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主人公是秦始皇嬴政。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焚书是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坑儒是指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焚书坑儒”这一几乎可以肯定是很大一部分是杜撰的事件，却成为了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使其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恨不能掘墓鞭尸。可以说，得罪文人特别是后来得到权柄的文人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们几乎成功的让一个立下不世之功的千古一帝遗臭万年。

　　有关札木合和铁木真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亦敌亦友，比较纠结的关系。札木合和铁木真少年相识，肝胆相照。二人同为草原的英豪，曾三次结为安答。在草原各部落长期征战的岁月里，他们曾同吃同住，携手抗敌，并肩作战，甚至在铁木真一度受强敌威胁，妻子被掳之时，札木合亦是他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和最亲密的战友，因此，当这对兄弟因彼此的利益出现分歧而分道扬镳之时，有理由相信，内心最难过和痛苦的，是长期倚重札木合的铁木真。

　　认真分析札木合和铁木真的关系，其实他们之间既非刘邦和项羽那样是纯粹的敌人关系，也不似曹操与刘备这类貌合神离虚情假意的伪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充满着少年时代的纯真，亦不乏英雄惜英雄的深情厚谊!他们视彼此为知己，皆为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们都雄心勃勃，渴望统治这片抚育了蒙古部族的大草原。只可惜，长生天虽辽阔，容不下两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受蒙古部族万众膜拜的王者，只能有一位，所以，他们之间的兄弟之争，似乎是一种难以逃避的宿命。

　　兄弟重逢的那一刻，恍如隔世。铁木真与他促膝长谈了很久，他劝札木合留下来，然而曾经的安答，此刻已回不到过去。铁木真明白，札木合和自己一样骄傲，与其让英雄屈辱偷生，不如让他悲壮赴死。最终铁木真含泪，亲手结束了兄弟的生命。札木合死后，铁木真命人以隆重的礼节下葬。黄沙埋过，这位被铁木真视为毕生唯一知己的安答，永远长眠在不纳尔罕山下。众所周知，蒙古札达兰部首领札木合和铁木真原来是安达。他二人幼年相识，皆为志同道合的铁血男儿，曾有三次结义之情，彼此视对方为毕生唯一的知己。那既然札木合和铁木真原来是安达，后来却又为何兵戎相见呢?其主要原因在于，札木合与铁木真都有争霸草原的野心，而统一蒙古部落的王者，从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起初，札木合曾辅佐铁木真，运筹帷幄横扫草原，先后打败了蔑儿乞、塔塔尔等部落，然而随着草原各部逐渐被歼灭，他们彼此都意识到对方对自身的威胁，尤其是长期屈居铁木真之下，更令札木合深感屈辱和不忿。终于有一天，他与铁木真分道扬镳。那时的札木合，内心唯一希望的，是凭自己的实力大败铁木真，将他拉下万众拥戴的大汗的宝座。

　　十三翼之战后，札木合终于如愿以偿，打败了铁木真。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很快因他的残忍和暴戾失去了。在当众烹煮敌将之举引得札木合麾下众将叛离之后，铁木真终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札木合被五花大绑带到铁木真面前时，不知他是否有预料到，自己将会以这样的方式与昔日的安达重逢。铁木真不愧为蒙古草原伟大的领袖，他始终念及札木合和铁木真原来是安达，不忍痛下杀手。于是，他成全了兄弟的尊严，按照札木合的要求，以“不流血”的绞刑结束了兄弟的生命，也亲手埋葬了他曾无比珍视的安达和少年时代的友情。

　　自从铁木真在统一蒙古部落的长期征战中势力逐渐崛起之后，就注定他将与曾经的安达札木合反目成仇。平心而论，札木合是有机会铲除铁木真的，然而他终究是放过了难能可贵的机会，因此，有关札木合为什么不杀死铁木真的问题，人们也有过诸多揣测。如果说，札木合不杀铁木真，仅仅是顾念曾经的兄弟之情，这个说法显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一个情感上太过优柔寡断的人是不具备争霸天下的条件的，雄才大略的札木合显然不属于这类人，那究竟札木合为什么不杀死铁木真呢？

　　首先，札木合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对铁木真，他固然有着瑜亮情结，然而另一方面，成吉思汗的政治才华和部族威望，又是他十分钦佩的。在札木合眼中，铁木真是他此生遇到的唯一一个可以和自己一较高下的人，只有成吉思汗的人格魅力才足以与自己比肩!这样的铁木真，绝不该轻易死在一个卑鄙懦弱的小人手里，这也解释了札木合挑起铁木真与王涵部和乃蛮部的战争后，又主动派人去向铁木真通风报信，使他免于暗算的主要原因。

　　其次，札木合对自身的实力也有一个正确的研判，虽然，论个人能力，他并不在铁木真之下，然而相比铁木真麾下的兵强马壮，及族人的拥护来，札木合又远远不及，换言之，铁木真比他更适合做蒙古草原未来的王者。如果札木合为一己之私杀害铁木真，那只会让蒙古草原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战火中，这是札木合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放眼大局，以天下苍生为念，才是札木合不杀死铁木真的真正原因。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知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道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始皇很高兴。可是有一个思想保守的博士名叫淳于越，原齐国人。他当场批评周青臣是阿谀奉迎。他说：“殷、周之王回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他批评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

　　说如发生大臣篡权之事，无以自救。他又讥讽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场进行了批驳，他指斥淳于越是“愚儒”，还谴责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答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他认为这样一群儒生是一种危险势力，建议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为此秦始皇实行此统一思想之法。

　　目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见解，维护集权统治，另一方面是采取愚民政策，易与管理，防止暴动。

　　危害：严重阻碍了中古古代优秀思想文明的传播和发展。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其暴力手段加速了秦国的灭亡。

　　焚书坑儒的历史影响：

　　1、加快了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2、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3、产生了严重的损失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

　　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重提恢复分封制的主张。

　　根据《宋史》记载：曹皇后的真名（也就是闺名）并没有准确记载，不一定叫曹丹姝，正史也没有她结过一次婚的记载。而曹皇后长得其貌不扬，不入宋仁宗法眼倒是真的。

　　曹皇后确实是宋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是郭皇后被废之后立的，但宋仁宗一直跟他没有什么情感，始终隔着一层。一方面，这并不是宋仁宗自主选择的婚姻；另一方面，相貌平凡的曹皇后宋仁宗也看不上她。

　　宋仁宗起初宠爱太妃的养女陈熙春，但考虑到陈熙春是太妃有针对性地给自己找的女人，如果走得太近容易受到太妃控制，加上陈熙春出身比较低微（是官员家里的奴仆），所以，还是将她送出了宫。

　　宋仁宗后来又宠爱上了张贵妃、苗昭容和俞婕妤，后来又有“十阁”等宠妃。一直对于曹皇后比较冷落，曹皇后做了28年皇后也一直生活在这种冷落之中。但她一直恬淡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不仅平淡和气，还积极推动了北宋的很多重要变革，比如王安石变法，综合来看，她是一代名后。

　　根据历史史实记载，曹皇后一直很能干。不仅书画写得好，而且为人低调谦和，自己还在宫廷院内种桑养蚕，为万民表率。与此同时，宫中发生过士兵叛变，差点危及到皇帝人身安全，也是曹皇后凭借自己的果敢机智化解了危机。想来唏嘘，就是这样一代贤后，却要忍受皇帝的不待见。

　　曹皇后做了28年的皇后，后面17年，她先后做过皇太后、太皇太后，在宋仁宗去世后，也短暂地临朝听政，但从来不专断独行，将贤后的本色坚持到了最后。所以，她的一生端庄贤良，真正应了大臣们起初的预期，她的封号是慈圣光献曹皇后，是为北宋王朝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皇后。无奈宫门深似海，真情留不住，一辈子清冷孤寂。

根据《宋史》和《大宋宣和遗事》等相关史料所记载，小说中的宋江和史实其实有很大的出入。历史上宋江确有其人，但他手下没有一百单八人，只有三十六条好汉，卢进义(卢俊义)、吴加亮（吴用）、李海（李俊）、阮进（阮小二）均在其中。多出来的七十二人是作者加上去的。

宋江在史书中是流寇，打到哪就住哪，根本不是呆在一处地方不动，等待官军的围剿。就像明末的闯王李自成，流窜作战。他们曾先后出现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只是最开始起义的地点是在梁山泊，称“梁山好汉”不足为过。

宋江并不是一介迂腐文官，靠着眼泪赚感情。他实际上被官府列为悍匪巨寇，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他为人勇悍狂侠，好打抱不平、锄强扶弱。

宋江根本不是主动接受招安，而是在起义失败后，被迫投降。宋徽宗派海州知州张叔夜前往平叛。张叔夜用伏兵伏击宋江，宋江大败，无路可逃，副首领吴加亮被俘，宋江走投无路，无奈投降政府。

方腊起义是比宋江梁山起义大得多的农民起义，宋江接受招安后参加过平方腊的起义，但无任何出彩记录。

　　众所周知，宋江起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件，《宋史》中对宋江起义也有明确记载。为了确切知道宋江起义时间，还得从史实记载中了解。《宋史徽宗本纪》和《宋史张叔夜传》中均涉及到宋江起义一事，比较遗憾的是正史中也没有提到宋江起义时间。只知道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具体时间并没有提出。

　　为了查证宋江起义时间，还需要考察其它杂史。《大宋宣和遗事》讲述的是宋元年间发生的事情，书中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宋江起义一事说的。这本作品写于宋元年间，很多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时是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的。

　　从《大宋宣和遗事》讲述的故事来看，可以推测出宋江起义时间。书中写到晁盖、杨志等人上梁山泊时是1120年，五月份时宋江杀了阎婆惜，在官府追究下，宋江前去梁山泊投靠晁盖。以此推测，宋江上梁山泊也是1120年六月份以后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宋江起义时间还有另一种说法。1114年到1119年这五年间，梁山泊被人霸占进而引起梁山好汉的愤怒，宋江起义由此爆发。1119年，宋江三十六人在梁山泊起义，此后攻打河北，山东一带。1121年时，宋江被张叔夜降服，宋江起义由此结束。

　　取材于北宋水泊梁山起义的古典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中，作者施耐庵对宋江起义经过做了不少杜撰和改编，历经千百年流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事实上，历史上有关宋江起义的经过，记述原本也不详尽，因而给了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和“戏说”余地，若要探寻真正的宋江起义经过，还须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痕迹。

　　翻开历史典籍，《宋史·徽宗纪》和《宋史·张叔夜传》中均有关于宋江起义经过的点滴记载，其中，《宋史·徽宗纪》主要记录了宋江起义的发生年月和起因，大致发生在宣和三年，水泊梁山之畔的一群渔民和农民为了反抗官府垄断水泊资源，造成他们生计无法维持而揭竿起义，从而引发一场小规模农民起义的过程。而有关宋江起义的最终结果，则记载于《宋史·张叔夜传》之上。

　　从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中，后人基本上可以还原一段真实的宋江起义历史。起初，凭借水泊梁山天然的地理优势，这场农民起义取得了局部的成功，然而由于起义军领导人“革命意志不坚”，且面对朝廷前来镇压的正规军，缺乏正规军事训练的农民组成的部队显然在战斗力上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遭受屡次重创之后，宋江等人不得不接受招安，归降朝廷。这一段在宋江起义经过的描述中尤其模糊，以致于很多人猜测，起义军最终是被张叔夜逼降的，亦无证考。

　　宋江起义三十六人讲述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好汉起义的故事，其中宋江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宋江起义三十六人指的是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灼、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弘、石秀、徐宁、李应、花和尚鲁智深、武松。

　　宋江起义三十六人各有各的本事和能力，他们满腔热血，希望凭借好汉之力推翻腐败无能的北宋朝廷。如今在梁山，郓城一带依然流传着关于宋江起义三十六人的歌谣，其内容是“去时三十六，来时十八双。若是少一人，誓死不还乡”。

　　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宋江起义的始末，其中梁山泊一百零八单将成为经典英雄范本。根据历史考察，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但不像《水浒传》所描写刻画的那样生动。

　　除了在《水浒传》中可看见宋江起义三十六人的身影，在龚开所著《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一书中，明确提到了宋江三十六人名单。除此之外，在《宣和遗事》中也明确记载了宋江率领三十六将在张叔夜的招降下，平定方腊一事。宋江等人因平定方腊有功，朝廷给予宋江等人重赏。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近四十年(680年逝世)，为汉藏两族的友谊做了许多工作。随公主入藏的工匠，把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生产技术传入西藏。

　　吐蕃的农业技术原来比较粗疏，土地不加平整，不打畦，没有阡陌，水土容易流失。汉族农业技术传入后，吐蕃劳动人民开始挖畦沟，田野间阡陌纵横，大大提高了产量。公主带的水磨，深受劳动人民欢迎，公主和她的侍女，还把纺织、刺绣技术传授给吐蕃妇女。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汉藏两族的友谊和吐蕃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还保存着他俩结婚的洞房遗迹，大昭寺前的唐柳传说是公主亲手所栽。藏族的史书用大量篇幅来记载公主的事迹

　　文成公主受父皇之命，带着大批卫队、侍女、工匠、艺人和大量绸缎、典籍、医书、粮食等嫁妆，从长安迤逦西行，经甘肃，到青海，过日月山，经大河坝，到达黄河源头。为了保障公主一路顺风，唐太宗命沿途官府修路架桥，造船制筏，建筑佛堂，开辟通道。

　　文成公主在进藏途中不仅播撒下了汉藏友好的种子，也留下了众多的胜迹与美好的传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不仅揭开了唐蕃古道历史上非常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第一页，而且作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重大事件被载入史册。

　　赵云自追随刘备后，直到刘备当了汉中王，可说是马不停蹄，无役不予。阿斗确是他在长坂坡救出的，史书虽没《三国演义》写得那么玄，但赵云救阿斗不是虚构的。进军西川，是赵云第一次没随刘备行动而留守荆州。可就是这次留守，他又干出了另一件大事，即“截江夺斗”，也是史有明文的壮举。

　　定军山之战，主谋是法正，而“亲冒矢石”强攻定军山的是刘备本人，赵云根本没上第一线。一出祁山，赵云也没当先锋，与邓芝领偏师出斜谷策应主力。街亭失守全线大败，而“云与邓芝勒兵徐徐而退，不致大损。”《演义》中的“不损一人一骑”是罗老先生给英雄带的花环。而战后孔明上表检讨，自贬三级，有功无过的赵云却也糊里糊涂地跟着被贬了级。直至去世，赵云也未获封侯。

　　赵云不得重用，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他出身布衣，不是名门望族。这与中国历史上产生于西汉后期，东汉时达到高峰，直至唐代才衰落的“门阀制度”有关。汉末乱世，群雄并起，门阀制度也受到冲击，但其生命力极为顽强。袁绍贵为十八路诸侯盟主，“四世三公”的身世是决定因素。三国之中，曹瞒对门阀制度最不感冒，“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把袁氏的“四世三公”称为“冢中枯骨”。

　　他手下的战将中，除曹氏、夏侯氏外，典韦、许褚是草莽豪强，徐晃、张辽、文聘是降将。而刘备早期无人可用，顾不上讲究门第。但卧龙一到，这套玩意儿就又活了。魏、蜀、吴三国，蜀汉对门阀制度的坚持是最明确的，赵云也就倒霉了。同时，孔明的任人唯亲，也是史有定论的，马谡、杨仪就是例子。难怪在孔明当政的后期，蜀汉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

　　历来读史之人有“汉家待功臣薄”的感慨，汉高帝刘邦，杀死了韩信、彭越、黥布；汉武帝时有飞将军李广的悲剧。到了最后三分之一的后主时，赵云好歹还是寿终正寝的。

　　《演义》上写刘禅闻赵云死而大哭，又是罗老先生加的花环。那时的刘禅，早把救过他两次的赵云忘得一干二净了，连点“悼念”的意思都没有。到得后来，不知道怎地又想起救命恩人来了，在给别人封侯时顺带也追封了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