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刚建立明朝的时候，皇权并不稳固，一直与相权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所以，为了巩固皇权，朱元璋推动了“洪武三大案”的发生。

　　第一大案：空印案

　　众所周知，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交通来往不方便，有时官员们想进京办事，得耗费将近半年的时间。所以，为了提高政治运行效率，一些官员便在公务文书上盖空白盖印，后来，朱元璋得知了这件事。在他看来，官员们这样的做法是在欺骗他。于是，他就下令清查此案，并处死了相关官员。

　　就这样，上万名官员丧命于此案之中，比如：时任济南长官的方孝孺父亲。

　　第二大案：蓝玉案

　　蓝玉是明朝建立之初的著名将领，他凭借自己的开国功勋和与朱家的联姻，在朝中获得了一个位高权重的身份。不久之后，蓝玉恃功而骄，自作主张，比如：在北伐元室的过程中，祸害元朝贵族。这不仅破坏了朱元璋颁发的民族团结政策，还引起了朱元璋的严重不满。

　　于是，朱元璋借口杀了蓝玉，同时，上万名官员也因此而受到牵连。

　　第三大案：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明初的名臣，他不仅有才华，而且，个人政治能力还十分突出。但是，他却心怀不轨，不仅在朝野中大力安插和提拨自己的亲信与心腹，妄想架空皇权，甚至，还逼死了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刘基。为了获取援助，胡惟庸找到自己的亲家李善长，并向其表明了自己的心思。

　　李善长得知此事后并未明确表态，只淡淡说了一句：“我老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对此，胡惟庸认为李善长这是默许和鼓励自己，于是，他更加用心谋划这件“大事”。然而，就在胡惟庸为了谋朝篡位四处奔忙之时，朱元璋却从一些大臣口中得知了这件事。

　　不久之后，朱元璋就处死了胡惟庸及其党羽。

　　经历这三件大案以后，明朝朝廷几乎被血洗了一遍。同时，朱元璋也因此变得更加多疑，不愿意轻信他人。从此以后，他亲自批阅奏章，勤于朝政。

　　空印案的发生，是因为朱元璋受童年影响所造成的过度矫正，而其余两件案子则透露出了明初皇帝、大臣和太监之间的不协调。对于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江山，朱元璋特别珍惜。同时，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打下江山，绝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老乡——淮西集团。

　　因此，每当批阅奏折的时候，朱元璋总会写上这样一句话：“朕本淮西布衣。”然而，淮西老乡们却一个接一个地要求掌握大权，这让朱元璋心生不满。后来，胡惟庸与刘基对抗，刘基所代表的浙东集团输得是一败涂地，直接导致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嚣张跋扈。

　　从此以后，淮西集团在朝中说一不二，政令基本出自其手，这就引起了朱元璋严重的不满和不安。有这样一个威胁在身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坐于皇位之上。而且，蓝玉后来不仅手握重兵，还跟皇室有亲戚关系，十分嚣张跋扈，让朱元璋感到自己再也无法掌控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

　　于是，朱元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全面清扫这些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人。其实，对于出身贫苦人家的朱元璋来说，既得的皇位和江山都来之不易。因此，他绝对不允许别人和自己共享这一切，或者说取代自己。

　　因此，为了加强皇权，打击相权，他废除了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丞相制度，每天批阅奏章到深夜，使得明朝和清朝成为了中国皇权最集中的两个封建王朝。然而，在三大案的背后，是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皇室利益的捍卫。

　　因为，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和蓝玉所作出的种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均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此来谋取朝政大权。试想一下，假如，胡惟庸和蓝玉没有野心或者野心不大，安分守己，那么，这三大案是否可以避免呢？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他们二人极度痴迷于权力，谋朝篡位的意图过于明显，以致于，大计未成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皇权不容侵犯，宁可错杀一千，也要维护帝王威严。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还促成了明朝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且影响到了清朝！

　　唐朝京官按照等级高低，分给人数不等的防阁、庶仆（五品以上为防阁，六品以下为庶仆）；地方州县官有白直、执衣等官给力役。这些力役都是由丁男服役充当，比如白直，每年要为官员服役四个月。如果要避免征发力役，则需纳钱雇人代役。开元年间，京官防阁员数及纳钱额如下：

　　一品，给防阁96人，月纳钱20000文（分配给一品官员96人服劳役。如果其中某人不想服役，则需要缴纳20000/96=208文的代役钱。如果36人选择服役，60人选择纳钱，则这个一品官每月有12480钱的现钱收入）。

　　二品，防阁72人，月纳钱15000文（人均208文）

　　三品，防阁48人，月纳钱10000文（人均208文）

　　四品，防阁32人，月纳钱6607文（人均206文）

　　五品，防阁25人，月纳钱5000文（人均208文）

　　六品，庶仆12人，月纳钱2200文（人均183文）

　　七品，庶仆8人，月纳钱1600文（人均200文）

　　八品，庶仆3人，月纳钱625文（人均208文）

　　九品，庶仆2人，月纳钱417文（人均208文）

　　此外唐朝三师、三公、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国带二品以上职事官等三品以上官，有亲事、帐内，是由品官子弟担任的仪卫陪从，也是其出仕入官的途径之一。但如果不愿意去，也可以纳钱代役，不必亲上。

　　开元末年，京官岁禄15万石左右，外官97万石左右，合计约122万石；京官俸料钱约20万贯，外官俸料钱约80万贯，总计约100万贯。按照当时的财政规模，是可以承受的水平。但到中晚唐时期，由于政局混乱，国家财政困难，冗官太滥，钱物价格波动，以及藩镇割据等原因，官员俸禄不再有唐前期那样整齐划一的定制。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外官一万六千余员。而唐宪宗元和六年，外官竟达二十六万零二十三员。财赋支出，“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唐朝官员工资分为禄米、俸钱、职田、禄力诸项。而唐代前期与中晚期的俸禄制度又有差异。

　　隋朝官员禄米是春秋两季支付，唐朝改为一年一给。而且武德年间只有京官给禄，外官无禄（贞观二年改为外官有上考者给禄），而是发给职田，以田租收入代替禄米。其原因是唐初草创，情势所迫。贞观年间户口稍殷，廪仓已实，于是外官也发给禄米，而且正八品至从九品岁禄分别增至67石、62石、57石、52石，春秋两季发给。唐初岁禄是给粟（禄粟），后改为给米（禄米，去壳的糙米）。即使是给粟，也是按照米来折合计算（1石粟=6斗米）。

　　唐玄宗前期，修改禄制，正四品岁禄增至330石，从四品至从七品不变，正八品至从九品分别为60石、55石、55石、50石（敦煌《唐天宝令式表残卷》，正九品与从八品岁禄相同，疑有抄写讹误）。

　　唐朝官禄的支给，按照品级而不是职事，京官俸禄优于外官。致仕官员发给半禄。高宗时吏部侍郎刘祥道曾上疏提到，每年致仕退休的官员，约占官员总数的1/30。

　　除了禄米之外，唐朝官员还发给俸料钱，大体包括月俸、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月俸钱用于官员购买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食料钱用于工作餐和个人生活，杂用钱用于自备必需的工作用品。课钱（防阁）则相当于给官员服力役者的代役钱。唐朝因袭隋制，给京官、外官职田。而且唐初外官无禄米，只给职田，以所收麦粟充当禄米。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959），“复汴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可见，那时的梁山泊不过是连通青、郓漕运的一片水域，并不以汪洋浩瀚著称。大约在后晋开运和北宋天禧、熙宁年间，黄河先后三次大决口，滔滔的河水倾泻到汴、曹、单、濮、郓、澶、齐、徐等州，淹没的田野与零散的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水域达八百里的大湖，统称为梁山泊。

　　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岸边有垂杨绿柳，湖上有鸥鹭翔集，荷花满望，渔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途经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之一）中写道：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不过，梁山泊的广阔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邵博《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别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苏辙在另一首《梁山泊》诗中自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可见，北宋的改革家们确实在怎样利用梁山泊的问题上做过文章。

　　徽宗政和年间，朝廷成立了一个掌管公田的机构，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为名，把民间地契不全的、地契与实地方位或面积有异的，以及当权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为公田。然后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当然，梁山泊也在劫难逃。

　　《宋史·杨戬传》载：“梁山泺（泊）……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杨戬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根据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自此之后，水泊梁山开始不得安宁。

　　中国实行科举制度1300年，最年轻的状元是唐朝的莫宣卿，高中时年仅17岁。

　　莫宣卿，字仲节，号片玉，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出生于封川县文德乡长乐里（今广东封开县河儿口镇西村）。据莫氏族谱记载，其父莫让仁不幸早逝，莫宣卿是遗腹子，其母梁氏改嫁给了莫及芝。继父莫及芝家境富裕，乐善好施，更难得的是，他对继子莫宣卿视如己出，精心培养，供其入学堂读书。

　　据说，莫宣卿到6岁时还未曾开口说话，人们都以为他是傻子，7岁时，莫宣卿在遭受群童欺辱后愤然在沙上写诗曰：“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英俊天下有，谁能佑圣君。”此诗虽为孩童所作，却颇见其才，被收录在《全唐诗》中。不会说话，先会写诗，原来，莫宣卿并非哑巴，更非痴傻，只是幼时性格内向，实际上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一诗成名后，莫宣卿便开启了“神童”模式，12岁中秀才，17岁中状元，他不仅是史上年龄最小的状元，同时也是两广地区的第一个状元，对岭南文化有着重大影响。后世常称之为“广东第一状元”或“岭南第一状元”。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莫宣卿被唐宣宗钦点为状元后，提笔写下霸气诗篇《及第自咏》：

　　羽翼高飞到碧霄，鹏程万里岂知遥。

　　才吞王母千年药，便夺龙头第一标。

　　脚下云霞随地起，眼前尘土霎时销。

　　万金书寄南归雁，三级天门已一跳。

　　此诗言语激昂，气势非凡，写出了莫宣卿当时的春风得意和满腔抱负。诚然，莫宣卿高中状元后确实受到重用，官运亨通，官至翰林院修撰，赐内阁中书大学士，如此发展下去，大有位极人臣之势。但莫宣卿却是个大孝子，因为母亲不愿随其北上定居，他就上书朝廷请求调任到南方，以便在近旁侍奉尽孝。唐懿宗感其孝心，准奏应允，改任他为台州别驾。

　　可就在莫宣卿奉母携眷上任时，未到台州而病死途中。呜呼哀哉！真可谓是造化弄人，可怜了这位史上最年轻的状元，还没来得及大展抱负便英年早逝，年仅34岁。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生活奢靡，内务府的常规收入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而即便是皇帝，伸手向户部要钱也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比如，咸丰皇帝曾向户部申请支取20万两银子，用以修缮承德避暑山庄行宫，却让内务府大臣宝鋆以“国用方亟”为由直接给拒绝了。

　　所以，乾隆皇帝想要下江南，想肆无忌惮大把花钱，就必须想办法充实内务府。而和珅便投其所好，顺势提出搞这个议罪银制度，既为乾隆皇帝解决了财务危机，自己也能顺便大捞一笔，可谓是一举两得。

　　和珅的得宠与腐化，与议罪银制度都有很大关系。由于是和珅提出的议罪银制度，所以乾隆就让他负责此事，顺带负责管理内务府。结果和珅实在干得太好了，乾隆的小金库迅速爆满，乾隆因此认为和珅是管钱的行家，于是干脆让他当户部尚书，即财务部部长。这可真是天下第一肥缺，和珅因此官运亨通、敛财无数。

　　除了乾隆与和珅，议罪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广大贪官污吏了，反正只要交足了议罪银就可以抵罪，那就放心大胆地贪污受贿吧，有了钱再加大议罪银上缴数额，以保平安，如此恶性循环。

　　但是，正如上文所言，这一切最终都是由天下百姓买单。所以说，康乾盛世到了乾隆这里，完全就是虚假盛世，表面粉饰太平，实则已经腐化到了骨子里，为后来的清朝迅速败落乃至灭亡埋下了伏笔。

　　为了满足乾隆个人享乐，和珅发明一项奇葩制度，清朝因此贪官遍地清朝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经和珅提议，乾隆皇帝首肯，议罪银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所谓议罪银，顾名思义，就是一项以钱顶罪的奇葩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小官员，不管你是贪污受贿还是草菅人命，如果犯了罪，本该处以极刑的，但只要你上缴一定数额的议罪银，就可以改死刑为流放，如果你上缴的议罪银数额足够大，甚至可以无罪释放。如此一来，官员们干脆提前就把钱交上去，便于以后直接抵罪，毕竟在官场混，谁又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呢？不如花钱消灾，图个安心。

　　议罪银制度的设立破坏了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加深了清朝的腐化速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官员缴纳议罪银后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大肆敛财，最终遭殃的还是底层老百姓。

　　很明显，议罪银是个彻头彻尾的弊政。既然如此，乾隆皇帝为什么还要大力支持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议罪银的流向问题。你是否理所当然地认为，议罪银当然是要上缴国库（户部银库）的？错错错，议罪银实际是上缴给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如此一说便瞬间豁然开朗了，这个祸国殃民的议罪银制度，和珅之所以倡导，那是为了溜须拍马，而乾隆之所以支持，则是为了个人享乐。

　　乾隆到底收上来多少议罪银，他自己根本不清楚，就连负责此事的和珅也未必知晓，因为，实在太多、太杂了，中间又经过多次贪污、克扣，所以到头来就是一笔烂账。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其数额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何以见得呢？这么说吧，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每次都要花掉上百万两白银，80岁时又举办了史上最盛大的万寿大典，这前前后后耗资巨大，竟然没有动用国库里的一两银子，全都是出自议罪银，并且如此折腾了几十年后，内务府竟然还有结余。

　　在罗贯中先生写的《三国演义》中把赵云描述成一个忠心、勇敢、机智的武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文成，在成都武侯祠中赵云也是被列入文臣之中的，武侯祠是唐朝时期修建，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如今在我们的印象中赵云是一名武将，主要是因为长坂坡救阿斗、生擒夏侯兰、定军山之战挫败曹操，然而这几个事件也是值得我们考证的，下面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这几个事件的破绽之处。

　　长坂坡救阿斗，读过《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书中并没有详细介绍，书中写的是赵云发现阿斗和甘夫人走失，赵云即调转马头前去寻找，不久之后抱着阿斗，保护甘夫人回到营地。注意书中所说的是走失，赵云只不过是去寻找，并没有说被曹操给掳走，所以不存在营救这一问题。

　　生擒夏侯兰，夏侯兰是一个文臣，并不是武将，既然都是文臣，只要赵云比他勇敢，被俘虏那还真的不是一件难事，赵云身边在带上几个士兵，抓住夏侯兰那就更容易了。

　　定军山挫败曹操，这恰好证明了赵云的智慧，书中介绍，黄忠去抢曹操的军粮，赵云并没有一起去，黄忠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了，赵云帅兵前去营救，面对曹操的四面合围之势，赵云令蜀军偃旗息鼓，曹操疑心重，怀疑有伏兵，赶紧撤兵，赵云随即下令弩弓手射击，所以才打败曹操。这里面介绍的也是赵云用的智慧打赢的，并且是黄忠之身前去抢军粮，对于黄忠来说赵云一个文臣去了也是个累赘，并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会增加麻烦。

　　刘备大家都非常熟悉，三国中蜀国的开拓者，他能建立蜀国说明他用人的眼光也非常独到，赵云跟在他身边多年，他不可能看走眼，即便一时走眼，后来肯定也会中用这么一名优秀的武将，但刘备并没有用，而是让赵云留在身边，充当军师的角色，这也足以说明赵云文臣的身份。

　　赵云作为一名文臣确实很有大局观，关羽死后刘备要进攻东吴，赵云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先灭了魏国，孙权自然就臣服了。现在魏国曹丕篡汉称帝，正不得人心，不伐魏而与吴交战，不是用兵良策。最终的结局也证实了赵云的远见以及他的大局观。

　　如今成都武侯祠把赵云归于文成，绝对不是混淆视听，按照对以上这些事情的分析不得不说，赵云是一个最勇敢、最具魅力、最有武将气质的一位文臣。

　　历史上的赵云是忠诚卫士、勇猛的将军、贤来明的的君子。赵云（－229年），字子龙，常山真定（河北省正定）人。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三国时蜀汉名将。兴七年知（公元229年），赵云去世。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刘禅下诏追谥云曰顺平侯。

　　赵云是《三国演义》中最完美的武将形象，与关羽的刚毅相比，他谦和，与张飞的粗豪相比，他稳健，他同关羽、张飞一样追随刘备，誓同生死。但他道比关张更具有人格魅力。

　　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白马将军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七年左右的时间，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三十年，参加过长坂坡之战、长坂坡之战中在极度危险情况下，救出幼主足可见其忠诚。

　　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箕谷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展示他勇猛无敌的一面。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桂阳太守，以源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翊军将军督江州。

　　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引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展现了他贤士风范。在关羽被害、荆州丢失，张飞被害之后，赵云从讨伐曹贼的大义劝谏刘备不要伐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