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多半是因为“海瑞骂皇帝”而知道有“嘉靖，家家乾净”这么个坏皇帝。

　　事实是嘉靖帝死后不久，一直到晚清以前，史论对他的评价半好半坏，不属于完全被否定的君主。

　　说好的方面，撇开“英主”、“中兴之主”一类言而不实的谀词，多集中在他继承皇位之初推行了一些除害剔弊的举措。

　　清修《明史·世宗本纪》“赞”，尽管把他定性为“中材之主”，批评不乏尖锐，但还是平允地赞扬其“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这应该特别感谢他的前任“皇兄”表现太差劲。

　　前有奸阉刘瑾等权倾内外，四出各处监镇，以特务手段钳制正人君子，邪气上升；后又迷于江彬、钱宁等痞子之徒的诱惑，荒淫无度，不视朝政，创造了一国之君斃命于“豹房”（娱乐场所）、不能寿终于正寝的历史最新记录。正德帝因耽于声色而无后，朱厚熜藉“兄终弟及”的祖训才得以入主皇宫。

　　只要稍走出正德阴暗的影子，就容易给人洗刷一新的感觉，嘉靖帝的运气是好的。

　　读史所得体验，中国王朝体制的品格，决非用“封建”或“专制”之类的字眼可以一语道尽。同理，也不要把皇权简单化。中国王朝体制，君主至尊无上，皇权具有专制的性格，“唯予一人”，确实有一言一行足可以兴邦或丧邦的特权。然而，皇帝不可能包揽一切事务，必须有许多人为他打工，也有求于打工者。

　　中国王朝历经千百年的建设，至明代官僚体制已经十分成熟，各级官僚按照繁复而周密的规则维持日常运行，纵向监督，横向制约，皇帝即或不干事，这个国家权力仍然在运作中，粗心的人根本看不出问题。有时也能弥补或调整皇权的一些缺陷，特别是在新老皇帝换代之际，士大夫官僚层往往可以借机调整前任皇帝的弊政，补苴罅漏。

　　因此，观察中国历史，必须注意到官僚士大夫的士气与品质。它会影响到一朝一代政治的兴衰，决非是无足轻重的。

　　中国王朝往往能利用君臣间既互利又互忌的微妙关系，不断生出小调整的空间，得以僵而不死。

　　每读易代新皇帝的即位诏书，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

　　且以嘉靖皇帝即位诏为例。该诏书出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老练官僚之手，内云：“惟我皇兄大行皇帝，运抚盈成，业承熙洽，励精虽切，化理未孚，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时，已知非皇兄之意。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

　　这是一种早用熟了的格式，先是虚文敷衍一番，把老皇帝责任推卸一旁，接着才放出“革故鼎新”正题的内容。预先起草好的登极诏明白宣示，现在要对旧朝弊政启动外科手术了。事实上朱厚熜犹未及进京，杨廷和等早就以太后懿旨的名义，将钱宁、江彬拘捕入狱，抄没两家贪贿巨赀，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帷幕。

　　嘉靖帝即位后的三个月内，先后顺手把钱、江两氏斩首以谢天下，将抄家所得巨款接济边防，借以减少民赋。而后连续裁撤宫内僧道教坊官以及各处镇守太监，大煞宦官专权的气焰，朝野为之一振。

　　16年来积下的弊政，原都是杨廷和等人久欲改弦更张而未能遂愿的心病，终以忍耐换得了时机，一举获得成功。史家前辈孟森、钱穆等对这一点都非常看重。

　　正德帝大为不道，古来少有，然官僚士大夫元气未遭受大亏损，正气犹存。故到嘉靖继位之时，官僚士大夫犹能补苴其间，国祚不至中绝。

　　等到嘉靖中后期严嵩当道20年，谀媚贪贿之风披靡，官僚士人堕落的迹象开始显现。及至隆庆、万历朝，张居正力拯吏治萎靡的猛政闪烁而过，此病因不得治而愈积愈重，终成沉疴。

　　前溯后推，将观察的时段拉长些，看得就比较清楚，期待之中的嘉靖中兴只是一个短暂至极的梦，嘉靖后期却成了有明一代走向衰亡的始发站。

　　嘉靖御极四十五年，政治斗争不断，可是没有一个废物能窃居高位。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徐阶。没一个省油的灯，各个能力出众。

　　杨廷和，这个没多久，不过这个老家伙能力没得说。夏言，战斗机，高拱估计是他隔代传人其中最要说的就是张璁，大明二张，张居正不出现，他才是大明张首辅。张璁主导推进了一些列改革，关于清量土地，压制外戚等等，使正德留下的烂摊子恢复元气，国库丰盈。

　　要命的是这玩意还清廉，比张居正还清廉，所以人家告老还乡还理直气壮怼嘉靖。严嵩，你可以骂他谄媚皇帝，但是你没法说他能力没有。徐阶就不说了，贬成亲民官还能倒着打回去中央，人家凭业绩说话的。

　　最后，来看看嘉靖朝做的成就:推行新政，压制外戚，压制宦官，清量土地，社会资源再分配，刷新吏治。平定南倭北虏，顺带教葡萄牙做人。严抓科举，完善社会人才选拔制度

　　唐朝最繁盛的时期是开元年间（(713—741年间）。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经济迅速发展。此间的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国家渐入正轨后，李隆基要以法治国。这时，打击政敌、招权纳贿、搞小集团的姚崇便下台了。李隆基又看中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为政期间，他直言上谏、不数私恩、严于律己，并把要继续实行姚崇时期好的制度。

　　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最后，宋璟因工作失误以及过于守旧被罢相。宋璟罢相后，张嘉贞接替了他的位置。不久，文武双全的张说又取代了他。

　　张说上任后，军事上，裁减了20万边防军，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政治上，改革宰相机构，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增加了中书省的权力：文治上，任丽正书院领导（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发展到了极点。

　　开元十三年（725年），在张说的主持下，唐玄宗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张说后的几位宰相，都因为不和而被罢免。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

　　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

　　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李隆基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李隆基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李隆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巫蛊之祸的原因和影响：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风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云: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汉代流行的巫蛊形式，是将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然后在桐木人上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企图使对方罹祸。

　　邓启耀在中国巫蛊考察一书中指出: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为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通常惯用的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发端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 30年)陈皇后阿娇被废黜事件，终止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丞相刘屈氂被杀一案。巫蛊之祸的导火线是公孙贺父子一案。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大搜捕，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朱安世告发公孙贺事件，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刘据罹难事件，其前后持续40年之久。因巫蛊之狱，遭杀戮者不下十万余人，其中仅征和二年皇太子巫蛊冤案，就有数万人丧生。被诛连杀戮者，有皇太子、皇后、公主、丞相、将军等皇亲国戚和显要官员。

　　如此以屠戮骨肉姻亲为主要对象的狱案，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巫蛊之所以在西汉时期盛行，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对西汉王朝造成了重大影响。一、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巫蛊之祸之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也很复杂。

　　各种矛盾的激变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为汉武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执政时间达50年以上者，其在位时间达54年之久。随着他有为政策的不断实行，对外用兵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便开始骄傲自满，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为所欲为，从而导致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生激变，这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初登皇位的前几年，由于年龄尚小，实权由窦太后掌握，基本上承袭文景之时的政策，少有更张。此时，西汉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呈现文景以来升平繁荣的景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当时，吏治亦以廉平，而民从化，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

　　当时虽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率军援助东瓯攻讨闽越之战事，但未酿成真正的战祸，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到了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前后，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摆脱窦、田两大外戚集团的控制，开始全面实施其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求贤诏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月所烛，莫不率伸、教通四海的政治目标，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微发烦数。

　　汉书食货志指出:武帝因文、景之畜，即位数年，命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又命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汉武帝原来以为征服四夷，攻打匈奴一击可以制胜，结果是兵连不解，天下共其劳。

　　更由于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用度严重不足，于是搜刮之法兴起。榷酒沽、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舟车，租及六畜。这加强了对人民的敲诈和役使，于是寇盗并起，道路不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为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汉武帝一向是恩威兼施、儒法并用的。

　　但是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他愈来愈专断du裁、刚愎自用。对于那些触犯他的禁令或他认为不忠的人，他不惜采取强暴手段，或废或杀，毫不留情，即使对朝廷重臣也是如此。终汉武帝之世，前后任相十三人，其中称得上寿终正寝的寥寥无几，而被逼自杀、狱死或腰斩的竟有六人。

　　难怪公孙贺被任命为第十一任丞相时，他不仅没有一点点高兴的表示，相反顿首涕泣，不受印绶。当迫不得已最后接受时，他出门即仰天长叹道:我从此性命难保了!后来他果然死于狱中。

　　汉武帝这种喜怒任情、刑杀无忌的做法引起朝臣深深的忧惧和不满，汉武帝为此又推行腹诽法，大臣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这时汉武帝已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了。此后，公卿大夫多谗谀取容矣尤其是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对外连年用兵，对内大事兴作，极大地消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空前地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加之官吏贪暴，豪强横行，灾荒频仍，赋敛无时，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反抗的事件层出不穷。

　　大量政治上层人物被杀，国本动摇，有学者认为巫蛊之祸实为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巫蛊之乱发生与国都，前后将近四十万人收到牵连，一时人人自危，统治者的权威和信任大大受到挑战。戾太子刘据的自杀让汉武帝多年培养的接班人计划落空，刘氏接班人大量受牵连，朝中大臣也多受诛连，导致后来的霍光专权。巫蛊之祸后不久，汉武帝下达轮台罪己诏，开始反思挑战其执政策略，减少军事行动而将注意力更多转向“富民”。

　　嘉靖35年，竟接受“玄都境万寿帝君”的新帝号，前面还加了一长串道教里最好听的衔头，成为历史上一大笑话。

　　但有理由相信，嘉靖帝读道家原典也不认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对道家学说有什么发挥。

　　回想《贞观政要》，唐太宗对臣僚经常发表有关儒学要旨的体会心得，很是精彩到位，足见中国皇帝的知识素养到明代中后期是江河日下了。

　　他醉心且沉溺其中的，是道教修炼内丹、外丹的长生之术，以及醮祀、扶箕一类的求仙活动，走的是偏峰，学的是邪门。

　　当时正直的臣僚把责任集中到邵元节、陶仲文等方士的教唆上，倾力参奏弹劾，明明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嘉靖帝自然不高兴，在不胜反击、贬黜后，索性就用不上朝来沉默对抗。20年不上朝的原因，决非是因为学得了道家的“无为”哲学。

　　让我们先看一下历史上的和亲。诚然，汉朝早期由于实力较弱，无法抵抗匈奴的入侵，于是选后宫女子，冒充公主嫁给匈奴，以此换取汉匈之间的和平。后来汉朝强大了，打败了匈奴，但当匈奴单于向汉朝求亲后，汉朝又选取了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

　　此外，汉朝还将诸侯王的女儿嫁给西域的乌孙诸国。由此看来，汉朝早期的和亲有屈辱的一面，但后期则是强大的表现，和亲并不一定意味只是屈辱。你再看一下唐朝，唐朝建立之初也是弱小，唐太宗即位之初被迫与突厥人缔结了便桥之盟。

　　可是此时的唐朝没有对突厥和亲，也没有与其他民族或国家和亲。可是当唐朝强大后，大唐反而与藩邦和亲了。唐朝嫁公主给吐谷浑、吐藩、回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成公主。如果和亲只意味着屈辱的话，难道唐朝强大了还要犯贱去讨好各少数民族藩邦吗?用某些人的说法显然是说不通的。

　　你还可以看一下国外，当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他的公主嫁到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德国、俄国、希腊等，维多利亚女王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老祖母”。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英国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和亲?可它意味着英国的屈辱吗?答案是：不但不是屈辱，相反还是英国的光荣。

　　嘉靖帝晚年迷信方士，崇尚道教，不但将道教作为精神支柱，而且还作为治国的依据。为求长命，苦炼不老神丹，大量征召13、14岁的宫女，采补她们的处女经血，炼制丹药。为保持宫女们的洁净，她们经期时不得进食，只能吃桑叶、喝点露水。嘉靖帝多疑暴戾喜怒无常，鞭打宫女是家常便饭。

　　宫女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动了“壬寅宫变”杨金英等十数名宫女乘着嘉靖帝熟睡之际，用黄绫布把嘉靖帝的脖子套住，然后用手拉扯，企图杀死嘉靖帝。

　　而后又因打了死结，杀不死嘉靖帝，遂又用钗、簪等物刺向嘉靖帝。在这时其中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方皇后。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并下令斩首，首犯斩首后诛灭九族。而且，连当时服侍嘉靖帝之端妃，也一并斩首。壬寅宫变是中国历史上一起绝无仅有的宫女起义。

　　明朝为什么不和亲?

　　一、明朝没有经历汉朝早期那种困难的局面。明朝的建立，就是建立在推翻蒙古人统治的基础上。试想明朝经历明汉朝早期的白登之围吗?明朝有汉朝早期那样的窘境吗?没有，明朝一开始就没有那种困难，因此明朝没有和亲的必要。

　　二、当明朝统治稳固以后，当明朝强大以后，明朝为什么还没有和亲?汉、唐强大以后，都曾与外族和亲，可是明朝没有。按说强大了以后与外族和亲意味着光荣，可是明朝为什么没象汉唐那样实行和亲?你得看一下明朝与汉、唐有什么不同。

　　汉、唐是开拓性的王朝，当汉、唐强大以后，他所实行的和亲，实际上就是拢络少数民族的首领，要将当地纳入汉、唐的统治之下，所以汉、唐实行了和亲。试看汉、唐强大以后和亲的效果如何?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四大都护府都是怎么来的?刘渊为什么自认是汉朝之后，突厥人为什么以“桃花石”自居。明朝呢?明朝闭关锁国，对开疆拓土不感兴趣，你想汉唐为了开拓而和亲，明朝又有哪个必要吗.

　　三、对少数民族而言，与中央王朝和亲，意味着与中央王朝樊上了亲戚，从此以后可以得到中央朝廷更多的赏赐，当与其他部族产生矛盾时，也可以得到中央王朝的支持或帮助。因此，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和亲，意味着物质上或政治上的利益。

　　因此，对少数民族而言，和亲只是手段，和亲的背后是利益。可是明朝对外族外国是怎么做的?朝贡贸易、赏赐土地，外族外国不需要和亲就可以得到比和亲更大的利益，你想他们还非要娶明朝公主吗?外族外国的首领又不对明朝公主非常感冒，有那个必要吗因此，明朝公主多是嫁给了大臣的儿子，加强皇室与贵族之间的关系。

　　最近看到很多人吹捧明朝不和亲政策，其实我感觉这个还是要辩证看待，明朝坚持不和亲固然很有骨气，值得钦佩，但也并不是说和亲就一定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和亲与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抗外族的一种策略，汉朝也和亲，也“认怂”，但丝毫不影响汉朝在我国历史上地位。

　　我理解，选择和亲是统治阶级牺牲少部分皇室家族的人生，换取发展时间，然后再想办法击溃边境之敌；选择不和亲则是牺牲边境百姓和将士的人生，用他们血肉之躯拖住边境之敌，换取发展时间，最终也是为了击溃边境之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策略殊途同归，只不过拖住敌人的策略不同。另外，我感觉分析史料首先要弄清楚史料是站在谁的观点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不和亲当然很好，至少自己的宗室子弟不会受到伤害，但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说不定乐意看到和亲呢，毕竟他们所追求不过是一个安稳的生活而已，如果只是出嫁了几个皇家公主就能换来一个安稳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