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主要发生在宋朝。

　　宋（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后由赵氏建立的朝代。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代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代为南宋。

　　蒙古南侵始于宋端平二年（窝阔台汗七年），即公元1235年。（事实上1234年宋理宗欲趁蒙古灭金大军北归，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却被蒙古所败）1235年蒙军便对南宋兴师问罪。蒙古军分路进攻四川与襄汉，被击退。三年，蒙古军再攻四川，绝大部分州县失陷。

　　蒙古军又占领襄阳。淳佑二年（1242），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屡次击退蒙古军的侵扰，但未能恢复全蜀。宝佑六年（1258），蒙哥汗大举侵宋，兵临合州钓鱼山城下，开庆元年（1259），宋将王坚率军民死守钓鱼城重创蒙古军，蒙哥战死于军中（该年8月，蒙古军中痢疫盛行，蒙哥亦染此病，被迫回师，10余天后死于合州钓鱼山下）。贾似道私自暗中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贡，双方划长江为界。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的忽必烈已知蒙哥汗死讯，急欲北返，争夺皇位，遂答应贾似道的议和条件而撤兵。

　　《射雕英雄传》中后期的战争主要是描述宋元战争史上的襄樊之战。宋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命刘整、阿术等率军围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次年，又派丞相史天泽前往规划。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屡战不利。

　　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无心援救。咸淳八年，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以张顺、张贵为都统制。五月，张顺、张贵率舟师顺流而下，冲破元军拦截，抵达襄阳。激战中，张顺牺牲。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郢将与之约定派军驻龙尾洲接应。至期，张贵率军突围，但龙尾洲已为元军所据。宋军仓卒接战，大败。张贵重伤被俘，至死不屈。咸淳九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元军又攻襄阳。二月，宋将吕文焕以襄阳降元。

　　1278年张世杰和陆秀夫拥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退至南海中崖山（今广东新会市南海中）。祥兴二年，元水军向崖山发起猛攻，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在两汉，庙号可谓是反映一位帝王表现的晴雨表，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庙号追加标准，西汉经过确认的只有四位帝王能拥有庙号，这四人分别是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汉文帝刘恒、世宗汉武帝刘彻、中宗汉宣帝刘洵，不过不同于前三位帝王，汉宣帝刘洵贡献虽然不小，但他的知名度却是很低。

　　说起汉宣帝刘洵他的文治武功不可谓不辉煌，在其任内他对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爱惜民力，重视吏治，结果在汉宣帝朝出现“所居民富，所去见恩”以及所谓的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的局面；对外联合乌孙大破匈奴，使匈奴单于臣服，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西域诸国尽归汉朝节制，从此天山南北尽属华夏疆域，奠定华夏版图。

　　另外汉宣帝在位期间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孝宣之治，《汉书》更是评价汉宣帝时期是西汉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可创造这么大贡献的汉宣帝却名不显于后世，这是为何呢？

　　珠玉在前

　　窃以为原因有五个方面，其一有珠玉在前，汉武帝创造了许多第一，比如面对世敌匈奴，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决定性战役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打出了汉朝的威名，虽然在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表示臣服，但对于打响第一枪的人更容易被记住，至于汉宣帝时期囊括西域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开拓的基础上才实现的。

　　虎父犬子

　　汉宣帝选择继承人不当，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曾说：“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也就是说西汉衰败主要原因在于汉宣帝选人不当，其实这一点汉宣帝有自知之明，他曾说过乱我家者，太子也。

　　另外继承人除了太子刘奭外，汉宣帝内心的最佳继承人选是淮阳宪王刘钦，因为淮阳宪王刘钦深受他的宠爱且最重要的是刘钦的治国理念与汉宣帝相同，史书对刘钦的评价是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辅曰：“真我子也！”

　　不过喜爱归喜爱，汉宣帝出于对亡妻的愧疚，明知刘奭不是合格的继承人，最终还是选择了他，结果如他所料，强大的汉朝开始走向衰败。继承人的选择失败影响了汉宣帝的名气。

　　文官忽略

　　武将的最高荣耀我们都知道是封狼居胥和燕然勒石，而文臣则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伊尹和霍光那样的人，也就是说霍光是文臣的标杆，汉宣帝只能成为反派，奈何汉宣帝自身又没有太大的黑点，文官们只能选择性的将汉宣帝忽略。

　　儒家封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年儒家成为帝王治国的任用准则，可汉宣帝对儒家并不友好，他反对专用儒术，甚至说出了：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样的话。得罪儒家，儒家自然要淡化他的功绩。

　　影视遗忘

　　研究历史毕竟是件枯燥的事，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获取历史知识大部分是通过文娱影视作品，但纵观这些年的影视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汉宣帝的影视作品除了戏说《乌龙闯情关》外，很难再找到一部被大众熟知的影视作品。

　　虽然汉宣帝不如汉武帝那般明显于后世被人熟知，但若是喜欢历史，了解历史的，一旦接触汉宣帝，就会被他一生表现所折服。

　　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他的一生非常传奇，他爷爷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自杀，这一脉活下来的只有刘病已，从此流落民间。

　　据《剑桥中国史》，这一脉被称为以卫子夫、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卫氏家族，刘病已的前任昌邑王刘贺是以李夫人、李广利为代表的李氏家族，两个家族明争暗斗了很多年后，以刘贺被废、刘病已被立标志着卫家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汉宣帝刘询知名度低的原因

　　西汉的皇帝，广为人知的除了汉高祖刘邦、文景之治外，最知名的恐怕就是汉武帝刘彻了，他开疆拓土，一举奠定了中国版图的雏形，但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代并非武帝时代，而是宣帝时代，宣帝，即刘病已，西汉史上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

　　在汉朝，只有那些对国家有大贡献的皇帝才配想有庙号，西汉只有四位皇帝享有庙号，他们分别是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刘病已），刘询的庙号为中宗，意为中兴之主。

　　为什么说西汉国力鼎盛不在武帝而在宣帝呢？那是因为武帝穷兵黩武，把从文帝以来无为而治积累的财富不说是踢干荡净，那也差不多了，武帝末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下《轮台诏》要求休养生息。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轮台诏》

　　当武帝之时，跟匈奴、大宛等国打仗，那都是真刀真枪，以强大的国力做后盾，没有任何虚的，虽然逞强一时，但内耗极大，到最后已经是外强中干了。且四夷不服，不是这个反就是那个反，宣帝时期则不同，宣帝更讲究策略。

　　汉宣帝刘询知名度低的原因

　　以常惠经营西域为例，他很懂得如何利用西域诸国的兵力，而不是每次都从国内调兵。有次跟匈奴打仗，常惠本身就一光杆司令，却用汉朝的节杖调动了乌孙五万兵力大败匈奴。另一次攻打龟兹时，也是联合周边国家兵力，吓得龟兹不战而降。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

　　通过外交手段调动他国兵力，这算是宣帝时期的明智之举了，不过这也应该算是沾了武帝的光，把西域诸国打怕了，他们才认可你。

　　宣帝有武治的同时，还有文治。武帝喜欢用酷吏，宣帝爱用循吏。所谓循吏，即老百姓口中的好官。宣帝年幼时曾流落民间十余载，深知民间疾苦，知道老百姓过得不容易，所以非常注意改善民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宣帝重情重义，曾顶住权臣霍光的压力，立贫贱时的妻子许平君为皇后，与此故事相关的成语有故剑情深、南园遗爱。

　　像汉宣帝刘询这样又有文治武功、还有情有义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真不多见，但为啥他的知名度这么低呢？以汉武帝刘彻为题材的电视剧看过《汉武大帝》、《大汉天子》等，以刘询为题材的电视剧只看过《乌龙闯情关》……

　　历史大家吕思勉先生在他的《秦汉史》中对刘询有过这样一个评价，也许能解释为啥刘询的知名度不如汉武帝。

　　汉宣帝刘询知名度低的原因

　　帝虽有阅历，而无学问。故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吕思勉《秦汉史》

　　事有两面，正如太极有阴阳。流落民间对刘询来讲，增长了他的阅历，使他避免了在宫中养尊处优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也许这就是他能够使汉朝得以中兴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长期在民间游荡，受教育的机会少了，学问水平自然就低了。所以宣帝虽光大了的武帝的事业，但并没有开辟出新的天地，也许这就是他知名度略低的原因了吧。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族，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杰出的军事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

　　轶事典故

　　无以家为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却从来不曾沉溺于富贵豪华，他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一切之前。汉武帝曾经为霍去病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邸，霍去病却断然拒绝，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父子相认

　　霍去病是阳侯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但霍去病直到长大后才知道了父亲的事。霍仲儒当差期满，回到平阳县，与在长安平阳公主府的卫少儿失去联系，因此霍去病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直到他任骠骑将军率兵出征，顺道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霍去病便命下属将霍仲孺请到休息的旅舍，跪拜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大人：汉唐时指父亲）之子。”霍仲孺愧不敢应，匍匐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随后，霍去病为霍仲孺置办田宅奴婢，并在领军归来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

　　贵不省士

　　司马迁认为，霍去病少年时期就担任皇帝近臣，因而不懂得爱惜士兵。霍去病出征，汉武帝专门令宫中服务部门为他准备饮食，竟然有几十辆车之多。霍去病还军入塞时，这些粮车上扔掉了没吃完的精米和肉，而士兵有饥色。在塞外时，战士缺乏粮食，霍去病却在军营中蹴鞠[16]。

　　漠北大战时，李敢曾随霍去病出战匈奴，得到霍去病的重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李敢因其父李广之死，怨恨大将军卫青，打伤大将军卫青。卫青隐藏了这件事。但没过多久，霍去病因为是卫青亲外甥，在甘泉宫的射猎中射杀了李敢。

　　死亡原因

　　褚少孙在《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中补记：“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后，臣光愿以所封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分与山。”这是历代史书中对霍去病死因的唯一记载。两千年前的医疗水平有限，数次领兵出征的劳累，长时间处于艰苦的环境，也足以对霍去病的身体造成不可治愈的伤病，霍去病自元狩四年(前119)出击匈奴以后的第三年，即元狩六年(前117)就去世了。

　　历史地位

　　唐朝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46]及至宋代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霍去病。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霍去病亦位列其中。

　　史籍记载：《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至六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汉武帝三次派出十万大军，反击漠南（蒙古大沙漠以南）右贤王部和伊稚斜的作战。此战拉开了汉朝大破胡虏的序幕。

　　战役过程

　　西汉收复河南地的第二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发兵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于单兵败降汉，汉武帝封其为涉安侯，不久死于汉。

　　伊稚斜单于即位后，对西汉边郡进行了更加频繁的袭扰。

　　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匈奴万骑侵入代郡，杀太守恭友，掠略千余人而去。

　　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第二年，匈奴兵分3路，每路3万骑，入代郡、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上郡，杀掠数千人。

　　匈奴右贤王对西汉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城，更是怨恨之极，数次进袭朔方，杀掠吏民甚众，企图夺回河南地。

　　为了确保朔方，给予匈奴进一步的打击，汉武帝决定实施第二步战略计划，发兵十余万，进攻盘踞漠南的匈奴右贤王。汉军兵分两路，以西路军为主攻方向，由卫青直接统领3万骑兵，出高阙北进，并指挥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等统兵数万，出朔方，直接进攻右贤王的王庭。东路军由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率领，统数万骑兵，出右北平，进击匈奴左贤王，牵制其兵力，策应卫青军的进攻。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卫青率大军出塞，乘夜悄悄包围了右贤王的王庭（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右贤王自以为王庭距汉境遥远，汉军不可能奔袭至此，因此未做任何防备，当夜右贤王还喝醉了酒。卫青乘机指挥汉军发起突然进攻，匈奴立刻乱作一团，右贤王从梦中醒来，大惊失色，无法组织抵抗，急忙携爱妾，领数百精骑突围逃走。卫青急令轻骑校尉郭成等率军向北追击。郭成等追赶了数百里，见无法赶上，才返回。此战，汉军俘获右贤王部众男女15000人，裨王（匈奴小王）十余人，牲畜数十万头，大获全胜。李息、张次公统率的东路军也取得了胜利。

　　当汉军凯旋回至边塞时，汉武帝派出的使者手捧大将军印信赶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户，所有将领统归卫青指挥。其余各将也都被大加封赏。为了嘉奖卫青，汉武帝甚至封卫青3个尚在襁褓的儿子为侯，分别封为宜春侯（卫伉）、明安侯（卫不疑）、发干侯（卫登）。卫青推辞，汉武帝坚决不准。

　　匈奴右贤王失败后，伊稚斜单于极不甘心，同年秋天，他派出1万余骑兵袭入代郡，杀代郡都尉朱英，劫掠千余人而去。

　　为了寻歼匈奴，巩固边防，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公孙敖做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做右将军，李广做后将军，李沮做强弩将军，率领十万骑兵，斩杀敌人几千人而回。一个多月后，他们又全都从定襄出兵攻打匈奴，杀敌一万多人。

　　卫青的外甥、骠骑校尉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前117年）初次参加对匈奴作战，时年仅17岁。他率800骑兵，追击数百里，斩获匈奴2000余人，杀伊稚斜单于大行父（与单于祖父同辈）藉若侯产，俘单于叔父罗姑及匈奴相国、当户等高官，全身而返。汉武帝以其功冠全军，封为冠军侯，赐食邑二千五百户。

　　这次战役，卫青将赵信和苏建两支军队合为一部，与大军分开行进，结果他们单独遇上伊稚斜单于军，3000余汉骑与数万匈奴骑兵搏杀，激战日余，汉军不支，几乎全军覆没。赵信原本是匈奴降将，降汉后受封翕侯，他见匈奴军势众，发生动摇，领800残军投降匈奴。苏建单骑突围逃回。卫青不愿擅杀大将，遣人将苏建送押长安。汉武帝赦免苏建，将其贬为庶人。

　　赵信降匈奴后，向伊稚斜单于献策，将匈奴人畜军队向北迁移，诱使汉军深入，乘其远来极疲时，再给予打击。伊稚斜单于见汉军日强，便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撤离漠南地区，向漠北远移，同时派军继续袭扰汉边。

　　第二年，左贤王率万骑又入上谷，杀数百人。

　　在两出定襄的战役中，汉军改变了以前临战临时编组军队的作法，建立了中、左、右、前、后诸军，由大将军卫青统一指挥，并直接掌握强弩军，从而提高了诸军协同作战的能力。这是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军队编组最为严密的一次。但在实战中，由于通信联络不畅，未能协调好右侧防卫军，导致其单独遇上匈奴单于军，3000余骑全军覆没。汉军两出定襄，虽共歼敌19000骑，但并未达到袭歼伊稚斜单于本部的预期目的。汉武帝以这次军功不多，赏主帅卫青千金，未再益封。

　　人物评价：

　　司马迁：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班固：“骠骑冠军，飚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

　　曹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

　　曹植：“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

　　赵云：“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王朗：“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

　　虞羲：“拥旄为大将，汗马出长城。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凉秋八九月，铁骑入幽并。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乘墉挥宝剑，蔽日引高旌。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哀笳关下听，玉笛陇头鸣。骨都先自摄，日遂次亡精。玉门罢斥堠，甲第始修营。位登万庾积，功立百行成。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

　　司马贞：“票姚继踵，再静边方。”

　　独孤及：“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一名不尽其善，乃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

　　《李卫公问对》：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乎！”

　　何去非：“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苏洵：“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

　　李惟清：“臣闻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郭子仪、李晟，西北望而畏之。”

　　黄震：“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陈元靓：“暗合孙吴，时称卫霍。殄灭群丑，肃清沙漠。意气峥嵘，功名熏灼。民到于今，叹其雄畧。”

　　丘濬：“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

　　王世贞：“余尝怪汉武帝时，下朝鲜，埽滇越，席卷瓯、闽、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难者匈奴耳，而大将军、骠骑将军以轻骑绝大漠，数得志焉。此岂尽出天幸，不至乏绝哉？而太史公传，自卤获封户外，略而不具载。意其人以文章高天下，怏怏奇数，不欲令武士见长耳。及读至帝欲以孙、吴兵法教骠骑，不肯受，曰：‘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略何如。’夫然后而知骠骑将军、大将军之微也。彼故长于技而短于法，即不尽出天幸，于后世何所见焉。”

　　黄道周：“骠骑将军，名曰去病。出塞远征，常缴天幸。浑邪欲降，众尚未应。去病往迎，执回成命。欲亡斩之，请王入境。上教学兵，方略自胜。上为治家，志在平定。未将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饥，是其一病。”

　　王夫之：“武帝所遣度绝幕、斩名王、横驰塞北者，卫青、霍去病、李广、程不识、苏建、公孙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睹孙、吴之书，耳未闻金鼓之节，乃以用其方新之气，而威行乎朔漠。”

　　李继白：“无敌之将于古能得数人焉，汉则霍去病，三国则赵云、马超，苻秦则邓羌、张蚝。”

　　蔡东藩：“卫青之屡次立功，具有天幸，而霍去病亦如之。六师无功，去病独能战捷，枭虏侯，擒虏目，斩虏首至二千余级，虽曰人事，岂非天命！汉武诸将，首推卫霍，一舅一甥，其出身相同，其立功又同，亦汉史中之一奇也。”

　　钱穆：“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陈梧桐：“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功。”

　　夏朝末年，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

　　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

　　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

　　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35里）。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

　　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

　　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

　　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夏军逃至鸣条（山西夏县之西），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

　　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汤是传说中部族首领帝喾之子契的十四世孙。又名天乙、唐、太乙等。是夏朝末年商族的首领，统治中心在毫地（今商丘）。汤施行仁政，很得百姓拥戴，经常有周围的小国慕名前来归附。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商南夏的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当时，夏的统治风雨飘摇。统治者夏桀骄侈淫逸，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民间怨声载道。商汤的崛起成了必然。

　　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

　　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35里）。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

　　汤先是停止向朝廷纳贡进行试探，当夏桀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汤时，汤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的传来，汤再次停止纳贡。这次，九夷之师不起，夏桀的指挥失灵了。汤见时机成熟，果断下令起兵。他先是灭掉了商附近的夏属国葛国，接着又发动战争，剪除了夏的三个重要同盟周豕韦、顾、昆吾，使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接着，汤率领战车七十辆、敢死队六千人，联合各方的军队，以迂回之术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同商的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决战。商汤军队奋勇作战，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率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夏朝灭亡。汤回师商都，召开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成为了商代的第一位君王。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奴隶制王朝——商建立了起来。商朝开国，以宽治民，国力日益强大。

　　《诗经》颂篇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即反映了商汤时的盛况。商汤在位三十年，死后谥称成汤，其子孙中的一支以谥号命氏，成为汤氏。

　　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盘庚迁殷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作者认为,公元前十四世纪黄河河患的加剧,以及由于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是盘庚迁都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任何民族的生存都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的发展越是处于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盘庚迁殷就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迫使盘庚迁都

　　在中国古代,定都和迁都都是国家大事,为了稳定政权,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保持都城的稳定。但也有许多王朝曾迁移都城,以适应生态环境的改变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商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盘庚迁殷之前,商王朝都城曾屡次迁徙,历来有“前八后五”之说。在商朝建立以前的“先公”时代,自契到汤,就曾八次迁移都城:第一次,契自商(今河南商丘)迁居蕃(今山东曹县);第二次,昭明迁到砒石(今河北隆尧、宁晋、柏乡一带);第三次,昭明再迁到商;第四次,相土迁到泰山下;第五次,相土又迁回商;第六次,上甲微迁到殷(一说邺)(今河南安阳);第七次,孔甲复归于商;第八次,汤迁到毫(今河南堰师)。

　　八次迁徙之地都不出河南、山东、河北地域,而建都在商的时间最久。汤灭夏建商之后,前十王均以毫为都城。到商朝中期,又五次迁都,即所谓的“后五”:仲丁迁嚣(今河南荣阳东北);河宜甲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从盘庚迁都到殷,一直到商朝最后一个王帝辛(封王),历时273年,商朝均定都于此。

　　综观历代都城变迁,影响定都和迁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将都城建在经济发达、物产富庶的地区,有利于保障和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资供应。二是地理条件。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都,有利于防御外来攻击,保卫王朝的安全;在交通发达的地方建都,有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和财富的聚集。三是政治形势。

　　强盛的王朝,一般将都城建在拓疆开土的前线附近或外来威胁来自的方向,以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政治军事事务;而衰弱的王朝,则一般把都城建在远离威胁的后方,以便苟延残喘,维系统治。另外,有些统治者为了摆脱旧势力的牵制,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曾有迁都举措。商朝中期盘庚迁殷,除以上几个因素的影响以外,其主要原因,则是气候无常,黄河水泛滥,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化,迫使盘庚不得不考虑迁移都城。

　　盘庚迁殷以前,商朝的都城在山东的曲阜,该地位于黄河下游东南岸,时常受到黄河水患的影响。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殷之前,针对民众的不理解,曾耐心做了这样的解释:“古我前后,阁不惟民之承保,后青感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枚作,视民利用迁。”「`〕大意是说,古代我们的先王都是保护民众的,很少有逆天而动的。当我朝遭到大灾大难时,先王心中不安。我体会先王神意,想按照先王的办法,根据民众的利益而迁都。

　　这里的“大灾大难”指的是黄河泛滥给社会、国家和百姓所带来的灾难。盘庚警告说:“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阁后,汝何生在上。’心月大意是说,你们大家如果不从长远考虑以摆脱灾难,那你们只能自作自受。如不迁徙,那就只有今日没有明天了,你们将无法生存下去了。上述资料说明,盘庚迁殷是因为商人遭到了灾难,要想求得生存,必须避害趋利。

　　《尚书·盘庚》还记载:“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联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阁有定极。”川盘庚指出,商朝先王为了光大商人的事业,曾迁到山地以避灾害。现在民众遭遇大灾大难,“荡析离居,阁有定极”,过不了安定的日子。对于造成民众“荡析离居,阁有定极”的所谓“大虐”,后世东晋梅颐在《孔传古文尚书》解释说,“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定之极,徙以为至极。”川汉代张霸在《书序》中说,“祖乙纪于耿”[5〕,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说:“河水所毁曰纪’心习。

　　从《尚书·盘庚》的记载及后世对此记载的设释来看,盘庚迁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黄河水泛滥,严重破坏了商人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在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约300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多达1500余次,平均两年就决口一次。在商朝,黄河决口造成河口两岸的人们失去土地和家园,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威胁到商王朝统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另外,盘庚统治时期,商王朝的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奴隶主贵族占据着大量土地,但他们只知奢侈享乐,完全不管民众死活,广大民众厌倦生产,大量逃亡或消极怠工,大片土地荒芜,土质变坏。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等条件严重恶化,导致在当时频繁发生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果再不迁徙,继续在原来的地方进行统治,那就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最终导致国家走向灭亡。

　　社会矛盾影响到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严峻的客观现实,迫使盘庚不得不考虑迁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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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殷地生态环境优越,具备定都的条件

　　“自盘庚迁殷,至纷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71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盘庚所迁新都所在地殷,确有比旧都奄更为优越的生态环境,更有利于商人的生存与发展。殷地客观生态环境的优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地理位置优越。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殷“左孟门而右漳涤,前带河,后被山。”困《魏都赋》又说,殷墟“南瞻淇澳,北临漳涤。川9〕殷地西依太行山,东近黄河。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的黄河距殷墟只有五十华里,而北面的漳水、淦水距殷地也不超过四、五十华里。甲骨文中常见的沮水、滴水等河流,则在殷地南部流过。殷地西依太行山,东有黄河,南有渲水、滴水流过,北有漳水、淡水环绕。在远古时代,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托,可以很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民众的利益。殷地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客观地理形势,非常有利于商王朝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气候温暖湿润。殷地处于北纬34一36度之间,气候温暖适宜。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研究的开创者竺可祯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1900多年间,我国正处于气候的温暖时期[’叼。根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在相当于现今阳历的三月份播种,比现在要早一个月。

　　1987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东北地区进行钻探发掘时,“曾不断有脊椎动物骨骼被发现”[“口。这些动物骨骼,除了璋、竹鼠以外,还有象、膜、犀牛、水牛等大型野生动物。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象的记载,当时把象作为打猎的对象,说明它是自然分布的,处于野生状态。河南省古称豫州,“豫”字本义,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

　　另外,在安阳小屯一号坑出土的鸟类骨骼,至少有5目5科6属8种鸟类,种类之多,是考古发掘中不多见的,更有趣的是这些鸟类骨骼以猛禽占多数12[,,而现今这些鸟类则生活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上述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说明,在盘庚迁殷前后,当时安阳地区高山、森林、丛灌、草原广泛分布,河溪、沼泽、草甸较多,气候温和、湿润,生态环境多姿多态,丰富多样。这种气候与自然环境,非常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从而为商王朝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第三,水资源异常丰富。水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盘庚迁殷时期,殷地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这包括天然降雨和江河径流。根据甲骨文记载,卜辞中有数千条关于降雨方面的占卜,如“今夕有雨”、“大雨”、“小雨”、“足雨”等。有的专家曾统计当时降雨的情况,在所选出的151条记录有卜雨和降雨月份的卜辞中,降雨日期涉及到从一月到十三月的所有月份。

　　据此,专家认为,在殷人所居的黄河流域,特别是殷墟附近,全年都有降雨。可见,当时殷地的降雨量非常充沛。殷地水资源,除了自然降雨之外,还有江河径流。以安阳为中心,在半径一百公里范围内,均匀分布着漳水、恒水、淇水等河流。很显然,河流的均匀分布,对古代的农业灌溉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土质条件理想。在今天的卫星影像图上可以看出,殷墟以东的古河道,由安阳向东北延伸,在安阳看不到有河水泛滥的迹象。另外,根据卫星的影像色调即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殷地周围河流所形成的冲积扇土壤中所含的水分较高,比较湿润,腐殖质较厚而且肥沃。水灾较少,植被条件良好,土壤肥沃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综上所述,当时殷地前带河,后被山,北有漳水、溢水,南有开阔的平原,而恒水流经其间;气候温暖湿润,土质松软,周围有许多沼泽和丛林,既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又有利于狩猎和手工业的发展;东边的黄河虽然常有泛滥,但由于殷地居于由西向东的缓慢倾斜地带,可受黄河之利,而无黄河造成的洪水灾害。有利的地理形势和优越的生态环境,使殷地着实成为一个建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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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盘庚重视殷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以求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上所述,商朝迁都殷地,是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的。殷都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殷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盘庚迁都以后,又积极采取措施,下大气力治理和保护殷都的生态环境,以保证商王朝的持久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盘庚重视对但水的治理,以防患于未然。但水由西北向东南横穿殷都,为殷都生产与生活用水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当雨季来临之时,垣水水位猛涨,又必然会对殷都的安全产生威胁。针对这一问题,盘庚除了进行祭祀以求得神灵的保佑以外,还对沮水采取了疏导和分流的办法。在殷都宫殿区西北方向恒水流经殷都的上游地段,组织人力人工开挖出条半绕宫殿区的大沟。

　　这条大壕沟,沿宫殿区西侧自北向南延伸约11()0米,而后折而向东,再沿宫殿区南侧由西向东延伸约650米,沟深约5米左右,宽为7一12米山」。这条大沟首位衔接恒水,对恒水起着疏导和分流的巨大作用。大壕沟的开通,使殷人可以有效避开恒水的威胁,同时也与渲水一起构成殷都防御的天然屏障,从而有力保证了殷都的安全。

　　第二,盘庚注重将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根据考古发掘,殷都基本上是沿但水而建,迄今已发现的50多座宫殿、宗庙遗址,比较集中的分布在今天安阳小屯东北一带。都城北面和东面皆临恒水,西面和南面则是人工开挖而成的半绕宫殿区的大沟,这既便利于都城的用水,又美化了都城环境。在宫殿以外,则是手工作坊和平民住地,间或有较为密集的平民墓葬群。

　　在远离大沟以南的苗圃北地、薛家庄,以西的孝家庄,分别发现有铸铜的作坊遗址。在远离大沟以西的北辛庄、恒水以东的大司空村,则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这些手工作坊的分布,大都远离宫殿区,位于“城区”之外的“郊区”范围内。这种城市格局,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手工作坊会对但水产生“污染”,影响到居民生活。在城市规划中,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将美化环境,方便居民生活,保护水资源有机结合,以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殷人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折服。

　　第三,注意农田的保护和利用。殷人对农田的保护和利用主要体现在农田的施肥方面。据《韩非子·内储说》记载:“殷法刑弃灰’,仁’礴{。又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匕’5习意思是说,殷朝法律对随意倾倒草木灰的人要处以断手的惩治。殷人不许将草木灰倾倒在路上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是倾倒草木灰会污染环境卫生,二是在商朝时,人们己经开始知道农田需要施肥,而草木灰和人粪在当时则是最好不过的农田肥料了。

　　人粪、畜粪和草木灰用于农田施肥,既保持了环境的清洁,又有利于农业丰收,而农业的丰收又可以促进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殷人农田施肥的推广,无疑是早期的“人仁牛态”的创举,它保证了一定的生态稳定和平衡,使殷朝的农业发展走上一条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在盘庚统治前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交互影响,几乎危及到商王朝统治的根基。盘庚迁殷以后,大力整治水患,注重环境保护,保护生态平衡,为后来商王朝逐步走向繁荣强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殷鉴虽远,但仍对当今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河南商丘）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公元前1525年，相（今河南内黄）遭洪水，祖乙把国都迁到了耿（今山西河津），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因其为都仅一年，近代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一致。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汤始建国至第20位商王盘庚，商朝政权经历了三度衰落，四度复兴：汤兴，至雍己而衰；太戊复兴，至河直甲复衰；祖乙振兴，至阳甲复衰；盘庚时殷道复兴。与几度兴衰相伴，汤至盘庚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中说：仲丁迁于馰（在今河南荥阳附近），河驮甲迁于相（在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庇（在今山东梁山附近），南庚迁于奄（在今山东曲阜），最后盘庚迁于殷（在今河南安阳）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他即位后，为了改变商王朝的困难局面，决定将商的都城再迁回成汤的故都亳。他的这次迁都遭到了不少贵族与大臣的反对，一些平民不愿离开已经生活惯了的奄，也反对迁都。但盘庚坚持自己的主张，利用宗教对商民们进行规劝，说先王们都按照天帝的意志迁了５次都，他也经过占卜“卜稽曰：其如台”，所以迁都的计划是得到天帝的允许，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人们要服从天帝的旨意，否则上帝就要责怨人们祖先的灵魂。商民们不敢违背天帝的旨意，跟着盘庚迁至殷地，从此安定下来，直至商纣灭亡，共历8代12王，计273年。殷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

　　虽然盘庚迁殷利用了迷信手段，但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商迁殷后，政治有所作为，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盘庚迁殷是商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后，殷城开始荒芜，时间长了，变成废墟，慢慢被埋在地下，后人称为殷墟。

　　自盘庚迁殷到帝辛（纣）亡国共273年，国号也称殷，一般也将商代称作殷代，整个商代也称为商殷或殷商。殷墟被发掘以来，已从墓内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和陶器。司母戊大方鼎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可以称为世界之最，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

　　殷墟还出土了1.5万片以上的甲骨人辞，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反映了殷商文化高度进步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