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胡亚会吧小编告诉你。

元朝灭亡之后，残余势力逃亡漠北。此后遁避漠北的蒙古势力和统一中原地区的明王朝之间冲突不断，双方不断爆发战争，难以建立持续的和平关系。在元朝时期，蒙古人统一了中国，享受到中原地区丰富的物资供给，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在北遁漠北之后，由于失去了这些物资的供养，蒙古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当时的蒙古地区铁器急缺，普通牧民都要使用木制的生活器皿，盔甲武器也多是劫掠而得，没有持续生产供应的能力，“分子嫁女，有一锅而各分其半者，此情颇真，亦可悯也”。

对于这种情况，明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开展互市贸易，以为“抚驭羁縻”，另一方面又为节省开支计，严格限制与蒙古的“通贡”，“于每年冬季农隙之时，遣使来朝，不得过三、四十人”。并且，为了防止蒙古势力获得铁骑以制作兵器铠甲，更是严格限制其对铁器的采购。

为了满足对于铁器等生活用品的需求，蒙古势力遂不断南侵，以掠夺各种资源，但这样得到的物资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且会引起明朝进一步的封锁，所以当时的俺答汗意识到“入掠有得失，不如贡也。持符矢，请贡市，不妨再三”，由此开始向明朝请求贸易。

对于俺答汗的请求，明朝政府实际上抱有极大的警惕，从嘉靖十三年到二十九年，俺答汗数十次向明廷遣使求贡，但都遭到了拒绝。其中，在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派遣石天爵等人前往明廷求贡，不但没有成功，石天爵也被明廷磔死。嘉靖二十八年，俺答汗再度向明廷表示“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未得到满意答复。

在经过长期的失败尝试之后，俺答汗已经失去了耐心。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开始准备向明朝发动战争。六月，俺答汗兵临大同，大同总兵仇鸯以厚礼贿赂俺答，要求其绕过大同，八月，俺答汗攻破古北口，劫掠怀柔和顺义，兵临通州，直抵北京城下。

面临突袭而至的蒙古大军，嘉靖皇帝十分惶恐，紧急布防，但此时的北京“少壮者己悉出边堠败死，余仅四五万，老弱半之。而总兵、提督、太监役占又万计”，嘉靖皇帝值得到处征集力量守城，并且召集诸镇出兵勤王，但此时的明军防备仍然十分虚弱，此月三十一日，俺答汗军攻入监马御厩，俘获内侍八人。

正在蒙古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俺答汗突然停止了进攻，释放之前俘虏的八名内侍，让他们回去向明廷传达求贡的欲望。围绕着俺答汗的提议，经过廷议，最终嘉靖皇帝采用了大学士徐阶的主张，含混答应了俺答汗的请求，俺答汗也就退兵回师。

次年，明廷于大同为俺答汗开设马市进行贸易，俺答汗对此十分高兴，在开市之日还亲到此地，向明廷献上“九白之贡”，并约束族人，严守秩序，并要保证马匹的质量。此外，俺答也将明朝叛臣“芹及攀隆、得道等三十余人，械至大同塞下，纳译书于总督史道所。”而明朝仍然始终认为这是“城下之盟，岂不辱哉”，从而多有芥蒂。当蒙古人提出以牛羊交换菽粟之时，明廷又以“虏欲无厌，难以满足”为借口，将开设仅一年的马市关闭。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

苏辙的仕途坎坷，官场生涯起起落落，他在文学成就上不如东坡，但在官场上位高于东坡。苏辙一生的成就还体现在黄河改道事件。

回河之争的过程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

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

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v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

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v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v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澶渊之盟的具体内容

　　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濮阳）城下以八牛弩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

　　但辽国由于自身原因，很早就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北宋朝廷暗通关节。宋真宗也赞同议和，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影响

　　积极

　　一、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二、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

　　三、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消极

　　一、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

　　二、同时，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宋、辽双方兵备松弛，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国击败。辽国残余势力只得西迁，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延残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国称臣。

青苗法，亦称“常平新法”，是中国宋朝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之一，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施行。下面胡亚会吧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

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

苏辙看完了之后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

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

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那么青苗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不超过十五贯、二等户十贯、三等户六贯、四等户三贯、末等户一贯五百文。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4分(利息40%)的。

从目的上看，王安石主张推行青苗法最初的动机是“富民”、“强兵”。

王安石希望通过青苗法的施行，使得政府在不动摇官僚体制的情况下，避开冗官现象，通过“理财”，在财政上的“开源”来解决现实中“积贫”困境，并同时改善民户生活，使其避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最后通过使国、民都富裕后，达到“强兵”的目的。

从客观效果看，青苗法一方面给宋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对其“富国”、“强兵”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但另一方面，由于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官吏个人意愿及目的、地区差异、腐败、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民户深受其害，并未能够实现王安石最初“富民”的目的。

南宋人士对青苗法和王安石变法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就包括苏辙，他认为青苗法不易监管，会出现官吏舞弊现象;易导致钱物滥用和本息收取困难，增加地方政府负担。

1170年，宋孝宗在临安延和殿召见了时任建康府通判的辛弃疾。为了这次召见，辛弃疾挑灯夜战，作了充分的准备。召见时，他向宋孝宗上了《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一系列治国强军的良策。特别是《美芹十论》，简直是一部句句精辟的军事专著，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10个方面，阐述了南宋对金是否可战以及如何战胜的军事方略。其中许多观点，都是南宋历代名臣名将从未提到过甚至还未曾想到过的，其识见的精当、准确、全面、深远，可以说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辛弃疾虽然提出了如此切合实际的战略，然而，宋金刚刚议和，时机不允许;宋孝宗刚刚因北伐毁掉了仅有的一点兵力优势，他心存犹豫和畏惧;加上宋高宗虽然退位了，但他还想保持安逸的现状，不想拿他太上皇的帽子去作赌注。所以，辛弃疾一腔热血，浑身胆识，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之后十数年，辛弃疾先后出任过滁州知州、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在这些任上，辛弃疾作为地方官，薄征赋、招流民、教民兵、屯田地、平盗贼，所治之处，政绩不凡。

　　1180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以“湖南多盗”为由，开始白手起家创建军队。不久，一支2500人的“湖南飞虎军”组建成功。此军经过他的精心训练后，军纪严明，军备精良，军力强大，成为南宋地方武装中最著名的一支劲旅，《宋史》称其“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然而，辛弃疾直率果断的性格和对于北伐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对外胆怯、对内倾轧的政治氛围中，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出头鸟”，关于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议论甚嚣尘上，一些不满他的人开始在宋孝宗面前弹劾他，他旋即遭到罢官。

　　从1181年冬天遭到弹劾罢官到去世的20多年里，辛弃疾除了偶有三两年被起用到福建、浙东等地任安抚使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江西上饶带湖边自己兴建的新家——“稼轩”，过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诗意栖居的生活。

　　诗意栖居，对于常人应该是一种美好，但对于辛弃疾，却是另外一番心境。辛弃疾并非天生的诗人，他天生是一个将士，对于一个手握宝剑时时准备跃马扬鞭上沙场的将士，有马不能驰骋疆场、有策不能行军布阵、有剑不能奋起杀敌、有志不能报效国家，这才是人生最苦闷和最痛苦的事情。

　　此后20年，朝朝暮暮，辛弃疾时刻都没有忘记北伐，“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首《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就是他赋闲期间苦闷心情的写照。如果说《鹧鸪天》中所谓“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还只是他的自嘲或牢骚的话，那么那首《贺新郎》中的“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则简直是他浓缩了悲痛和愤懑如雷霆霹雳的呐喊!

　　在闲得无聊的漫长岁月里，辛弃疾最后真的迎来了一次北伐的机会。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韩侂胄开始起用主战派人士，辛弃疾也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塞京口。

　　1205年，韩侂胄发动了“开禧北伐”。对这次北伐，辛弃疾虽然精神上为之一振，但此时他已经66岁，年迈体衰，疾病缠身，已经不可能杀敌于疆场了。而更让他忧虑的是，韩侂胄这次北伐主观上是为自己身上贴金，军事准备又不够充分，胜算太少。辛弃疾还因此创作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其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表达的便是对北伐的担心。后来“开禧北伐”最后果然以失败告终。

　　1207年，辛弃疾因病去世，临死口中还在大喊:“杀贼!杀贼!”

1368年9月14日(农历1368年8月2日)，中国元朝灭亡。

1368年9月14日，明朝军队浩浩荡荡开至元大都齐仕门外，攻城而入。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嫔逃离皇宫，远走漠北。这一天，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了惊弓之鸟。这一天，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轰然倒塌，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1368年的9月14日在历史上是中国的元朝灭亡日，这一天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占了元朝的首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在明军入城的前夜，元朝最后一个皇帝——荒淫无道的元顺帝趁夜逃出城区，奔向蒙古草原，虽然后来元顺帝还在草原上继续称帝，他的政权被称为北元，不过已经丧失了统治天下的能力。因此这一天就意味着统治中国90多年的元朝就此灭亡。

元朝在大都建立自己的首都这也是北京首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元朝的统治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是它的残暴的民族压迫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而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元军队由于骄奢yīn逸，过去习惯于弯弓射大雕的这些骑手们只经过一两代人就已经fǔ败的拉不开弓、跑不动马了。而进入了中原的当时的蒙古贵族在军事上又不能进行及时的改革，对本族武装还保持着原有的部落兵制，青壮男丁全部为军，而且军队的职务是世袭，家属随营，脱离了草原放牧生活之后，他们完全由朝廷供养。

他们这些人进入内地之后完全利用特权任意享受，终日沉醉于酒肉之中，由于他们脱离了草原也没有放牧生活，所以官兵都不习骑射，完全丧失了过去的尚武传统。而蒙元军队收编的汉族和其他各族军队又对蒙古军的特权一向怀恨在心，士兵逃亡严重，许多军队只有空额没有实兵了。原来十分强大的元朝军事力量只经过几十年就已经到了fǔ朽不堪的地步，1351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反元大起义，蒙古军进行镇压的时候，连战连败。

还出现过一万多名官兵被36名起义者击败的战例，就反应出昔日纵横欧亚无敌手的蒙元军队它已经严重腐化丧失了战斗力，因此当时元朝政府只有委任和收买汉族军阀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在反元大起义中，出身乞丐和尚的朱元璋在南方崛起，他消灭了南方各派军阀于1368年建立起明朝，接着就进行北伐，明朝军队大举北伐之后十分顺利，其中徐达部从德州水陆并进，先到通州击败了元朝守军。元顺帝听说通州失守之后，惊慌失措，他也再没有了一百年前祖宗那样的威风带着他的嫔妃们从建德门也就是如今的德胜门以北逃出了大都。

9月14日这一天，徐达率军占领大都基本是和平占领，他查封了府库。随后按照封建迷信观念，为了扫平元朝的王气，拆毁了元朝的大明宫，不过还是保留了元代城市的大部分格局，明朝收复了大都之后把它改为了北平，由于当时北元政权仍然存在，因此明朝太祖朱元璋就封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为燕王，驻守北平城。朱棣严格讲起来是朱元璋的蒙古妃子所生，此人雄心勃勃，他不满足于燕王的封号，后来从他的侄儿手中夺取了政权，后来就成为明成祖，年号为永乐，最后把首都由南京迁回了北平，由于首都迁到了这里，北平又改名为北京。

元大都被明朝军队占领之后变成北平，后来又变成北京，中国的历史从此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经常能在各种电视剧中发现，很多的历史上的事情，剧组都会进行最大的程度，去还原这个真实的历史。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宋朝时期的有一个大臣，他所在的年代就是宋仁宗时期，国家安定，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祥和景象。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很多的文人能将，他们很多都是非常的才华横溢，有着欧阳修、范仲淹等等大人物都在这个朝代出现了。而我们可能从别的渠道听说过有一个大臣，名为庞吉，他就是庞太师。

他在各种地方给别人的印象似乎都是老奸巨猾的，为人非常奸诈，并且一生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还有自己的大野心。他还有着源源不断的钱财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而且这也就算了，他还要去追求更高的权势和地位，曾经在名著里面被黑的很厉害

说他曾经徇私舞弊，在科举考试里面暗暗操作，所以使得很多有才华的人都被埋没了。让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没有办法再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且还经常跟别的大臣一起拉帮结派的，并且企图去把握整个朝代的朝政。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自己的儿子犯错了，就赶紧找各种关系打通，想要保住他的儿子。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去陷害包拯的侄子。

这样的事情，可真的是罪大恶极了，而且一看感觉就是那种只会满足自己的自私家伙，所以虽然庞太师在各种文学作品里面都出现了，可是他很少能有个好的结局，每一个结局都非常的惨。

当时是有一个让他成为了庶民，然后一辈子都不能进入朝政里面当个官，后来另外一种，那就是自己和家人都被杀掉了，这就是株连九族的罪。

但是这个庞太师叫做庞吉，大家总是把他跟有个名宰相给弄混了，这个有名的宰相就是庞籍。这俩人是刚刚好重名了，但是很多人都弄混了。当时历史上的庞籍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很有名的宰相，他本身出生在一个当官的家里，而且幼年的时候刻苦学习，后来科举及第，又受人提携入朝为官。

我们都知道做官的俸禄也没那么多，而且也有很多的诱惑等着他，可是他始终保持初心，就只想为朝廷做贡献。除了这个，还曾经跟狄青一起镇守边疆，抵御西夏的侵犯。到了他老了的时候，由于宋仁宗子嗣稀少无继位者，他又赶紧去劝仁宗尽快选宗室子为太子，要以江山社稷为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忠臣，是勤勤恳恳的过完了一辈子，最后因为生病所以就去世了，一辈子度过了76岁。

所以他只是被借了名字，而真正的奸臣原型其实是张晓佐，他仗着皇帝宠爱，各种嚣张跋扈，干了很多坏事。所以其实庞籍的名声莫名其妙的受损了，就是因为这个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平时看任何的东西都要有着自己的想法。

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与其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

“他的交友非常广泛，既有名人高士，也有贩夫走卒比如酒坊的老板、西市卖药的人等等。”祝勇解释，苏轼和当时的很多文人名士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除了老师欧阳修等人外，还有学生辈的黄庭坚、秦观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名人。

苏轼和黄庭坚名为师生，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书法上彼此推崇、欣赏。祝勇提到一个故事：苏东坡的字字形偏横，黄庭坚的字“偏纵”，两个人经常互相开玩笑，嘲讽对方的字。苏东坡说黄庭坚字像树梢挂蛇，黄庭坚说苏东坡的字像石压蛤蟆，说完两个人就一起哈哈大笑。

祝勇说，再比如这次展出的《新岁展庆帖》和《人来得书帖》都是苏东坡写给他的好朋友陈季常的，“陈季常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河东狮吼’典故里，那个怕老婆的主人公。”

陈季常和苏东坡是同乡，两家可以说是几代人的交情，《宋史》里说他“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是个“任侠之士”。

“苏东坡曾经为他写过一篇《方山子传》：苏轼被贬黄州时到陈季常，陈季常请他到家里做客，苏东坡一进门，看到虽然陈家家徒四壁，但其家人都是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苏东坡非常欣赏陈季常这种淡泊潇洒的性情。”祝勇说。

　1142年（绍兴十二年）岳飞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秘密杀害在大理寺的牢狱之中。也是在这个寒寂的夜晚，小狱卒隗顺做了一个勇敢且疯狂的决定：他用布匹把岳飞元帅的尸骨包裹好绑在了自己的背上，在夜幕的掩护下，穿过了重重障碍，冒死翻过了临安城冰凉刺骨的城墙。长途跋涉令隗顺疲惫不堪，但他丝毫不敢懈怠，一口气从城墙下跑到了九曲丛祠，趁着夜色将岳飞的尸骨和岳飞生前最珍爱的那块与妻子订婚的玉牌一起，郑重地掩埋了。因为不能立碑，又在坟前栽种了一株桔子树，方便以后辨认。

　　这对于隗顺来说何其危险，在那个为岳飞辩白一句都要论死的年代，如果这件事泄露出去，隗顺要遭受的就是家破人亡的大灾难，但是隗顺还是做了，只为英雄落幕后，能有个安歇之处。小狱卒做了这件事以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他把这个秘密埋在了心里一辈子。直到临终前，隗顺才把儿子叫到床边，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也是岳飞死后的第二十年，宋孝宗即位，岳飞才终于得以沉冤昭雪。此时隗顺已经过世许多年了，他的儿子谨遵父亲的遗训，到官府告知了岳飞元帅遗骨的真正所在之处。宋孝宗大喜过望，以礼将岳飞改葬在西湖栖霞岭。

有史料记载，岳飞遗骨重见天日之时，让世人为之震惊——“时无它珠玉为殡，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歛礼服也”。岳飞的神色如常，尸体也没有腐烂，正所谓英雄都是不朽的！这固然只是一个传说，但也蕴含了人们对于英雄的不舍和尊敬。

　　而在八百多年前的那个寒冷寂静的夜晚，一个小小狱卒做出的疯狂且勇敢的抉择，时至今日也是令人敬佩的。正是隗顺的这个决定，才让英雄保留了最后的尊严，他做了一件看起来平凡，但却十分伟大的事情。

金朝后期，外有蒙古军南侵，内部则孕育着大分裂，内外交困，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而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权要势家，黑暗的统治激起广大人民愤怒的反抗，终于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红袄军起义。

红袄军不是一个统一的武装集团，而是多部独立作战且时有配合的民众武装。因成员主要来自自耕农、佃户、驱丁（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和下层商贩，又都以身穿红衲袄为标志，故被统称做“红袄军”。

红袄军各部以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密州方郭三、真定周元儿、胶西李旺、兖州郝定等部实力较强，最多时达数十万人，影响较大。后来红袄军除少部分投宋或降蒙古，大部分被金军残酷镇压。

杨安儿，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原为贩卖鞍材的商人，人称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

章宗泰和时，杨安儿聚众起义，后降金，受封刺史、防御使等职。大安三年（1211），蒙古军围中都，杨安儿受命领兵戍边，行至鸡鸣山，中途逃回山东，再次起兵抗金，攻打莒州、密州等地。

后金宣宗向蒙古屈膝求和，集中兵力，以最精锐部队“花帽军”镇压山东各地的起义军。益都城东，杨安儿被金宣招使仆散安贞击败。遂率起义军转攻莱阳，金莱阳守将徐汝贤以城降杨安儿。登州刺史耿格开城郊迎红袄军。

杨安儿声势大振，遂称帝，置官属，立年号天顺。进而攻下宁海，进兵潍州。一些女真贵族的家奴也参加了杨安儿军。

不久，杨安儿部在仆散安贞与沂州防御使仆散留家、安化军节度使完颜讹论等合兵攻击下，损失惨重，重镇莱州被攻陷，主要将领徐汝贤等被杀，耿格、史泼等降金。杨安儿与部下汲政等乘舟入海，想要退到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船夫曲成财迷心窍，引导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身亡，所有部众由其妹杨妙真率领。

杨妙真号四娘子，勇悍，善骑射，有“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之称，与刘福等收集残部数万人，于马鬐山安营扎寨、构筑城池，建立抗金根据地，成为金人进攻南宋的障碍之一，后与李全军合。

现莒南县东北方与莒县交界处有马鬐山（又名磨旗山）红袄军起义旧址。马鬐山海拔600多米，绵亘数十里，状如奔马。

李全，潍州（今山东潍坊）农民，善使铁枪冲锋陷阵，人称李铁枪。

至宁元年（1213），李全为报母、兄之仇，遂与兄李福等起义，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进取益都。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率领的起义军陆续加入，不断壮大。杨安儿失败后，刘全、杨妙真等聚集余部万余人与李全军会合。

李全与杨妙真结为夫妇，合兵攻打完颜霆军。李全战败，率部众保东海，李全分军驻堌上。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在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的同时，山东数经战火，赤地千里，人烟杳然，使起义军面临严重的粮荒，以致内部分化，互相火并。如张汝楫、孙邦佐等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降金。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1218）降宋，宋朝授给李全京东路总管的称号。

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次年又说服张林以青（今属山东）、莒、密、登、莱、潍、淄、滨（今山东滨州西北）、棣（今山东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12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后来逐渐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斗争路线逐渐偏离起义的初衷。

李全归宋之后，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发展，野心不断膨胀，与宋廷的关系不断恶化，最后与宋廷开战。战争初期，李全颇有胜利，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开始，李全军队败绩连连，宋廷削去了李全的官职，不再发给他钱粮，迫使李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正月十五日，李全被宋将赵苑、赵葵和赵必胜等杀死。李全死后，其妻杨妙真与养子返回山东老家，数年后病卒于家。

泰安人刘二祖领导的当地农民起义是杨安儿、李全以外的又一支红袄军的重要力量。起义后，刘二祖率部转战淄州、沂州。贞祐二年（1214），仆散安贞军在莱州镇压杨安儿后，乘势向刘二祖等招降。刘二祖面对严峻的形势，拒不投降，坚持战斗。

贞祐三年（1215）二月，仆散安贞派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等攻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刘二祖部4000余人被杀，8000余人被俘，红袄军将领程宽、程福等被俘。仆散安贞又派兵与宿州提控夹谷石里哥同攻刘二祖军的据点大沫堌，红袄军5000余人战死。刘二祖在作战中负伤，与参谋官崔天祐及杨安儿部太师李思温等一起被俘，英勇就义。红袄军余众退保大小峻角子山。金军追击，红袄军万余人牺牲。

刘二祖牺牲后，余部在霍仪领导下继续抗金，霍仪战死后，彭义斌等率余部继续高举反金抗蒙的大旗。

当时江河日下的红袄军已风光不再，降宋后的李全甚至不断兼并起义军，一味扩展个人势力。这使彭义斌在反金抗蒙的同时，还要开展反对李全火并友军的斗争。到正大二年（1225）五月，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时，愤怒地说：“不诛逆全，恢复不成。”彭义斌坚持抗蒙，七月，与蒙古军在内黄五马山（今河南内黄西）一场关键性战役中，不幸兵败被俘。

蒙古统治者看重他在起义军中的号召力，打算诱降以招抚起义军余部，彭严词拒绝：“我是大宋的臣民，而且河北、山东一带都是宋朝子民，我彭义斌决不会贪生怕死、屈膝侍贼。”于是慷慨就义。

由杨安儿、李全、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是红袄军的三大主力，另外如密州方郭三、石州冯天羽、兖州郝定等部，都曾发展到数万人，概称为“红袄军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可见红袄军起义极大地动摇了金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