齐女，也算是为齐国的强大，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内政搞的不错，外交上，管仲也很有办法。对于周边国家，管仲主张先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前侵占邻国的土地，该还给人家的就还给人家，还要舍得花钱，周边的国家得了好处，自然对齐国亲近，觉得这个大国不错，靠得住。等到周边环境安全了，诸侯归附了，下一步，齐国再把矛头对准那些不听话的诸侯和夷狄。

　　管仲总是劝齐桓公，做事情不要太心急，先把齐国治理好，复仇也好，称霸也好，才能有基础。齐国不是不打仗，关键是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就这样，在管仲的治理下，没过几年，齐国国富兵强，齐桓公做诸侯霸主的愿望，不再是个么梦想，而是越来越近了。齐国越来越强，齐桓公又等不及了，想要会盟诸侯，过回当霸主的瘾。不过，管仲给桓公的建议是，霸主当然要当，但不能学当年的郑庄公，对周王一点儿都不尊敬，甚至还给了周桓王一箭。周王，尽管现在是个空架子，但这块招牌还是要好好利用的。

　　怎么利用周王的招牌，那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对周王要尊重，齐国率先垂范，作出表率；攘夷，就是讨伐那些侵扰中原各国的夷狄，这样的话，就能拉起一帮小兄弟，壮大声势，提升实力。既然扯起了尊王的大旗，齐桓公于是主动去朝见了周天子。当时的周天子周釐王听说后，实在是有点受宠若惊，自打郑庄公射了周桓王一箭，周王彻底是威风扫地了，谁还拿周王当回事儿啊。可这次，大国齐国来朝见，意外，实在是太意外。

　　周王很高兴，齐桓公朝见完周王，提出了要求。宋国刚刚发生了内乱，宋国公子御说刚刚继位。按照过去的规矩，诸侯的国君继位，要得到周王的认可，齐桓公请求周王任命他召开诸侯大会，代周王确立宋国国君的君位。由一个诸侯确立另一国诸侯的君位，还是头一次，按说也不合规矩，可周王心里明白，自己想去确立，也没人搭理啊，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齐国去办吧，反正自己说了也不算。

　　公元前的681年的时候，齐桓公打着周王的旗号，约诸侯在北杏会盟。齐桓公兴致勃勃，信心满满，可诸侯们不怎么买账，只有宋、陈、邾、蔡四国来了，鲁、卫、郑等国都没来。齐桓公有点儿没面子，不过，他也知道，诸侯们还没看到齐国的强大，所以才对邀请置之不理，不急，以后它们慢慢会明白的。会后，齐桓公借口遂国违抗周王的命令，不来会盟，顺手把遂国给灭了。

　　随后，齐桓公征讨鲁国，既是报仇，也是立威。第二年，齐桓公又打着周王的旗号，联合陈、蔡等国讨伐宋国，宋国屈服。以周王的名义讨伐诸侯，诸侯被打服了，自己还得了个尊重周王、替周王维持秩序的好名声，齐桓公越发觉得，这办法实在是不错。齐桓公上位第七年的时候，齐桓公拉上周天子的代表，约集卫、郑、宋三国在会盟，各国共推齐桓公当盟主。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初步确立起来。

　　当时，中原的华夏各国经常遭到周边夷狄的侵扰，齐桓公在帮助各国抵抗夷狄入侵上也很积极，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成了各国的大救星，成了各个诸侯都仰赖、信任的领袖。浅析一下齐桓公上位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合理用人、治国得当是每一个成功君主都不可缺少的，不仅是齐桓公，往后的霸主也都是如此，这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之道。

　　因为齐桓公名：小白，所以有小白一称。齐桓公的别称还有：齐桓公、公子小白、齐侯。

　　齐桓公（？～前643年10月7日），姜姓，吕氏，名小白，春秋五霸之首，上古五霸之一，与晋文公并称“齐桓晋文”，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时齐国第十五位国君。

　　齐桓公在位时致力于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

　　他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

　　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推动齐桓公千秋霸业的"幕后英雄"：

　　公元前697年，齐襄公即位，就让管仲做长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次公子小白的老师。齐襄公12年的时候，齐国发生了内乱，管仲于是就跟随纠逃往鲁国，鲍叔牙随小白逃往莒国（今山东诸城、莒县、日照一带）。

　　后来齐襄公被刺杀，齐国大乱，纠和小白为了继承侯位分别快马加鞭地赶回齐国。管仲为了阻挡次公子小白回国即位，特借鲁国军队埋伏在途中进行拦截。

　　双方激战时管仲向小白射了一箭，箭头正巧击中腰带铜钩上，鲍叔牙让小白立刻仰面躺下佯装已死，驾车带小白飞驰到齐国。等到了临淄城下，鲍叔牙先进城说服诸大夫，然后迎次公子小白进城即位，成为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管仲以为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与长公子纠从容前行，六天后回到齐国时才发现已经晚了。随后鲁国就率领军队拥护纠来争夺王位，齐桓公连忙问鲍叔牙应该怎么办，鲍叔牙说：“以兵迎之。”

　　鲍叔牙于是率领军队布阵，派两个将领各带兵丁在两边埋伏，另派一队人马与鲁国军队正面交战，假装战败，诱敌深入。等鲁国军队深入埋伏圈后，鲍叔牙亲自率军队迎战，并号令三面夹击鲁军，鲁军大败，鲁国国君鲁庄公偷偷换了衣服才得以逃脱回国。鲍叔牙取得了胜利，齐桓公也巩固了王位。

　　齐桓公任用管仲的故事：

　　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管仲辅佐公子纠。为支持纠继位，管仲曾射杀小白，小白诈死，提前回国继位，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小白做了国君，鲍叔牙举荐管仲，小白念念不忘一箭之仇，鲍叔牙劝道：“难得的是臣下忠于其主啊，如果你重用了管仲，以他的加倍忠心和才能。

　　可以替你射得天下，岂射钩可比呢？”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决定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就了齐国的霸业，而齐桓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中最早的一个霸主。

　　管仲三熏三沐见齐桓公：

　　管仲相齐的故事广为流传，管仲是春秋时期最杰出的丞相，因为在管仲的帮助下齐国逐渐富强并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任用管仲实施政治改革，改革后齐国国内的气象焕然一新。我们都知道管仲相齐在齐国大展才干，但很少有人了解管仲三熏三沐见齐桓公的过程。

　　齐襄王死后管仲本来是帮助公子纠来争夺皇位，可惜最后是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胜利，齐桓公登上皇位后在鲍叔牙的举荐下不计前嫌决定重用管仲，管仲对于齐桓公很是感激。当时的管仲由于曾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作对所以逃到了鲁国，齐王的使臣到鲁国以问罪的名义将管仲带回了齐国。

　　可入国后齐国人为管仲三熏三沐来表达尊敬之情，在当时的齐国人们对沐浴很看重，三熏三沐更是沐浴中最高的礼遇。齐桓公对管仲的礼遇和尊敬让管仲很是感动，从此以后他作为齐国的丞相一心辅佐齐桓公，帮助齐桓公治理国家，最终使得齐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强盛的国家。

　　管仲三熏三沐见齐桓的故事被记入史册广为流传，齐桓公不计前嫌的任用贤才，礼贤下士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世君主的榜样。管仲三熏三沐的故事不仅仅表现了齐桓公是一位明君，而且还向读者们展示了春秋时期齐国对沐浴礼节的重视，事实证明只有懂礼的君主和懂礼的国家才能逐渐变得强大。

　　管仲不谢私恩

　　齐国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个为了争夺王位，可谓是水火不容。在齐襄王死后，公子小白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坐上王位，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下令追杀公子纠。当时的公子纠正在鲁国，鲁国国君迫于齐国的实力，从而将公子纠与公子纠的随从召忽杀死，把公子纠的谋士管仲关押起来。

　　齐桓公的谋士鲍叔牙与管仲是多年好友，并且鲍叔牙十分了解管仲，知道管仲有大才能，从而向齐桓公举荐管仲。说齐桓公要想成就霸业，就必须要以管仲为宰相，否则难以一统诸侯。齐桓公告知鲁国，要鲁国将管仲押送回齐国。在管仲回齐国的路途当中，管仲十分的饥渴，但是又没有粮食。

　　于是就向镇守城池的一个官吏讨要食物，而这一个官吏对于管仲也是十分的恭敬。之后，这一个官吏悄悄对管仲说：如果你回到了齐国，侥幸没有被齐桓公处死，你会怎么样报答我？管仲直言到：如果我回到了齐国而没有被处死，我一定会知人善用，让有才能的人成就高官。

　　除了这些，你还要我怎么样报答你呢？官吏听到了管仲这么说，知道了管仲并不会因为自己给了粮食而以公谋私，给予官爵，于是这一个官吏一直都记恨这管仲。这一件事情说明了管仲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并不会因私废公，影响国家的安定。

　　这也正说明了，鲍叔牙一直没有看错管仲，后来管仲也为齐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乃至如今齐鲁大地的人们还在享受着管仲通过才智所换来的一切。

　　鄢陵之战，是公元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晋国和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鄢陵地区（今河南省鄢陵县）发生的战争。

　　在战争中，晋国军队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长期争霸中原的楚国及其联盟郑国的两国联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晋国俘获了楚王子公子茷，楚共王也被射瞎一只眼睛；郑将唐苟为保护郑成公败逃而战死。

　　鄢陵之战是春秋战国经典战役之一，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

　　战争过程

　　鄢陵相遇

　　公元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农历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来到，中军佐范文子（士燮）想退回去，进行了反战陈述。中军将栾书没有同意范文子的请求。

　　鄢陵之战

　　公元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农历六月，晋国军队和楚国军队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相遇。范文子不想同楚军交战。新军佐郤至说：“秦、晋韩原之战，惠公没有凯旋；晋、狄箕之战，主帅先轸阵亡；晋、楚邲之战，主帅荀林父兵败溃逃。这些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你也见过先君这些战事，现在我们躲避楚军，就又增加了耻辱。”

　　范文子说：“我们先君多次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是强国，如果他们不尽力，子孙后代就将被削弱。现在秦、狄、齐三个强国已经屈服了，敌人只有一个楚国罢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国家内部和外部不存在忧患。如果外部不安宁就必定会有内部忧患。为什么不暂时放过楚国，使晋国对外保持警惕呢？”

　　范文子的意见没有被栾书采纳。

　　晦日列阵

　　公元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是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楚军想在援晋的齐、鲁、宋、卫联军到达之前速战速决，于是在六月二十九日早晨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阵。

　　晋军因营前有泥沼，加之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地位。晋军中军将栾书主张先避其锋芒，固营坚守，待诸侯援军到达，以优势兵力转取攻势，乘楚军后退而击破。

　　新军将郤至则认为应当出击迎战，并列举楚军的诸多弱点：楚军中军将子反和左军将子重关系不好；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郑军列阵不整；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

　　晋厉公采纳郤至的建议，决定统军迎战。又采纳范文子的儿子士匄的计谋，在军营内填井平灶，扩大空间，就地列阵，既摆脱不能出营布阵的困境，又隐蔽自己的部署调整。

　　战前观察

　　楚军方面，楚共王在晋国叛臣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往楚国，时任大宰）陪同下，登上巢车（楼车），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楚王问道：“晋军正驾著兵车左右奔跑，这是怎么回事？”伯州犁回答说：“是召集军官。”楚王说：“那些人都到中军集合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开会商量。”楚王说：“搭起帐幕了。”伯州犁说：“这是晋军虔诚地向先君卜吉凶。”楚王说：“撤去帐幕了。”伯州犁说：“快要发布命令了。”楚王说：“非常喧闹，而且尘土飞扬起来了。”伯州犁说：“这是准备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楚王说：“都登上了战车，左右两边的人又拿著武器下车了。”伯州犁说：“这是听取主帅发布誓师令。”楚王问道：“要开战了吗？”伯州犁回答说：“还不知道。”楚王说：“又上了战车，左右两边的人又都下来了。”伯州犁说：“这是战前向神祈祷。”伯州犁把晋厉公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楚共王。

　　晋厉公也在楚国旧臣苗贲皇（楚国令尹斗椒的儿子）的陪伴下，登高台观察楚军的阵势。苗贲皇在晋厉公身旁，也把楚共王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晋厉公。晋厉公左右的将士都说；“楚国最出色的武士都在中军，而且人数众多，不可抵挡。”晋厉公卜筮问吉凶，卜官说大吉。

　　决战整日

　　苗贲皇熟悉楚军内情，向晋厉公提出建议说：“楚国的精锐部队只不过是中军里那些楚王的亲兵罢了。请分出一些精兵来攻击楚国的左右两军，再集中三军攻打楚王的亲兵，一定能把它们打得大败。”

　　晋厉公采纳苗贲皇的建议，由中军将、佐各率精锐一部加强左右两翼。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首先击破楚军中薄弱的左、右军。

　　楚共王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即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中军，结果遭到晋军的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后退，未及支援两翼。

　　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魏锜。养由基一箭射中了魏锜的颈项，魏锜伏在弓套上死去，养由基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战斗从晨至暮，楚军受挫后退，虽然楚王子公子筏被俘，楚共王也被射瞎一只眼睛，郑将唐苟为保护郑成公败逃而战死，但双方胜负未定。

　　楚军败退

　　楚共王决定次日再战。楚国的司马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次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

　　晋国的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次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国战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得知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领军队趁着夜色撤退。楚军退到瑕地时，子反为令尹子重所逼，畏罪自杀。

　　中国的历史上，夏商周是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尤其是商代，开始出现了令世界为之一振的大型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古朴大方、纹饰优美，凸显了商代的物质文化的发达。那么，商朝的青铜文化为什么会那么发达呢？

　　第一，历史的传承。在中国的历史上，青铜文化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中国的原始社会，人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生产、生活技能。例如，在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中，人们已经过上了典型的氏族生活。这里的人们不仅身穿兽皮制作的衣服，而且在衣服的类型中，已经有了丝绸的影子。

　　中国古代的人们，开始烧制陶器、瓷器，作为盛水、煮饭的工具。陶器，是人们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财富与物质财富。距今4000多年以前，中华历史上的治水英雄大禹，曾经利用天然的铜矿，铸造了九鼎。从此，中华大地又被称为九州。可见，从那时起，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炼浇筑的记忆。商朝青铜文化的繁荣与兴盛，是与夏朝历史分不开的，也是在前朝青铜冶炼技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商朝军事实力强大。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为了强化管理，商朝也曾多次迁都，积极对外开疆拓土。商朝的军队，战斗力强悍，商朝的兵器，其制作手法与攻击性能，均高于西周初期的兵器。正是因为有国家发展与领土扩张的意识，在商朝的历史中，对外用兵比比皆是。商朝大胜的记录，也常常在甲骨卜辞中，呈现出来。例如，在商王武丁时期，他的王后就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奇女子，曾率领商朝的军队，击败了来自西北的戎狄的渗透与入侵。在那些陪葬的奴隶坑中，我们居然发现了欧罗巴人的影子，也说明了商王朝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文化的繁荣。强大的军事实力，就让商王朝有了足够的实力，获取天下的财富，包括青铜资源。由于要经常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礼器，就成为商王与神灵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于是，大型的精美礼器，也随着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而逐渐大量出现在祭祀、陪葬坑内，包括我们现在的出土的四羊方尊、后母戊鼎等。

　　在我国商代的时候流行了一种文字就是甲骨文，其实甲骨文是在中国古代商王朝晚期和西周时期使用的，在乌龟壳或者牛肩胛骨上雕刻文字符号，其中有好多的符号是奇形怪状的，至今人们也不知道是代表了什么意思，那么把文字符号雕刻在乌龟壳或者牛肩胛骨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留下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周代人和商代人，在那个时候是使用乌龟壳进行占卜的。因为当时的封建心理，人们就把字刻在乌龟壳上面，可以预测一件事情是凶还是吉，在《左传》中有一句话说：龟象也，筮数也。

　　所谓筮数也就是说占卜是根据数字的变化来看的，而且还有文献记载人们是在商代才开始有了这个行为。而且周武王当时在迁都之前还使用龟壳算过时候吉利。所以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平民百姓相信占卜，帝王也是非常的相信龟壳占卜的。

　　在现代考古的过程中我们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进行的占卜，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甲骨文字，同时也出土了很多，在我国的山西，陕西，北京等地方不断地出土了甲骨文碎片，也导致了我国很多的史学家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出土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甲骨文具有一定的相同性，这说明甲骨和牛肩胛骨的作用一直是一样并且占卜的方法也是遗传下来的，并不是随时改变的，但是至今还有好多的甲骨文我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希望以后可以搞懂它。

　　“周”人原本兴起于我国今天西北方的陕西、甘肃一带，相对于已经在黄河流域生存很久的商人部族来说，他们是一个后起的部族。周人尊奉尧帝时掌管农业的“农师”后稷（名为弃）为始祖，所以继承了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他们善于根据不同地域的土壤情况来安排农业种植，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富足。

　　但由于地处偏远，接近比较野蛮落后的游牧部族“戎人”，故而经常会遭到侵袭骚扰和掠夺，人、财、物方面都受到不少损失。为了摆脱戎人，周人逐渐开始向南迁徙，先是到了“豳”地，接着又迁到了岐山之下（陕西渭河流域一带）。这时，周人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古公亶父的人。

　　古公亶父的德行非常好，受到国人的爱戴和拥护，当他率领族人躲避戎人时，连豳地的人都愿意追随他而去。周边的部族听说他的事迹，也有很多人来投奔他。古公亶父领导大家同心协力，彻底改变了原来落后的习俗，开始建造城郭房屋，以防范敌人的侵扰，民众由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他还设置了管理各种事务的官职，把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了百姓的颂扬。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从长到幼依次是：太伯、虞仲、季历。季历的儿子叫做昌，古公亶父非常看好这个孙子，认为周族的兴盛，将来就要靠他了，于是就想立小儿子季历为首领。季历的两个哥哥知道父亲的心意之后，为了不让父亲和弟弟为难，便主动出走，把位置让给弟弟，后来季历顺利继位。季历死后，昌成为周人的领袖，这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武王之父，生前没有称王，武王在伐纣之后追封自己的父亲昌为“文王”）。

　　昌没有辜负祖父和父亲的期望，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他继承先人遗志，真的让自己的部族日渐繁荣昌盛起来。他对国中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非常照顾，对有才能品德的人也非常尊重，白天接待各方贤士，常常忙得没有时间吃饭。

　　连很远地方的人都知道他尊老养老和礼贤下士的美名，不辞路途遥远前来投奔他。昌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级人才，这也为后来周推翻商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始的时候，商纣王听说西方出现了这样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采取的政策是笼络利用。他封昌为“西伯”，也就是西方地区的最高首领，让他负责打理西方的事务，忠心为商效力。这是商对周边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称为方伯制度；“伯”与“霸”在上古是同一个发音，所以“方伯”等于“方霸”，也就是一方霸主的意思。

　　但随着周的不断强大，加上有人向纣王进谗言，所以纣王就把昌囚禁在了“羑里”这个地方，这是商对周从利用到关系恶化的一个转折点。后来周人通过进献宝物与土地等方法，把昌救了出来。昌回到西方以后，更加团结周边部族，遇到纠纷秉公论断，民望更高，并且成功打击了周围戎人的气焰，彻底地安定了西方的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西伯”。

　　商朝流行族外婚，一夫一妻制基本形成。“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夫成故曰姻”。自婚姻制度形成以来，就与政治联姻密不可分。商族开国之主成汤，听说伊尹长而贤，便派人到他的氏族有侁（音深）氏去请，但有侁氏不许，而伊尹也想归属于商汤，于是，商汤就请求娶有侁氏的女子成婚，而把伊尹作为媵臣一并嫁到商族。

　　这样不但密切了与有侁氏的关系，还得到伊尹这位能臣。此外，商还通过与有干国联姻，强化了干国(河南濮阳市东北)的政治隶属关系。其他臣属于商的各地族氏方国，也都经常主动嫁送女子与殷商结亲，这种结亲方式被称为贡纳，有的是出于政治义务，有的则是自愿。但有的则是迫于王威。如卜辞记载：“呼取女于婪”“呼取郑女子”等。与此同时，商王族女子也要外嫁他族。古代“妇人谓嫁曰归”，如《诗·大雅·大明》有言：“大邦有子，伣(音欠)天之妹，文王厥祥，亲迎于渭。”大邦即殷，商王帝乙将王族少女远嫁周族文王，就是想利用血缘姻亲纽带维系商周之间的臣服关系。由此编织出由宗亲和姻亲盘根错节的政治金字塔网络。如果说夏朝的政治联姻还是为了团结强大异血缘诸侯国的话，那么，商时的政治联姻已基本确立了以商族为宗法核心的父权家长制地位。

　　为了子孙的繁衍，为了疆域的巩固，历代王族一贯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度。“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娶妻多少已成为王朝兴衰的标志。凡国力强盛，则“重国广嗣”，娶妻亦多。不仅可靠子孙之众管理国家，也可后继不忧，不愁没有接班人。商代的联姻邦国越多，它的根基也就越牢固。殷商以武丁娶妻最多。

　　在商王的后妃制度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有的王不止有一个法定的妻子。像仲丁有2位法定配偶，祖丁有3位，武丁有3位。凡法定配偶所生的儿子，都有权继承王位。因此，商朝还没形成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父死子继”配合“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凡兄弟行皆以长幼为序，兄终弟及，幼弟死后，王位应对复归于长兄之子继承。这个制度在中丁时期被打乱，中丁父辈有小甲、大戊、雍己三人为王。中丁为大戊之子，雍己死，按惯例王位应由小甲之子继承，但“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从而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到小乙时，干脆以幼弟之子继位，故小乙给其子武丁。康丁以后，后妃制度改变为一王一妻制，并实行直接传长子制度。因此，商代王位继承制度虽有兄终弟及现象，但其主干仍是以传长为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