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仪

　　张仪（？－前309年），魏国安邑（今山西万荣）张仪村人，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张仪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游说入秦。秦惠王封张仪为相，后来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秦惠王死后，因为即位的秦武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张仪出逃魏国，并出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2、张良

　　张良（约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先辈在韩国首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任过五代韩王之国相。力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季父项伯，使得刘邦顺利脱身。凭借出色的智谋，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帮助吕后之子刘盈成为皇太子，册封为留侯。精通黄老之道，不恋权位。晚年，跟随赤松子云游四海。张良去世后，谥号文成。

　　3、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4、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属荆州），故而时人又称之“张江陵”。

　　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明神宗登基后，因为李太后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支持，张居正代高拱为内阁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5、张自忠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省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

　　中国历史上共有两位姓王的皇帝，分别是王建与王莽。

　　一，王建——前蜀

　　五代十国时期，在四川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前蜀的开国皇帝。王建于唐末（847年）出生于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少年时代就是个无赖，以屠驴和贩私盐为生，后投了唐朝军队，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

　　后来占领了成都，夺得了西川之地，897年又夺得了东川和渝地（今重庆），完全占有了两川之地。907年到来，这一年朱温灭了唐朝建立后梁，王建于是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二，王莽——新朝

　　王莽出生于西汉末年的贵戚王氏家族，为人谦恭，礼贤下士，在朝廷中颇有威望，并且凭借家族的权势，逐步掌握朝廷大权，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立新朝，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姓，中华姓氏之一，全国第一大姓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针对王姓的起源，存在起源姬姓、起源自子姓、起源自妫姓等观点。当然，从认同度上来说，一般认为王姓起源自黄帝的姬姓。

　　早在2500多年前的周朝时期，周灵王之子太子晋，称王子晋或者姬晋，因值谏而被废为平民。其子宗敬仍在朝中任司徒之职，时人因其是王族的后代便称为“王家”，这支族人遂以王为氏。

　　1、陈胜

　　秦末汉初，陈胜在大泽乡举起了反秦的大旗，他本人也被司马迁视作王侯，被列入了世家的名单之中。而汉初名相陈平自然也是陈家人，以及西汉后期那位喊出著名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都是陈家人。

　　2、陈友谅

　　元末大汉政权建立者。湖北沔阳人。出身渔家，曾为县吏。参加徐寿辉红巾军，以功升元帅。元至正十一年(1351)从倪文俊起义，为徐寿辉军薄掾，因功升为元帅。十七年杀倪文俊，兼得其众，任平章。后连克江西，福建诸郡。至正十九年挟持徐寿辉迁都江州(江西九江)，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建都江州，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二十三年率军与朱元璋战于鄱阳湖，大败，中箭死。

　　3、陈胡公

　　姓妫名满，字少汤，系舜帝之子商均的32世孙。商朝末年，舜帝的第32代孙虞阏父（又称遏父）投附了周国，担任陶正一职，他制陶的技艺极为精湛，博得了周文王的欢心。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周，追封先贤遗民时，把虞阏父的儿子虞满封于陈，国号陈，侯爵。按照宗法制度和胙土命氏的惯例，赐命之为陈氏，遂称陈满，谥号胡公，史称陈胡公（《国语》作虞胡公），为陈氏的得姓始祖。周武王并将长女太姬嫁给他，备以三恪，奉祀虞舜。后新朝王莽登帝位，封陈胡公为陈胡王。

　　4、陈霸先

　　汉太丘长陈寔之后，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南征北战，戎马生涯，先任广州府中直兵参军，再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通过平定“侯景之乱”，渐进而为王，再受梁禅称帝，建立大陈，改元永定，在位三年，于559年驾崩，葬万安陵，谥武皇帝，庙号高祖。陈霸先在抵御外族势力对汉族的迫害方面和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华夏传统文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

　　陈霸先在行兵打仗、国家治理、为人处世等各方面无不展现出他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不仅是一代皇朝的开国皇帝，更是流芳千古的贤明圣君。

　　1、刘邦

　　刘邦（公元前256年十一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即汉太祖高皇帝，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

　　2、刘恒

　　刘恒（前203年—前157年），即汉文帝（前180年—前157年在位），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薄姬，汉惠帝刘盈之弟，西汉第五位皇帝。前196年，汉高祖镇压了陈豨叛乱后，封刘恒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调。

　　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前180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

　　3、刘备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即汉昭烈帝（221年－223年在位），又称先主，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

　　4、刘禹锡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

　　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5、刘少奇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做为中国人，我们是否知道“中国”一词的来历和词义的演变？如果孩子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国家叫“中国”，我们仅仅告诉孩子“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那孩子会不会疑问，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从来没有叫过“中国”的，为什么今天也说是中国呢？

　　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初年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的铭文出现“中国”一词，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字记载。这里的“中国”并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所领有的空间，仅表明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令，故“中”的含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中”与“国”合为一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

　　先秦文献中含有“中国”的记载，均指中央区域之意。那时的中央区域，或为殷商乃至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在《诗·大雅·荡》《诗·小雅·六月》《尚书·梓材》、《左传》中，均有“中国”一词的出现，但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域特征。凡被视作“中国”的区域有着与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范。

　　历朝历代，做为地理方位的“中国”，均不离商周时期“中国”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或指建立在中原的地方政权，或指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有趣的是《金史·食货志》载：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

　　金章宗泰和年间已是金人迁都北京50年之后了，由于政治中心位居中原一带，金人以“中国”自居，反过来对位于江南的南宋政权却以宋人相称。《辽史》的记载说明，古人理念中是否认为是“中国”，并不在于政权建立者的民族归属，政权政治核心的位置与文化风范可能更为重要，故虽为女真人，只要拥有了中原之地，仍然不妨碍成为“中国”的代表。

　　在朱元璋刚建立明朝的时候，皇权并不稳固，一直与相权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所以，为了巩固皇权，朱元璋推动了“洪武三大案”的发生。

　　第一大案：空印案

　　众所周知，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交通来往不方便，有时官员们想进京办事，得耗费将近半年的时间。所以，为了提高政治运行效率，一些官员便在公务文书上盖空白盖印，后来，朱元璋得知了这件事。在他看来，官员们这样的做法是在欺骗他。于是，他就下令清查此案，并处死了相关官员。

　　就这样，上万名官员丧命于此案之中，比如：时任济南长官的方孝孺父亲。

　　第二大案：蓝玉案

　　蓝玉是明朝建立之初的著名将领，他凭借自己的开国功勋和与朱家的联姻，在朝中获得了一个位高权重的身份。不久之后，蓝玉恃功而骄，自作主张，比如：在北伐元室的过程中，祸害元朝贵族。这不仅破坏了朱元璋颁发的民族团结政策，还引起了朱元璋的严重不满。

　　于是，朱元璋借口杀了蓝玉，同时，上万名官员也因此而受到牵连。

　　第三大案：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明初的名臣，他不仅有才华，而且，个人政治能力还十分突出。但是，他却心怀不轨，不仅在朝野中大力安插和提拨自己的亲信与心腹，妄想架空皇权，甚至，还逼死了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刘基。为了获取援助，胡惟庸找到自己的亲家李善长，并向其表明了自己的心思。

　　李善长得知此事后并未明确表态，只淡淡说了一句：“我老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对此，胡惟庸认为李善长这是默许和鼓励自己，于是，他更加用心谋划这件“大事”。然而，就在胡惟庸为了谋朝篡位四处奔忙之时，朱元璋却从一些大臣口中得知了这件事。

　　不久之后，朱元璋就处死了胡惟庸及其党羽。

　　经历这三件大案以后，明朝朝廷几乎被血洗了一遍。同时，朱元璋也因此变得更加多疑，不愿意轻信他人。从此以后，他亲自批阅奏章，勤于朝政。

　　空印案的发生，是因为朱元璋受童年影响所造成的过度矫正，而其余两件案子则透露出了明初皇帝、大臣和太监之间的不协调。对于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江山，朱元璋特别珍惜。同时，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打下江山，绝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老乡——淮西集团。

　　因此，每当批阅奏折的时候，朱元璋总会写上这样一句话：“朕本淮西布衣。”然而，淮西老乡们却一个接一个地要求掌握大权，这让朱元璋心生不满。后来，胡惟庸与刘基对抗，刘基所代表的浙东集团输得是一败涂地，直接导致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嚣张跋扈。

　　从此以后，淮西集团在朝中说一不二，政令基本出自其手，这就引起了朱元璋严重的不满和不安。有这样一个威胁在身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坐于皇位之上。而且，蓝玉后来不仅手握重兵，还跟皇室有亲戚关系，十分嚣张跋扈，让朱元璋感到自己再也无法掌控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

　　于是，朱元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全面清扫这些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人。其实，对于出身贫苦人家的朱元璋来说，既得的皇位和江山都来之不易。因此，他绝对不允许别人和自己共享这一切，或者说取代自己。

　　因此，为了加强皇权，打击相权，他废除了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丞相制度，每天批阅奏章到深夜，使得明朝和清朝成为了中国皇权最集中的两个封建王朝。然而，在三大案的背后，是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皇室利益的捍卫。

　　因为，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和蓝玉所作出的种种阳奉阴违的行为，均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此来谋取朝政大权。试想一下，假如，胡惟庸和蓝玉没有野心或者野心不大，安分守己，那么，这三大案是否可以避免呢？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他们二人极度痴迷于权力，谋朝篡位的意图过于明显，以致于，大计未成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皇权不容侵犯，宁可错杀一千，也要维护帝王威严。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还促成了明朝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且影响到了清朝！

　　唐朝京官按照等级高低，分给人数不等的防阁、庶仆（五品以上为防阁，六品以下为庶仆）；地方州县官有白直、执衣等官给力役。这些力役都是由丁男服役充当，比如白直，每年要为官员服役四个月。如果要避免征发力役，则需纳钱雇人代役。开元年间，京官防阁员数及纳钱额如下：

　　一品，给防阁96人，月纳钱20000文（分配给一品官员96人服劳役。如果其中某人不想服役，则需要缴纳20000/96=208文的代役钱。如果36人选择服役，60人选择纳钱，则这个一品官每月有12480钱的现钱收入）。

　　二品，防阁72人，月纳钱15000文（人均208文）

　　三品，防阁48人，月纳钱10000文（人均208文）

　　四品，防阁32人，月纳钱6607文（人均206文）

　　五品，防阁25人，月纳钱5000文（人均208文）

　　六品，庶仆12人，月纳钱2200文（人均183文）

　　七品，庶仆8人，月纳钱1600文（人均200文）

　　八品，庶仆3人，月纳钱625文（人均208文）

　　九品，庶仆2人，月纳钱417文（人均208文）

　　此外唐朝三师、三公、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国带二品以上职事官等三品以上官，有亲事、帐内，是由品官子弟担任的仪卫陪从，也是其出仕入官的途径之一。但如果不愿意去，也可以纳钱代役，不必亲上。

　　开元末年，京官岁禄15万石左右，外官97万石左右，合计约122万石；京官俸料钱约20万贯，外官俸料钱约80万贯，总计约100万贯。按照当时的财政规模，是可以承受的水平。但到中晚唐时期，由于政局混乱，国家财政困难，冗官太滥，钱物价格波动，以及藩镇割据等原因，官员俸禄不再有唐前期那样整齐划一的定制。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外官一万六千余员。而唐宪宗元和六年，外官竟达二十六万零二十三员。财赋支出，“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唐朝官员工资分为禄米、俸钱、职田、禄力诸项。而唐代前期与中晚期的俸禄制度又有差异。

　　隋朝官员禄米是春秋两季支付，唐朝改为一年一给。而且武德年间只有京官给禄，外官无禄（贞观二年改为外官有上考者给禄），而是发给职田，以田租收入代替禄米。其原因是唐初草创，情势所迫。贞观年间户口稍殷，廪仓已实，于是外官也发给禄米，而且正八品至从九品岁禄分别增至67石、62石、57石、52石，春秋两季发给。唐初岁禄是给粟（禄粟），后改为给米（禄米，去壳的糙米）。即使是给粟，也是按照米来折合计算（1石粟=6斗米）。

　　唐玄宗前期，修改禄制，正四品岁禄增至330石，从四品至从七品不变，正八品至从九品分别为60石、55石、55石、50石（敦煌《唐天宝令式表残卷》，正九品与从八品岁禄相同，疑有抄写讹误）。

　　唐朝官禄的支给，按照品级而不是职事，京官俸禄优于外官。致仕官员发给半禄。高宗时吏部侍郎刘祥道曾上疏提到，每年致仕退休的官员，约占官员总数的1/30。

　　除了禄米之外，唐朝官员还发给俸料钱，大体包括月俸、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月俸钱用于官员购买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食料钱用于工作餐和个人生活，杂用钱用于自备必需的工作用品。课钱（防阁）则相当于给官员服力役者的代役钱。唐朝因袭隋制，给京官、外官职田。而且唐初外官无禄米，只给职田，以所收麦粟充当禄米。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959），“复汴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可见，那时的梁山泊不过是连通青、郓漕运的一片水域，并不以汪洋浩瀚著称。大约在后晋开运和北宋天禧、熙宁年间，黄河先后三次大决口，滔滔的河水倾泻到汴、曹、单、濮、郓、澶、齐、徐等州，淹没的田野与零散的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水域达八百里的大湖，统称为梁山泊。

　　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岸边有垂杨绿柳，湖上有鸥鹭翔集，荷花满望，渔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途经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之一）中写道：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不过，梁山泊的广阔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邵博《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别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苏辙在另一首《梁山泊》诗中自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可见，北宋的改革家们确实在怎样利用梁山泊的问题上做过文章。

　　徽宗政和年间，朝廷成立了一个掌管公田的机构，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为名，把民间地契不全的、地契与实地方位或面积有异的，以及当权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为公田。然后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当然，梁山泊也在劫难逃。

　　《宋史·杨戬传》载：“梁山泺（泊）……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杨戬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根据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自此之后，水泊梁山开始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