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

　　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

　　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

　　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

　　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

　　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

　　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

　　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自马邑之谋（前133）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

　　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日逐王归降之际，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

　　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

　　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朝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之列，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最终作废。

　　整顿工商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霍光和汉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行政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相关背景：“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

　　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

　　如胶东相五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

　　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从昭帝年间到昌邑王刘贺（史称汉废帝）短暂的27天，再到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差不多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

　　当时，霍家权力极大，霍光除了权倾朝野之外，他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还是统率宫卫郎官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

　　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昌邑王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不足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要求丞相、御史与列侯（世袭的侯袭，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及嫡系后裔）、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官员）、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

　　群臣莫不赞成，唯独长信少府（皇太后师傅）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丞相府秘书长）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判处死刑。不过汉宣帝并没有按惯例将夏侯胜和黄霸按“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夷三族”，而是长期关押。后逢大赦，出狱继续当官。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尊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庙、像高祖（刘邦）庙和太宗（文帝刘恒）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为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也是其与霍光暗战中的一环。宣帝即位时虽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昭帝未为武帝立庙，因此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武帝的嫡系遗脉（戾太子是武帝的嫡长子）。

　　用来与以庶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就是要用为武帝立庙的正当性来标榜自己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而且也是标榜孝道，以示为武帝尽孝。

　　因为是打着武帝的旗号，霍光也无法表示反对。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宣帝顺势将其下狱，来一个下马威，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让大臣们都不敢小瞧自己这个没有外戚撑腰，全无根基的布衣皇帝。

　　如此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系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廷上的威信，真是一举而三得。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宣帝“聪明远见，制持万机”在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刘询给自己的祖父卫太子刘据上了个不好的谥号“戾”，其实是相当考究的。就这一件事，充分说明了刘询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他能够在汉武帝之后，开创“孝宣中兴”，绝对不是碰运气得来的。

　　历史上的皇帝，只要皇位不是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都会对父亲，对祖父有所表示，要追尊一个什么。

　　比如曹丕这样的开国皇帝，因为他的皇位不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往往会对父亲、祖父，乃至曾祖父进行追尊。这样做，所要体现的，是自己的皇位，不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而是继承了祖上的荫德。

　　一些不是开国皇帝的皇帝，他也会这么搞。比如嘉靖皇帝朱厚熜，他的皇位就不是直系的祖上传给他的。他当了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认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而认明孝宗为皇伯考。他这样做，无非也是要表明自己能当皇帝，是祖上积下的荫德，而不是首辅杨廷和把他选拔起来的。朱厚熜也通过这个“大礼议”，把权力从杨廷和手中夺过来。

　　照理说，霍光在废掉他刚立不久的皇帝刘贺，把刘询从监狱里放出来当皇帝，刘询也应该像朱厚熜、曹丕那样，追尊自己的祖父、父亲为皇帝。就算不追尊为皇帝，也要上一个好的谥号才对呀，为什么他竟然给自己的祖父上谥号为“戾”呢？

　　前面我们说了，刘询这样做，是他很成熟的表现。那么，他成熟在哪里呢？

　　第一，刘询不想贸然动霍光

　　如果他一定要追尊自己的祖父刘据，表现自己的皇位是来自于祖父、父亲的荫德，必然是对霍光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当皇帝的一种否定。这样的话，刘询与霍光的矛盾就会激化。

　　刘询可不想这样做。再说了，霍光虽然专权，但是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刘询只需要等时间，等到霍光撒手的那一天，他就可以坐正，而且还可以从容收拾霍光的家人。

　　第二，刘询追尊刘据会否定汉武帝

　　其实，刘询没有必要给祖父刘据上一个多么尊贵的谥号。因为给祖父刘据上尊贵的谥号，必要会否定曾祖父汉武帝当初在“巫蛊事件”中的做法。汉武帝不但是霍光的主子（霍光是汉武帝给汉昭帝刘病已的顾命大臣），而且在当时有着巨大的权威。刘询否定汉武帝，显然是不明智的做法。

　　再说了，他也用不着否定。因为当初汉武帝活着的时候，对“巫蛊事件”的处理方式，已经感到很后悔，他对那么发动“巫蛊事件”并造成太子刘据自杀的人，给予了严厉的处罚。后来，他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思子宫”，表达他的后悔。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武帝已经给刘据平反，刘询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第三，刘询追尊刘据是给自己抹黑

　　刘据当时虽然是被冤枉的，但是，后来他假传圣旨造反的行为，实在是错误的，是不能肯定的。刘询就算想给刘据平反，也无反可平。平了反，反而是给自己抹黑，让别人记住他刘询是犯上作乱的刘据的后代，得不偿失。

　　第四，刘询可以通过追尊汉武帝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通过追尊刘据，是不明智的选择。但是，刘询又必须追尊自己的祖先。只有追尊祖先，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因此，刘询非常明智地选择了汉武帝。他上台的第二年，就提出给汉武帝上“庙乐”，给予汉武帝极大的尊敬。

　　虽然有不少大臣反对，认为汉武帝后期所做的那些事，配不上“庙乐”，但是刘询一定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表明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受的是汉武帝的荫德，得位很正。

　　事实证明，刘询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不但提高了自己地位，还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最终开创了一个盛世。

　　丙吉：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霍光：操行节俭，慈仁爱人。

　　刘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班固：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悦：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不承祖烈。尚于有成。

　　崔骃：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

　　刘渊：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问：“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虞世南回答：“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荩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钱时：宣帝亲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谓知所务矣。夫太守数易，岂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择贤不可。数迁数易，如寄传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则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苏忿生之徒，皆由诸侯而入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兴之治，其有以哉。惜乎！所谓良吏止汉世人物，而治亦止于汉耳。

　　陈普：不将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数国囚。莫道汉家杂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斗鸡走狗登皇极，览德毛从何许来。汉室欲开新室业，王阳分合守蒿莱。渭桥夹道上瑶卮，甲馆画堂开祸基。甘露三年造新室，不斗飞燕入宫时。孝宣不召山阳守，痛在糟糠不下堂。家国莫先笞已子，汉人空识抱成王。

　　赵秉忠：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

　　卢弼：汉宣帝即位，年方十八，以久在民间，习知霍氏专恣。然当霍光稽首归政，犹谦让委任，迨光殁后，始亲政事。禹、云谋逆，咸服其辜，诚不愧为中兴令主。

　　吕思勉：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也算西汉一个贤君。

　　杨树达：然则元帝之信任（弘）恭、（石）显；成、哀时外戚之贵盛，其源皆自宣帝启之。当汉极盛之时，已伏家国覆亡之渐，此亦读史者所宜知也。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西厢记》相信大家多少都有所耳闻，书中的崔莺莺和张生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以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深深吸引着历朝历代的观众。然而，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却是一段始乱终弃的悲剧。

　　书中张生的原型其实就是唐代的大诗人元稹，他的名气很大，因和白居易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元稹当年为了参加科举备考，曾借住在姨母家一段时间，由此就发生了《莺莺传》。两人第一次相见时，元稹二十三岁，未尝近女色，而崔莺莺十七岁，长得那叫一个艳丽动人，瞬间就惊到了元稹。于是乎，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最终成功拿下。

　　然而，元稹虽在温柔乡，但却始终没忘记自己的科举仕途之路，而崔莺莺似乎也已经预感到了元稹的不可靠。数月后，元稹又去姨母家小住，再度与崔莺莺相聚，可分别时却不是诉衷肠，而是只叹息，她察觉到了元稹的诀别之意。

　　那么元稹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就抛弃了崔莺莺呢？那是因为他去长安科考成功后，深得当时太子少保韦夏卿的赏识，权势之下和他的女儿韦丛结了婚，并被选为了校书郎。

　　义无反顾地离开后，或是出于思恋，亦或是出于良心不安，元稹曾给崔莺莺寄过信，还捎去过胭脂等物。崔莺莺回信感人至深，“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同时还回赠了一从小佩戴的玉环和一枚竹制的茶碾子，希望“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还再三嘱咐元稹千万珍重。

　　可元稹却竟然拿着崔莺莺的回信向他的那些朋友们炫耀。更不可思议的是，元稹为了给自己解脱，还将崔莺莺比作妖魅、尤物，并将自己离开莺莺的动机，说成是“予之德不足以胜，是用忍情”。

　　后来元稹还曾利用出差的机会，以表兄的身份去探望过已为人妇的崔莺莺，这一次，崔莺莺没再与他相见。元稹动容地恳请，莺莺也只是写了两首诗给他，并且劝诫他要珍惜眼前人。

　　元稹也确实做到了，他和韦丛婚后一直恩爱有加，可惜的是仅仅只过了七年，韦丛就病逝了。元稹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歌来悼念亡妻，其中多句被后世传颂，比如“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等等。

　　然而，就在韦丛病逝的同年，元稹又和当时著名的女诗人薛涛开始了新的感情。

　　当时，元稹作为御史被派去蜀中，薛涛为蜀中的官妓，经常被派去接待元稹。薛涛长得漂亮，又通音律，善诗文，早就名声在外，元稹还没见到她时便早已钦慕不已，可想而知在交往过程中的炽热。一年后，元稹离开时，蜀中节度使没有发话让薛涛跟他走，元稹也不敢带她走，二人只能是断肠惜别了。

　　再后来，旅途中因为和宦官争驿馆的房间，元稹被宦官用马鞭抽打而遭贬黜，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已经十分严重了，所以由此开始了十多年仕途的颠沛流离。一直到唐穆宗登基，元稹这才重新被重视。

　　元稹在离开蜀地后，便没有再与薛涛见面，一直到十三年后，元稹被外放到浙江时，他这才想起来去接薛涛。可此时的薛涛早已换上一袭灰色的道袍，独居浣花溪。

　　元稹的第二任妻子裴氏是在韦丛死后两年娶的，夫妻仍旧相敬如宾，可元稹始终没能和薛涛团聚，这并不是因为裴氏的阻挠，而是元稹所在的官府又来了新人刘采春。她虽说不如薛涛会写诗，但比薛涛漂亮很多，同时歌声也更为优美，名震一时。于是乎，元稹移情别恋，又为她所倾倒了。

　　至于刘采春之后，元稹又有何新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元稹在女人丛中穿行，却懒于回顾，不知道懒于回顾的原因是为了谁，是崔莺莺，是韦丛，是薛涛，还是后来纳的妾。

　　相比于元稹，崔莺莺才是真的懂得爱情。爱情来了就真心去爱，被抛弃后又劝他珍惜眼前人。

　　或许是后人都同情崔莺莺，于是这才有了《西厢记》中那个美好的结局吧。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最初不叫西厢记，而是叫做《莺莺传》，里面的崔莺莺被张生形容成“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

　　首先我们大致看一看王实甫版本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前朝崔相国死了，妇人郑氏携崔莺莺送灵柩回河北安平安葬，因为途中受到阻挠，只能暂居在普救寺，崔莺莺生的貌美，诗词歌赋皆样样精通，崔相国在世的时候，曾经将她许配给郑尚书长子郑恒。

　　一次，莺莺和红娘子在寺庙大殿外玩耍，恰巧遇到贫穷落魄的张生上京赶考，路过蒲关时，听闻普救寺是武则天皇帝的香火庙堂，于是便去拜访，恰巧遇到玩耍的崔莺莺，当即便被莺莺吸引，感慨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于是便找借口住在了普救寺，张生对崔莺莺展开了热烈的爱情攻势，不久两人便相互倾慕。

　　但是好景不长，叛将孙飞虎听闻崔莺莺貌美，于是带兵包围了普救寺，志在得崔莺莺做压寨夫人，六神无主的郑氏许诺，谁可打退叛军便将崔莺莺许配给他。而张生的八拜之交杜确正是镇守此地的将军，张生一方面使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另一边写信给自己的兄弟，等待解围。

　　杜确解围后，郑氏没有准守诺言，借口让张生和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可是张生哪里肯倚，于是郑氏又谎言称张生只要考取功名，便同意这场婚事。

　　张生告别崔莺莺，只身上京师赶考。所以才会有碧云天、黄叶地之离别场景。

　　后面两人遇到一些阻挠，但是结局却是十分美好的，张生考取了功名，和崔莺莺厮守一生。

　　但是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出书之前，唐朝末年，诗人元稹也写过一本《莺莺传》，故事是以自己为真实蓝本写的。

　　晚唐诗人元稹出生在河内县清化镇赵后村，隔壁村是崔庄村，村子里有个知书达理的姑娘叫做崔小迎，两人自小便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元稹八岁时家里父亲去世，崔小迎一家将其当成亲人看待，久而久之，两人便私定终身，而元稹也很有出息，十五岁便擢第，不久后便要赴京师从政。

　　元稹很有思想才华，进京后不久就受到太子少保韦夏卿赏识，在权势利益熏陶下，元稹丧失了本心，忘记了崔小迎，迎娶太子少保之女为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元稹以自己为蓝本创作了《莺莺传》，里面大肆歌颂和美化张生，对于崔莺莺，张生却说其是“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等来丑化崔莺莺，甚至说崔莺莺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等污言秽语。

　　不过这种无耻的行径却并没有洗白元稹，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后世鲁迅就曾经批判过元稹，说其“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其文比其人”等等来大肆批判元稹。

　　确实，作为一个诗人，以各种手段追逐名利的同时，忘记本心，始乱终弃，却想着以其他方式来美化自己，这种人被唾弃不是没有道理的，做人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勿忘本心才好。

　　碧云天，黄叶地，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以此场景来渲染离别之感伤，侧面更加衬托出了张君瑞和崔莺莺如坚石的爱情。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自古以来，爱情就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话题，今天，小编就要和大家讲一讲我国古代的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

　　白蛇报恩

　　白素贞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一心修炼只为成仙。一日被黑鹰追杀被许家救下，这条白蛇为报答许家的救命之恩，嫁给了许家后人许仙。只是捉妖和尚法海，只能辨妖，不分好坏，拆散许仙和白娘子，法海趁机用“金钵”罩住刚刚生下孩子不久的白娘子，将其镇压于南山“雷峰塔”下。许仙心灰意冷，便在“雷峰塔”下出家修行，护塔侍子。18年后，许仕麟高中状元，回乡祭祖拜塔，才救出母亲，一家团圆。

　　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的故事传遍天下，家喻户晓。“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据说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也许牛郎和织女确有其人，也许可能是“牛郎织女”的真人故事感人至深，在历代相传中不断神化，以至形成今天的神仙传说版本。

　　长恨歌

　　《长恨歌》是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讲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无人能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杨贵妃自刎于马嵬坡，与唐玄宗阴阳两隔。回宫以后，唐玄宗唯有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

　　嫦娥奔月

　　《淮南子·外八篇》中说，羿从西王母处请来不死之药，逢蒙听说后前去偷窃，偷窃不成就要加害嫦娥。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不死药飞到了天上。由于不忍心离开大羿，嫦娥滞留在月亮广寒宫。广寒宫里寂寥难耐，于是就催促吴刚砍伐桂树，让玉兔捣药，想配成飞升之药，好早日回到人间与大羿团聚。

　　西厢记

　　书生张珙与居住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

　　木石之盟

　　《红楼梦》中的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宝玉的前身是补天石(亦即神瑛侍者)。补天石对仙草有浇灌之恩.一僧一道携二者下凡,仙草为报恩将一生的泪水还给神瑛侍者.按五行学说,宝玉是石命,黛玉是木命,所以就叫"木石前盟".黛玉与宝玉有情无缘，终是错过。年少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成长时的心心相印一片深情，此情可托生死，奈何无缘。

　　金屋藏娇

　　汉武帝与陈阿娇自幼就是青梅竹马，在其幼年的时其祖母窦太后问他长大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他扬言要娶表姐阿娇为妻并为阿娇盖一座金屋子，自此有了金屋藏娇一戏言。汉武帝坐上皇位之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真的为阿娇备下了一坐金碧辉煌的宫殿，并册封她为皇后。可最后却被贬长门宫忧郁而终。

　　梁祝

　　梁祝凄美动人的故事流传至今，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学多年而同枕，日久生情。祝英台多次显示爱恋之意，而梁山伯一本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后梁发现祝为女儿身，随提娶之意。祝英台明白自己是深深爱着梁山伯的，她以为梁山伯并不爱她才答应马家求婚，梁山伯向她一吐衷肠，她可是肝肠寸断。而梁山伯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怖。忧心如焚，闷闷不乐的他终至于一病不起，溘然而逝。祝英台万念俱灰，而且也再没有理由加以搪塞，于是心思一横，答应了择吉出嫁马家。后她嫁马道上遇梁山伯的墓，墓开而入，合而为一。

　　孟江女哭长城

　　秦朝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叫孟姜。她在摘葫芦时，有一人突然跳进院墙，急切的向自己求救“我叫范喜良逃难原秦始皇修建长城处抓做劳工已经饿死、累死了很多人”。孟姜心善便救了范喜良，两人日久生情，就结为了夫妻。可没成想刚成亲范喜良就被官兵抓了去，新郎被迫修筑长城。孟姜久候不归，遂身背寒衣千里寻夫，历尽艰辛曲折，到达山海关，在得知丈夫去世消息后痛哭城下，大雨滂沱，长城坍塌绵延800里长。此时秦始皇巡视至此与孟姜女相遇，有意纳为后妃，孟姜女不为所动，要求厚葬旌表范喜良，之后投海明志。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东汉末建发（公元196-219）年间，有一位名叫刘兰芝十三岁能够织精美的白娟，十四岁学会了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能诵读诗书，十七岁嫁给了小官吏焦仲卿。焦仲卿的母亲百般刁难刘兰芝并把她赶回了娘家，她回娘家后发誓不不再嫁人。她的娘家副迫她改嫁，她便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自尽这件事，心里知道从此与刘兰芝永远离别了，在庭院里的树下徘徊了一阵，自己就在向着东南的树枝上吊死了。焦刘两家要求合葬，于是把两个人合葬在华山旁边。在坟墓的东西两旁种上松柏，左右两侧种上梧桐，这些树条条树枝互相覆盖着，片片叶子互相连接着。树中有一对飞鸟，它们的名字叫做鸳鸯，仰头相互对着叫，天天夜里直叫到五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