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里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鲁庄公20年夏天的时候，齐国发生了大灾，这里的大灾就是疫情。

当时的疫情便是波及全国的传染病。这里的全国指的不仅仅是齐国，因为这里专门记载道，这一传染病已经波及到了鲁国境内。

这本书的作者是齐国人公羊高，可是本书却是以鲁国的视角来撰写的。因为这场疫情，从齐国传到了鲁国，所以特地记载了下来。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连年兵祸，的确是爆发过传染病疫情的。

公元673年，是鲁庄公20年，也是齐桓公12年。

齐桓公5年的时候，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战败以后，选择将遂邑献给齐国，以此换取和平。此后齐桓公与鲁庄公达成盟约。

再往后并没有记载这段时间发生过战争，期间在齐桓公14年的时候，陈厉公的儿子完前来投靠齐桓公，秦桓公想要让他作为自己的卿，可是完表示推辞。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痔也。大痔者何?痢也。---《春秋羊公传》

由此可见，这一段时间，齐国没有因为这一场疫情而停止国家运转。至少没有采取隔离措施，陈国的公子可以自如地逃到齐国来，可见这一场疫情当时应该已经结束了。

齐桓公这段时间依旧处于称霸状态，可见齐国并没有因为疫情而衰弱。疫情传播到了鲁国，但是鲁国这段时间也没有相应的突发情况。由此可见这一场疫情应该不是很严重。

可能是传染性比较强，但是致死率不高，而且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我认为这应该是普通的病毒性流感，虽然在当时来说已经比较难治疗了，可毕竟不是太严重的疾病。

所以说，从有限的资料上来推测，这一场疫情，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因为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疫情。

赵惠文王22年，赵国爆发疫情。

这个故事是在《史记》里面有记载的，赵惠文王是个比较喜欢打仗的国王，他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因为得到父亲的宠爱，所以取代长子，成为了继承人。

他在任期间，手下有一票非常著名的文臣武将，比如说蔺相如、廉颇、平原君赵胜、赵奢等人。

能人异士这么多，赵惠文王自然也是不甘寂寞。恰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结束，赵国军事实力大为提升，所以赵惠文王为了地盘问题常常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

一旦有战争，就会有大量士卒死亡，而士卒的死亡，则是疫情爆发的关键点。赵惠文王20年的时候，廉颇带领大军，进攻强大的齐国。而赵惠文王本人则和秦昭王一起在河西之外相会。

赵惠文王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漳水改道的事情，他将漳水改到了武平的西边，这件事对瘟疫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很难说清楚。

因为第二年，也就是赵惠文王22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这场瘟疫对赵国的影响大不大呢?其实也不是很大。

在瘟疫爆发的当年，赵惠文王将公子丹立为了太子，仅仅过了一年以后，赵国大臣楼昌便带领大军进攻魏国的几邑，可惜没打下来的。

二十年，廉颇将，攻齐。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二十三年，楼昌将，攻魏几，不能取。十二月，廉颇将，攻几，取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取之。---《史记》

等到12月份的时候，廉颇亲自带兵，这才打下了几邑。这么来说，赵国爆发瘟疫的第二年就能带兵出征，可见瘟疫对国家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这次瘟疫极有可能是因为漳水改道所造成的。河水改道极有可能造成洪水爆发，而洪水爆发是瘟疫盛行的条件之一。

伴随着洪水的消失，瘟疫也逐渐慢慢跟着消失了。我们找不到治疗的相关记录，由此可以认为，这场瘟疫无疾而终了。

秦始皇4年，蝗灾出现，天下大疫。

公元前243年，这个时候秦始皇嬴政还没有一统天下，秦国将赵国的质子归还给了赵国，也就是赵国太子出。

这一年的10年份，蝗虫居然从东方飞来，可以说是遮天蔽日。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瘟疫，这里说是天下都有瘟疫，那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这场蝗灾，导致了粮食严重减产，秦国国库里面的粮食也不多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只要能够向国库献出一千石的粮食，那么就可以提升一个级别的爵位。

四年，拔篸、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史记》

那么蝗灾为何会爆发全国范围的瘟疫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蝗虫过来把庄家都给吃了，没有粮食吃的老百姓，饿死的居多。

一旦饿死的人多了，那在民间自然就会爆发瘟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5年，蒙骜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下了酸枣、燕、虚、长平等等20座城池。

由此可见，瘟疫对秦国的伤害，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至少士卒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可是魏国之所以丢了20座城池，跟他们的瘟疫是不是有关系呢?这里没有详细记载，这次的瘟疫应该不是个小问题。

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

战车就好比最低配的重骑兵 当时铁的冶炼技术完全不行 非常容易折损 适用面也太窄

战国时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特别是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长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胸有大志使赵国强盛的武灵王，对胡人骑兵的优越性，认识真切。他认为以骑射改装军队是强兵的道路，就对将军楼缓说：我国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怎么办？“吾欲胡服”。

因此，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邯郸城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赵国就向侵略赵国已久的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今河北获鹿县北）。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区），“辟地千里”，林胡王向赵贡献良马以求和。赵武灵王让代地的相赵固专主管所占领的胡地，向内地提供骑兵。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分三路大军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王献4邑请和，赵军才停止攻击。赵武灵王决心要灭掉中山，于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继再攻中山，到赵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终于最后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

赵国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

可以说，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春秋礼崩乐坏之际，鲁国作为“犹秉周礼”的国家，对旧制度和传统保留得罪完整，同时受旧制度的影响也最深。分封等级制度下各级鲁国贵族封闭性极强，他们各自的统治区域犹如堡垒，是独立的地方政权机构。

卿大夫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如同君主一般，长此以往，容易形成与国君相抗衡的力量。对旧制度保留越多，受传统思想影响越深，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卿大夫与国君争权斗争越激烈，公室与私室的矛盾便一发不可收拾。

事实上，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公室羸弱，私室强大的状况。面对逐渐强大的私家势力，公室已有所警觉，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整个春秋时代，公室与私室斗争贯穿始终，强大的晋国最终被韩赵魏三分、称霸东方的姜齐最终被私家田氏所取代，这俩都是公室被私室消灭的典型例子。

作为犹秉周礼的鲁国来说，卿权更为强大，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后代，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在国内十分强势，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亲自伐季氏，标志着国君与卿大夫的矛盾已白热化。在国君与三桓的几次较量中，都以国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直接的军事打击尚且败北，削夺封邑的方式更是无从谈起。如此的鲁国何以成为战国七雄那样的国家呢?

对于分封等级制度下的周代各级贵族来说，采邑制度的实施使他们在各自封闭的领域内成为有地有民的各级领主，鲁国秉承周礼，宗法制、分封制和采邑制这些周代最鲜明的政治制度都被完整、全面地保存和继承下来。

一次你国内对采邑数量占有最多、规模最大的卿族也大多是执掌鲁国国政的公族，且鲁国不绝后嗣的特点使得采邑的消长与卿族兴废密切相关，也决定了鲁国权柄始终操纵在如三桓这样的世家大族手中。

三桓忙于国政及互相之间的角逐，对离国都较远的采邑往往疏于防范，邑内大权完全交给邑宰处理，久而久之，采邑主对一些边境采邑的治理鞭长莫及，为邑宰们的叛乱埋下了祸根。

一旦有适当的时机，三桓的家臣们就纷纷以他们的主子为效仿对象，犯上作乱，采邑正是他们叛乱的资本，采邑武装则为妻提供强大的军事后盾。

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登上鲁国的政治舞台的。

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登上鲁国大司寇的位置后，就打算削弱三桓的势力，实际上他能做这个位置也因之前三桓家臣叛乱而起。他削弱三桓的方法，就是堕毁三桓的采邑。

首先他毁掉了季氏费邑、叔孙氏的侯邑，这两家并没有反对，因为堕了这二邑实际上是消除了宗法家臣为患家主的凭借，此后季孙氏和叔孙氏的采邑因祸根铲除也就再未发生过霍乱。

而之前没有发生过邑宰叛乱实践的孟孙氏，并没有响应孔子堕三都的号召，加之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的誓死抵抗，导致堕成邑的计划受阻，终于酿成鲁哀公十五年成邑之宰公孙宿的叛乱。

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在堕三都事件中暴露出来，他的目的是削弱三桓的力量，把权力还到公室手中，只是堕二都一定程度帮了季孙和叔孙而已，但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心思还是被当时执政的季桓子看清，于是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了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你看，55岁的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也无法救鲁国啊。

事实上，西周灭亡之后，分封制已经不能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孔子极其反感的下克上，臣僭越君的乱局，就是因为分封私室势力逐渐强大威胁到了公室。而孔子把这种混乱局面称之为“礼崩乐坏”，认为是人们不再遵守周礼的缘故。

虽说这种情形与周礼形同虚设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是社会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周礼是建立在分封制上的上下等级尊卑制度，这种制度严格划分了等级，设定了相应的礼仪，而当下一级封建主的力量大于上一级，他还会遵守这些礼仪教条么?

孔子没有看清楚乱局的本质，从而一生追求的克己复礼过于理想化，一方面要求人人爱人，一方面又要求大家讲上下尊卑，按照分封制制度形式，这就好像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要求现代人们回到古时候的那一套尊卑制度去复“礼”一样，这明显是不现实的。

孔子在他的祖国努力了，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失败了，他去外国寻找救鲁国的方法，可惜，周围的国家情形跟鲁国不想上下，所以他终其一生，还是只看到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周礼，强调恢复周礼，人人爱人，这就是小康和谐社会了。

他后世的儒家们也没能为乱世找到终结的方法，后来还是法家们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路子，把分封制扫进垃圾堆，这才走上了一条统一算是勉强终结乱世的路子。

作为受周礼影响最为严重的鲁国，制度惯性是相当强大的，三桓之间势力彼此制约，而三桓又都出自公室，不像晋之三家是外姓臣属分起家来没有压力，三桓实际上还是想着利益最大化，最好就是在斗争能自己能坐上国君的位置。

结果侯爵跟公爵斗，侯爵下面的伯爵们又起来造反，自然是无休无止的内斗，看不见远方的希望。若学七国那样变法，可惜公室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干不过三桓了，谈何变法呢？

在古代，却有一个家族可以说是最奇怪了，国王有着四个儿子，按照道理来说根本不要担心继承人的问题，但是他的儿子们，竟然没有一个想要坐上皇位的，这就是吴国的皇室。

吴王寿梦，是吴国的第17个传人，他在公元前586年正式继位，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和兵车力量，击败楚国，会盟诸侯，正式称为吴王，奠定了吴国强大的基础，随着吴王寿梦年纪逐渐增大，他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却越来越头疼、

吴王的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字夷昧和四子季扎。这四个儿子从小一块长大，彼此之间相亲相爱，又十分喜欢读书，深明事理，吴王寿梦最喜欢四儿子季扎，因为他十分的聪慧，思绪敏捷于常人，因此寿梦想要让季扎当储君，没想到季扎坚决不接受，其他三个儿子也对皇位并没有什么兴趣。

公元前561年，寿梦临终前还是将四个儿子叫到了病榻前面，一一嘱咐。将王位传给了诸樊，他叮嘱自己的大儿子，王位一定要兄终弟及，以便能够传到季扎的手中，诸樊也答应了父亲的这一个要求。《史记》记载：“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於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公元前560年，诸樊守丧期满，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王位传给季扎，但是季扎却推辞说，你作为长子当王，是名正言顺，我季扎希望能够效仿先人的节义。(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於子臧之义。)最后他为了避免诸樊谦让，竟然直接躲到乡下种田去了，无奈诸樊只好正式继承了王位。

在公元548年，诸樊率领大军攻打楚国附庸国巢国，结果诸樊战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战死沙场的国家元首。按照约定，二弟余祭继位，但是余祭和夷昧依然在推迟谦让，看见季扎实在没有当国王的想法，余祭才正式成为吴国国君，结果在公元前544年，才登上4年王位的他，和越国打仗的时候，被越国的俘虏给刺死。因此夷昧上台。

此后多年，夷昧一直希望弟弟能够继承王位，公元前527年，病重的夷昧依然重申父兄之命，要季扎接替王位。想不到季扎竟然逃到边邑延陵躲藏起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大臣只好立夷昧的长子为王，这也就是吴王僚。

诸樊等四兄弟互相谦让王位的故事，也就成为了历史上一段佳话。

两千多年的春秋时期，一个寒风阵阵的冬日，在宋国东边的萧国都城外，旌旗蔽空，号角鼓鸣，连攻数日的楚国大军遭遇了这年里最凛冽的大雪，楚庄王亲到军营慰问，“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什么是“纩”呢，其实就是“帛”，孟子说“五十非帛不暖”，“帛”是一种充填絮料，贵族之家往往将这种材料充填在衣服之内以保暖。

上古之世人们都不穿衣服，赤身裸体行走于山野丛林之间，就更别说穿什么衣服好看，无非是哪家猎人打了只老虎，批了件老虎皮，人们就觉得很是威武，要是哪一天穿了大象皮，就更是得意洋洋，那时候的人们对衣服的好看不好看，就是谁打了更大的禽兽。

史书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说上古圣人因为穿了好衣服，而国家得到了好管理。《淮南子》称“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当黄帝时期有了机杼，衣裳的制作就越是精良了，人们审美就更加注重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穿衣服还形成了地域界限，比如中原人讲究的就是右衽，上衣大多是衣襟向右掩，而戎狄部族则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穿衣服的不同还成了区分不同族群的象征。诸侯列国的衣襟在丧服上则是左衽，《周礼》上说“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人活着的时候是用右手解衣带脱衣服，死了以后就把衣襟改为左侧覆盖，就是永远也不再脱衣服了。

衣服穿厚了就会臃肿，我们说要风度不要温度，说的就是爱美之人往往不愿穿多了衣服，春秋战国战乱年代那是没办法，长途奔袭，自南向北，若不穿厚点，要是不被敌军砍死，也要给冷死。但任何困难都挡不住人们爱美的心情，尤其是贵族们，当时有一种裘衣，是专门用珍贵的兽皮制作而成，贵族们还会在裘衣外外加一件外衣，以保护裘衣的毛色。孔子曾说：“缁衣，羔裘;素衣，魔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

那时候的人们对如何穿衣服更为美观也非常重视，就是要父母长辈面前即便是太冷也不能穿衣服，所谓“寒不敢袭”，即是如此。朝臣们朝拜诸侯国君的时候，为了表达喜庆，穿在裘衣外面的时候外衣也要极尽奢侈和华丽，亦即所谓的“尽饰”，以表达对君主的尊重。

那时候穿衣服这个事情太过重要，诸侯贵族们甚至还以衣着打扮来分析国家发展，鲁国歌谣里有“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鲁国的老百姓都在讽刺鲁君穷得没有裤子穿。今天我们参加重要的活动，往往也都要穿的冠冕堂皇的，“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为稳固西方姬氏力量，与周人进行政治联姻，帝乙盛装出席，还在袖口部位作了上下垂的两块，跟我们今天戏曲服装里的水袖差不多。

孔子曾称赞自己的弟子仲由，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知耻”，所谓“敝媪”，指破烂的旧丝绵。穿这种旧丝棉充盈的袍子，一般都是当时的平民。而孔子这样说仲由，说明当时的社会风俗就是看不起那些穿破烂衣服的人。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为了互相取信，会互相交换人质，称为质子。通常是以诸侯的儿子作为质子质押于别国，秦异人就是一例子。除了以平等方式互相交换人质外，亦有当弱国有求于强国时，就出现单方面送出质子的情况。

中央强权亦出于控制地方势力的需要，会任命地方势力首领的亲人为京官，称任子，美命入侍。任子表面上是一种荣耀，但中央能以质子的安全影响地方势力的决定。清朝的吴三桂，王辅臣这些地方势力都派儿子到京城为官，中央更好地控制他们。

古代派往敌方或他国去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等出身贵族的人.所以决定了他们的武功才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位和血统，够不够分量送到别的国家做人质。战时或者盟约有效期内才待着的，也可以回国，最著名的回国质子就是燕太子丹，和嬴政的父亲异人。

在中国正史中，最早可查的王子做人质的记录在郑庄公在周平王那里做卿士，管理东周政事，这时的周王朝刚刚迁都，实力下降。郑庄公还拿着天子令箭谋取自己的私利。引起周平王不满。周平王准备用虢公来分郑庄公的权，却消息走漏，导致郑庄公不满。为了平息臣下郑庄公的不满，周平王派自己的儿子王子狐和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作交换，互换人质，来达成约定。

秦始皇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父亲异人是秦国的王孙，异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从小就被派往和秦国敌对的赵国，当了一名“质子”。而始皇帝赵政就是在父亲做质子这段期间出生在赵国的，出生后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

《楚乔传》中的燕洵世子就是作为质子被留在了大魏，看似生活无忧，其实生活如履薄冰，如果其父亲有任何异常举动作为质子的燕洵就会性命不保。所以，没有一个质子不盼望回到自己的故乡，燕洵也是。只不过电视剧中的燕洵还未等到回到故乡燕北就被满门抄斩，这一剧变也让原本无忧无虑的燕洵走向了复仇之路。

燕国的太子丹则是因为在战国末期，燕国为了讨好秦国，而将太子丹送往秦国当质子。但太子丹不满在秦国受到的待遇，逃回了自己的国家。后在秦国攻打燕国之时，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不久，即被燕王杀害。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其太子赵丹继位，即为赵孝成王。由于赵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赵威后处理。赵孝成王元年秦国趁赵国大丧之际，大举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必以长安君为质。赵威后纳触龙之谏，遣人送长安君入齐，齐军方出，秦军乃退。

在远古时期，人们思想单纯，誓言在人们立约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后来，背誓违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国家之间不得不用人质来确保约定的履行。把国家的重要人员甚至首领之子作为人质的行为由来已久，已经很难考证。

到了唐朝，皇室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实行质子外交策略。质子在唐朝有统一的住宿地方，地位也比较高，并且有很大的交流作用，有点类似于现今的留学生。质子在促进了各个民族文化交流，学习了唐朝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制度。

在唐朝以后，很多质子不再是简单的人质，他们可以学习、婚嫁、定居在这个城市，他们会游说两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减少战争的同时，寻求国家间的长久发展，有点像外交一样了。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汉书。律历志》引《帝系》说，夏代历432年。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共450年左右。

　　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颖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这一地区夏代的文化遗址，有豫西偃师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河南、山西南部陕西发现的达100余处。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数十处，晋南地区以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有30余处。与夏代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

　　夏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数量较多的石鎌，石刀等收割工具。庄稼以「畎（音「犬」quanˇ）亩法」进行种植，就是在两垄之间留一条沟，庄稼种于垄上。夏代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手工业的发展，在夏朝时金属器皿已经出现。

　　货币的产生传说产生与夏朝，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称为「三品」。此说法恐不可信。就现有数据来看，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为贝币，它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盛于商代。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

　　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

　　夏代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大的发展，《史记。夏本纪》说禹在治水的同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氵一丝土）。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说明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推广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夏代农业生产已能提供余粮造酒，《世本》载夏代“杜康造酒”，“少康作林酒”。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酒器有陶制的觚、爵、罂（lei）和青铜爵等酒器，说明夏代确已有酒。

　　夏代已有农田的排灌沟渠，《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禹“尽力乎沟洫”。《史记。夏本纪》则说禹“浚吠（quan）浍（kuai）致之川”，《集解》注引郑玄说“吠浍，田间沟也”。这就是说禹疏浚田间吠浍使之达于河流。这里就有排与灌两方面的问题。

　　夏代人们在农业活动中对物候（生物、非生物对节气、气候变化的反应）的应用，比以往也有较大的进步。我国对物候的观察、应用是很早的，《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载稍后于黄帝的少（白皋）（少昊）以鸟名官让玄鸟（家燕）氏司（掌管）春分、秋分等时节的变化，这与玄鸟春来秋去习性正相吻合。

　　少看白皋以鸟名官的传说反映出我国原始社会已用物候来区分节气了。原始社会中以物候指时的经验留传于后世，并有所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杞国使用的《夏小正》，讲到物候的有60条，其中属动物物候的37条、植物物候的18条、非生物物候的15条，不但每个月都有物候指时，而且一个月中有几个物候来指时。这说明那时积累的物候知识已相当丰富。

　　禹建立了夏朝之后，夏朝一直崇尚勤俭节约，而到禹的儿子启继位以后，他靠着简单粗暴的杀人统治国家，而且荒淫无道，沉迷于酒色。导致启的儿子太康也是变本加厉，完全不理会朝政，只知贪图享乐。就有了太康失国的故事，了解一下为什么夏朝只传两代就面临了政权的更替呢？

　　早在启接掌帝位的时候，不但在部族外有跟伯益的一场大战，而且在他自己的部族里也有过波折，姒姓内部也有人不服。除了含糊不清的和伯益的交接仪式之外，?正有记录的是他在自己部族内和有扈氏的一场大战。这场战争有前因后果，有战前动员，有具体的战术记录，记录很完备，叫“甘之战”。

　　启获得大胜之后，为了显示权威，他效仿父亲禹的涂山大会，又建了一个叫钧台的高台，大会诸侯。钧台又叫夏台，在启的时代是作为启和诸部落长的宴会之所，但后来变成了夏朝的国家机器，说白了就是用来镇压和囚禁的地方，后面我们还将提到它，它曾经囚禁过一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启在位的时候，他的个性很强势，凡是不服从他的人都会被杀死，他靠着简单粗暴的杀人统治国家，但是确实有效，他迅速？中了权力和财富，天下的诸侯没有人敢违抗他。

　　启虽然顺利接掌了帝位，但是，各部族的不满就此埋下将来变乱的种子。天底下任何一个新事物出来，都有它发生的社会原因，所谓存在即合理。但是旧事物能够存在这么久，自然也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新事物则是一件试验品，一个试验品要变成成品，并且取代现在的制度，也许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或者是两件事物要摆在桌面上被大众反复验证多次以后，才能够确定哪一种更适合现在的社会。

　　根据后世的记录，当时启的生活水平和他爹禹是完全不一样的。大禹为了治水一生奔波，但是启的生活就很腐败。据记载，启那时制造了很多青铜器来喝酒吃肉，音乐舞蹈也都样样齐全。他那时享用的音乐已经不是原始部落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唱歌跳舞的那种音乐，而是专门有人为他表演。

　　而启的儿子太康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享福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太康不像启，一开始就要为了王位跟别人拼死拼活，他一生出来王冠就戴在脑袋上，有好吃的好穿的，过得比谁都舒服？

　　当初启曾经想得很好，禹传他，他传太康，这帝位父传子、子传孙，夏王朝世世代代传之无穷尽，哪晓得差点跟秦始皇一样，传到二世就折了根。

　　毕竟夏朝是启开天辟地第一回搞世袭制，所以稳定性非常不够。启活着的时候手段够厉害，但是他一死，别人未必买他儿子的账。更糟糕的是，他的儿子太康，从小生活在太平顺境中，不像当爷爷的禹，自己老爹刚死就被杀父仇人逼着去治水；也不像当爹的启，打小有娘的时候没有爹？有爹的时候没有娘。所以太康这孩子跟他爷爷他爹比起来，就像从小在蜜缸里长大似的，没有半点危机意识。

　　他的王位是一出生就戴在他的脑袋上的，所以他也就被惯坏了。史书上说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我觉得这话没多少道理，那都是后世农业社会给他安的罪名。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野人或者半野人社会，生产方式总体还处于游牧为主兼顾农业的时代，打猎不仅仅是战争的练习方式，其实它也是生产啊，不打猎哪有肉吃？

　　但是太康没多少心眼倒是真的，能力不足也是真的。他打猎就打猎，结果被几个手下一忽悠，渡过了洛水，离他的国都臣民们越来越远了。等他走远了，一个早有准备的部落长，当时叫有穷国的后羿率领自己的兵马冲进了夏朝的国都，占据了王宫，然后派人在洛水上断了太康的归路，让那小子别回来？，自动“被流放“去吧。

　　很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史载后羿身边有四大谋士，分别叫“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且从后面的记录看来，后羿还曾经收留过其他部族的人才如寒浞、逢蒙等，进入夏都以后，据记载夏国的群臣与百姓并没有奋起反抗入侵者，反而“因夏民代夏政“，就是完全接受了后羿的统治，除了换个帝王之外，夏国的国政还是跟以前一样顺利运转。

　　那么，为什么启活着时铁桶般的江山，到了太康手里就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呢？当然除了后世儒家们每逢亡败之君必要叽叽歪歪戴上的所谓“失德论“帽子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诸侯们对于禹启时代高压政策的反弹。

　　太康失国，其实就是夏王朝世袭制度不稳固的表现。这跟太康的品德无关，但跟他的能力有关。太康的能力的确是欠了一点，运气则欠的不止是一点点。太康失国之后，在“被流放“中，困于一个小城堡，守着一小堆部下关起门来戴个纸冠，无奈地过了十多年以后，郁郁而终。此后这个地方就叫太康，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太康县。这十多年，后羿则坐上了他的王位，统治着他的帝国。

　　姜子牙被称为“武圣”是因为“神”，那段商周历史无法修复，留下的可参考资料很少，留下来的多为民间神话传说。

　　中国历史上，被承认的武圣有三位。第一位，姜子牙，从南宋以前，姜子牙牢牢占据武圣的位置，没有之一，大概持续2200年左右。第二位，岳飞，从南宋到清朝，在武圣的位置上坐了550年。第三位，关羽，从清朝至今，被康熙大力宣传，塑造了忠义两全的关二爷形象。

　　武圣被定义的标准是什么？有人说武力值，有人说统兵能力，其实都不全面。要说武力，吕布、项羽，哪个不比这些武圣强？论统兵能力，白起、李靖都是好手，为何偏偏这三人能成为武圣？

　　所谓的武圣，要在忠、孝、义、兵、德、仁、智，各方面都登峰造极，是民间百姓与历代皇帝都认可的人。唐玄宗下诏追封姜子牙为武成王，明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顺治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诸多光环加持和民间百姓的拜祭下，这几位历史名人被冠以武圣的称号。

　　如果拿关羽和姜子牙相比较哪个实力更强，姜子牙绝对力压关羽无数筹。

　　姜子牙被称为兵家之祖，所著《太公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之大成的著作，号称商末周初兵学奠基人。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智全能型人物，他辅佐执政周公旦，平定内乱，开疆扩土，建立成康之治，武能定邦，文能盛国，为周朝建立不世之功，立下千年基业。所以姜太公可以独享武圣之香火2200余年。

　　关羽，蜀汉名将，历史对其多有褒奖，但从地位上给他武圣之名，其实水分颇多。现在提到武圣就认为是关羽，但跟姜子牙这种大神相比，关羽更像网红，过多的包装有些名不副实。经过五代十国的各种背叛后，历代统治者认为忠君思想很重要，多一些关羽这样的人，江山会非常稳固，从明朝开始，统治者开始大力宣传关羽，再加上三国演义和小说的渲染，关羽就像流量明星，迅速窜红，第二代武圣岳飞也被关羽顶了下去。尤其清朝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更加卖力的抬高关羽的声望，在诸多推手助力下，关羽的影响力至今还久久不散，已然坐上武圣的第一把交椅。

　　一个是兵家之祖，立不世之功的姜子牙，一个是用忠义过度包装的关二爷，只有忠义，其它方面都太一般了。这两者真的没什么可比性，差距如同天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