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姓氏是当过皇帝的?
在我们所学习的语文教科书当中，相信很多人都有学过《阿房宫赋》这篇文章了，其中有一句：“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简单的来说就是秦国会爱护原来六国的人们，那就可以依次传到三世，还可以万世做皇帝，又有谁能灭掉他呢?
但结合历史发展来看，又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长久存续下去呢?“家天下”所带来的弊端，让举国权力集中在一人一家手里，或许短期能够提升国力，但时间一长，内部也必然会产生腐败现象。
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皇帝”这个称号起源于秦朝嬴政，自号为“始皇帝”，意思很明显，希望江山社稷从自己这里是一个开始，以后可以百世、千世、甚至万世的传承下去，却没想到秦朝在他手里既是开始也是巅峰，只传了一代，二世就亡国了。自此以后开始了两汉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脉络，当然中间还存在一些小的政权，下文会一一进行细数，那么两千多年的历史下来，在百家姓里有五十五个姓氏做过皇帝，分别是哪些呢?
嬴，芈，刘，赵，王，公孙，曹，孙，司马，李，石，冉，慕容，张，段，苻，姚，冯，乞伏，赫连，吕，秃发，沮渠，桓，萧，陈，侯，拓跋，元，高，宇文，杨，武，安，史，黄，劝，朱，郭，柴，钱，马，孟，郑，耶律，完颜，侬，大，蒲鲜，韩，徐，明，爱新觉罗，吴，袁一共五十五个姓氏的人做过皇帝，笔者也把其中一些比较生涩的姓氏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芈姓，存在背景秦末时期，项梁起义时为了师出有名，拥护芈姓熊心为帝;赵姓，存在背景为西汉时期的南越;公孙，定都于四川，属于境内一小国;石姓存在于后赵，冉姓存在于冉魏;慕容姓存在于前燕;乞伏为西秦，赫连本姓为刘，后来改姓所致，创立夏(非奴隶制那个夏朝);像一些例如秃发、沮渠等都是活跃在我国境内或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宇文姓存在时间短，为隋唐之间的过渡阶段;韩、徐、明三姓都是当年与朱元璋争江山的人，为了师出有名，他们都自立为帝，爱新觉罗后面的吴姓为吴周，属于康熙年间吴三桂举兵反清，创立吴周。
而要论起皇帝的数量，恐怕要从王朝存续时间来看，因此排名前列的应该是刘、李、朱，所对应的王朝为两汉、大唐、明朝，都是在中华历史上对内主权态度极为强硬的大国。其中汉武帝为华夏民族收复了秦末大乱丢失的宁夏、浙江、两广、贵州诸地，并将甘肃、云南、福建、西域、内蒙诸地收入中国版图。大唐国力之强盛可令八方来朝，尊李世民为“天可汗”。明朝从建朝伊始就有一个传统：“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看完了笔者上面的姓氏介绍，是否能在众多“皇姓”中找到你的呢?
撒旦是如何成为堕落天使的?
说道恶魔，这是西方文化当中最为深入人心的邪恶形象。据说恶魔的形象来源于《旧约·sj》，不过在《sj》当中所描述的恶魔仅仅只有撒旦这一种形象。恶魔之王撒旦曾经反叛上帝耶和华，因此便全身燃气烈焰，从天堂堕落，经理了九个晨昏的堕落，最终落入地狱，成为恶魔。为了向耶和华复仇，撒旦经魔爪伸向人间，让恶魔充斥在人间，是上帝耶和华的头号敌对者。
撒旦的出身在不同的宗教著作中各有不同，在《sj》中他是一条古蛇，在世界末日的审判时被上帝与众天使击败;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撒旦的形象则是天使或精灵之长，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但因为骄傲自大，在天堂发起叛乱，被上帝赶出天国，成为了堕天使。
地狱之王
撒旦因为拒绝臣服上帝，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于天界北境发起叛乱，经过三天的天界大战，撒旦的叛军被大天使米迦勒击溃，撒旦本人也全身着火，从天堂坠落。所有跟随他的天使都被上帝变成了丑恶的恶魔只有撒旦还保持着光辉的羽翼。此后撒旦成为地狱王，与上帝的敌对从未停歇。
亦真亦假的影子
路西法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中堕天使的名词，后世流传时将路西法这个名词做了拟人化。路西法作为堕落天使的首领，他的形象、事迹都参考、借鉴了恶魔撒旦的故事，因此基督教与犹太教中路西法即是撒旦。另一些宗教中路西法只是地狱中的魔王之一。
因蛊惑而失去的乐土
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生活在乐土ydy中，而撒旦在被放逐到地狱后，依然没有放弃反对上帝。他潜入到ydy中，化身为一条大蛇在梦中引诱夏娃，夏娃受到诱惑偷吃了禁果。虽然亚当为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忏悔，但上帝依然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后来还派出了神子去消除人类的罪与罚。
恶的诱惑
英国的约翰·弥尔顿根据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的故事创作了史诗《失乐园》。不过与传统的恶魔形象相比，《失乐园》中的撒旦更像一个反抗暴政、渴望自由的叛逆英雄。作品中用撒旦与上帝的光明与黑暗之战，比喻了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变革、斗争，体现了失乐园的主题。
地狱七魇土
七宗罪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个原罪，后人根据七宗罪创造了七个大名鼎鼎的恶魔形象，它们分别是象征傲慢的路西法、象征嫉妒的利维坦、象征愤怒的萨麦尔、象征懒惰的贝利亚、象征贪婪的玛门、象征暴食的别西卜以及象征淫欲的阿斯蒙蒂斯，人们称它们为地狱七魔王。
所罗门72柱魔神
所罗门是古代犹太王国的国王，在14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有一本神秘学著作《所罗门之钥》流行起来。传说《所罗门之钥》是所罗门王亲自撰写，通过这本书，所罗门王可以召唤地狱中的72柱魔神。传说中所罗门智慧超群，但这部《所罗门之钥》其实是中世纪的术士们所撰写的「黑魔法书」，与所罗门王毫无关系。
危害人类几千年的鼠疫最后是如何得到控制的?
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思想觉悟的提高，医疗水平的完善，像鼠疫这样的传染疾病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了，目前已经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绝技了，以至于让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鼠疫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传染病之一。两千多年历史前后人类三次爆发鼠疫，直接导致了数亿人的死亡。那么鼠疫这种可怕的病毒最终是如何得到控制的呢?接下来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上图_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
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医疗水平都相当之差。面对鼠疫的进攻根本不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还愚昧无知地搞出许多奇葩治疗办法加重病情。这一点上，欧洲中世纪的人们最有发言权。
1347年至1353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欧洲首先集中爆发，仅仅数年的时间就造成全欧洲2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占到当时全欧洲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鼠疫也正是在这次爆发中得名“黑死病”。
当时的欧洲近乎成为人间炼狱，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在其短篇小说《十日谈》里就曾描述过当时的惨状：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茔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上图_ 欧洲中世纪大瘟疫，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 (黑死病)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面对无法独善其身的黑死病。欧洲人寻找了N种奇葩治疗法：
1、放血疗法欧洲中世纪西医的放血疗法与中医目前还在使用的针灸放血疗法有很大的区别。中医放血疗法重在用针扎刺激穴位而出现极少量的出血，而西医的放血疗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放”血(出血量极大)。这种疗法源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的体液说，他们认为人类生病是因为体液失衡，放血会使体液平衡进而治病，黑死病的治疗自然也不例外。欧洲人在中世纪对放血疗法极度痴迷，但这种疗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反而容易诱发伤口感染，加重病情。
2、吃祖母绿中世纪意大利医学家詹蒂莱·达·福利尼奥认为祖母绿拥有强大的治愈力，吃下去百病全消。不过，祖母绿作为一种宝石是很珍贵的，一般人也吃不起。至于味道跟口感，应该跟玻璃差不多。
上图_ 欧洲人的放血疗法
上图_ 欧洲人的放血疗法
3、不洗澡14世纪，欧洲很多医生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用热水洗澡会让毛孔张开，让空气里的黑死病进到身体里来，而长期不洗澡皮肤上长期积累的污垢就能隔绝空气，防止黑死病，欧洲人居然对此深信不疑。
4、吃发霉的蜂蜜欧洲人以往的经验认为发霉蜂蜜能解毒，当然也能治黑死病。不过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吃发霉的糖蜜来治黑死病还是有点科学依据的，因为发霉产生的青霉中含有青霉素可以杀菌，但直接服用发霉蜂蜜药效究竟能发挥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腹泻、呕吐怕是少不了。
5、鞭笞自己天主教会在黑死病面前，腐败无能的本性暴露的淋漓尽致，他们只会将黑死病的爆发说成是上帝的惩罚，只有更加虔诚地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才不会得黑死病，才能够治好。当时愚昧无知的很多底层基督信徒深信不疑，在1348年的德意志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为“鞭笞者兄弟会”的人，这些人往往赤裸上身，一边呼痛哭流涕地向上帝忏悔，一边用皮鞭和木棍使劲抽自己，一直抽到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为止，这样的愚昧却引来了无数人的膜拜和效仿。
上图_ 欧洲中世纪大瘟疫(黑死病)中，火烧犹太人
6、杀犹太人欧洲原本就对犹太人极度歧视，黑死病爆发时，欧洲天天死人却找不到任何原因，很多种族迫害者就散布是犹太人四处投毒导致的黑死病，于是欧洲多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迫害犹太人浪潮，甚至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的极端案例。
7、穿戴“乌鸦”装备黑死病横行时很多医生为了防止感染，就身上穿着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子，脸上套上可过滤空气、跟鸟嘴一般的面具，眼睛隔着一层透明玻璃，手上戴着白手套。整个人看着像个乌鸦，人们深深地相信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不被黑死病感染。
除了以上的奇葩方法之外，中世纪的欧洲人还曾经用大便涂抹肿块、用尿洗澡、把蟾蜍放到胸前等重口味方法来防治黑死病，为避免引起读者不适，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上图_ 欧洲中世纪中，穿上防护服(乌鸦装备)的瘟疫医生
站在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中世纪欧洲人的方法可谓是奇葩、愚昧到了极致，因而不可能对黑死病产生任何防治效果。此后的好几个世纪，欧洲还是没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黑死病，但死亡率却大大降低了，而且18世纪以后，更是在欧洲几乎绝迹了，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免疫力的产生。从免疫学的角度来看，中世纪黑死病大流行造成约1/3的欧洲人死亡，剩下的人自然会对黑死病产生抵抗力;此外从进化学的角度再看，接二连三的遭遇黑死病，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进化出抗击黑死病的能力。
第二，隔离法的广泛运用。黑死病在欧洲集中爆发的时候，当时的米兰大主教无意间发现了能阻止疫情扩散的好办法——隔离。大主教下令发现最先发现病例的房屋，立刻砌砖封死门窗，建好围墙，凡是围墙内的人，无论生死、患病与否统统不允许外出。结果，奇迹出现了，米兰没有出现疫情的蔓延。从此以后，隔离成了全欧洲司空见惯地防止黑死病蔓延的措施，效果比较明显。
上图_ 欧洲中世纪大瘟疫 (黑死病) 传播图
第三，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中世纪黑死病集中爆发之后，欧洲很快就迎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欧洲社会逐步走向转型，科技进步十分迅速，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也给了欧洲人建立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技术。欧洲人不洗澡、不注重公共卫生的毛病也逐渐消除。例如，兴起肥皂工业并养成用肥皂清洁的习惯，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重视对垃圾的处理，还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因此越来越注重公共卫生的欧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鼠疫。
中国古代也出现过多次鼠疫大流行，其中，明末清初年间的大流行就间接导致了明亡清兴。面对瘟疫，中医之前一直依据的《伤寒杂病论》明显不管用。此时，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亲历走访了全国的疫情之后，写出了《瘟疫论》，开创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的先河。他提出的“疠气”致病学说虽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并不完全正确，但确实给后世防治鼠疫提供了依据。
上图_ 《鼠疫汇编》，鼠疫专著，清代罗汝兰(芝园)撰
19世纪末，我国华南地区鼠疫再次大流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此次鼠疫防治主要是民间自救，陆续出现了很多防治鼠疫的中医著作，例如吴宣崇的《治鼠疫法》、黎佩兰的《时症良方释疑》、陈兆祥的《急救鼠疫传染良方》、罗汝兰的《鼠疫汇编》。
其中广东名医罗汝兰的《鼠疫汇编》中独创的加减解毒活血汤影响最大，根据《鼠疫汇编》的记载，加减解毒活血汤的主要药方为“柴胡2钱……赤芍3钱，桃仁8钱(去皮尖，杵碎之)，红花5钱，川朴1钱，甘草2钱。”
《申报》在转载当时人的说法时提到：“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是年见症几三百，施药二百七十余，共死四十余人，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罗汝兰治疗鼠疫的成功率居然高达90%以上，不过由于记载的来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故真实性大打折扣，但能看出中医在治疗鼠疫上还是有很多积极作用的。因此，《鼠疫汇编》至今仍然是中医治疗鼠疫必须参考的文献之一。
上图_ 伍连德，马来西亚华侨，公共卫生学家，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
了解中国人抗击鼠疫的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伍连德。
1910年11月，以哈尔滨为起点，我国东北爆发了鼠疫，疫情十分严重，相关资料显示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前往东北。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疫情严重，日本和俄国也出兵抢夺防疫权，并借此攫取利益，更可怕的是这次鼠疫疫情与以往世界医学界所知的腺鼠疫情况不同，是一种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多国医学家对此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伍连德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踪流行经路，逐渐找到了这次鼠疫的特点，他将这次的鼠疫命名为“肺鼠疫”，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为防止飞沫传播，还发明了一种双层纱布囊口罩(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广泛佩戴，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将这次传染性极强的肺鼠疫疫情给扑灭了。
伍连德解决东北的鼠疫大流行的壮举，帮助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率先在中国建立防疫医疗体系，我们当今的防疫手段和思想很多还研习着他的路线。伍连德还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在鼠疫传播中的作用”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人。
上图_ 鼠疫杆菌
1894年，法国生物学家耶尔森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并在第二年研制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疗鼠疫的血清，为了纪念他，鼠疫杆菌又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菌。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
鼠疫杆菌和青霉素的发现让鼠疫的防治步入了更加科学高效的“抗生素时代”，其防范和治疗方法也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效。经过二十世纪的多次科学实验和临床应用，目前临床上已经确定磺胺类药物、链霉素和庆大霉素等是治疗鼠疫效果最好的几类药物。人类经过近千年的不懈的努力，终于将这个危害极大的头号传染病给控制住了。
这里普及一下鼠疫的相关知识，鼠疫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三大类型。虽然它叫鼠疫，但其实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并非老鼠，而是虱子、跳蚤叮咬患病的啮齿动物之后再叮咬人来传播的，至于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则主要是肺鼠疫才会有。历史的经验和科学告诉我们，保持个人和公共卫生，消灭老鼠、虱子、跳蚤等传染源，实施严格的检疫防疫隔离措施，发病及早治疗，鼠疫是完全可以被防治的，它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巨大破坏性。
上图_ 二战中为伤兵注射“青霉素”宣传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鼠疫的死亡率已经被降到了10%以下，而且我国对鼠疫防疫的重视(鼠疫被列为我国法定甲类传染病的第一位)，鼠疫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基本绝迹，只有西北地区等带菌动物(野鼠、野兔、旱獭、野狐等)比较集中的自然疫源地偶尔会出现几个散发病例。
十二生肖的老鼠在历史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在12生肖当中，老鼠是位居第一的生肖，可以说是12生肖的带头大哥了。那么在历史上有哪些关于老鼠的故事呢?老鼠在考古领域又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们不妨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十二生肖的领头大哥——鼠。
早在远古时期，鼠类便曾与人类共存
说起考古发现的动物，大家可能对马、狗、牛、羊、猪之类的印象深刻。毕竟这些种属的动物或是肉食的主要来源，或是祭祀的重要祭品，或是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都在当时的社会中承担一定的角色。而鼠则是啮齿类的小哺乳动物，由于体型小、身手灵、习性与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发现甚至是捕捉鼠类，都有一定的困难，因而大家很难想象古人对鼠有怎样的认识和利用。
不过，考古发现还真就容易颠覆我们的认识，确实在一些人类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鼠类，时代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早在北京猿人时期，鼠就出现了。考古队在猿人洞的东坡，就发现了多达25种的鼠类化石。这些鼠类的骨骼大多被烧过且被拆散，因此不排除它们是北京猿人的食物的可能。
到了新时期时代，南到广东阳春、云南元谋，北到内蒙东部、辽宁彰武，中还有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遗址中都曾发现家鼠、鼢鼠、甚至是松鼠、竹鼠(就是华农兄弟的那种)鼠类骨骼或者化石。
古人与鼠之间的斗智斗勇
进入历史时期，随着文献资料的流传，古人与鼠的相互形象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诗经》里有三章"硕鼠"，开头分别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和"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均是呵斥鼠类啃食庄稼。
尽管该章主要是借硕鼠讽刺统治者的贪婪剥削，却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鼠类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当然，从逻辑上来讲，自然又是老鼠毁坏庄稼、偷食粮食在先，其后才又用以抨击贪官污吏。
睡虎地秦简的《法律答问》中，有条文明确规定：
"仓鼠穴几可 (何) 而当论及谇?"
里面所讲的，就是依据粮仓中老鼠洞的多少，对管理者处罚定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意识到老鼠对仓廪的危害。既然深受鼠患之害，事后光做惩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何捕鼠、灭鼠才是关键。
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至少在秦汉的时期，人们就已经想出许多法子来了。比如，放马滩秦简里还曾有这样一句：
"正月壬子塞穴鼠弗居。"
就是在特定的时候去堵老鼠洞，通过围困的方法消灭老鼠。据推测，挑这些特定的日子，一方面是为了"通神灵"，祈求心理安慰，再一方面就是趁鼠年幼，活动能力比较弱。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鼠类的看家本领就是啃食，所以这种方法的效果可能比较一般。
在与老鼠的“斗争”中，还有烟熏法。
《诗经·七月》里有"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堵住老鼠洞，用烟再熏它。这应该是堵老鼠洞的加强版了。类似这样的做法，在《世说新语》里也有：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时道此非复一过。"
原来，连谢据父子都干过这种熏鼠的事。不得不说，古人为了对付老鼠，也算是绞尽了脑汁。但在对付老鼠的问题上，还有更狠的法子——毒杀。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
"臯塗之山……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有草焉，其状如稾茇，其叶如葵而赤背，名曰无条，可以毒鼠。"
上面这段文字中，介绍了两种毒鼠的物产，可以作证时人已经掌握了一些毒杀老鼠的方法。而考古发现的周家台秦简中，还有毒鼠的配方：
"取大白礜，大如母(拇)指，置晉斧(釜)中，涂而燔之，毋下九日，治之。"
当然，给鼠找天敌，古人也想到了，只不过最初这个角色是狗来承担的。《吕氏春秋·士容篇》讲过一个故事："齐有善相狗者，其邻籍之以买取鼠之狗。"说明当时有用狗去捉老鼠的，但是狗的质量参差不齐(可能有二哈那种捉鼠效果比较)，熟悉狗的人(例如这个能给狗相面的)就派上大用场了。
汉代三台郪江崖墓的画像石上还有狗咬耗子的图像。尽管大葆台汉墓等已经发现了猫的骨骼，但猫广泛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还是在唐代以后。
此外，《淮南子》里也提到了"设鼠者机动"，也说明那个时候已经发明了捕鼠的机械，可惜我们目前还见不到相关的文物。
古人的“食谱”中，竟然真有老鼠?
前面说北京猿人的时候，就没有排除吃老鼠的可能性。那么古代存在吃老鼠的习俗么?
还真有!
《战国策》卷五里记载了应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郑人谓玉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朴。周人怀朴过郑卖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
这则故事的本意虽然是想说读音相同闹出的笑话，但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周人食鼠的习惯，并且他们还拿到市场上卖。值得一提的是，"腊"是风干的意思，没有风干的鼠肉在周叫"朴"，由此可以推测除了风干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制作方法。
唐代的《朝野佥载》就记载了岭南人喜欢吃"蜜唧"，而这种"蜜唧"便是如今广东一带流行的“三吱”，估计很少有人敢于尝试。在被誉为我国饮食四大奇书之一的《养小录》里，记载了一条黄鼠的蒸食技巧：
"泔浸一二日入笼，脊向底蒸，如蒸馒头许时，火候宁缓勿急。取出去毛刷极净，每切作八九块，块多则骨虽杂难吃。每块加椒盐末，面裹再蒸，火候缓而久，一次蒸熟为妙，多次则油走而味淡矣。取出糟食。"
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黄鼠用泔水浸一两天入笼屉，脊背向下蒸，大约用蒸一锅馒头一样的时间，火候宁慢勿急。取出去毛，洗刷到非常干净，每只切作八九块，块数多了，骨头就碎了，虽然块小但难吃。每块加椒盐末，用面裹起来再蒸，慢火久蒸，最好一次蒸熟，因为蒸多就会使黄鼠的油分流失而导致口味变淡。难以想象，这是吃了多少遍才吃出来的经验。
这种黄鼠可能是出了名的美味，因为在清代的《定边县志》里，不仅介绍了这种黄鼠的基本情况："北方黄鼠，穴中作窖，若床榻之状，牝牡所居也。天气清和时，出作穴口，见人则前掖如揖状……"最后结尾则来了一句"味极其美"，意味深长，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除了黄鼠以外，其他鼠种的吃法也有史可考，比如《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就记载了竹鼠的吃法。
除了记载以外，食鼠也被考古证实。汉景帝的阳陵的陪葬坑里就发现了褐家鼠的骨骼，坑里还有其他的家禽、野生动物甚至是海洋生物，因为这些坑里发现了"大官丞印""太官令印""大官之印"等封泥，"大官"就是少府下属掌管膳食的，所以发现的鼠骨，应该和其他的动物骨骼一样都是皇帝的膳食。
可能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缘故，河北满城发掘的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考古队员在两墓耳室出土的陪葬陶器中都发现了大量鼠骨。经科学分析鉴定：刘胜墓中出土的陶瓮里有岩松鼠、社鼠、黄鼬的全身骨骼，其中岩松鼠130多只，黄鼬4只。窦绾墓出土的陶壶里有社鼠、褐家鼠、大仓鼠等三种鼠类的全身骨骼，估计共有百只左右;陶罐里有社鼠、褐家鼠两种鼠类的全身骨骼，估计有百只左右。
此外，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老鼠也是食物的选择。我们知道，苏武牧羊北海边的时候，就"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南史》中说到简文帝被困的时候，他们就拿老鼠、麻雀下手;《资治通鉴》里讲谯登被围的时候，城里的军民也是"皆熏鼠食之";《华阳国志》里李秀在南夷弹尽粮绝，也是"人但焦草炙鼠爲命"。
但必须指出的是，古人食鼠基本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做出的无奈选择。真正像汉景帝那样有“食癖”的人，终究还是少数。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细菌、病毒的变异情况今非昔比，对于老鼠这类容易携带、传播细菌、疾病的物种，特别是野生的情况更加复杂!
管住自己的口，或许会成为捍卫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吃货们"，还是要以健康为重，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尝试体验古人的口福。
俄罗斯人是蒙古化的斯拉夫人吗?
最近不少的人也说了这个俄罗斯人和蒙古人好像有非常大的联系，为何这么说其实还是有原因的，不仅仅是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也有的人说这个俄罗斯人是蒙古化的斯拉夫人，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下面我们一起分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最多从对土地的渴望蒙古人和斯拉夫人是一致的。但是说俄罗斯人是蒙古化的斯拉夫人是无根据的。
首先蒙古崛起时代本部人口不过百万人~后来更随术赤建立汗国的蒙古军人不过1万人，很快就同化在了钦察草原上大量的突厥人当中~这些突厥人，阿拉伯人叫他们库曼人，俄罗斯人叫他们波罗维茨人，中国人称之为钦察人~同时期东欧拥有将近上百万的斯拉夫人，1万多蒙古人和上百万斯拉夫人和鞑靼人，到底谁同化了谁?谁决定了谁的父系?而且蒙古人在文化上也迅速伊斯兰化了，从别儿哥开始，金帐汗国就已经尊奉了伊斯兰教历代可汗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大量和本地人通婚~融入今天的鞑靼人之中。
其次，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属于间接统治，即无数俄罗斯公国大公国对金帐汗称臣纳贡~在名义上尊蒙古可汗为宗主，但实际上依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且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极少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通婚~即使通婚也只在上层~比如沙俄的留里克王朝就有鞑靼血统，但是罗曼诺夫家族就是被十月革命推翻那个就是纯种的斯拉夫人~
第三，根据基因，俄罗斯人的雅利安成分高于德国人~俄罗斯人的确有黄种人的特征和基因，但那来自是北亚的芬-乌戈尔人，就是今天匈牙利人，芬兰人，和北欧土著萨米人的祖先~
第四，照你的说法，阿拉伯人统治了伊比利亚半岛800多年，奥斯曼人统治了东欧将近500年，但是实际上无论西班牙人还是葡萄牙人，或者今天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他们体内的阿拉伯和突厥成分都微乎其微~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俄罗斯~欧洲人之所以对俄罗斯人充满不屑，到真不是说真的把他们当成蒙古人一样的人种~而是历史上从罗马时代，游牧的斯拉夫人就以凶悍野蛮著称，东罗马帝国时代还未皈依东正教的罗斯人就在东罗马帝国领土上烧杀劫掠，甚至数次围攻君士坦丁堡~而在西欧，以条顿骑士团为代表的日耳曼人为了争取向东发展的空间，就和斯拉夫人在今天的波兰，波罗的海和俄罗斯一带频繁大战，至今俄罗斯人引以为豪的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是和日耳曼人作战的英雄~在当时已经文明化得日耳曼人眼里，斯拉夫依然是野蛮的部落和民族~而这种印象和后来的蒙古人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瘟疫?
今天也给大家说说这个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瘟疫吧，看看当时的瘟疫都是什么情况，看看古人遇到了瘟疫怎么办吧!
468年，中国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及安徽发生疫病，14—15万人死亡。
747—749年，君士坦丁堡瘟疫使该城瘫痪，瘟疫蔓延到卡拉布里亚、希腊和西西里，死亡20万人。
1097年9—12月，巴勒斯坦和埃及在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期发生瘟疫和饥荒，死亡10万人。
1348—1666年，在欧洲一直被称为“黑死病”的淋巴腺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1358年，山西及河北发生疫病，死亡人数超过20万。
1520年，墨西哥因西班牙人进入发生天花病，造成300余万人死亡，在此后的50年内，墨西哥因为天花又丧失了近2000万人。
1530年，土耳其发生严重斑疹伤寒传染病，死亡10万人。
154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因斑疹伤寒流行造成围攻该城的霍阿奇姆的帝国军队死亡3万人。
1545年，古巴发生斑疹伤寒传染病，死亡25万人。
1560年，巴西发生天花流行病，死亡数百万人。
1575—1577年，在当时的新大陆墨西哥高原发生斑疹伤寒大流行，死亡约200万人。
1600年，俄国发生饥荒和瘟疫，死亡50万人，另外在利沃尼亚还有3万人死亡。
1603—1604年，英格兰发生瘟疫，仅伦敦就死亡5万人。
1611年，君士坦丁堡大遭鼠疫之害，死亡20万人。
1630年，意大利文斯发生瘟疫，并向北蔓延到蒂罗尔，死亡50万人。
1664年，英格兰伦敦发生大瘟疫，为了制止传染，烧了三天大火来净化空气，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次传染病一直延续到1666年9月，共死亡10万人。
167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发生淋巴腺鼠疫，死亡40万人;法国里昂6万人死于淋巴腺鼠疫。
1711年，奥地利和德国流行淋巴腺鼠疫，死亡50万人。
1760年，叙利亚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阿贝马里蒂有记载的死亡人数就达10万。
1772—1855年，中国云南省有31个县、市流行鼠疫，25.3万人死于该病。
1792年，埃及发生瘟疫，死亡80万人。
1799年，非洲因瘟疫流行死亡30万人。
1826—1837年，欧洲发生霍乱传染病，仅1831年就死亡90万人，共死亡数百万人。
1840—1862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20余年，死亡数百万人。
1847—1948年，英格兰伦敦因流行性感冒死亡1.5万人;1851—1855年，因肺结核流行，一年内就5万人，共死亡25万人。
1856—1900年，中国云南全省有86个县流行鼠疫，共计死亡73万多人。
1863-1875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达10年之久，仅1866年东欧就死亡30多万人，死亡人口超过千万。
1884—1953年，中国福建57个县、市中有71万多人死于鼠疫。
1887—1919年，中国内蒙东部52万人死于鼠疫。
1889—1890年，世界发生流行性感冒，波及全球人口的40%，死亡千百万人。
1892—1899年，1923—1925年，第六次世界霍乱大流行，死亡千百万人。
1903年1—8月，印度广大地区发生瘟疫，死亡60万人，其中旁遮普邦死亡13万人。1904—1905年，孟买及西北部各省和旁遮普邦发生瘟疫，平均每周死亡1.8万人，有几周超过4万人，计死亡100万人。1906—1907年，印度瘟疫继续流行，死亡167.27万人。
1908年，印度持续长时间的瘟疫开始趋于平息，死亡14.87万人。
1910—1913年，中国和印度发生淋巴腺鼠疫，流行期间，死亡数百万人。
1914—1924年，俄国因饥荒和流行性感冒，死亡2000万人。
1915年，塞尔维亚流行斑疹伤寒，半年就死亡15万人。
1917年10月革命前后，俄国斑疹伤寒严重流行，约300万人死亡。，
1917—1919年，世界流行性感冒夺走了印度1300万、美洲50多万和非洲与欧洲无数人的生命，计死亡2500万人。
1921年印度霍乱流行，造成50万人死亡。同期发生淋巴腺鼠疫，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1924年，印度再次发生霍乱，死30万人。
1926—1930年，印度天花造成惊人的疾病灾害，死亡50万人。
为何没有人敢盗刘备的墓呢?这与诸葛亮有什么关系?
千年来，刘备的惠陵一直保持的很完好，没有盗墓贼敢盗刘备的陵墓，而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诸葛亮在刘备的陵墓当中放了意见东西。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刘备陵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接下来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在古代的时候，工匠们的工艺制作都是纯手工完成的，而且因为是完全纯手工制作，所以才特别的富有价值。有些古代制作的东西，即便是放到现在，也足够让人惊叹。例如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这是古代人民智慧和劳动的成果。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些神秘的古代陵墓。
中国古代的陵墓，也是有些特殊化的。因为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人们讲究入土为安。所以他们会对死后的陵墓非常的重视。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民，他们都会对死后的陵墓好好的设计。大家平时肯定通过一些盗墓题材的影视剧，了解了一些中国的古代陵墓的奥妙所在。我们时常会看到陵墓里面设置各种奇思妙想的陷阱机关。那么陵墓设计究竟巧妙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所要讲述的神秘陵墓是属于三国时期的刘备。大家可能对刘备非常的熟悉，但对于他的陵墓设计者究竟是谁，应该是一头雾水吧?其实刘备的陵墓设计者就是他的军师诸葛亮。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有各种奇谋智慧，其中他对于机关的设置也是非常的擅长。而刘备的坟墓同样也设置了很多机关。我们也可以体会诸葛亮之所以会设置各种机关的原因。就在于他想要刘备死后可以不被其他人所打扰。
但是刘备的陵墓为什么从来没有被盗贼盗过呢?原来诸葛亮在刘备的陵墓当中设置了一种非常厉害的机关。这种弩箭上有剧毒，一旦有人不小心触碰了开关，这带有剧毒的弩箭，就会朝人射过去。而这种弩箭的剧毒可以让人在几分钟内死亡。这种剧毒杀伤力这么大，怪不得刘备陵墓从来没有被盗贼盗过。
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治好的?
因为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让很多人最近的关注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发生，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了。不过，其实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而且在古代也有过，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瘟疫”。我们常常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是非常恐慌的，那么古代的瘟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重又是怎么样被治好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2.古代的瘟疫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瘟疫”。所谓的瘟疫，按照今天的理解，即一种易流行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的古代，每当瘟疫发生时，经常会发生大量的人口死亡，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何会发生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与传播。产生原因可分为两个要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知的四种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经常是很难预料的，而且它们有时甚至是相伴而生，造成严重后果。水灾和地震的直接后果都是人和牲畜的大量死亡。大量的人畜尸体若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便容易形成疫病的传染源。旱灾和蝗灾则是造成庄稼欠收，粮食不足，继而导致人畜的死亡和传染源的形成。二是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王朝交替时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夺、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之后，不免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周，也容易形成疫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非常相似，不再赘述。
当这些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发生时，人们会进行迁徙来躲避灾难，迁徙使得疫病广泛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即使不发生迁徙，人们相聚而居，接触频繁，也极易导致疫病的流传。所以一人得病，可能全家乃至全村都跟着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面对瘟疫肆虐时，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地应对。就大的社会背景而言，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在瘟疫来临之前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早已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行防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而中央的救治由于时空的距离，也难以及时到达地方。就个人而言，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人的营养状况变得十分不理想。人体营养缺失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如此一来，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就更加容易了。
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个部分是人类在与各种疾病不断斗争。所以，社会的进步亦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以防范和治愈，体现在人的健康得到有效和长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了医疗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奋斗。生而为人，所以才要更努力地维护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三国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监狱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为何有救护车在场?
最近看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监狱在执行死刑的时候，这个现场是必须要有救护车在现场的，那么有的人问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这死刑犯不都死刑死了么?还要救护车干吗?不是应该只要殡仪车就好了吗?那么到底为什么呢?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下面我们一起分析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监狱执行死刑必须有救护车在场，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执行死刑枪毙罪犯，都是真枪实弹，在执行过程中应该严格枪支使用规定，但是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枪支走火伤人事件，有备无患，必须准备救护车。
第二，枪毙罪犯，罪犯有可能会出现，休克，瘫软，昏迷等等意外情况的发生，为了严肃法律， 保证刑场的用刑规范，也需要及时抢救死刑犯，让他们安全到达刑场。
第三，死刑犯也有捐献器官，尸体的现象，救护车就负责这个任务。
救护车进入刑场，不仅仅是为了罪犯，而是面对整个刑场的任务，刑场上也发现过，执行工作人员突发疾病的现象。
一般的刑场都会是远离城市闹市区，一般都会选择人员稀少的地方，而每次枪毙罪犯，都需要武警，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同时到场，所以有一辆救护车还是必须配备的。
甘肃省的省会不是在张掖吗?
最近在看兰州的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兰州并不是甘肃省的第一个省会啊，好像最开始甘肃省的省会是在张掖，后来才改到兰州去的，那么有的人问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吧!
现在大家都知道甘肃省的省会是设在了兰州，但其实最早的时候兰州却不是省会，是到后来才改成了这里。一般省会的城市是不会随便的更改的，一更改可能会给当地的人带来不少的心态变化造成矛盾，不利于中央和当地官员的管控，所以一般在历史上是省会的城市也被一直延续了下来。
但甘肃的省会为什么会把在西北方的张掖改为了兰州呢?
张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西汉之时开辟了重要的丝绸之路，其中路上的道路之中张掖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点。其实最早的时候这里并不叫这个名字，丝绸之路像一个张开翅膀的老鹰，连接了西域和大汉王朝，相互帮助，而掖就有扶助的意思，这里又几乎是在最中心的地方，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张掖这里有着许多的粮食和蔬菜生产，因为连通西域所以其它地方的蔬菜水果在这里种植的也很多，堪称是内陆地区的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优越的城市为什么会失去了省会这个位置呢?
秦朝之前甘肃一直都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而且也几乎都是在张掖孕育而生，可见不仅仅是因为丝绸之路，直到汉朝的时候，在这里生活的匈奴屡次进犯，卫青、霍去病等大将率军来抵御，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大汉获得了胜利，匈奴也退出了这里。将军们发现张掖这里的很适合发展农业，所以禀报给了圣上，皇帝也就下令在这里设置了郡县，以后每次征战之时大军也都会来到这里驻扎囤积粮草，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等的中心，曾经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缔结盟约也都是在这里。
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状况却发生了改变，清朝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疆域更加大了。曾经首都都几乎是在陕西和河南一带，相对在中间的地，而到了明清之时首都却改为了现在的北京，离甘肃就更远了，对这里的管理一开始也有些松散。
虽然大清放松了，但这对西北准格尔部来说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个部落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扩大领土，甚至是消灭大清掌握天下。张掖的位置在那时候就是非常的靠近准格尔部了，都知道要想占领一个地方就要先打下中心之城，只要中心陷落了，其它的地方也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个部落多次攻打到了张掖进行骚扰。
大清当时实行的是军队与将领分离的政策，军队的调动权力都在皇上手中，但即便如此君王也担心自己鞭长莫及，边关会有人偷偷地笼络军心不听自己号令，所以留在边关守城的军队也并不多。每次一有外敌来侵犯，城中的士兵也只能是给京城传消息求救，再简单的进行抵抗，等到京城之中接到消息再下令让将领带着八旗将士们前去，怕是城中的士兵早已经被歼灭了。
但是这种军队政策是为了防止将军拥兵自重作乱而实行的，是不可能会取消的，所以只能想办法拖延边疆部族打下甘肃的时间，皇上与朝中的大臣们思来想去只能把省会迁到了更偏向东南的兰州来，以此来延缓敌军的进攻时间，也为自己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就这样张掖从省会的位置上掉了下来，清朝政府做的这件事其实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给边疆各部落攻占甘肃的进程增加了重重的困难。
兰州在历史上虽然不像张掖是在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但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便利之地，也是古时经商往来的一个必须会经过的地方，只不过不如张掖离西域更近，西域的物产也就稍微的差一些。但更接近汉族却也给这里带来了优势，它感受着中原和西域文化的双重熏陶，留存了许多风格的历史文化，所以虽然是不如张掖，却也是一颗重要的内陆明珠，将甘肃省会迁到此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