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经历一系列政变之后，才当上皇帝。这种经历，使他对朝廷充满了猜疑。他每天最担心的就是：谁会政变、谁会把他这个皇帝搞掉。所以，唐玄宗跟未来继承人太子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甚至直接杀掉了第一个太子。

　　但是，唐玄宗这个人非常聪明。朝堂上，在贤相集团和聚敛集权之间左右逢源，其任用的宰相可能说不上德高望重，但能力上却都属精英。即便连安禄山都瞧不起的杨国忠，也是一个理财高手，解决当务之急的财政问题，毫不逊色。

　　所以，开元和天宝年间的盛世大唐，唐玄宗要居首功。

　　但是，他要为两个问题负责。一个是权相李林甫后期的政治清洗，搞得太激烈，直接搞出了人才断档。另一个就是对胡人将军的绝对相信。在其统治后期，大唐缘边九个节度使，只有一个剑南节度使，控制在汉人杨国忠手中，其他节度使基本上都掌握在胡人将军手中。东北的范阳、平卢与河东节度使，在安禄山手中；西北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在哥舒翰手中。而东北边军和西北边军，可是大唐的最强军事存在。

　　猜疑了一生，但唐玄宗就是不猜疑胡人将军；猜疑了朝堂，但唐玄宗就是不猜疑边镇节度使们。相信胡人将军不会造反，这到底是鄙视胡人的雄心还是相信胡人的忠诚？？

　　那么真实历史上，乾隆真的爱令妃吗？我们可以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被选入富察皇后身边教习。令妃魏佳氏，父亲内管领魏清泰，正黄旗包衣奴才。出身卑微的她，不能像八旗女子一样，通过选秀入后宫。她只能通过内务府选入宫里做宫女。清朝有个惯例，凡皇上看上的宫女，要先分配到各宫妃嫔那教习，之后才对她们册封。

　　一般情况，皇上最重视谁，就会把谁分到皇后宫里学习，册封时位份也更高。例如在那拉皇后身边学规矩的伊贵人，和贵人；在纯贵妃身边学规矩的郭常在；在颖妃身边学规矩的武常在等等。魏佳氏曾被安排在孝贤皇后，也就是富察皇后身边学规矩，这就说明皇上是很重视她的。又因为魏佳氏母家卑微，说明皇上重视她，就是因为她自身比较出色，皇上喜欢她，而不是因为她的母家。

　　二、3年时间，从嫔升到妃。乾隆十年，魏贵人被封为令嫔，十三年就封为令妃了。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妃嫔，不是从宝亲王府过来的，晋升就慢多了。

　　庆恭皇贵妃（嘉庆的养母），她乾隆十六年封庆嫔，二十四年才封了庆妃，历时八年。忻贵妃，她家世显赫，父亲苏图是乾隆初期重臣，历任兵部、刑部尚书，湖广、两广、闽浙等各省总督。但她从乾隆十八年封嫔，到二十八年封妃，用了十年。

　　颖贵妃从嫔到妃历时八年，舒妃从嫔到妃历时七年，连野史里乾隆最爱的香妃，也就是容妃，从嫔到妃，也用了六年。但令妃却只用了三年，而且那时候她还没生育。可见，乾隆是很宠爱令妃的。

　　三、从生育子嗣上说，令妃是清朝第一，怀孕七次，生下六个孩子，二女四子，其中皇十五子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乾隆二十年之后，后宫生育子嗣的，几乎就令妃一个了。

　　四、据史料记载，虽然令妃生育频繁，却依然是随驾出巡最多的妃嫔，她的两个公主和嘉庆皇帝，都是陪乾隆去圆明园住时生的。十六阿哥是在南巡时杭州怀上的，十七阿哥也是在随驾期间怀孕的。令妃怀十七阿哥时，那拉皇后被废，乾隆就命仁修缮了皇后才有资格住的养心殿东耳房，给令妃住。十七阿哥才满月，令妃又随巡出游了，正因为令妃总要陪伴皇上，没时间照顾孩子，所以她的几个儿子都有养母。

　　1、唐朝：白江口之战，唐军一万三千人击败倭军四万三千人，取得大胜。

　　2、元朝：进攻日本之战。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和十八年两次大举进攻日本，分别派出一万五千人和十万大军，但都以失败告终。

　　3、明朝：援朝抗日。大明万历十九年和万历二十五年两次出兵朝鲜抗击日本入侵，获得胜利。

　　4、清朝：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签订不平等条约，大量赔款。

　　5、中华民国：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

　　秋收起义到底有多牛？

　　起义队伍中的普通战士、文书、班长都是开国上将

　　秋收起义是毛主席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它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开辟了第一个在农村的根据地，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秋收起义的队伍中，真可谓藏龙卧虎。据统计，秋收起义队伍共走出1位元帅（罗荣桓）、1位大将（谭政）、5位上将，共走出开国将帅20人。

　　另值一提的是，五位开国上将参加秋收起义时，职位都很低，最高的也不过连长，最低的只是普通战士。这五位上将及其当时的职务如下：

　　张宗逊，时任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

　　陈伯钧，时任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

　　黄永胜，时任班长。

　　宋任穷，时任文书。

　　陈士榘，时任普通战士

　　具体而言，太监的具体品级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不同等级的太监官阶也不一样，比方说副统领太监为六品，首领太监为八品使监，不过也有无品级者，计43人。

　　此外，还有笔帖式太监，这是敬事房才有的太监品级，属八品侍监。应当注意的是，有清一朝，太监的品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方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明定敬事房设五品总管一名、五品太监三名、六品太监二名，此时太监的最高品级是五品。但是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雍正皇帝将总管内务府定位三品衙门，于是敬事房大总管被授予四品官职，副总管授六品官职，随侍等处的首领授七品官职，其他宫殿各处的首领授八品官职。此时，品级最高的太监—敬事房大总管相当于四品官职。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六月，在对太监实行官阶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加衔制，即规定敬事房正四品大总管为宫殿监督领侍衔，八品首领为侍监衔。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又重新规定太监官职不分正从。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为了防止太监干预朝政、“以杜僭越”的现象，将太监的官职限定在四品以下，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定宫中现行则例时规定：“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定宫中现行则例时规定：“凡宫内等处太监官职，从现今四品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头品。”从四品太监往下，被授到五品、六品至九品的太监人数也不超过100人。

　　不过到了清代末期，乾隆皇帝定下来的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的规矩被打破。慈禧太后十分宠爱的李莲英还是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时，就可与敬事房的大总管平起平坐了，到了光绪二十年，他又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虽是个虚衔，但足以可见李莲英当时在后宫中权力之盛。

　　东晋时期，朝堂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皇家与门阀共天下。这一时期，中央的权力近乎完全丧失，这样的处境和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脱不了关系。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所以是司马睿建立东晋，就是因为他手里有枪。

　　但遗憾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士卒虽为他打下了天下，却也葬送了他独裁的可能。因为，这些兵不是他自己的，他们被各大世家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可以说，从司马睿决定借用世家力量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被门阀贵族掌控的局面。

　　在古代，儒家常说“君臣相得，共治天下”是最理想的国策，是天下之大幸。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司马睿似乎成了这一方面的典范，可他心中的苦却是多少人真正懂得呢？谁不想言出法随呢？谁不想在朝堂上一言而决呢？相信没有任何正常人愿意做一个傀儡处处受人掣肘，更遑论身为九五至尊的东晋皇帝。

　　仔细品读东晋的十一位皇帝，从对他们的记载就会发现，这些人不但处处受到权臣的欺凌、刁难，一个个的寿命更是奇短无比，没有一个能在位超过二十年的。更有甚者，有几位还是被宫女等地位极其卑微的人活活掐死的，真的是死不瞑目！

　　东晋皇帝们的悲惨命运，给后来篡位的君主敲响了醒钟，我们都知道，用被子闷死东晋最后一位皇帝的人是刘裕，正是他取代了东晋建立了刘宋。手握利刃杀心自起，再加上，东晋十一位凄惨无比的皇帝例子在前，使得刘裕对世家贵族又痛恨又恐惧。

　　北京故宫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下令开始建设，是基于南京故宫为蓝本建造的，建筑工期比较长，直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历时12年。

　　北京故宫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总长961米，东西共宽753米，四面筑有高度达10米的城墙，城外则有宽52米的护城河。故宫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为三大殿，这是是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则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这就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

　　正因为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大，保存完整，所以北京故宫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五大宫分别为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那故宫为什么在以前被称为紫禁城呢？这是因为故宫的一草一木都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精华。而“紫禁城”这个名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和天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中国人祟尚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因此故宫的结构就是模仿传说中的“天宫”构造而建的。古代天文学把恒星分为了三垣，周围环绕着二十八星宿，其中紫垣(也就是北极星)正处中天，是所有星宿的中心。

　　紫禁城里的“紫”，就是“紫垣正中”的紫，意喻为皇宫也是人间的“正中”。而“禁”则指是皇室所居，尊严无比，严禁侵扰的意思。游览故宫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故宫里的宫殿名，都有“仁”、“和”、“中”、“安”等字，比如中和殿、太和殿等，这些字眼所代表的意义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中正”，“仁和”，突出传统的儒家理念。所以旧时的人们称北京城为紫禁城了。

　　曹汝霖（1877～1966），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他1900年留学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回国后，任清政府商部、外务部供职。清末之际位至外务部副大臣，也成为有名的亲日派。

　　民国以后，先后供事袁世凯与段祺瑞，担任过外交部次长、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是新交通系的首要人物。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北洋政府的外交事务投入到对日交涉，主要由曹汝霖处理。

　　除外交之外，北洋政府几次对日方借款，也由他一手经办。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亲日派的领袖。五四运动后他被迫离开政坛，转人实业界，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并热衷于慈善活动。

　　华北沦陷后，他凭借与安福系的联系，担任过华北政府的高级顾问等职，身份上有暖昧不明之处。然而，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也未参与过汉奸卖国活动。

　　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封建，可能会觉得这是有很大危害的政策，诸侯有军队、有人民、有外交，周天子对他们没有绝对的控制权，难保人家不造反。你看汉朝搞封建，弄出了个“七国之乱”，西晋搞封建，又来个“八王之乱”。

　　实际上，西周依靠封建兴旺了270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周人没有超脱族群、族姓的限制，而是完善了以血缘感情来区别亲疏的宗法制。

　　在宗法制度下，血缘关系中的嫡庶、君臣、长幼、尊卑、贵贱被严格区分，周人重视祭祀，但只有嫡长子才拥有祭祀的特权，不管你是嫡长子的长辈还是兄弟，如果对嫡长子不尊敬，就是对祖先不尊敬。

　　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世代继位的都是嫡长子，庶子不能继位，就分给他土地到外面当诸侯。诸侯的众多儿子也只有嫡长子能继位，其余的别子最多能分得采邑另立宗系。这样传承下来，无论下面的诸侯、大夫怎么分封，周天子都是天下诸侯的嫡长子，不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宗室的大宗子。

　　周天子的地位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势，诸侯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推翻周王室，因为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造反，更是违背宗法，不敬祖先，有悖人伦。

　　吸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经验的日本，也存在这种家族等级观念。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高的人，他能干涉子女的婚姻、事业，但子女却不能干涉父亲的决定。长子是继承者，拥有和父亲几乎一样的特权，他必须继承父亲的家业，弟弟们则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接受更多的教育，赚更多的钱。但无论弟弟们多有钱，多有地位，回到家庭中，都必须尊重长兄。

　　商朝是一个信奉鬼神，巫风炽烈的朝代，事无巨细都爱占卜，除了占卜还喜欢人祭和人殉。在武关村发现商代司母戊鼎的墓中，墓道上就码放了390颗人头。同样，在安阳殷墟宫殿乙二十组宗庙群附近也挖掘出641具骸骨。

　　在商代，人殉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就拿修宫殿来说，打地基时，要在宫殿四个墙角各埋一个小孩子，把他们放到杵的下面，安门的时候要在门内门外各埋两个人，上梁时另要杀人，落成时还要杀人。虽然这些被殉葬的人大都是战俘，但这种对鬼神的极端崇拜和对人命的轻贱，是非常蒙昧残忍的。商代青铜器上的龙纹、饕餮纹所呈现出的抽象、怪异的狞美，就反映出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要让人们对祭祀产生敬畏心理，利用鬼神信仰维护统治。

　　到了西周，虽然人殉现象并没有杜绝，但国家更加重视天地之间的秩序和规律，祭祀的时候也不主张杀人，而是制礼作乐，歌颂文德，通过好的仪式和音乐把大家带入到庄严美好的情境中，达到陶冶和教化国民的目的，这跟我们通过升旗仪式来培养爱国情怀是一样的。这种走和谐、包容、德育路线的礼乐文明相较于商代阴森可怖的鬼神信仰，是迈向文明的一大步。

　　礼乐文明吸引和包容了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念，如此这般，最早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这个人群才慢慢发展为一个民族——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