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崇宗李乾顺卒，终年56岁，在位54年，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陵名“显陵”。他的儿子李仁孝继位，当时16岁，就是西夏仁宗。

仁宗与前三代君主有所不同，西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都是幼年继位，朝政都曾被后党把持，而仁宗从继位之初就执掌政权，开始彰显自己的政治才能。

李仁孝在为他父亲办完国丧之后，在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大德五年（1139年）十一月，尊其母任氏与曹氏为两宫太后。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两宫太后势均力敌，不能干预朝政。其次，他立罔氏为皇后。他选择罔氏为后，也是颇有用意的。

罔氏家族在党项族中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罔氏本人又是一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人，尤其是她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一点深为仁宗赞赏。仁宗立罔氏为后，有两个作用：一是依靠罔氏部族加强皇族的势力；二是为仁宗政治革新中的大兴汉学奠定了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仁宗李仁孝就完全控制了朝政，仁宗以其过人的政治头脑赢得了“制义去邪”皇帝的美名。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更是懂得“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道理，崇儒重教是基本的文化国策。夏仁宗李仁孝也深知“人才乃国家兴衰之所系”，所以，仁宗在取得政权的初步稳定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核心仍是加紧推广汉化。

内容涉及制度、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成就是在教育领域内的革新。由于封建国家发展的需要，仁宗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西夏国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李仁孝在封建政权机构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了官职名称，使西夏的官职由以前的蕃汉两种称呼变成一种称呼，完全按照宋朝的官制和职官名称确立；二是进行封王制，以巩固西夏封建所有制和皇姓家族的统治。

在精神文化领域内，李仁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弘扬佛教。在全国范围内仿宋朝办学校、兴科举，这是仁宗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西夏到李仁孝时，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出现了稳定繁荣的景象。这与西夏仁宗的兴汉学、重视人才培养不无关系。

夏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为了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和规模，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学校。“国中增弟子员三千人”，人才培养的数量提升了10倍，对象也由原来的蕃汉官僚子弟中的俊秀者扩展到了低级官僚和庶人子弟之中，开始了全国范围普遍意义上的人才培养。

另外，为了加强对党项贵族宗室子弟的培养，仁孝又特意在宫廷中设小学，培养的对象是皇族宗室子弟，年龄在7～15岁。选专门的人予以训导，仁孝和皇后罔氏也常去讲授。1145年，仁孝又模仿中原制度，创立大汉太学。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篇《新修太学歌》，赞美了夏仁宗重修太学的事情。根据史料《新修太学歌》（西夏曾于1192年重建太学）记载的内容看，西夏太学的形制完全继承了中原汉唐的传统，西夏所设太学应属西夏国学之大学，也是西夏的最高学府。西夏太学的生员学习的主要是蕃汉语诗文，还有医学知识和佛学。太学的设立使西夏的教育机构设置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也使西夏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年（1146年），西夏又尊孔子为“文宣帝”，让各州县建立庙宇、立孔子像，使西夏百姓顶礼膜拜。李仁孝为孔子加帝号以示尊崇，此举在中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148年，仁孝仿宋制建“内学”。

宋在理宗时设内小学，专门收贵胄子弟中的超异者和宗室10岁以下儿童资质优秀者入学教育，设有教授、直讲、伴读等教官。西夏既是仿宋建内学，那么西夏的内学也与之相类似，也选名儒主持。当时的西夏，在汉文化的濡染之下，不少的党项羌人精懂儒学，造诣精湛，与内地的汉族文学人士相比并不逊色，如斡道冲、濮王仁忠、骨勒茂才等人都是善用汉文化来浇灌西夏社会的代表人物。其中斡道冲就曾被任命为蕃汉教授。

元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西夏相乌公画像赞》中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在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这一方面表明了斡道冲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之高。

同时，也反映了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和儒学人才的极度重视。在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夏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另外，李仁孝在官吏的选用制度上也进行了革新，以适应西夏封建化发展的需要。仁孝时期，模仿宋制实行了科举制。夏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李仁孝建立“立唱名法”，在宫中亲自策试举人，并复设童子科。

于是，“取士日甚”。这无疑扩大了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使大量的有识之士脱颖而出。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就是科举出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

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西夏神宗时的权鼎雄，是天庆中举的进士，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进士科，翰林学士王佥、焦景颜、刑部尚书李国安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时西夏的科举制虽然在取士科目上还有局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已达到了形式上的完备。自仁孝实行了设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灭亡。

李仁孝对西夏人才的培养和汉文化在西夏的传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此，儒学的统治地位在西夏完全确立。西夏蕃汉文化的斗争在经历了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李乾顺到李仁孝时期，最终以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仁宗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使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西夏进入了全盛时期。

党项羌族人民早年以游牧为生，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有简单的皮毛、木器、酿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业，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从邻近的汉族那里交换获得。随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党项民众、统治阶层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西夏手工业的发展。

西夏立国后，民族区域特色非常明显的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些产品甚至可以与宋朝的手工产品相媲美。冶铁业中的兵器与农具的制造，直接推动了西夏政权的发展和壮大。采盐业成为西夏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皮毛加工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活字印刷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西夏在冶金铸造、皮毛加工、丝麻纺织、湖盐提炼、陶瓷烧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等行业有较完备的体系和相当的生产规模，这源于西夏政府的扶植和对宋朝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借鉴。西夏的手工业分官、私两种，在西夏的行政机构中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造纸院、织绢司、金作司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冶金、锻造、建筑、印刷、造纸、制陶、纺织等行业的生产管理。

西夏的手工业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在西夏国内的手工业者分为依附匠和自由匠两大类。依附匠主要是来源于罪犯和战俘，自由匠主要是西夏民间的个体手工业工匠。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生产者在西夏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质地优良的纺织品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织牦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在西夏国内有专门的纺织业作坊，西夏的纺织业是在原有的皮毛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毛纺织业是西夏纺织业中的亮点，既是官营手工业生产部门，又是党项羌族人民普遍的家庭副业。

西夏皮毛加工业的原料主要为羊毛、牛尾、山羊绒。制成品有：皮帽、皮衣、皮裤、皮袍、皮靴、皮袋、皮褥等。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还保存有牛毛。毛制品在西夏的应用也很广泛，毛毡、毯、褐是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党项人用它做成毡帐篷作为冬暖夏凉、移动方便的居室，毛制服饰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

西夏灭国之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过西夏故地额里哈牙（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他在游记中写道“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百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百骆驼毛制之也”，间接地反映了西夏毛织手工业的水平。

除传统的毛织业外，西夏还有丝织业、麻棉纺织业存在。西夏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但是境内也出产桑蚕。据《水经注》记载，“河水以北薄骨律镇城（今宁夏灵武市），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以桑果余林，仍列洲上。”《资治通鉴》在描绘唐朝时期的陇右地区时也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

如此丰富的桑蚕资源，为西夏的丝麻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的丝麻纺织品种多，有素罗、纹罗、纱、绸缎、绮、工字绫、异向绫等，西夏人不仅能织普通的丝织品，而且还能织造高级的文锦，其中在西夏陵108号墓出土的茂花闪色锦在中国属首次发现。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婴戏印花绢、绣花荷包和绢花等，织工细致、图案精美。

西夏的丝织品与宋朝的丝织品的织法有所不同，且品种较多，薄厚不一，有粗细之分，有的有皱，有的有孔。棉麻布的生产在西夏也十分广泛，西夏所统辖的沙州地区，自汉唐以来就以生产棉花而出名，棉布也是当时西夏的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衣物面料。

另外，从已发现的西夏壁画中供养人的衣服、木板画人衣、织物等，清楚地反映西夏的印染业相当发达，印染色彩丰富。

闻名遐迩的冶炼业在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文物中，金、银、铜、铁类文物占了较大比例。据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记载，西夏“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说明了在西夏境内产金、银、铜。但实际上，西夏的金产量并不高，主要还依靠从外进金来从事金手工业生产。西夏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莲花盘、刻花金碗、金佛像、金剔指等，宁夏境内出土的银碗、银钵、银盒、铜牛等，工艺十分精湛，反映了西夏很高的冶炼、铸造、雕刻、抛光、鎏金工艺水平。

西夏境内的铁矿资源丰富，尤其是横山一带土地广袤，千里沃壤，人物剽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西夏人恃以为生，这成为西夏冶铁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西夏是以武立国的国家，很重视军器制造，因此，西夏的冶铁手工业主要用于生产工具和军器制造。

西夏锻造的兵器在当时很有名气，在宋朝人的眼里，“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北宋将领曾这样赞叹西夏将士所穿的铠甲：“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党项羌人的冶铁已采用竖式风箱，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工艺设备。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画面上两个人手扶铁锤，密切合作，正在锻打铁具，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西夏冶炼工人的劳动情景。冶铜是西夏冶炼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的铜器制造分打、铸两种。

目前出土的铜器有铜牌、铜镜、铜刀、铜门钉泡等。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的西夏文铜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标有“奲都五年”（1061年谅祚年号），印文是西夏文“首领”二字，制作精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印。昔日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名刹承天寺，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博物馆，当年的佛殿如今陈列着很多珍贵的西夏文物。

人们进入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西夏陵园101号墓的鎏金大铜牛。这尊卧式铜牛由青铜铸造而成，长120厘米，重188千克，体形硕大模制浇铸成型，中间是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体态健壮，形象生动。鎏金铜牛是西夏艺术品的珍品，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被列为宁夏一级保护文物，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颇具特色的陶瓷制品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到了唐代，我国的制瓷技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享有较高的声誉。进入宋朝以后，制瓷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制瓷技术日益精湛，产生了几大名窑。

宋瓷的种类繁多，从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千姿万态，艺术价值颇高。像以前被誉为“丝绸之国”一样，此时，中国又被称为“瓷器之乡”。china一词，就有“瓷器”之意。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宋瓷也传播于西夏境内，瓷器成为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制瓷业是西夏的重要手工业之一。

目前发现的西夏陶艺多数保存完好，其出土地点广泛，反映了西夏具有发达的陶瓷业。从瓷器的形制和质地来看，西夏的瓷器制造业比起中原宋朝的瓷器制造业虽有逊色，但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以烧制白瓷、褐釉瓷、黑瓷和青瓷为主。器物的种类有碗、碟、瓶、盂、缸、炉、壶、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砚台、砚滴等文房用品，有象棋子、围棋子、牛首埙等娱乐品，有人物、动物、猴面人身、观音送子等塑像，有纺轮等一些生产用具和兵器，有如意轮、金钢杵、法伞、念珠、莲花座等佛教器物，还有其他各种建筑构件和饰品。

我国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发现的西夏瓷器有数十种、上千件之多，其中高足器和剔花品种是西夏瓷器的显著特点。在西夏境内有专门烧制瓷器的窑址，1984年～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灵武发现了西夏时期的窑址。另外，在宁夏贺兰山插旗口内也有一处窑址，所烧白瓷仅在西夏陵区的陵邑遗址中有所发现，这很可能是一处专为西夏皇宫烧制瓷器的秘窑。

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存有西夏瓷窑。西夏的大部分民用瓷器都是自己烧制的，这些瓷器生动传神，神态各异，工艺精湛，在模仿中原瓷器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扁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

西夏陶瓷器生产的另一特色是有大量的釉陶建筑构件。在西夏王陵的遗址、西夏宫殿遗址中残留了许多琉璃瓦片。可惜的是，在蒙古军的毁灭性破坏下，宫殿和陵园的原貌已无法知晓，我们只能从出土的各种建筑构件中想象它们曾经碧瓦重檐、装饰华丽的昔日辉煌。

建筑业　西夏的宫殿、官府等官式建筑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几处佛塔庙宇、王陵和一些宫殿遗址，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残存的建筑构件中来探讨西夏建筑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和特点。在宁夏银川市西北约70公里处的贺兰山水沟口，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绵延约10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雨的侵蚀，建筑的主体早已不在，但从残留的台基、垣石、踏步等来看，此建筑自下而上依山体筑成阶梯状，匠心独具，格调天成，上下错落有致，高达50余米，十分壮观。

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一座多么高大别致、富丽堂皇的宫殿，它就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为其爱妃没氏所兴建的离宫。离宫是西夏皇家建筑中的一种，除了宫殿建筑之外，西夏的皇家陵墓——西夏王陵和境内众多的佛塔建筑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夏建筑业的水平相当高。

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工建筑，包括宫殿、坛庙、衙署、兵营、陵墓、苑囿、王府、权贵宅第等；另一类是民间建筑，包括民舍、作坊等。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时，都要用法律形式将官民建筑的形式和规模确定下来。宋代成书的《营造法式》，详细地记述了官式建筑的设计、施工、用料等，对宫殿建筑的形体、构件和细部装饰处理都作了严密的规定。

从西夏的宫殿遗址、现存塔庙和西夏王陵出土的大批建筑材料及装饰构件，如鸱吻、石础、石柱、方砖、套兽、垂兽、瓦当、滴水等来看，这些构件大都属于《营造法式》中所明确规定的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筑的构件，这说明了西夏王朝在建筑上基本承袭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传统，例如瓦当构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瓦当多用莲花图案，西夏的瓦当滴水的花卉饰纹大多也是莲花，显而易见，这是继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筑艺术风格。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了佛殿、寺庙、皇宫的建筑材料、色泽、规格等，若违律则要受到惩罚，这说明西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传统建筑伦理的建筑技术规范。

西夏党项羌族原来的居所习俗是“其尾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谈不上建筑。李德明在兴州曾“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李元昊正式立国之后，西夏的建筑业也随着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需要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夏在建筑风格上多受中原唐宋王朝建筑文化的影响，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其中的。

从唐到宋的几个世纪中，党项羌族人民从青藏高原一带迁居到西北地区，他们长期与汉族杂居，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多有变化。另外，党项拓跋李氏在唐、五代至宋初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世代为官，他们的汉化程度更甚于其他党项羌人。为了建国立邦，党项拓跋李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向中原王朝学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建筑业。因此，西夏建筑的特点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的建筑也有自己的标志性特色。屋身构件中的人像支座，质地为红砂岩，底部平整，双目圆睁，高颧塌鼻，阔嘴厚唇，袒胸露乳，双手扶膝，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是西夏标志性建筑构件之一。还有西夏王陵出土的琉璃和灰陶的鸱吻，形状为龙头鱼尾的神兽，龙头上腭翘起，背饰鱼鳞，腮饰蕉叶纹。蕉叶纹图案是随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西夏是较早将这种图案应用于建筑装饰中的。

西夏王陵将陵台建成塔形，在中国传统陵园建筑中尚属于首例，这是党项羌民族在建筑中突出民族特征的标志之一。另外，西夏的建筑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情结，建筑中较多使用莲花图案，迦陵频伽是佛国天堂中能发出美妙声音的妙音鸟，西夏王陵就出土了琉璃和灰陶两种类型的迦陵频伽，造型独特，形象逼真，被认为是西夏建筑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标志性建筑艺术品。

出土的还有许多佛教题材的脊饰构件，这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建筑构件既表明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继承发扬佛教文化，又体现了西夏王陵的神圣，构成了西夏建筑的突出特点。

兴盛的采盐业　盐是大自然赐予黄河上游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厚礼，也是黄河上游地区丰富矿产资源中开发最早的宝藏。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把地处高寒荒漠的盐湖变成了养活人们的富源。黄河上游地区的数百个盐湖像颗颗明珠镶嵌在黄河以北的柴达木盆地、阿拉善沙漠以及宁夏平原东部。

这一地区的湖盐储量之富，为世界罕见。西夏政权拥有河套盐池和宁夏平原东部的盐池，采盐业是西夏最为兴盛的手工业之一，“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盐税成为西夏重要的经济收入。西夏的西安州有池产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西夏的盐州、灵州境内也是盐池众多，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弧形低洼地带，史称“盐川”。

盐川被长城横切成两部分，长城外有北大池、苟池、鄂包池等盐湖，长城内有花马池、滥泥池、波罗池、莲花池等盐湖。这一片“积卤为盐，积盐为雪”的宝地，在唐朝时就开发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温泉池、长尾池、五泉池等。西夏时期，这里的居民“以贩青白盐为命”。直到今天，在宁夏盐池县境内和陕西定边县境内仍可以看到许多雪白的盐湖滩，而且，其中有部分盐湖现在还在用于产盐。

我们可以想象，在千年之前的西夏时期，这里的盐产量是多么丰厚。西夏对盐实行官营，在中央设置盐铁使一职，专管盐铁。西夏的盐除境内人民使用外，还用于和周边各国的交换。西夏乌池所产的青盐味道甘美，质量高于北宋解池的盐，因此，西夏通过与宋的青盐交易获利颇丰。

宋朝曾采取封禁政策，致使“戎人乏食，相率寇边”，而关陇之人也因无盐以食而人心浮动。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时，西夏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输往宋朝10万石食盐。宋朝对西夏的其他条件都应允了，唯独对10万石青盐之事未准许。可见西夏盐资源的丰厚，也反映了西夏与宋朝在盐贸易领域内的竞争。

当我们到甘肃去旅游，在甘肃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画中，会看到一幅西夏时期的《酿酒图》，画上绘有两位中年妇女，一位坐在炉门前添柴吹火，目光直视炉灶上的酿酒蒸馏器；另一位站在灶台旁边，手持陶钵，回首面对炉门前的妇女，若有所问。炉灶旁边放着一把酒壶，一个高足碗和一只木桶。这幅画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西夏采用“蒸馏法”酿酒的情景。

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日常以肉食为主，经常活动于旷野之中，酒能帮助温胃御寒，因此，酒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酿酒业在党项羌族中历史悠久，是西夏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早在党项羌族迁居内地之前，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畜牛、羊、马、驴以为生为食的时候，就已懂得“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

迁居内地后，党项羌族虽然逐渐转向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但善于酿酒、饮酒的古老习俗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传统的酿酒业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无论河西走廊还是沿边的山界，到处都有酿酒的作坊。

党项羌族不仅在婚丧嫁娶、聚众议事、论功行赏、举兵征伐、出行狩猎、庆贺诞辰、欢度佳节、外出放牧、接待使臣等重大活动时要开怀痛饮，而且在寻敌复仇、闲来无事时也以饮酒为乐。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酒在西夏国内的品种很多，销量也很大，党项羌人饮用酒的品种主要有大麦酒、小曲酒、马奶酒、黄酒、粟酒、普康酒（葡萄酒）等。西夏对酒实行严格的榷课制度，所有的酒曲都由官府酿造。西夏的酿酒分为官1酿和民酿两种，官酿是指各级官府开设的酒务或酒坊。

民间的酿酒必须在官府的同意和监督下进行。首先，必须经过官府的批准才能开酒坊，不经官府批准私自酿酒至百斤的要受到惩罚。其次，还必须使用官府的酒曲，专曲专用，不得转卖他人。

商业与贸易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西夏商品交换频繁发生。另外，西夏所控制的河西一带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当时分立的各个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兵戈相见虽使昔日的陆上丝路渐趋冷落，但却并未阻断丝路中西交通要道作用的发挥，依旧有中西各国的政治使团、贸易商队、文化使节穿梭于这条丝路古道上。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场景还能依稀再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夏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司马光对西夏对外贸易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

其三面皆氐戎，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说明了西夏在对外贸易中对中原王朝的依赖性，对外贸易对西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西夏与周边各国及民族的贸易一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双重意义，既满足了双方的经济需求，又使双方保持了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西夏商品交换的物品较多，有土地、房产、牲畜、布匹、粮食等各类日常生活用品。

在西夏的商业领域内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本万利”的高利贷非常盛行，这可能与当时西夏与周边政权频繁的战争、天灾人祸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夏的高利贷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典当和借贷。20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中出土了15份西夏天庆年间的典当文契。

1989年，在甘肃武威新华乡遗址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件为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没水何狗狗向瓦国师借贷糜子的契约，而且在西夏的法律中有专门关于高利贷的法律条文。这些都说明了高利贷行业已经渗透到西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较为频繁。

西夏的对外贸易形式主要有贡赐、贡使贸易，边境的榷场、合市贸易，私市贸易。贡赐、贡使贸易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保持羁糜关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西夏通过与辽、北宋、金各国的贡赐贸易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榷场与合市是边境贸易的主要形式。西夏在边境先后开通了多个榷场、合市。

但是随着夏与邻国关系的变化，榷场、合市时开时闭，地点也在变化。宋朝在当时就经常以关闭榷场来对西夏进行经济上的制裁。在榷场、合市贸易中，西夏的货物以畜产品、青盐和药材为主，尤其是羊、马每年都以数千只、数万匹计数。西夏的青白盐，每年卖给宋朝边民的有10万多斛（折合成当时宋朝计重单位约500万斤），由于这种盐味美价廉，宋朝边民十分喜爱，曾一度对宋朝的解盐造成严重的冲击。

宋朝与西夏交易的货物主要有茶、丝织品、日用品等，尤其以茶和丝织品为重，这是由于西夏境内的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的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为主，饮食多以肉、奶为主，需要饮茶来帮助消化、调节生理机制以减少疾病。但西夏境内又不产茶，所以所需的茶都要从中原宋朝输入。输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马或其他畜产品与宋朝交换，“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茶里来”，就是对中原王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以茶马为主的互市贸易的咏赞；二是靠宋朝的赏赐。

这种茶马贸易在西夏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格外重要，茶在西夏境内的价格也十分昂贵，以茶数斤就可以买羊一只。西夏每年所得的茶，除了供统治阶级享用外，主要用作军功等的赏赐物品。私市贸易是适应西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时间早于榷场、合市。

虽然是私市，但其交易的产品却种类繁多，包括了西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宋夏关系紧张，榷场、合市关闭的情况下，私市就成为解决生活用品不便和损失的主要方式。“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描述的就是私市在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

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焚烧其城，并对其境内的居民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使境内的郡县废于兵，土地荒芜，造成长达30年难以恢复元气的境况。西夏的遗民何去何从了？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困惑的问题。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夏灭国之时，依然有许多人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西夏遗民不仅在西夏故地继续生息繁衍，而且，随着蒙元王朝统一战争的继续，他们的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到了中原地区。

在元代，西夏遗民被称为“唐兀人”，是色目人中的一种，且分布地域较为广泛，涉及9个省区。他们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相濡杂处，读儒书，通文法，重礼仪，生活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大家庭中。

从整体上看，元代的西夏遗民分布主要存在4种情况。

第一种是留在西夏故地的西夏遗民。西夏故地的遗民来源有两种：一部分是战争结束后，元对西夏故地实行了有效的管制，大力开发当地的农业。部分西夏遗民在这一政策的号召下重新返回宁夏和河西一带定居。另一部分是在蒙古灭夏战争中受降于蒙元政府的西夏人。

生存繁衍于河西一带的昔里钤部之兄举立沙一族，就是因为在蒙古灭夏战争中以城出献而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举立沙之子被元太祖封为肃州路世袭“达鲁花赤”。在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苏木、鄂托克斯的巴音陶亥乡和查布苏木也聚居着一部分归附于成吉思汗的党项族后裔。

第二种是移居内地的西夏遗民。元代的西夏遗民移居内地主要是通过随军东征南下和入朝为官两种方式进行的。居于河北地区的西夏昔里钤部就是在随元军征战后，留居于此地，世袭大名路达鲁赤花一职，其家族在元代为官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罕见的。

在河南北部濮阳地区有一支杨姓西夏遗民也是因征战而后居于此地的。安徽的西夏遗民有居住在庐州的那木翰家族、昂吉儿家族、余氏家族，其中那木翰家族和昂吉儿家族都是随军征战后留居当地，而后又世代为官的。昂吉儿家族中的昂吉儿为步入元朝官场的佼佼者。

余氏家族是以入朝为官的方式留居于安徽的。四川地区也有一部分西夏遗民，这部分西夏遗民与安徽地区的余氏家族属同一族系。在云南地区，有西夏斡氏家族的后裔生存繁衍，他们也是世代为官，对云南地区的影响较大。

第三种是生存于青藏高原上的西夏遗民。青藏高原上的西夏人分布在四川的木雅地区、中尼边境一带和西藏地区。在西夏灭亡前后，一些西夏人沿着唐时的北迁路线，遁亡到四川的木雅地区，其中一部分在木雅地区定居，另一部分继续南迁，经过藏北、拉萨两条路线进入后藏的萨迦地区，又辗转迁到后藏和尼泊尔，成为中尼边境上的西夏遗民。

另外，西夏王室中的一部分贵族，在西夏灭亡前就定居于西藏的昂仁，西夏灭亡后又有部分西夏人沿着去拉萨佛教圣地朝觐路线，遁往西藏，居于昂仁地区。

第四种是迁徙于中亚的西夏遗民。这部分西夏人主要是在西夏灭亡前就迁居中亚的。

西夏遗民在元朝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当时，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采用分化政策，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他们把各族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其中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部分欧洲人，由于他们归附蒙古较早，所以最得信任，其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元朝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职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汤开建先生据元明史料列出《元代西夏人物表》，在元朝廷和各地方做官的唐兀人有370多人，而且他们中有部分人在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整个元朝时期，党项上层人士有的在中央政府身居要职，有的在省、路、府总制一方，有的在西夏故地为元朝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还有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党项人士在发展蒙元时期的文化方面颇有建树。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此时的党项羌族的民族文化无论是语言文字方面，还是宗教习俗方面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历经元、明，党项羌族的后裔逐渐被当地的汉族及其他民族所融合，最终走向了消亡，而西夏文明也被一同带进了历史博物馆。

《贞观玉镜》是西夏贞观年间（1101年～1113年）颁行的军事法典，以西夏文书写。该法典出土于我国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属于20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的众多文献中的一部分，今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这一文献最初被归类于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在经过苏联西夏文学者整理自成一种文献，收录在1963年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有关这一文献的名称至今在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应定名为《贞观玉镜将》，有的则认为应定名为《贞观玉镜统》，还有的学者将其定名为《贞观将玉镜》，我们在这一问题尚未定论的情况下，暂时称其为《贞观玉镜》。

《贞观玉镜》是西夏文雕版印刷，蝴蝶装。已发现的残本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版本。现存有83面：序言1面，第一篇条目1面，第二篇条目和正文共23面，第三篇条目和正文共31面，第四篇条目和正文共27面。包括序言、政令篇、赏功篇、罚罪篇、进胜篇5个部分，残存条目共计133个，正文阐释63条。

内容涉及西夏王朝的军事法制、军政制度和军将士卒在战斗中的立功奖赏、犯罪处罚的规定，也涉及统兵体制、赏罚对象和物品、军事思想等多个方面。《贞观玉镜》是崇宗乾顺推行尚文重法，以法治军，在旧的军事法规的基础上重新修定的一部军事法典。

《贞观玉镜》是西夏人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军事著作，并根据西夏的实战经验编撰而成的军事法典。本书在择将、赏赐律、罚罪律的基本内容方面都是取经于宋朝曾公亮等所撰的《武经总要》，但不如《武经总要》的内容丰富、规定全面与细致，在格式上也有不同之处。

尽管在现存篇幅与内容方面不如宋朝《武经总要》详细，但是《贞观玉镜》在一些具体的规定上，又比宋朝详尽。西夏的军律主要规定战斗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军队集结和进行中的某些事项。其他平时的驻扎、训练、后勤供应、列队调兵手续、奸细等都没有涉及。

说明西夏军律只是在最重要、实质性、普遍性的问题上做了规定，而省去了一些枝节性的、礼仪性的、非普遍性的问题。这样就使西夏军律重点突出、简明易记、便于应用。

《贞观玉镜》反映了西夏的军事制度、军律及军事思想。规定重视从总体上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反映了西夏军队在战争中对主要指挥官的重视，作战中重视保护统兵将领的安全，又对其有严格的赏罚规定，如规定统兵官若阵亡，其护卫等都要被杀。

从西夏军律中看出西夏军队十分重视人、马、战具、信号与俘获。条文中有关“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的规定最多而且详细。《贞观玉镜》反映了西夏军队在执行赏罚将士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灵活的军律，具有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贞观玉镜》是由西夏国主命令组织官员修订的，是没有注释、圈点的白文本，是迄今为止所知的西夏唯一的兵书单行本，并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是我国历代兵书中颇具特色的一本，又是迄今为止我国罕见的少数民族古代兵书，对全面研究我国古代兵书颇有价值，在我国兵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惠宗李秉常卒，他的儿子乾顺继位，年仅3岁，为崇宗。崇宗年幼，大权又操纵于其母梁氏（昭简文穆太后，是梁乙埋的女儿）和梁乞逋手中。因此在西夏历史上梁氏一族接连出了两位皇后，而且是连续性地把持西夏政权，西夏母党专权的局面又维持了十多年。

在这期间，梁氏仗着“一门二后”的威势，迫害李秉常的亲信和老臣。但是，这时西夏皇族的嵬名阿吴、仁多保忠也有相当的实权，所以皇族与后党之间又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为了转移矛盾，梁氏对外继续穷兵黩武，屡次发动对宋朝边境的战争，使西夏遭受严重的损失，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梁乞逋说：“宋朝如此害怕西夏国，都是我梁乞逋的功劳，嵬名家人有这样的功劳吗？”梁乞逋目空一切，独揽朝纲，就连梁太后他也不放在眼里，导致了梁氏一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梁太后开始逐渐削弱梁乞逋的权力。梁太后的举措又引起了梁乞逋的强烈不满。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梁乞逋阴谋叛乱，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贝中撒辰等察觉，他们率军将梁乞逋杀死。这三人为西夏皇族铲除后党专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梁乞逋被杀后，梁太后亲自掌握了军政大权，她继续对宋朝用兵。梁氏的种种行为使辽对她厌恶之极，梁氏多次向辽救助，都遭到了辽的拒绝。夏永安二年（1099年），崇宗李乾顺满16岁，但梁氏仍不许他主持朝政。梁氏又向辽上表，言辞极为不逊，辽道宗大怒，遣使到西夏用毒酒将梁氏毒死。

李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亲政，西夏长达30余年的梁氏后党专权终于结束了。在这几十年中，西夏的帝党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此，恢复帝党的统治力量、安定民心、改善与周边政权及民族的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西夏崇宗李乾顺的肩上。

夏崇宗是一个十分热衷汉文化的人，他是在辽的辅佐下坐上皇帝宝座的。他对外施行“附辽和宋”的外交政策，保持西夏边境不再生战火，使西夏国内社会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对内采取整顿内政的措施，以消除多年来后党专权和对外战争带给西夏的负面影响。

李乾顺首先清除了梁氏一党的残余势力，使多年来在梁氏“一门二后”专政的过程中严重受损的皇权力量重新得到恢复和巩固。同时，他又采用汉制中的封王固权的措施，分封了西夏皇室和宗室诸王。封自己的皇弟察哥为晋王，掌兵权，封宗室仁忠为“濮王”，封仁礼为“舒王”。察哥性格雄毅、通晓军事、足智多谋；濮王和舒王是帝党的忠实追随者，他们通晓汉蕃字、才华横溢。这些被分封的诸王都成了崇宗的得力助手。

其次，崇宗开始在西夏大兴汉学。这要从西夏景宗李元昊说起，当年李元昊为了立国称帝，特命才子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字，并且在全国大力推广，还在各地设蕃学来培养专门的西夏人才。后来在野利氏、梁氏的后党专权过程中，她们在文化导向上也都大力提倡存蕃去汉。

西夏国内“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纲”，使得几十年后的西夏国内出现了百姓安于贪顽的不良民风和士人不愿刻苦读书的懈怠风气，这是西夏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

面对这样的境况，西夏的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给李乾顺上疏：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等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

上疏强调了在西夏国内大兴儒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102年，李乾顺采纳了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尊行儒教，崇尚诗书，在蕃学之外又建国学，聘请教授，选拔皇亲贵族的子弟300人入学，专设“养贤务”负责国学的廪食。

国学的建立，使儒学在西夏得以全面普及和推广，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这与谅祚推行汉礼，向宋朝求赐儒学书籍相比，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为西夏的崇宗和仁宗两朝百年盛世奠定了人才储备的基础。西夏对汉文化的吸收，实际上在立国前就已开始了。李元昊时期，重用汉人，对接受汉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谅祚即位后，改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学，使汉文化在西夏国内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没藏氏和梁氏的后党专权，虽然使西夏的汉文化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由于西夏已存在一定的汉文化基础，所以蕃汉两种文化的融合已是不可抗拒和避免的历史潮流。到崇宗时期，西夏内部仍存在着蕃汉之争，此时一些西夏守旧臣僚对崇宗设立国学、崇尚儒学的举措也持反对态度。

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就曾上疏：“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反对因养贤重学而导致西夏军备废弛的政策。但崇宗本人酷爱汉文化，他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不予理睬。由于李乾顺时在西夏国内广设学校、奖励文人学士，一时间，西夏朝堂上下大兴汉唐之礼，官员文人相见不仅鞠躬作揖，而且还吟诗作赋。

崇宗李乾顺自己就曾写了一首颇有汉魏遗韵的汉文诗《灵芝歌》：

金秋八月兮，天降吉祥。

一朵红云兮，长吾朔方。

世所宝爱兮，灵芝吐香。

大夏江山兮，万古流长。

我国汉代有古辞《灵芝歌》，我们通过比较就可以体会到西夏在文化上对中原文化的传承。

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

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

参日月兮场光辉。

1975年，宁夏博物馆在清理西夏陵区仁宗李仁孝陵墓的碑亭遗址时，发现了西夏的《灵芝颂》的汉文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内容，遗憾的是文字已不全。

李乾顺亲政后改西夏国都兴庆府为“中兴府”，在境内大力弘扬佛法。长期饱尝战乱之苦的西夏人民对佛教在精神上的慰藉有着强烈的需要，西夏的统治阶级也需要用佛教来安抚百姓，维护统治。因此，这一时期佛教在西夏境内得到了更广泛地传播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法律历经了至少3000年的发展，有着独立发展、脉络清晰而自成体系的传统，每个朝代的统治者出于争夺政治上正统地位的考虑，一般在开国之初总要制定律典来安定人心，稳定政治局势。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政权的立法活动出现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曹魏于229年公布了《新律》，这部律典有多个创新，开创了这一时期的法制改革之风。此后的晋朝也颁行了“新律”，在西晋以后的岁月里，与南北分治的形势相一致，法律也分为南北两支。

南方的法律承袭晋律，而北方的法律改革却相当频繁，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的统治者都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视修律。这些政权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他们在制定法律方面，力求比南朝的法律更符合儒家礼教的要求。北魏政权在汉族世家大族的帮助下曾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立法，所制定的法律完全承袭中原王朝法律的传统。北朝分裂后，北齐和北周都颁行了法律。

第二次高潮是辽、夏、金时期。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创制了自己的法典。其中辽、金两个王朝都曾在吸取唐宋律令的基础上编制了《重熙新定条例》《皇统新制》《明昌律义》《泰和律义》等成文法，但这些用汉文编纂的律令都没有留传下来。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贞观玉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且，被流传了下来。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20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发掘时，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献中的一部分。这部法典是已发现的西夏王朝最早的律令文献，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律书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部，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编纂和颁行的王朝综合法典。它是西夏法律制度最集中、最重要的体现，反映了西夏王朝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度的水平。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我国党项羌族政权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浸润下进行创建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唐律疏义》和《宋刑疏》。此法典成书于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颁律表》中说明了制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缘由：“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敬承祖功，袭秉古德，欲全先圣灵略，用正大法文义。故而臣等共议论计，比较旧新律令，见有不明疑碍，顺众民而取长义，一共成为二十卷，奉敕名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印面雕毕，敬献陛下。依敕所准，传行天下，着依此新律令而行。”说明了这部法典是在上承旧法、下顺民意的基础上制定的。

此律令共20卷，西夏文木刻本，蝴蝶装（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献中也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西夏文卷子装写本）。全部律令现存有150门，1463条。其中涉及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军事法等内容，其中刑法占主体位置，包括了我国古代封建刑法所具备的主要内容，全面反映了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夏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的资料。

西夏的法律制度，在汉文史籍中还没有见到具体的记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汉文的西夏律令传世。不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颁律表》中说，这部法律是西夏仁宗在承袭和比较以前颁行的法律的基础上而修成的新法，说明西夏在制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之前，就已经有颁行的法典存在。

据记载，《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还应有汉文译本颁行于世，遗憾的是至今还未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聂鸿音、白滨三位先生经过不懈努力，已将原西夏文本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翻译并整理成汉文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由法律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特点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中原历代各王朝的法典是一脉相承的。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虽在各个方面标榜自己与中原王朝的不同，但事实上，党项羌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中华文明对它的影响和浸润。

这种影响渗透于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从思想、内容、法制原则到编纂体例基本都是借鉴或继承了中原王朝历代传承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体系，特别是《唐律》和《宋刑疏》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编纂有着重大的影响。西夏律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三纲”，宣扬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性，律令也体现了君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原则。

儒家的“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显著特征，这是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结果。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倡导以“德主刑辅”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给以暴力为核心的法律披上礼教的外衣。

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尊君、孝亲、崇官是礼教法律观的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此外，在编纂体例上也传承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典的编纂体例，即以刑律为主体，将独立的部门法规并入其中。

第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体现了律和令的紧密结合。中国古代历代皇朝正式颁行的法典称之为“律”，从现在法律来谈，“律”是属于刑法范畴的法典，起到惩治犯罪的作用。“令”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不直接规定刑罚的国家行政制度。

“令”为“领”的本字，原指人的脖颈，后派生出“引导”“指挥”等意思，表达了“令”具有正面引导的意义。“律”和“令”的区别在于：“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令”主要包括行政体制、职官考选、管理制度、文书制度等，由于过于琐碎，条文繁杂，每到改朝换代，随着官职制度的变化，“令”就要大改变。

唐朝的行政法规多存于皇帝的诏令和《唐六典》中，宋代的行政法规则有《庆元条法事类》。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以刑法为主体的法典，内容既有定罪量刑的条款，如对偷盗、谋反等违法行为如何量刑定罪，也有大量关于西夏官职设置、官员派遣、考核等制度性的行政法规。

如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10卷中集中地反映了西夏行政法方面的内容。在这一卷中有对官员续、转、赏的规定，有官员到任期限的规定，有得官、军敕的规定，有各司高低行文顺序及向边司派遣局分人的规定，而且内容较为详细。

此外，在律令的其他卷中还有一些行政法的内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比较全面、系统地包容了行政法的内容，将“律”和“令”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这是西夏法典的一大特色。

第三，西夏以武立国，又长期处于强邻的军事包围下，为了生存、安全与战争的需要，十分重视军事立法，西夏有专门的军事法典，又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纳入了军事法律部分，用四、五、六卷16门的篇幅，规定了西夏军队士卒征集、丁员登门、编伍出征、甲胄、兵器的制造以及马匹等军用物资的配发，对军、将帅的委派、惩罚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这与西夏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崇尚武力的习俗有关，也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中原法典的区别之一。

第四，《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在编纂体例上继承了《唐律》和《宋刑律》，又有所发展。传世《唐律》为12篇，30卷，502条。《宋刑律》为12篇，31卷，502条。《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20卷（省去了篇目），150门，1461条。另外在法律条目与书写格式上也有改变，使法律条文整齐划一，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便于应用。

第五，《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在内容上体现了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特点和强调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孝义”精神。

西夏文献史料极端缺乏，见于汉文史籍中的西夏史料又多带有民族偏见与污蔑不实的色彩，这曾使西夏学术的研究长时间陷入困境。大批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尤其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发现，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历史、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习俗、民族、婚姻、科技、生活方式、道德，并且是用本民族文字编写，因而是第一手可信的史料，给西夏学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

同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编纂和颁行的王朝综合法典，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部少数民族法典，它对研究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法的法制史、法律制度，以至中国法律史、法律制度都是特殊的珍贵史料。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刊本，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刊本与大量的西夏雕版印刷书籍共同证实了西夏刻本应与宋、金两朝的刻本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证明了西夏的雕版印刷技术与宋、金一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也说明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是在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先进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而成的。

12世纪，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逐渐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当蒙古人兴起之际，驻在蒙古高原上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其他各部落的势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部落，有的与蒙古部落的人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习俗，有的则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有的已产生了国家政权机构，有的则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

总之，这一时期的蒙古高原上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各部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彼此之间经常群雄逐鹿，割据混战，逐渐形成了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四大部落集团。蒙古部的兴起，不仅打破了四大集团各自称雄的政治局面，还使各部出现了分裂和重组，最后，逐渐形成了以蒙古部为核心的统一集团。

蒙古部兀鲁思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泰赤乌氏和乞颜氏两家贵族手中，自忽图剌汗死后，乞颜部的也速该把阿秃儿执掌蒙古部的大权。也速该死后，蒙古部内部便开始了争权夺力的斗争。

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在克烈部首领和札只剌氏贵族札木合的帮助下，打败了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里的部众，力量逐渐壮大，建立起了以铁木真为可汗的乞颜氏兀鲁思。铁木真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逐渐积蓄了力量，自1196年起，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统一蒙古高原上的其他各部的战争。

到了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分裂的漠北各部。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蒙古部大本营即大汗位，尊号“成吉思汗”。

蒙古地区的统一，既使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也使其军事实力得到了增强。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成吉思汗的雄心也在不断增强。他曾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去占领。

蒙古崛起之后的对外扩张，除了自身社会的因素外，还与当时毗邻地区，如金、西夏、西辽、南宋、花剌子模等政权的衰微有很大的关系。蒙古对邻境所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除对金的战争具有解除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外，其余大多数是蒙古贵族为了满足其“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倚恃其强大的骑兵和武力，以种种借口，所采取的掠夺战争。蒙古贵族为了扫除灭金的障碍，把西夏纳入了他们战争的范围，先后对西夏6次征战。

西夏自李安全废主自立为帝开始，到末主李睍继位的短短20年内频繁地易主，先后更换了4位皇帝。夏皇建二年（1211年），齐王李遵顼废襄宗李安全，自立为帝，这是西夏的夏神宗。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十二月，夏神宗李遵顼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禅位于他的儿子李德旺，自号“太上皇”。

李德旺继位后改元乾定，为夏献宗。夏乾定四年（1226年）七月，夏献宗发病而死，众臣立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儿子南平王李睍为帝，史称“末主”。频繁地易主使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严重。

外交方面，面对迅速崛起的蒙古汗国，西夏本应采取安内，“合众弱以攻一强”的策略联金、南宋共同抗击蒙古，使西夏继续生存和发展，但是自李安全开始，西夏的君主执行了附蒙侵金的政策。西夏从李安全开始，夏金关系开始恶化，兵戎相见。

到李遵顼统治时期，公开执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之间关系的破裂和频繁的战事给西夏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从李安全皇建元年（1210年）到李遵顼退位（1223年），13年间，夏金之间历经大小战事40多次，这在西夏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战争“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为蒙古灭西夏、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战争使人民因战事而流离失所。金关闭了榷场，停止了西夏使臣在金都城进行的贸易，甚至停止了同西夏的全部商业贸易，西夏在经济上陷于困境。西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乘机入侵西夏，西夏社会危机重重。附蒙侵金政策不仅没能挽救西夏，反而使西夏遭受蒙古的沉重压榨和威胁，也引起了西夏人民和部分大臣的强烈不满。

李德旺继位后，虽然改变了李安全、李遵顼时的外交政策，由附蒙侵金转变为联金抗蒙，但为时已晚，当时的西夏已是“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蒙古军攻破应里县（今宁夏中卫市）后，发现西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这足以说明西夏在灭亡之前已经是外强中干了。

说到西夏的灭亡，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战马嘶鸣、杀声连天的古战场。蒙古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制定了一套长远计划，开始对周边邻国进行军事进攻，以军事手段攻灭蒙古周围的金、西夏和西辽。要攻金，必先灭西夏以安后方。因而攻打西夏揭开了蒙古军队旷日持久的扩张战争的序幕。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军事进攻先后有6次，其中4次都是由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的，包括西夏最后灭亡，时间跨度20余年。

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成吉思汗在灭乃蛮及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入侵西夏，破堡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甚至南下深入河西走廊地区，纵兵抢掠瓜、沙等州。这是蒙古对西夏的一次掳掠性的战争，也带有一定的军事试探性，为蒙古以后的南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夏应天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称臣和李安全废主自立为由，率大军第二次入侵西夏。这次进军以迫使夏、金解除盟约，使西夏臣服蒙古为主要目的。进攻目标为西夏北部的斡罗孩城。由于西夏集重兵抵抗，蒙古军队难以更进一步地深入西夏，所以这次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后，蒙古军队携带大量的战利品而归。

夏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军第三次攻入西夏，攻克斡罗孩城，经过数月的艰苦战争，最后占领西夏都城北大门——克夷门，进而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由于中兴府防守坚固，在攻城不克的情况下，成吉思汗采用了引黄河水灌城的残酷战略方针，使中兴府城中居民被溺死者无以计数，城墙也有坍塌的危险。

西夏被迫屈服，向蒙古称臣纳贡。这次战争完成了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战略目的：一方面，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取得了经济上的补给；另一方面，战争使夏、金解除了盟约，从而使蒙古完成了对金的战略包围，彻底解除了蒙古灭金的后顾之忧，成为成吉思汗扩张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西夏衰败的转折点。

夏光定七年（1217年），成吉思汗在攻金的同时，派遣木华黎先后4次率军队攻打西夏。在西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包围中兴府。神宗李遵顼惧怕战争，命太子留城领兵防守，自己逃往西凉府避战，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遣使求降于蒙古。

夏乾定二年（1224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统兵攻破西夏的银州（今陕西榆林鱼河镇），杀西夏军，掳掠西夏牲畜，夺据西夏边地要隘，对西夏进行第5次进攻。西夏献宗德旺遣使向蒙古请降。

夏乾定四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叛离蒙古，密与金朝议和，不服从征调，不遣质子等为由，亲统大军10万，第6次征伐西夏，此年十一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围西夏首都中兴府。传说西夏皇帝乾顺豢养一条黑鼻梁黄犬，能预兆军事和战争：相安无战事时，它的声音平缓亲近；将要有军情或有军事进攻，则声音嚎啕。

成吉思汗最后攻灭亡西夏的那次战争，这条黑鼻梁黄犬放声狂嚎，这次狂叫达3年之久。西夏皇帝以为是黄犬老而狂叫，已经没有了先前能预兆军事的本能，便没有理会。而成吉思汗也知道西夏皇帝身边的这条黄犬数年狂叫，并没加强军事防御，成吉思汗的军队南下，大军席卷而吞灭了西夏。

其实，成吉思汗攻灭西夏也不是轻易就得手的。当时，蒙古军队沿黄河直接攻取西平府灵州（今宁夏吴忠市）。灵州西平府是西夏的南大门，因此，当蒙古军队围攻灵州城之际，末主李睍派10万大军前往救援，关乎西夏国命运的一场恶战在黄河平原上展开。西夏军伤亡惨重，西夏国民纷纷逃进山里“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西夏军队的主力消耗殆尽，从此再已无力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

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围困中兴府。中兴府被围后，成为一座孤城，外援断绝。四月，成吉思汗率大军南渡黄河，挥师进入今宁夏南部固原。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军于六盘山。成吉思汗驻军六盘山之后，派察罕为特使去中兴府劝降，末主李睍拒绝。

蒙古军队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已达半年，中兴府城中军民协力防守，使蒙古军久久不能攻克。但天不假年，1227年6月，强烈的地震使中兴府房屋倒塌、粮尽援绝、疾病流行，偌大的中兴府城已经抗御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打击。西夏末主李睍在无奈中遣使向成吉思汗乞降。此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已病入膏肓，不久死在六盘山清水县，成吉思汗留下遗诏：“死后秘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

七月，西夏末主李睍无奈率大臣，带着贡物、男女、驼马赴蒙古军大营献城投降，这时的蒙古军谎称成吉思汗重病在身，令李睍在账外行礼。西夏末主的乞降并未换得自己的性命与城中百姓的安居，蒙古将帅遵成吉思汗遗命，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付之一炬，以摧毁中兴府中的“王气”，就连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山上的避暑行宫都未能幸免。

昔日宏丽的建筑，成为瓦砾一片，一派亡国的景象，城内的百姓被杀者十之八九。末主李睍跟随蒙古军队行至萨里川（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时，被拖雷杀死，成了蒙古汗国对外扩张的殉葬品。至此，立国190年的西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曾经拥有今宁夏大部、甘肃大部、青海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方圆二万里”的西夏从此灭亡。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度及其璀璨的文明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神秘地消失了。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府为宁夏府，改中兴路为宁夏路，从此，“宁夏”一名一直沿用至今。“宁夏”一名也使我们联想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要使原来的“中兴府”成为“安宁的夏国故地”的良好愿望。

西夏之所以灭亡，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众所周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方镇割据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总的趋势是分裂割据局面日益缩小，统一局面日益扩大。这种统一的趋势发展至辽、宋、西夏、金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以及民族政权力量的消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

其次，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灭西夏打开了突破的缺口。西夏内部皇位更替频繁，政见不一，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最后，西夏统治者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西夏灭亡的重要原因。所谓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指西夏统治者采取“附蒙侵金”的错误政策。附蒙侵金只能加速西夏的灭亡，正如学者丁谦所指出：“余读西夏亡国之史，不能不深憾于遵顼之愚昧也。当贞祐初，蒙古聚强，业已统一漠北，南向以窥中国之境，金兵当之辄败，为西夏计，苟能稍知大局，自当联结金宋，合力设防，或可相毗以安，乃乘金人受侵，竟为狗偷鼠窃之谋，希图小利，卒之十年连战，胜少败多。金人残挫之余，尚足与敌，其兵力之不兢，可以概见。遵顼既死，不及一载，国即先金而亡。”

另外，蒙古成吉思汗灭夏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是西夏灭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成吉思汗根据西夏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的状况，在军事上采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其腹地首都兴庆府的战略方针。在夺城时，又采取攻坚和诱降并用的方针，使蒙古军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了西夏的心脏。

仁宗时西夏虽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太平盛世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篡权分国的政治斗争。以任得敬为首的后党与以仁宗为首的帝党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围绕着皇权进行的权力之争，实质上仍是西夏社会落后势力与封建进步势力之间的斗争。

说到任得敬，其实他是个汉人，原任宋朝西安州道判，夏大德三年（1137年），夏崇宗李乾顺攻打西安州时，他战败投降于西夏。任得敬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为了自己的仕途，他将自己17岁的女儿献给崇宗李乾顺。李乾顺对任氏十分宠爱，与曹氏并立为妃。

后来，任得敬贿赂朝中大臣，使李乾顺立任氏为皇后。李乾顺死后，李仁孝就立任氏、曹氏为两宫太后。任敬德的势力随着其女地位的变升而壮大。李仁孝继位后不久，西夏国都兴庆府和夏州境内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由于地震持续时间长、震级高，兴庆府和夏州两地“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陷民居数千”。灾难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和牲畜死亡。

李仁孝虽采取了轻徭薄赋、修复民舍的措施，但是仍然不能改变老百姓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物价上涨和严重的饥荒袭卷了整个西夏。灾民们开始集结造反，多的上万人，少的也有上千人，他们杀富济贫、攻打州县，使西夏政权陷入困境。

李仁孝刚刚继位，面对这一棘手的情况，他一边下令各州赈济灾民，一边派兵镇压农民起义。西平都统军任得敬受命镇压起义。在任得敬的大肆屠杀下，起义被镇压，起义军的领袖哆讹被杀。任得敬因镇压饥民起义有功被授予“翔庆军都统”，封爵“西平公”。

随着官制的提升，任敬德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已不满足于只做朝外的官，曾上书朝廷，请求入朝为官，但遭到朝中的御史大夫热辣公济和濮王仁忠等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夏人庆五年（1148年）十一月，中书令濮王嵬名仁忠卒，任得敬见有机可乘，便行贿于晋王嵬名察哥，察哥向仁宗提出请召任德敬入朝，仁宗答应，并任命任德敬为尚书令。

借着与晋王的关系，任德敬在仁宗面前日渐得宠。天盛二年（1150年），任德敬升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年），晋王嵬名察哥卒，任得敬被任命为西夏国相，从此，西夏的国政大权逐渐落入任得敬手中。

任得敬采用一系列阴谋手段窃取西夏国政大权之后，并没有满足，反而更加贪婪。天盛九年（1157年）六月，任得敬任用其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直接控制了皇宫与都城的行政大权，其他大臣们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大权在握之后，任得敬开始在各方面显示自己的权高位重，出入俨然一个帝王的排场。他在朝中排除异己、广结私党；在治国方略方面，公然与仁宗李仁孝唱反调。

由于仁宗兴办学校、科举取士选拔的措施妨碍了任得敬网罗亲信，独霸朝政，他曾上书于仁宗，要求废除学校和科举取士。李仁孝主张以儒治国，而任得敬则代表的是西夏国内崇尚武力的旧贵族的势力，他的治国理念与以仁宗为首的夏国新兴地主阶级以儒治国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主动发动了对西夏金边境上的庄浪族的战争，以此来表明他欲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理念。

与此同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进行篡权分国的准备工作，公开征发民夫10万人营建灵州城，并在他所驻的翔庆军监军司修建宫殿，梦想着能与仁宗李仁孝平分天下。

李仁孝对任得敬的政治野心已有所觉察，为了扼制任得敬的私党势力，仁宗在设学校、实行科举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翰林院，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廉洁正直的学子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仁宗还将梁元辅、王佥等一大批蕃汉治国人才安置在西夏朝廷的重要官职上。然而，任得敬倚仗自己是太后的父亲，又身居要职，手握重兵，全然没有把仁宗放在眼里。他甚至向仁宗提出分国的要求：自己分据灵、夏一带，李仁孝去瓜、沙一带为王。

面对任得敬的公然挑衅，仁宗求助于金国，他派人赴金国以为任得敬请封为名，向金国通报任得敬的篡权分国阴谋。金世宗听了此事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主本意。”任得敬得知金国拒绝册封，有了惧怕之心，于夏乾祐元年（1170年）八月，与他的弟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宫廷政变。但是政变被仁宗觉察。

仁宗在金兵的帮助下，采取果断措施，将任得敬及其同党一网打尽。至此，在西夏仁宗时期酝酿了近12年的政治危机，以党项新兴贵族地主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好水川之战的介绍

好水川之战是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进攻宋泾原路，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地区，击败宋军的一次伏击战。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

韩琦闻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出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二月十四日，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夏军获胜后，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好水川之战的过程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宝元二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

延州之战后，西夏军对宋西北边地的进扰愈加频繁。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宋廷为遏制夏军，采纳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的建议，拟发泾原、鄜延两路兵反击。因同任副使范仲淹持异议，仁宗命诸臣再议。夏景宗元昊乘宋进兵未决，再度攻宋。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李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进发，经天都寨（今宁夏海原），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

韩琦听说西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经怀远城、得胜寨（今西吉县将台北），抵羊牧隆城（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出西夏军之后，伺机破敌。如不利于战，则据险设伏，待西夏军回师时截击。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等后继。

二月十三日，进至捺龙川（今西吉县偏城东北），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县张易）以南，于是转道南进，急趋交战处。杀死几千西夏军队，西夏军也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于是西夏军佯败，诱宋军追击。

任福不知是计，脱离辎重，轻装尾随追击。黄昏。追至好水川，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朱观、武英部屯笼洛川（今隆德西北什字路河）。相约次日会兵川口，合击夏军。

二月十四日，任福、桑怿引军循川西行，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发现道旁放置数个银泥盒，将盒打开，百余只带哨家鸽飞出，恰为夏军发出合击信号。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任福、桑怿等战死。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十四日，朱观、武英部进至姚家川（什字路河口），亦陷入夏军重围中。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溃败，宋军将士战死10300余人。任福身负重伤，小校刘进劝他突围，任福大声喊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遂手自扼咽喉自杀死。

其子任怀亮战死，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其中王珪为行营都监，率4500人自羊牧隆城来援，被夏军击败。此役宋军几乎全军覆灭，仅朱观所部千人逃脱。西夏军获胜后，李元昊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好水川之战的影响

此战，李元昊运筹周密，预先设伏，诱宋军就范，发挥骑兵优势，突然袭击，一举获胜，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中张元辅助元昊大败任福等人率领的宋军，宋军仅阵亡就高达一万多人，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西夏军师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以宋军的尸山血海来博取功名，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张元同年官至国相。其素怀功名，以灭宋为志，力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中原，同时联络契丹，让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受到两面夹击，势必陷入困境乃至崩溃。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

之后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宋军退兵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噩耗传到东京，“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此时正在知泾州任上，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在佛寺设醮祭祀阵亡将士，抚恤遗族，使人心得以安定，结果被斥为滥用公使钱，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好水川之战古战场

在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陈田玉一带，农家打庄整地、挖渠开沟常会翻出成堆的白骨。据单家集的群众反映，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组织社员开挖水渠时，就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和马骨，一坑一坑地埋着，最厚叠压骨层达2米左右。

1984年文物普查时，普查队的同志从白骨中还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头和铁质兵器。1988年，西吉文物部门在距兴隆镇18公里的硝河乡（德胜寨），还征集到一顶西夏时期士兵使用的铜头盔，该头盔是我区馆藏文物中的一件孤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1998年，西吉县文物管理所在红岗遗址发现一坑道中埋有人、马头骨几百个，有的人头骨、马头骨上还插着铁箭头。1999年兴隆镇维修粮库围墙时，挖出一个长度100多米、厚度1米的尸骨层，人骨、马骨相互叠加，其状惨不忍睹。

2009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陈田玉村北红岗遗址沿山崖边，到处是层层的白骨，有距崖顶几米的，也有距崖顶十几米的，并且在农民取土时，还挖出豆绿瓷盏、铜（铁）箭头、四系灰陶背壶、马刺、瓷蒺藜、将军罐、陶灯、铁琉球、瓷片、铁甲和一把铁刀，铁器出土后基本腐烂。

插在人马头颅的铁箭长约6公分左右，三角菱形，证明西夏当时使用武器主要是铁器，这与史料记载吻合。在宁夏的考古队努力下，相关一系列文物的出土进一步有力证明好水川之战古战场，在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王沟、陈田玉、姚杜村一带。

西夏后裔的历史记载

公元1038年，党项族在中国西部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西夏立国190年，传10代帝王，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1227年西夏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所灭，其典籍、文书付之一炬，文物、古迹毁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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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十四史里，辽有《辽史》，宋有《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难解之谜。西夏灭亡后，其后裔也神秘失踪，至今，中外学者已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探寻。

西夏后裔去了哪里

中国西夏学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先后到四川、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南宋都城杭州等地调查考证，并结合文物考古实证，证实西夏后裔党项族人主要有五个去向：一是逐渐汉化、二是逐渐藏化、三是蒙化、四是回化、五是迁入中亚，部分西夏党项族人进入尼泊尔。西夏亡国后，部分西夏后裔流亡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川、西藏等地区，变成了汉民，其中河北、河南、安徽等地较多。

汉化融入中华民族

在北京的居庸关、河北的保定地区也发现有西夏文碑，说明部分西夏后裔进入汉族地区并逐渐汉化，在河西一带、江浙地区均有记载证明有西夏后裔存在。此外，在陕北米脂、横山等地居住着许多拓姓居民，他们有可能是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后裔。

专家分析，西夏灭亡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留在故地。元代过后，原来属于西夏的部分地区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随着岁月的流逝，西夏后裔与汉地居民经过姓氏、语言、通婚、风俗、崇儒等多方面融合，这些党项人连同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蒙回藏化迁入内地

据西夏文献记载，西夏的先人党项人被称作弥药人，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灭西夏后，蒙古统治者除多次把西夏遗民迁往内地外，还有部分西夏人投降或被俘虏，成为蒙古人的一部分。经调查考证，西夏国曾在鄂尔多斯高原驻军民，西夏灭亡后，这一地区被蒙古军占领，居住于此的原西夏国民仍被称作“木讷”即“弥药”，证明他们是西夏人的后裔。

另外，部分西夏人跟随蒙古军队信奉了伊斯兰教，逐步回化。元朝至正年间，世祖忽必烈将成吉思汗西征时俘获的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士兵和工匠安置在河西，留在河西的党项人，有一部分则融合于回民族中。

木雅人祖先源西夏

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在经过数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至今在当地的藏族居民中还有不少传说，他们把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西吴王”，实际上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

如今，四川省木雅人依然保留了自己特有的语言和习俗，他们的语言被称作“木雅语”或“道孚语”，与古代的党项族语即西夏语，在发音和基本词汇上比较接近，而更有意思的是，“道孚”就是古音“大夏”，说明部分党项族人在西夏亡国后返回原籍，与藏民相居，并逐渐藏化了。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讷”、“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

中国很多省份都有西夏后裔居住，可以说西夏后裔已融入华夏各族之中。特别是古城西安发现的西夏王朝末帝后人李培业和他珍藏的9部皇族家谱及安徽发现的两部互相印证的西夏后裔家谱，证明西夏后裔传承至今，并已成为汉族的成员，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