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四大名著”，但是也一定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原本历史上是有“六大名著”的，也就是说在最初，人们评定出来的一共有六本名著，都相当于现在四大名著的地位，但是为什么最终会把另外两本都删掉，最终留下来了四本呢?被删掉的那两本分别是什么，这两本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

“十年河东转河西”的意思是比喻世事无常，盛衰都有各自的变化，实际上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更加令人通俗易懂。这句话的典故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秦国早期并不属于一个强国，而且地处偏远，一直被魏国所压制。谁知秦国通过变法逐渐强盛起来，最后竟然成为七雄之首，并且在秦始皇时期完成了一统六国的壮举，让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统一。而这句话蕴藏的含义，实际上也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着上下5000年的文化历史，留下了很多灿烂辉煌的文明，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结晶。而这些结晶当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姓氏文化。每个不同的姓氏都有它的起源和故事。据最新的《中华姓氏大辞典》里记载，目前全国共有10129个姓氏，其中汉族姓氏有8000多个，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五个姓氏，起名是最伤脑筋的，因为不管叫啥名，都像在骂人。

对于古代人的长相，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一些画像来构建出他们的样子了，毕竟当时也没有相机，他们真实的样貌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古代武将的画像却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肚子总是非常大，这就让人想不通了，肚子这么大，上战场了怎么办?挺着一个啤酒肚一样的大肚子，怎么能够杀敌呢?

五湖四海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提及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也带有各方团结的隐喻。但你知道五湖指的是哪五湖，四海又是哪四海吗?这就要从五湖四海的典故说起了。五湖四海最早出自《周礼·夏官·职方氏》，文中写到“其浸五湖”，《论语·颜渊》又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便有了五湖四海这个成语。实际上古人称为的四海，和现在的四海已经不是同一个地方了，下面就为大家讲讲这些湖、海，一起来看看吧。

在民间传说当中，“嫦娥”一直都是月宫女神的代名词，她居住在广寒宫里，不食人间烟火，是个十足十的清冷的女神，而有关嫦娥的神话传说也一直流传着。不过，在“嫦娥”这个形象最初诞生的时候，并不是现在我们想象中这样美丽，而只是一直癞蛤蟆。这两个差别就非常大了，那嫦娥究竟是怎样从一直癞蛤蟆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女神呢?

臊子面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道传统美食，喜欢吃面食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臊子面。其实臊子的意思就是肉丁，而臊子面的做法也并不复杂，除了臊子在准备一些蔬菜自己就可以在家做出一碗美味的臊子面。臊子面拥有悠久的历史，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当时在岐山各个饭馆都有自己的招牌臊子面。那这次就为大家讲讲臊子面的起源和来历，经过千年的传承，为何臊子面就能流传至今呢?

近两年，随着省会西安的知名度提升，陕西也开始引起关注。其中，尤以美食和文化古迹最为引人。陕西的美食不仅味道美，文化韵味也很重，咱们熟知的甑糕、凉皮、锅盔、豆花泡馍等都有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咱们今天先来谈谈岐山臊子面。
臊子面是陕西乃至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道面食。它的特点是“薄、筋、光，煎、稀、汪，酸、 辣、香”。“薄、筋、光”指面条要口感筋道，入口顺滑;“煎、稀、汪”指臊子的汤汁滚烫，面少臊多，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酸、辣、香”指臊子面入口的味道，醋的加入便使得臊子面吃起来油而不腻。
一、岐山臊子面的由来
臊子面的发源地是岐山一带，并且自西周王朝开始，世代流传，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周人最初在岐山脚下的周原一带定居，因此周原也被称为“岐周”，以后虽然两次迁都，但都不能动摇岐山的“圣都”地位。因此，“岐周”一直保持着祭祀仪礼上的最高地位，且在岐山一带长期存在，对其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文化正在迅速消亡的大背景下，这里的习俗仍在世代流传。
关于岐山臊子面的来源说法甚多，其中较为可靠的有二。

1. “文王屠龙”
   西周初年，岐山一带渭水河畔常有蛟龙兴风作浪，危害庄稼和百姓。一日，周文王率族人外出狩猎，遇到这只蛟龙。在蛟龙正要发威之时，周文王一声令下，万箭齐飞，这只几千斤重的蛟龙从空中跌落。文王命部下把蛟龙剁成肉块，做成臊子，调成蛟肉汤。又把煮好的面条盛在碗里，由文王亲自掌勺舀汤。吃完面又将汤倒回锅里，反复使用，这样，万余人都尝到了蛟龙肉。(资料来源于《岐山县志》)
   2.“馂[jùn]余”
   什么是馂呢?古人云“食之余曰馂”。大型的祭祀活动快结束时，进行隆重的“食馂礼”，也就是吃鬼神剩下的食物，后来逐渐引申为吃长辈剩下的食物。所以，“馂余之礼”也就是“吃剩之礼”。现在岐山一带进行红白喜事时还保留着“泼汤”和“剩汤回锅”的习俗，即第一碗臊子面的汤必须祭祀天地，剩下的汤称“福把子”，要端回家祭祀主家的祖灵牌位，然后宾客才能开席。另外，当地人把肉臊子过油后，方便保存，臊子可反复利用。
   当然，对于以上传说，各家解释不同，但是神话所反映的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相近的。神话当然不能直接当作史料来研究，但是神话毕竟体现了先民的集体记忆和美好愿望的，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时代久远，很多神话模糊不可考，但我们通过与先秦文献和出土文物互参，仍能从其中发掘出丰富的资料。

二、臊子面体现的周人的文化精神
1.赐胙礼所体现的“接触巫术”
臊子面的面条和臊子是分开做的，最重要的在于臊子，单看“臊”字，“月”表示肉，“品”代表三畜——牛、羊、猪，下面的“木”字象征桌子，因此“臊”可以理解为牛羊猪肉放在桌子上，如同用祭肉去祭天。因此臊应该和祭祀有关。人们认为祭肉是神享用过的食物，非常珍贵，因此在祭祀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天子便把祭肉分给大臣和诸侯，即赐胙礼，“胙”即祭肉。诸侯又把肉分给自己的大臣、谋士，从而，分享祭肉的阶层不断下移，连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福气之肉”。因为祭肉难得，人们便把尽可能把肉切碎，所谓“脍不厌细”。通过这样的“层层分肉”，神灵的福气可以庇及更多的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族人、巩固了周王朝统治秩序的作用。
这种思维体现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提出的“接触巫术”。他认为，原始人错误的把接触过的东西看成是永远接触着的，在中断实体接触后仍然互相作用，比如在头发和指甲上施法。根据这一思想，人们认为分享祭祀过程中神吃过的祭肉，就相当于获得了神的道德和智力特征，也表现了先民希望共享福气之肉的美好愿望。

2.“福把子”与周人的礼仪精神
每次祭祀快结束时，让假扮成受祭者的人先享用神的剩饭，其次是天子和大臣们，接着是公卿以下的等级，从而，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能吃到神的剩饭。这样吃剩饭的礼后来逐渐推演到吃尊者的剩饭，称为“食馂礼”，也就是吃剩之礼。过去，岐山人在吃面之前，先盛出一小碗，由小辈将其端出去泼汤，以敬天地，剩下的汤被称为“福把子”，席上的长辈尊者的剩汤也被称为“福把子”。所以，“福把子”有两层含义，一是祭祀天地的剩汤;二是长辈尊者的剩汤。
另外，岐山人对于宴会上的宾客座位、泼汤吃面甚至不同的人吃饭的礼仪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的规定从没有以条文的方式公布，却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礼仪。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礼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在岐山一带发祥的周文化也正是这样代表的一种伦理精神，后世经过孔孟、子思学派的发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中国人仍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挣扎。

三、岐山臊子面的风俗遗存
随着时代的发展，岐山地区的人们对臊子面做了很多改进，使其享誉海内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极为困难时，岐周一带没有肉可以做臊子，农民便以素菜代替。以后，肉臊子面和素臊子面并行，扩大了岐山臊子面的影响力。另外，也对“剩汤回锅”的传统吃法做了一定的改进，使其符合现代的饮食标准。
笔者曾走访过岐山、扶风一带，与当地人交谈时得知，当地在进行红白喜事时，仍沿用西周时吃面的习俗。宴席上，上汤的上汤，端面的端面，每位宾客从大碗中捞面到自己的小碗里，只吃面不喝汤。碗里用过的剩汤不会就此扔掉，而是由堂客端到厨房倒入大锅中与原汤混合加工，加入佐料继续熬制。不断循环往复，直至客人酒足饭饱，心满意足才散去。
除了岐山臊子面，这一地区还有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小吃，比如擀面皮、血条面、豆花泡馍、锅盔等。原始人早就不满足于口腹之需了，而是赋予饮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等人的思想观念，使饮食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无法抛弃的部分。对于揭示民族文化的特性，没有比吃更有力、直接的了。前一秒，我们可能还为一些事情争得面红耳赤，上了餐桌，这样的矛盾便瞬间被一碗热腾腾的面消弭了，这便是美食的强大的力量。

古人用来称呼一类人，总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群也有自己不一样的称呼，例如人们会把那些尚在闺阁还没有婚嫁的女孩子们叫做“黄花大闺女”。只是为什么人们要这样来称呼她们呢?为什么是“黄花”，而不是称作“红花”“蓝花”等等其他的颜色?黄花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个词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人们常用“黄花闺女”来指那些还没出嫁的女孩子，有时也指处女。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汉代时起，女孩子们喜欢“梅花妆”，即用梅花的花粉制成的粉料来化妆，因这种粉料是黄色的，人们便称它为“花黄”。具体使用方法是，用粉料将薄纸片、干花片、云母片、蝉翼、鱼鳞、蜻蜒翅膀等染成金黄色，剪成各种花、鸟、鱼的形状，粘贴于额头、嘴角、鬓边等处。
在南北朝时期，“花黄”更是少女们必不可少的脸部饰物。南朝陈后主《采莲曲》：“相催暗中起，妆前日已光。随宜巧注口，薄落点花黄”;北朝民歌《木兰辞》：“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采用“花黄”这种妆饰的都是未婚少女，如果结婚了则有另一套妆扮。古代民间有俗谚云：“今朝白面黄花姐，明日红颜绿鬓妻”。所以“花黄”是少女的专用之物。

同时，“黄花”在古代又指菊花。菊花能傲霜耐寒，常用来比喻人有节操，因此，人们在闺女前面加“黄花”，不仅表示这个女子还没结婚，还赞扬这个姑娘品德高尚，情操贞节。
这种习俗直到金、元时期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才慢慢消除，但“黄花闺女”作为未出嫁少女的代名词则流传下来。
俗谚云：“今朝白面黄花姐，明日红颜绿鬓妻”贴黄花，是古代女子婚前的装束，婚后是要变装滴～所以黄花大闺女是从寿阳处流传下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至于黄花大闺女从何而来呢?古人为何称未出嫁的女子为“黄花闺女”?

民间传闻，在古代南北朝时期，有关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的黄花一说起源，因寿阳公主在宫廷与宫女们玩闹，玩累的在小憩的时候，碰巧微风袅袅，将腊梅花吹落至公主额头，经汗水渍染后印于额头，宫女们见状简直惊若天人，美不胜收。导致后期宫中效仿，慢慢流出至民间，
最早普及的贴花黄也就是仅限于用梅花的汁水涂抹渍染，但随着花期和季节的限制，花黄的选取范围不断扩大，但凡是黄的花卉，只要不具毒性的，均在使用之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菊花。后来为了方便和快捷地使用，又有了花粉制成的粉剂，甚至不限于植物，动物性的、矿物性的都加入进来。
后来人们就用花黄或黄花特指未出嫁的少女。有诗曰，今日黄花女，明天绿鬓娘。来形容欲嫁人的少女。同时黄花不单指梅花，也指菊花。菊花傲霜耐寒的崇高节操，也特指还没结婚的女孩子的节操贞洁。

说到买东西买东西大家一定每天都要买吧，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疑问，那就是买东西为什么要叫买东西呢?为什么不叫买南北呢?其实这些都还是很有说法的啊，其实这个和古代一位叫朱熹的人是分不开的，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下面一起跟随小编来揭秘分析看看吧!

人们经常念叨的“东西”它似乎是个万能的代词，不仅仅是方位词。购物：“买东西”，骂人：“不是个东西”，物品：“找东西”不胜枚举。那为什么不用南北呢?这里边其实蕴含了很了很多的历史文化。
据说，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未出仕前，家乡有叫盛温和的好友，此人亦是博学多才的人，一天两人相遇于巷子内，盛手中拿着一个竹篮子，朱熹问他：“你去哪里?”
盛回答说：“我要去买点东西。”
朱熹是以穷理致知、研究学问的人，他听了盛的话，很好奇，随即问道：“你说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呢?”

盛温和反问朱熹：“你知什么是五行吗?”
朱熹答：“我当然知道，不就是金、木、水、火、土吗?”
盛说：“不错，你知道了就好办，现在我说给你听听，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间属土。我的篮子是竹做的，盛火会烧掉，装水会漏光，只能装木和金，更不会盛土，所以只能叫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呀。”
朱熹听后唉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
原来“买东西”这个词还有这样一个典故，古人的智慧真是蕴藏在我们的生活中。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叫龚玮的学者则认为，早在东汉时期，商贾大多集中在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俗话有“买东”、“买西”。即到东京、西京购货，久而久之，“东西”就成为货物的代名词。
在古代“南北”所对的“水火”以及“中”所对的“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没有买卖的必要古人以面南背北为上，即南北为通路，东西两侧置放物件，指点物件的时候自然指着东、西两面，故以东西来作为物品的统称。

为什么骂人又要骂“不是东西”呢?
因为如果人不是东西，那就是南北了。
南属火，北属水，在文言中，“水火”指的是大小便。
所以，骂人不是东西就是说人是大小便，相当于现代骂人话“臭大粪”。

如此看来，古人骂人，也是相当有技巧的，骂人转了这么大个弯，骂完人了，嘴里还不露脏字，读文君真佩服这个能发明“不是东西”的学者，高啊!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了吧，好好收藏起来，说不定将来还能够讲解给身边的朋友们听，让他们觉得您是一个有文化之人，对不?

星期制是古巴比伦人创立的制度，后来传到古希腊、古罗马等地，古罗马则用自己信仰的神灵为七天一周命名。星期制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制定，在321年正式实施，此后星期制被传递到了世界各国，以至于成为了世界上的通用制度。中国古代并没有七天一周的说法，基本就是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时间。那星期制度是怎么传到中国的呢？下面就为大家做一番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星期制的起源
星期制是个舶来品。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就有“七日一周”的历法。到了公元321年3月7日，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宣布七天为一个星期。
据说，它起源于公元前约2000年的古代两河流域。巴比伦人认为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星神是轮流值日，各管一天。“星期”即为星的日期的意思。另一传说则与《sj》有关。说连续工作六天创造世界的上帝，在第七天“歇了他的工，安息了”;于是，这天就成了星期天。称作“礼拜”，是这天与基督徒的“礼拜日”同日。如当时上帝早吃力了或是提前完成创造万物，恐怕就做五休二，那一周双休就始于那时了。
在中国，也有如同星期制的作息制度。在西汉，“吏五日得一休沐”;但这个休息日不固定不统一，轮到哪就休到哪。而且只对公务员，不对社会全体成员。到了唐朝，官员的休息间隔被拉长成“旬假”(一说是与“休沐”并存)，也就是十天一休。至明清，“旬假”就没了。而对平民百姓来说，共同的休息日则是在节庆里，主要有新年的春节、大如年的冬至以及皇上的生日。

星期制来到了上海
开埠后，上海人看到了身边外国人享受星期制的快乐和惬意。
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5月8日出版的《申报》上，有《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一文。其中写道：“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这好处是明摆着的：“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郁闷而此日惟一切消愁。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反观自己，“中国日日不息，而不息者不过行为无功之举动，卒之心劳日拙，身劳日疲，万事蹉跎，一生废弃，可不惜哉!何若振作精神，日进无疆。”
由此，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提出“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其余日月愿奋勉以图功，无使日日不礼拜休息，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悠悠忽忽，一事无成以了结此生也。”

葛元煦在1876年(清光绪二年)写成《沪游杂记》，其《第一卷·礼拜》也有如此感受：“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历虚、房、星、昂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驾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云。”不知《申报》那文，是否是葛先生投的稿。
《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发表之日，上海开埠仅二十九年。星期制影响的扩大和增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在1865年，居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人已过2000人。据统计，到1870年，住公共租界的英国人有894人，美国人为255人，德国人在200人左右;居两租界的法国人达297人。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人最多，占在沪外国人的一半。二是由于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洋行、企业和学校等处工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与洋人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华人，作息制度只能与其同步。三是与华洋共处有关。尤其是在1853年小刀会爆发，不少华人逃入租界，使在租界居住的华人从原来的500猛增至20000以上，大大超过了洋人，由此奠定了租界内华人多于洋人的格局，自1865年起，租界所居华人通常是洋人的40到50倍。华洋生活共处，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所受影响更为直接，所起作用自然是更大了。

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心动化作了行动。星期制(礼拜制)开始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由租界延至华界。时间就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世纪80年代。
首次见到中央政府关于实行星期制的规定，还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史称“壬寅学制”的文件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朝廷颁布的《钦定中等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里，其中规定全国的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逢星期天休息。

不出四年，星期制就走出校门。在京城的中央机关，先采取的是与学堂有关联的学部，之后是分管经济和外交的商部和外务部;到后来，被视为最保守的礼部和吏部也过上星期制了。与此同时，在步伐更快的民间，特别在城市里，作息制度已经易帜，融入生活。
不曾想到，1926年的星期制，并未占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1月23日，名列“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开业。因为人多，从上午11时起，每隔十分钟开门放人一次，后来挂起免战牌：“停止参观，各界见谅。”开业的第二天是星期日，面对如此好的客流和生意却关门休息。在当时，上海滩只有新新一家华人公司实行星期日停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