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共历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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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内战：1927年8月—1937年。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两党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十年内战结束。

　　严格来说，抗日战争时间应该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公元前四世纪八十年代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楚国历史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总结这一历史现象,一方面要弄清变法产生的背景,即楚国国情之所然,另一方面又要弄清既是符合楚国历史发展的一场改革。

　　一、均爵平禄。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吴起认为楚国积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他们对上威逼君主，对下欺凌百姓，导致国贫兵弱。吴起实行"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百吏之禄秩“的政策，废除旧贵族世官特权。吴起还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把旧贵族及所属迁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区。这一方面打击了贵族势力，同时也对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精简政府机构，重用贤能之士，为了整治官场腐败，禁止官员之间私下请托，要求官吏做到”使私不害公，馋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合，行义不顾毁誉“。同时裁汰”无能“，”无用”之官，节约经费“抚养战斗之士”。

　　三、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四、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

　　五、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

　　六、加强军事力量。吴起早年在鲁，魏都以军功见长，吴起认为强国”要在强兵“。而”强兵“的开支，吴起则用”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的方法来解决，用财政提高士兵待遇，增强战斗力。

　　吴起变法失败而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吴起变法是一次不彻底的变法，不像商鞅变法，直接对准了当时的秦国的弊政。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不是吴起变法所能相比的。而且吴起变法主要是集中在王霸之道上，过于重视加强军事能力，忽略了改变魏国军功制，这种做法只能收到一时之功，将领优秀则兵士作战勇猛，将领能力差，则兵士必不能死战。

　　而秦国锐士由于有军法和军功限制，每战就算无将领，投降的几率也不大，多勇猛死战，如六国之军，如狼入羊群。吴起变法不像商鞅变法，主法制。吴起变法主人治，可以收到一时之功，君主贤明则可长久变法，一旦君主势力不行，必然遭到反变法士族的反扑。而商鞅变法立下了秦国法律，上可匡君辅国，下可约束平民。即使君主昏庸，但只要执法官按法律而来，可保大秦无恙。吴起变法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君主不知约束，穷兵黩武。

　　商鞅变法受秦国百姓拥戴，商鞅变法给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让百姓从吃不饱到富足，好处显而易见。而且军功制的实行使得百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六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就算当年秦国老士族反扑也未敢废商君之法，怕激起百姓公愤。吴起变法则对魏国之民影响不大，故而没有百姓拼死护法。

　　秦国立国较晚，立国初环境险恶，秦自穆公开始，为了秦的生存，统治者重视探索和借鉴有利于生存、统治的进步思想意识和治国经验，所以，百里奚、蹇叔等贤才的方略在秦取得成功，秦高层统治者也意识到贤才的作用。

　　是秦国统治集团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最高统治者的雄才大略，以及秦国不同时期选用不同人才的高明，决定了贤才的治国方略在秦得以实现，国力得以增强，后期商鞅、张仪、范雎及李斯等的成功能够证明，这些，其它六国因传统统治实力强大而无法做到，吴起的变革直接触动上层统治者的利益，也就不可能实现，六国统治的瓦解，也就瓦解在传统实力守旧、不思变革。

　　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商鞅的逻辑与行动不可能成功。理由只有一个：秦国的特殊国情。秦的国力在秦穆公之前是七雄中最弱的，最穷的国家。是周边国家欺负的对象。秦的子民是七国中唯一一个有游牧习性的国家。以上几点是秦能改革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穷则思变！这是民意基础。

　　不光是吴起变法，除了商鞅变法之外的其他六国的所有变法，我们都统称为不成功变法。事实上也就是没成功。于是有了两者的对比：成功变法与不成功变法的对比。失败和改革夭折就是因为，急功近利，在没有设计好制度，没有一套完整的改革计划时盲目推进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对贵族反扑力量估计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还没有落实到位，时间仓促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总之吴起的改革实践为后世商鞅改革提供了范例，并且又提供了血的教训，吴起是法制制度建立的先行者，也是牺牲者！商鞅的改革就是在李悝，吴起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学稳步推进，先立信于民，后行法律之刑，上不避亲下不骗民，倡公益杜私门，搞集权，重耕识，以《商君书》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封建社会制度雏形己经形成，既使后世之君与商鞅个人之间有多大和怨，他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商鞅但商鞅变法的制度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他的主张自然流传于世，并被釆用。

　　魏国李悝变法，变法者李悝，在魏文侯时期变法，也就是三家分晋不久的事情，变法很成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但是后来魏国攻赵、攻韩，齐国两度插手风别再桂陵、马陵大败魏军，魏国国力从此衰弱，没有在崛起的时候。

　　楚国吴起变法，变法者吴起，此人是战国时期魏国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缺点是好色，后来来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变法，变法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利益，被楚国贵族追杀，后来由于被伤害楚国国君的尸体被诛灭三族，在楚肃王上台后，有对吴起尸体进行车裂，最终楚国变法失败

　　秦国商鞅变法，变法者卫鞅（公孙鞅），虽然也触动了秦国孟西白，甘龙，杜挚甚至秦孝公赢渠梁的哥哥赢虔等贵族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但是他的变法是成功的，为秦朝统一六国奠定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基础。

　　赵国公孙仲连，还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变法，都是成功的变法，但是都是军事上的变法，没有太多的亮点，后来在长平之战，邯郸保卫战后赵国从此败落，没有再崛起。

　　齐国在齐威王时期进行过一些改革措施，改革者邹忌，但是说变法有点牵强，毕竟齐国当时算是强国，所以齐国的改革没有迫切性，有点追随变法潮流的感觉。

　　韩国申不害变法，变法者申不害，在韩昭侯时期的变法，韩国当时处在被强国包围的位置，申不害的变法是韩国位列战国七雄的行列，变法是有效果的，但与秦国相比商鞅变法是秦国走上富强，而申不害变法更偏向统治的“术”，不会持久，本身还有不足，变法失败。

　　燕国变法是乐毅改革，变法者乐毅，帮助燕昭侯改革，但是燕昭侯死后，被燕惠王猜忌，乐毅就投奔了赵国，所以变法是失败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时期。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目的，各国纷纷实行变法，如子产在郑国的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等等，这些改革家，除子产得意善终外，李悝的身世因不为史籍记载而不详，吴起和商鞅，都因改革而下场悲惨。

　　吴起，卫国人，曾任鲁将，后任魏将，屡建奇功。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守，防御秦国和韩国。魏文侯死后，遭陷害，投奔楚国，楚悼王十五年时，升任令尹(楚国最高军政官)，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

　　吴起变法主要措施是“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让出一些官职以增加收入，减少国家对贵族的供养，收回传世三代的旧贵族爵禄，以节省钱粮支援军队打仗。变法还让一些旧贵族迁“广虚之地”，以开发土地。还有“选贤用能”，为国家选拔人才，“明法审令”，强调效率与公平。等等。

　　吴起变法的措施，史书记载的较为简略，难以得知全貌，但能肯定的是，其变法主要目的是强兵，并不是综合性的改革。《史记》《资治通鉴》等都记载其改革“要在强兵”，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史记》记载说，变法使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陈”，成为诸侯中的强国。

　　只是吴起选择了以楚国旧贵族作为变法的突破口，像“废公族疏远者”，让一些旧贵族迁到“广虚之地”等措施，无疑会损害到楚国旧贵族的利益，他也因此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嫉恨。仅仅过了六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旧贵族在楚悼王灵堂作乱而攻击吴起。旧贵族的这一举动估计吴起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按照《史记》记载，面临突变的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吴起跑过去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即使这样，旧贵族还是没有放过他，他们“射刺吴起，并中悼王”。

　　吴起堪称有识之士，在当时危急的时刻，还想到了为自己复仇的问题，楚悼王下葬，楚肃王登基后，立即下令全部诛杀当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旧贵族，受牵连者达70余家，这也算间接为吴起报了仇。

　　其实，吴起的悲剧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史书记载，他刻薄寡恩，《史记》说：“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一个“尽”字足以说明吴起的人缘之差。吴起的死，也让楚国的强大成为昙花一现，之后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吴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自己的改革举措献身的改革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改革之难，利益的重新分配之难。

　　吕不韦（？—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姜子牙23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扶植秦国质子异人回国即位，成为秦庄襄王，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

　　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包含八览、六论、十二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

　　思想主张

　　先秦风气，名士所养门客人数越众越说明名士声誉高。比如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魏有信陵君，都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政治名人，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望。吕不韦认为，自己身为强秦相国，比上述诸人自愧不如，因此也招贤纳士，对前来跟随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欲与上述名士的门客相竞。

　　当时各国名士又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所以吕不韦也命门客编纂其所知见闻，一部辉煌的集体创作横空出世，后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吕氏春秋》。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了执政的借鉴。可惜，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使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吕氏春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人物评价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

　　人物墓冢

　　吕不韦墓，位于洛阳市东约20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

　　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害怕秦王，当时叫吕母墓，所以当时秦王派人寻找吕不韦坟墓而一无所获。

　　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有一大冢头村，因秦相国吕不韦的墓冢在村边而得名。冢顶过去有房屋数十间，驻扎过镇公所、区干队，可知封土之高大。如今墓冢圈进偃师第一高中院内，虽已残损，仍存其岿然气势。1994年12月，首阳山镇为其立纪念碑一座，原西北大学校长、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张岂之教授来偃讲学，参观了吕不韦墓冢并为吕不韦纪念碑奠基，并应偃师古都学会之请，撰写了《秦相国吕不韦墓碑记》，成为一处名人故迹。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以下是其中42名句。

　　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吕氏春秋·览·孝行览》

　　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吕氏春秋·览·有始览》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纪·季春纪》

　　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论·不苟论》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览·孝行览》

　　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纪·孟夏纪》

　　言之易，行之难——《吕氏春秋·论·不苟论》

　　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吕氏春秋·览·审分览》

　　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吕氏春秋·览·慎大览》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吕氏春秋·览·孝行览》

　　见乐则淫侈，见忧则诤治，此人之道也。——《吕氏春秋·论·似顺论》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吕氏春秋·纪·季夏纪》

　　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吕氏春秋·览·有始览》

　　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纪·孟春纪》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吕氏春秋·览·孝行览》

　　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吕氏春秋·览·孝行览》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吕氏春秋·论·不苟论》

　　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吕氏春秋·纪·季冬纪》

　　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吕氏春秋·览·离俗览》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吕氏春秋·览·恃君览》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吕氏春秋·论·慎行论》

　　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吕氏春秋·览·离俗览》

　　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吕氏春秋·论·似顺论》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吕氏春秋·论·贵直论》

　　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吕氏春秋·论·慎行论》

　　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吕氏春秋·览·离俗览》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览·慎大览》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吕氏春秋·纪·孟春纪》

　　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吕氏春秋·论·似顺论》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学。——《吕氏春秋·纪·孟夏纪》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吕氏春秋·纪·仲春纪》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吕氏春秋·纪·季春纪》

　　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吕氏春秋·论·开春论》

　　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吕氏春秋·论·似顺论》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纪·季春纪》

　　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览·审分览》

　　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吕氏春秋·纪·季夏纪》

　　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吕氏春秋·纪·孟秋纪》

　　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吕氏春秋·览·先识览》

　　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论·士容论》

　　力贵突，智贵卒。得之同则速为上，胜之同则湿为下。——《吕氏春秋·论·开春论》

　　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方悖。——《吕氏春秋·览·审分览》

　　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吕氏春秋·纪·孟春纪》

　　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吕氏春秋·览·恃君览》

　　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吕氏春秋·纪·孟冬纪》

　　败莫大于不自知。——《吕氏春秋·论·不苟论》

　　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吕氏春秋·论·不苟论》

　　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吕氏春秋·览·有始览》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吕氏春秋·览·慎大览》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

　　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

　　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

　　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

　　尤其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游说口才，每次他都正中游说对象的下怀，都能够使对方欣然接受。这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洞察到对方的需求，能够预期到事情的未来变化，以替对方着想的角度来使对方轻易就范。说服对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需求，才能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

　　司马迁：①“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②“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

　　司马贞：“不韦钓奇，委质子楚。华阳立嗣，邯郸献女。及封河南，乃号仲父。徙蜀惩谤，悬金作语。筹策既成，富贵斯取。”

　　刘克庄：“豫建无长虑，旁窥有贩心。绝嬴由吕相，继马乃牛金。”

　　徐钧：“谋立储君谁孕姬，巨商贩鬻巧观时。十年富贵随轻覆，奇货元来祸更奇。”

　　张载：“秦市金悬鲁史修，措辞当日两难求。书传果在西迁后，锥口诸儒未必休。”

　　王世贞：“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毋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筴，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故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

　　王士禛：“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谓放勋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汤、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汉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圣也。

　　此等谬论，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韦、李园、贾诩、董昭为名臣，温峤为逆贼，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以扬雄、胡广、谯周、冯道为吏隐外臣，亦大谬。”

　　中国历史朝代顺序表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有争议）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有争议）

　　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共计：791年

　　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首称皇帝，共计：16年

　　西楚：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共计：1年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汉高祖刘邦，共计：210年

　　新朝：公元8年腊月-公元23年10月6日，新太祖建兴帝王莽，共计：16年

　　玄汉：公元23-25年，汉更始帝刘玄，共计：3年

　　东汉：公元25-220年，汉光武帝刘秀，共计：196年

　　三国：公元220-280年，魏、蜀、吴三足鼎立，共计：61年

　　晋朝：公元265-420年，分为西晋(265-316年)、东晋(317-420年)，共计：156年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共计：170年

　　隋朝：公元581-公元618年，隋文帝杨坚，共计：38年

　　唐朝：公元618-907年，唐高祖李渊，共计：290年

　　五代：公元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计：54年

　　十国：公元891-979年，共计：89年

　　宋朝：公元960-1279年，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共计：320年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共计：98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明太祖朱元璋，共计：277年

　　清朝：公元1644-1912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共计：268年

　　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长690公里，约占大运河总长的五分之二。从北到南依次流经：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无锡市、苏州市8市，分为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三段。淮安以北为中运河段、淮安至扬州为里运河段、镇江以南为江南运河段。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北起苏锡两市交界的望亭沙墩港，南至苏嘉两市交界的油车墩，全长82.35公里，占江南运河（208公里）的40%。可分为西、中、南三段，西段自望亭的五七桥至枫桥，称为苏锡段，河线顺直，水流偏东西走向，长约18公里；

　　中段原自枫桥经绕苏州古城阊、胥、盘三门外的闹市区，穿觅渡桥南下宝带桥，称为市河段，河线弯曲，水流自西向东沿古城西、南外濠折东复转南，长约14公里，1959年因航行不便，改由枫桥直南，沿枫江至横塘入胥江而至盘门入大运河原线，1985年为进一步改善航道和城市环境，于横塘南开辟新河，穿越胥江，沿北越来溪南下，近石湖折东，经澹台湖至宝带桥汇入大运河原线；

　　南段原自宝带桥，经吴江市所属松陵、八坼、平望、盛泽等镇，于王江泾出省境至嘉兴，称苏嘉段，长约50公里，1980年后为缩短航线，于平望镇西新辟短河，取道烂溪塘至江浙二省交界处的鸭子坝，直趋航州，自此主航线不再经嘉兴，苏嘉段的名称亦成为历史。目前，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全线为四级航道标准，是全国第一条标准化文明样板航道。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运河沿线分布着大量古河道、古驳岸、古驿站、古纤道、古城墙、城门、关隘、古塔、寺庙、古桥、会馆、古民居、古典园林、古街巷等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十里亭、下津桥、上津桥、吴门桥、灭渡桥、运河古纤道、三里桥、安民桥、安德桥九处为与古运河有关的文物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