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历史

　　历史不同于其他的专业课程，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的课程。历史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有一句名言经常出现在各种书籍甚至电视剧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是的，历史总是不断的重演，我们总是会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充斥着各种高科技，互联网，但是历史发生的事会换一件衣服再次在我们这个时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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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类的身体和思想都保有着极大的惯性，人类进入智人时代也不过几万年，与漫长的人类进化相比是短暂的，所以人类学家早有定论：我们的身体还是在采摘时代，我们的大脑还停留在农耕时代。学习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清现在，把握未来。

　　历史学什么

　　针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教育我有一点建议，“抓小放大”，我们国家的历史教育采用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方向。大多数学生都会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忽略了其中的曲折的一面。封建社会战胜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战胜封建主义，这样读历史难免刻板。多关注一些历史细节，让历史变得丰富，透过历史的细节再去体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会更有收获。

　　学习历史就是去学习历史中的人物做了什么事，他们做的事产生了什结果。历史的工作不只是还原史实，那更多是考古学做的工作。更多的是通过历史中人和事的联系，找到历史向前发展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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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怎么学

　　不可否认，学习历史的最重要途径就是看书。史料帙卷浩繁，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往往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记载，我们到底该信谁？特别是到了近代，出版成本越来越低，对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传记，评说，往往汗牛充栋。

　　对于史料，应该多看正史，正史往往是对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时代的直接描述。正史中虽然有对当权者的掩盖和粉饰，官方的记录要对当世人负责，即便是掩盖和粉饰也多半是在解释和借口上做文章。就像是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即便是史书如何粉饰，但是正史中对史实的描述不会偏离太多。而相对来说个人传记和野史则随意的多，不会对谁负责。个人传记和野史作为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民风有很大帮助，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只能作为旁证，不可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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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大众学习历史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要探寻历史的真相，不必纠结于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讲真，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能够说清楚，这是由时间的单一维度决定的。普通大众学习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一种系统思考的能力，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事情，探寻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思维训练，同时也更有乐趣。

　　[原文]

　　信言①不美，美言不信。善者②不辩③，辩者不善。知者不博④，博者不知。圣人不积⑤，既以为人己愈有⑥，既以与人己愈多⑦。天之道，利而不害⑧。圣人之道⑨，为而不争。

　　[译文]

　　真实可信的话不漂亮，漂亮的话不真实。善良的人不巧说，巧说的人不善良。真正有知识的人不卖弄，卖弄自己懂得多的人不是真有知识。圣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而是尽力照顾别人，他自己也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自然的规律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是，做什么事都不跟别人争夺。

　　[注释]

　　1、信言：真实可信的话。

　　2、善者：言语行为善良的人。

　　3、辩：巧辩、能说会道。

　　4、博：广博、渊博。

　　5、圣人不积：有道的人不自私，没有占有的欲望。

　　6、既以为人已愈有：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用来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实。

　　7、多：与“少”相对，此处意为“丰富”。

　　8、利而不害：使在万物得到好处而不伤害万物。

　　9、圣人之道：圣人的行为准则。

　　[延伸阅读1]王弼《道德经注》

　　信言不美，

　　实在质也。

　　美言不信。

　　本在朴也。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

　　极在一也。

　　博者不知。圣人不积，

　　无私自有，唯善是与，任物而已。

　　既以为人己愈有，

　　物所尊也。

　　既以与人己愈多。

　　物所归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动常生成之也。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顺天之利，不相伤也。

　　[延伸阅读2]苏辙《老子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為主，則不求辦。以辮為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经》

　　《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商汤（约公元前1670年—公元前1587年），即成汤，子姓，名履，古书中说：“汤有七名”。见于记载的有：汤、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殷墟甲骨文称成、唐、大乙，宗周甲骨与西周金文称成唐），河南商丘人，汤是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商朝开国君主。

　　基本信息

　　商汤原是夏朝方国商国的君主，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今河南宁陵）以及夏朝的方国韦（今河南滑县，即后来大彭）、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许昌）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强国，而后作《汤誓》，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最终灭夏。经过三千诸侯大会，汤被推举为天子，定都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西南），定国号为“商”，成为商朝的开国君主。

　　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则就要“大罚殛汝”。对那些亡国的夏民，则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汤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诗·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商汤为商国君主17年，作《汤誓》后自号武王，建立商朝后又在位12年。百岁而崩，庙号太祖，因其长子太丁早逝，由次子外丙继位。葬处据传有六处，说法最多的是在今河南商丘北面。

　　个人生平

　　汤氏系，出子姓有二，其始祖均为成汤。

　　1、成汤，帝喾（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之子契的14世孙，姓子，名履，又名天乙。他在夏朝末年一举成为商族的首领，由于爱护百姓，施行仁政，深得民众得拥护，以至于周围的一些小国也前来慕名归附，其势力便迅速强大起来。他本居于亳（今商丘），是夏朝的方伯，专管征伐之事。夏末时，帝桀为君，残暴无道，国内日趋动荡不安，他见其形势，便产生了代夏的雄心。

　　于是开始实行灭夏的计划。他先灭掉了商（今商丘）附近的一小国葛国，接着不久，经过11次的出征，灭掉了夏王朝的三个重要同盟国家豕韦、顾、昆吾，之后再一举灭夏，历史上称之为“鸣条之战”。然后把夏桀放逐到南巢，这样，履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枣商朝，定都于亳，死后被谥为成汤。其后子孙中有一支以谥号命氏，成为汤氏。是为河南（今商丘）汤氏。

　　2、公元前11世纪周公平定武庚的反叛后，把商（今商丘）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建立宋国。传至偃，自立为王，偃之弟曰昌，昌生隆，改姓子，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畏祸及，于是又改子姓为汤姓。

　　正是汤的努力才为商朝文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商汤攻夏，先从征服葛开始，前逐步扩大灭夏和统一周围方国的战争。英明的人才能造福一方。

　　高启（1336－1373），汉族，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高启才华高逸，学问渊博，能文，尤精于诗，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初明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

　　明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力辞不受。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郡治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著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高启（1336～1373），元末明初诗人。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给。诗兼采众家之长，无偏执之病。但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独立的风格。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质朴真切，富有生活气息。吊古或抒写怀抱之作寄托了较深的感慨，风格雄劲奔放。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

　　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号称“北郭十友”；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同时，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初唐四杰”。他也是明初十才子之一。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硕卿，时高启年仅16岁。

　　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曾作有《青丘子歌》。

　　明洪武元年（1368），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纂修《元史》。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

　　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

　　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诛连，被处以腰斩而亡。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18卷，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凤台集序》保存在《珊瑚木难》中，是现存唯一评论高启在金陵的诗歌论文。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人，祖籍陕西保安（今陕西志丹）。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洪武三年（1370年）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正德九年赠太师，谥号文成。

　　元至顺年间举进士。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时人比之诸葛亮。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闻刘基及宋濂等名，礼聘而至。他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参与谋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吴元年（1367年）为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他奏请设立军卫法，又请肃正纪纲。尝谏止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封诚意伯，岁禄240石。四年，赐归。刘基居乡隐形韬迹，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寻以旧憾为左丞相胡惟庸所讦而夺禄。入京谢罪，留京不敢归，以忧愤疾作，胡惟庸曾派医生探视。八年，遣使护归，居一月而卒。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诗文古朴雄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著作均收入《诚意伯文集》。

　　刘基佐朱元璋平天下，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

　　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是一位神人、先知先觉者、料事如神的预言家，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说。相传，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战火不断，饥荒遍地。玉帝令刘伯温转世辅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苍生，并赐斩仙剑，号令四海龙王，但龙王年老体弱，事务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个儿子。

　　龙九子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们跟随刘伯温征战多年，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它们功得圆满准备返回天廷复命之时，明成祖朱棣这个野心极大的帝王却想永远把它们留在自己身边，安邦定国，雄霸天下。于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为名，拿了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九子。

　　但九子仍是神兽，顿时呼风唤雨，大发雷霆。朱棣见斩仙剑震不住九子，便决定用计，他对九子老大赑屃说：“你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神功圣德碑，我就放你们走。”赑屃一看原来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犹豫地驮在了身上，但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乃记载“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善事）之用（功德是无量的），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神鬼。

　　八子眼看大哥被压在碑下，不忍离去，便决定一起留在人间，但发誓永不现真身。朱棣虽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却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脱离肉身返回天廷。朱棣后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便让九子各司一职，流传千古。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浙江台州府宁海（今浙江宁海）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方孝孺自幼聪明好学、机警敏捷，长大后拜大儒宋濂为师，为同辈人所推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惠帝即位后，即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后让他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燕王朱棣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惠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王进京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

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灭十族，共计873人。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被施以凌迟杀害于江苏南京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岁。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俱佳，绝大部分收集在《逊志斋集》中。其文学作品，如《蚊对》、《指喻》、《越巫》、《鼻对》、《吴士》、《越车》等等，都有其特色。

“主题鲜明，议论大胆”。这是方孝孺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如他写的《越巫》一文，通过一个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最后被人装鬼反其道吓死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社会上巫祝欺人为生的邪恶与自欺，落得个身赴黄泉的可悲结局。

他还善于以“寓热于冷、以形传神”的手法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如《吴士》一文即属此类。文中借张士诚的形象讽刺那些偏听偏信、轻于用人的当权者，又借与吴士交游的“钱塘无赖”的群体形象，揭露了浮夸之风的社会基础。

“选材严、开掘深”，这也是他文学作品的特色。《指喻》可视为范例，其是一篇议论性散文，由叙事和论理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叙事，后一部分阐发所叙之事中蕴含的道理。借“喻”立说，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第四个特点是善于借喻，运用对比寓言等写作技巧。最具代表性的属《鼻对》和《蚊对》。《蚊对》是一篇探讨生活哲理的伦理散文，即事论理，从被蚊虫叮咬这件具体的日常生活琐事，升华到人生重大的哲理原则。

《明史》说，“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在评其文章更是“纵横豪放，颇出入东坡、龙川之间”。

此外，方孝孺撰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辞》、《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文统》等。

方孝孺所撰写的《重刻成化本逊志斋集》收入宁海县文物办库房。该书在宁海一藏家处发现，全套18本，每本书长26．5厘米、宽16．6厘米、厚1厘米，内收集有方孝孺绝大部分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等，其文学作品《蚊对》《指喻》《越巫》《鼻对》《吴士》《越车》等皆在其中。因方孝孺殉节后其书被禁，故流传甚少。1928年，宁海乡绅胡撝谦深感“宁海为其生长之乡，宁海诚不可无刻本”，以成化本为底本重刊，名为《重刻成化本逊志斋集》，共40卷，包括拾遗卷和附录卷；书中篇目一如成化本，但内容已远超成化本范围。

　　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20日），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汉族。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年七十二。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

　　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轶事典故

　　宋和尚

　　宋濂精于释老之学，而僧人宗泐精于儒学，朱元璋每每称道：“泐秀才，宋和尚。”

　　少年神童

　　宋濂六岁时入小学，一日便读完唐人李瀚编著的《蒙求》，其后日记两千言。九岁能作诗，人称“神童”。十五岁时，六里人张继之听说宋濂善记，邀请他到自己家中，问多少日可通背四书经传，宋濂说只需一周。张继之不信，随机抽取杂书、稗记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诵，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张继之大为惊异，对宋濂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分非凡，应当让他随名师学习。”

　　性格慎密

　　宋景濂性格慎密，在宫中问对的话，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应制的作品，也将其草稿删毁。曾在居室的墙壁上写“温树”二字，有人向他问及宫内之事，他指二字来给他们看。宋濂在朱元璋面前所陈说事情，质朴无隐，就算是家事，只要朱元璋有问，他也一一回答。曾经说：“人君就像父亲、像天一样，难道可以欺骗他吗？”宋濂曾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暗中派人去侦探察看。

　　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宋濂都以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确实如此，你没有欺骗我。”朱元璋因此越来越相信他的诚实。宋濂常常告诫子孙说：“陛下的恩德就像天地一样，要怎样回报呢？只有做到诚敬忠勤，才稍微可以贡献出万分之一罢了。”

　　朱元璋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朱元璋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会了解他们。”

　　主事茹太素曾上奏章一万多字。朱元璋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朱元璋询问宋濂的意见，他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朱元璋查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朕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清廉高风

　　宋濂面对财物非常廉洁，曾经在门上写了大字：“宁愿忍受饥饿而死，不能贪利而活着。”君子把这句话当成名言。权贵如果是宋濂不喜欢的那个人，即使拿一满袋子黄金，只要谈论中有一点矛盾，即使把钱送给宋濂，他也不接受。日本使臣奉旨向宋濂求文章，把一百两黄金送给他，宋濂推辞而不接受。朱元璋问他这件事，宋濂回答说：“天朝的侍臣却接受蛮夷小国的金钱，不是维护国体的做法。”

　　米上书字

　　宋濂视力很好，能在一粒米上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

　　别号

　　宋濂号潜溪，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号，如：龙门子、玄真遁叟、仙华生、元贞子、元贞道士、仙华道士、幅子男子、无念居士、白牛生、南山樵者、南宫散史、禁林散史等。

　　个人作品

　　宋濂著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诸子辩》、《龙门子凝道记》二十四篇、《潜溪内外集》三十卷、《銮坡集》二十五卷、《萝山吟稿》二卷、《浦阳人物记》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园集》四十五卷、《洪武圣政记》二卷、《朝京稿》五卷等。还著有《篇海类编》二十卷，《洪武正韵》十六卷。他曾主编《元史》二百一十卷。除《洪武圣政记》一向单行及《元史》集体所撰外，其它作品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亦称《宋文宪公全集》或《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其中《送东阳马生序》收录于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八年级下学期文言文单元。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帝辛（约前1105年-前1046年？），子姓，名受（一作受德），商朝末代君主，帝乙少子，世称“纣”、“商纣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在位时间推定为三十年（前1075年-前1046年）。

　　帝辛在位期间，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牧野之战，商军被周武王所率诸侯联军击败，帝辛身死，商朝灭亡。

　　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后世就此存在争议。

　　荒淫征敛

　　帝辛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宠爱女人。他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

　　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他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

　　囚禁西伯

　　帝辛如此荒淫无度，百姓们怨恨他，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又作“炮烙”）的酷刑。帝辛又任用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帝辛，她不喜淫荡，帝辛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制成肉干）。

　　姬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向帝辛去告发，帝辛就把囚禁在羑里。姬昌的僚臣闳夭等人，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帝辛，帝辛才释放了他。西伯获释后，向帝辛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帝辛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使他能够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即西伯昌。

　　帝辛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国人都不来亲近。帝辛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与商越发疏远了。

　　西伯回国，暗地里修养德行，推行善政，不少诸侯背叛了帝辛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帝辛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比干劝说帝辛，帝辛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帝辛却黜免了他。

　　离心离德

　　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帝辛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帝辛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帝辛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拼死争谏。”就极力劝谏。帝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

　　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周武王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见时机已到，即率诸侯联军伐商。

　　约帝辛三十年（约前1046年），周军行孟津之誓。帝辛派出军队在牧野进行抵抗。周历二月二十二日甲子那一天（一说前1046年1月20日），帝辛的军队被打败，其原因可能与帝辛一方前敌部队倒戈有关。帝辛逃到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跑到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赶到，砍下他的头，挂在白旗竿上示众。后世有学者认为，自焚与斩首存在矛盾，帝辛应是被斩首而死。

　　吕不韦的最终结局表面看是自杀，实际却是被逼杀，而他之所以走到这般境地，还得从头说起。

　　吕不韦生于公元前292年，是卫国濮阳人，祖籍今河南安阳。吕不韦一生的传奇，乃是从他遇见嬴异人开始。嬴异人，又名子楚，他便是后来的秦庄襄王，也就是秦王嬴政名义上的父亲。吕不韦遇见他时，他仅仅是秦国放在赵国的质子（人质）。

　　古代能被作为质子放入别国的，往往是不得宠的公子，成为人质后时刻有性命之忧的异人更是如此。也正因为不得宠，他甚至放弃了王位的争夺。让嬴异人重新燃起斗志的，正是他后来遇见的吕不韦。人说，电与石可以生成火，吕不韦与嬴异人碰撞，也能生成燎原之大火。

　　在吕不韦的筹谋下，嬴异人一改往日的作派，开始利用吕不韦奉献的钱财在邯郸购车买马，修置府第，广交宾客，以显示王孙气势和树立政治声望。与此同时，吕不韦则拿了五百金置办了各种珍奇古玩，整装前往秦国。不久，他就用他的雄辩之才说服了秦孝文王王后华阳夫人“认异人作己子”。

　　这样一来，异人在身份上便有了质的飞跃，有了华阳夫人的神助力，异人便真正拥有了继承储君之位的资本。后来的故事，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异人继承了秦国王位为秦庄襄王，他依承诺拜吕不韦为丞相、华阳夫人为太后。值得一提的是，秦庄襄王继位前他曾在吕不韦府上看中了吕不韦身边的一绝色佳人，此人正是后来嬴政的生母赵姬。

　　赵姬本是吕不韦最宠爱的女子，可既然异人开了口，他吕不韦要是不给，那他这秦公子恩人，怕是就要从此变成仇人了。忍痛割爱送出赵姬时，赵姬已经怀有身孕，这点异人并不知情。不久，赵姬便生下了嬴政。原本，这一切都只会被作为秘密永远埋葬，可不巧的是，庄襄王继位仅仅三年，即公元前247年，他便匆匆辞世了。这年，庄襄王年仅35岁，而赵姬则刚刚30岁左右。

　　女人30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这个年纪守寡，赵姬这夜就长了。夜太长，深宫又太过寂寞，赵姬便不可避免地再次与吕不韦好上了。两人再度交织这年，嬴政年已13岁。13岁在古代是个已经知晓一切男女的年纪，自然，太后与吕不韦每次交织都只得瞒着嬴政。

　　时间长了之后，吕不韦明显吃不消了，精力上吃不消，心力上也吃不消。思来想去后，吕不韦想到了“金蝉脱壳”法。吕不韦这法子说来很简单，就是找个男人替代自己，这样一来，作为臣子的吕不韦至少不会因被嬴政发现与太后私通而获罪。

　　吕不韦找来替代自己的这个男子名叫嫪毐，之所以他会入吕不韦的眼，乃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赵姬的喜好。他深信，此人可以在生理、心理上完全满足赵姬的需求。可辛苦将嫪毐送进宫的吕不韦千算万算也没算到的是：嫪毐和赵姬最后竟会完全脱离他的掌控。吕不韦本是为脱离赵姬这火坑而找来嫪毐，可最后，他却发现嫪毐才是自己最大的火坑。

　　嫪毐与赵姬私通后不久便让赵姬偷偷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他还仗着赵姬对自己的宠幸从嬴政那里讨了个长信侯的封号。在权势上，嫪毐几乎成了能与吕不韦匹敌的一方势力。紧接着，欲望迅速膨胀的嫪毐还发动了叛乱，叛乱的结果是：嫪毐被夷灭三族，他与赵姬所生的的两个孩子也被嬴政杀害，而赵姬则落了个被幽禁的结局。

　　嫪毐下水后，吕不韦也被直接拖下了水，原因很简单：嫪毐是吕不韦安插的人。然而，捅了这么大篓子的吕不韦却并未受到太大牵连，他仅仅是被嬴政免了丞相职位，被贬回食邑洛阳罢了。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朝中为吕不韦求情的大臣实在太多，毕竟吕不韦“奉先王功大”。

　　按理说，吕不韦有这个结局已经算是万幸了。换做其他人，此后定是会乖乖呆在老家深居简出了。可吕不韦却并未如此，他到了洛阳老家后依旧高调行事。说来，吕不韦的高调是骨子里自带的，早年，他就在《吕氏春秋》编成后嚣张过一把。编完后，他第一时间在秦都城咸阳城门上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天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个字，赏千金。”

　　吕不韦此举显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书编得好，而是想以此证明：自己在秦国的权威无人可以撼动，包括秦王嬴政。世间所有的“满”都会招“损”，吕不韦的“满”也最终招来了性命之忧。回洛阳后，吕不韦家从来门庭若市，这些来探访的人里，还包括六国使者。他们寻访吕不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邀请他前往任职。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稍谨慎的人便会用最快的速度拒绝或者干脆闭门谢客，可吕不韦却选择了“既不回绝也不应允”。这样一来，本就余恨未消的嬴政自然就忌惮他了，嬴政最大的顾忌是：万一吕不韦被别国请去再来一次政治投机，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嬴政此人向来心狠手辣，他岂会容许这样的威胁存在。于是，忍无可忍之下，嬴政给吕不韦写了一封催命信，信里，嬴政向吕不韦抛出了两个问题：“一，质问吕不韦有何功劳，何以能当河南食邑十万户。二，质问与秦王无亲缘关系的吕不韦凭什么要自己叫他仲父。”这两个质问，实际只有一个目的，即告诉吕不韦：你的功劳我不认，你的身份（很可能指他为自己生父的身份）我也不认。

　　紧接着，嬴政还在信里说到：“所以，请你与家属迁到蜀地去吧。”这名义上是秦王嬴政对吕不韦的再一次贬谪，实际上却是嬴政对吕不韦的一次“诛心”。嬴政这一招，比直接给吕不韦送刀子严重多了。

　　对于吕不韦而言，世间再也没有比君王不认臣子功劳、子不认父更厉害的诛心了，这就等于将吕不韦一生引以为傲的所有事全部击碎了。人最可怕的便是精神被击垮，嬴政这一封信，不仅击垮了吕不韦的精神还击碎了他的尊严，在这样的“诛心”面前，吕不韦终于体会到了绝望。

　　绝望之下的吕不韦捶胸顿足，他甚至开始做起了自己被嬴政诛杀的噩梦。此生，他最怕的便是这出了：子杀父。偏偏，这出已一步步逼近了。这样的人间悲剧，他吕不韦怎能让它发生？

　　思来想去后，吕不韦终于用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说到底，吕不韦的死因概括之便是：嫪毐叛乱是诱因，六国延请是外因，君权相权之争是内因。

　　武丁是商朝的第二十三位国王，第二十位王盘庚的侄儿。盘庚继位时，商王朝已经出现了内乱外患并举的迹象，盘庚为了摆脱困境，将商王朝的都城迁往北蒙。盘庚完成迁殷的壮举之后若干年，商王朝的中兴之王武丁接过了王杖。

　　武丁是个性强烈也非常富于情感和壮志的君主，而妇好正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她嫁给武丁之前的身份应该是商王国下属或周边部落的母系部族首领或公主，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和见识。妇好十分聪明并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

　　商朝把祭祀和军事视为国家的两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于妇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商王武丁经常令她主持祭祀、阅读祭文，并被任命为卜官，刻写卜辞，在保存下来的甲骨文中有些是出于妇好的手刻。她通过主持祭祀而参与朝中的政治活动，成为武丁埋藏的一位女政治家。

　　文武双全的王后

　　贵为王后的妇好，不爱“红装”爱“武装”，或者说爱“武装”更甚“红装”。在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发现了精美的骨刻刀、铜镜、骨笄、玛瑙珠等许多女性专用的饰品，以及大石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这都说明她有女性娇美的一面。

　　令人称奇的是，除却这些小玩意，陪葬品里还有大量的兵器，特别是一件重达9公斤、饰有双虎噬人纹、铭刻“妇好”文的大铜钺，格外引人注目。后经专家考证，认为这是她生前使用过的武器。妇好能使用如此重的兵器，可见武艺超群，力大过人。更重要的是，钺在古代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她在那个时代一定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

　　其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钺上，便有精雕细刻着彰露“有牙阴户”的女战神或大母神形象。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母系社会的遗风犹存，女性带兵打仗也不算稀奇之事。不过在男性已占主导地位的商代中后期，妇好还可以拥有钺这样的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象征物，成为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就足以说明本领实在不一般。

　　重要的占卜官

　　妇好的重要性，除却王后和一流的军事将领的尊贵身份外还体现在她拥有一个特殊的职位，那就是主持祭祀的占卜官。在那个时代，人们迷信鬼神，崇尚天命，非常盛行祭祀占卜，特别是商王室和奴隶主统治阶级，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要反复占卜、祈问鬼神。因此，祭祀是最重要的国事活动之一。而掌握这项最高神职权力的祭司要具有广博的学识、崇高的地位，通过与鬼神沟通成为国家重大国事的实际决策者。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是个善于打仗的女将军，殷墟的甲骨文记录了她攻克了周边诸多方国，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而妇好墓中如此丰厚的陪葬品，不仅体现了武丁对妻子的敬爱之情，更体现了妇好生前丰富多彩的生活。她不但是一位将领，能征善战且善饮；更是一位尊贵的贵妇人，爱美而且擅于修饰；还是一位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贵族领主，拥有庞大的奴隶群。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