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是战国时期设立的官职，意为一县之长。知县则是秦朝设立的官职，早期知县和县令官职相同，都是县里的主官。据说知县一词的起源，是因为在宋朝派遣到县里当官的都被称为“知县事”，此后简称就叫知县。直到明清时期，知县正式被定位七品官，民间称七品官为“七品芝麻官”。

　　县令和知县是中国古代的两种官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受到历史影视剧和古代小说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县令就是知县，它们都是一县之长。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两者有明显的分别。

　　那么，县令和知县到底有什么不同？两者之中，哪一个官职更大呢？

　　一听“县”，许多人会想起郡县制，认为这个官职起始于秦朝。

　　其实并非如此，战国末期就有许多诸侯国推行了郡县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郡县制才在全国推行。

　　在郡县制的体系中，朝廷只管到郡、县一级，其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但是，县以下还有“乡、亭、里”三级，其长官都由本地人推荐，朝廷并不干涉。

　　秦汉时期，一县长官称为“县令”或者“县长”，但两者也有微小区别。

　　一般情况下，人口达到万户以上的县，长官被称为“县令”，俸禄从六百石到千石不等；人口万户以下的县，长官被称为“县长”，俸禄从三百石到五百石不等。

　　魏晋时期，因为战乱的关系，导致人口大减，所以县令和县长的衡量标准又有不同。

　　《晋令》有记载，“县千户已上，州郡治五百已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

　　南北朝时期，因为中原处于割据时代，每个国家的疆域并不稳固，总有大量人口的流失。

　　这时，每朝每国取消了“县长”的说法，一县之长统称为“县令”，这在《宋书·州郡志》和《隋书·百官志》中都有记载。

　　到了唐朝，偶尔会出现县令空置，由县里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的情况，这时，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这也是“知县”一词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总的来说，从秦汉到隋唐，一县之长的称呼为“县令”。

　　值得说的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的强大，千百年一直是东亚诸国的宗主国，因此县令一词也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县令也是这些国家一县之长的称呼。

　　直到宋朝，“县令”一词才发生改变，从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两百年的藩镇割据，引发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吸取前朝的经验，一方面重文抑武，一方面改变地方官员的权力。赵匡胤从唐朝的“知县事”受到启发，索性不再任命地方官员，而是由朝廷派遣官员代理地方事务，称为“知事”。因此，以前的刺史、太守和县令的称呼都变了，成为后人熟悉的知州、知府和知县。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知县”比“县令”的职权还要大，不仅管理一县政务，还监管地方军事。

　　元朝不是汉人王朝，没采用汉制，一县之长既不是县令，也不是知县，而被称为“县尹”。

　　明朝初期，为了掌控地方，朱元璋沿袭了宋朝的“知县”制。

　　清朝虽然不是汉人王朝，但是大部分制度都是沿袭明朝的，“知县”便是如此。

　　那么，县令和知县有什么区别呢？两者虽然都是一县之长，但“县令”是地方性官员，而“知县”却是朝廷选派的。

　　从官职的高低来说，县令大多是“正五品”官员，而知县则是“正七品”官员。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了垃圾分类，对待垃圾人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办法，而很多人对于乱扔垃圾的行为也是深恶痛绝，却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不过在古代，其实同样对垃圾有处理，对于乱扔垃圾也有处理。

　　古人也和现代人一样，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先从他们选择住宅建筑上来看，就知道他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了。《释名》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博物志》上也说：“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蛊之所，近此则死气阴匿之处也。”古人在建造房屋以前，都要看看周围的环境有没有被污染，符不符合卫生条件。

　　其次，古人对水源非常重视，自古中国就有句老话，叫“千里不唾井”。《周易》上说，为了防止地下污物渗入井内，就用瓦甓修井，叫做“井甃”;《说文解字》上说，为了防止地面污物流入井内，人们便在井口安装木阑，叫做“井榦”。

　　不仅如此，古人食用的井水中还不能有淤泥，《周易》卦象辞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王弼注云：“井泥而不可食，则是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时所共弃舍也。”所以井要一年一淘洗，一年一清理。《后汉书》中则有夏至日“浚井改水”的记载，也说明古人对水源要求的严格。

　　对影响人类健康、传染疾病的老鼠和苍蝇、蚊子、虱子等害虫，古人也是不遗余力地设法消除之。

　　《诗经·豳风·七月》里已有“穹窒熏鼠”的记载，说明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在房子里有老鼠窟窿的地方用土塞住，如果老鼠藏匿里面，就用火把它熏出。《韩诗外传》上，晏子对齐景公说：“社鼠出窃于外，入托于社。灌之恐坏墙，熏之恐烧木。”这又说明古人消灭老鼠的方法，除了用火熏，还会用水灌。

　　至于苍蝇、蚊子和虱子，古人也是用烟熏、用灰呛。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石灰，但人们已经知道用蜃灰涂墙、洒地，蜃灰与现在的石灰在消毒和杀虫方面，作用相同。

　　《周礼》记载：“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郑注：“除墙屋者，除虫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捣其炭以坋之，则走;淳之以洒之，则死。”北宋刘延世的《孙公谈圃》中，详细记录了用艾熏蚊子的方法，“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熏之”。

　　厕所也是环境卫生的大事，人要吃喝，也要拉撒，所以古人对厕所的清洁和卫生，非常重视。《说文解字》曰：“厕，清也。”《释名》：“厕或曰圊，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古人在看人家房子的时候，看客厅、看卧室还要看卫生间，因为厕所的干净与否，是检验房屋质量的标准之一。《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也就是厕所。

　　不仅如此，古代对公共厕所也非常讲究，对厕所的位置要求挺严。《墨子》云：“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

　　此外，古人还严禁在道路上乱倒垃圾，违者严惩不贷，绝不会姑息迁就。《汉书·五行志》：“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颜师古注引孟康说：“商鞅为政，以弃灰于道必渫人，渫人必斗。故设黥刑以绝其源。”到了汉代，为了防止道路上尘土扬起，有损人体健康，要求路旁老百姓以水洒道。道路两旁没有住户的，由政府的洒水车进行洒水。《后汉书·张让传》就有这样的记载：“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洒水车。

　　商朝

　　商朝就已经开始有城市了，因此吸引大量的人群居，必然就会产生生活垃圾。《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这里的“灰”就是垃圾，也就是说如果乱扔垃圾，被人发现并举报，那么乱扔垃圾的那只手就保不住了。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为了一时方便，断送自己一只手，而且还影响以后的生活，非常的得不偿失。

　　秦朝

　　秦朝对乱扔乱倒垃圾的处罚，比商朝有过之。《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鲸”，“鲸”即是刺字，这可不是刺青，刺青可谓威风，但是刺字可谓囚犯标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乱扔垃圾，被举报或者被抓到了就会在这个人脸上刺字或者刺记号。这不单单是破相的问题，乱扔垃圾的耻辱将伴随着一生，因为被刺字的脸要恢复基本不可能。

　　唐朝

　　唐朝对于乱扔乱倒垃圾的处罚，相对于商朝和秦朝来说，已经非常的轻了，但是比起今天来说，还是非常的严重的。根据《唐律疏议》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乱倒垃圾，要杖打六十，如果有关部门看见了，不去禁止这种行为，则和乱倒垃圾的人同罪，也就是也要杖打六十。杖打六十，相对于断手和刺字来说，已经非常轻了，忍过了一时之痛就可以了，不会带来永久的伤害。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当兵吃粮、领饷银”自古有之，天经地义。但说到普通士卒能领到沉甸甸银子的机会很少，还有一种情况士兵是不可能领到饷银的，也就没了处置的烦恼，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早期的兵制。

　　古代的兵制

　　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按照是否发放饷银，大致分为两种。

　　征兵制

　　春秋时代以前，国家采用“兵农合一”，所谓寓兵于农政策，平时务农，战时国家授于铠甲和兵器。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战国后期，秦楚决战皆带甲百万，而其他五国参战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以上就是征兵制，士兵没有饷银，有许多时候，士兵自己要准备战争物资，包括：铠甲、武器、战马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

　　例如：秦朝“黑夫家书”中，参战的良家子黑夫兄弟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兄长索要钱财，以便能维持生计，这就是最典型的明证。

　　为什么没有饷银，还要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征战沙场呢？只为了军功，为了立功封爵后，获得的土地以及特权。

　　秦朝、西汉时期的主要兵制就是征兵制，在这种制度下，平常士兵是不能领到俸禄的，也没了存放在何处想法。当然为了军心和士气的需要，在古代是允许士兵在战争胜利后，劫掠钱财按比例上交后，留有剩余的。

　　募兵制

　　募兵制的雏形起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建武年间，相继罢郡国都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自此各郡国兵备空虚，一些地方豪强不得不私自组建个人武装保卫家乡。

　　到了宋朝募兵制完全替代征兵制，国家和士兵成为雇佣关系，这时士兵的待遇得到改善，国家招募士兵，要给与安家银，在军队中的吃穿都由国家供给，每月还有饷银可拿。

　　宋朝的兵种编制分为禁军(中央军)和厢军(地方军)。

　　禁军编制为厢、军、营(指挥)、都四级。一半守京畿，一半戊诸郡，京城与畿辅兵力亦大致平衡，以便内外相制。

　　厢军属地方军，名为常备军，实是各州府的杂役兵。主要任务是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等，一般无训练、作战任务。

　　在宋之后，各朝各代士兵一般都有饷银发放(元朝除外)。最典型的宋朝士兵的饷银有多少呢？

　　宋朝士兵的饷银

　　再来看看一个普通宋朝士兵每月饷银有多少呢？

　　北宋中央禁军，军中也分等级，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他们各自之间的俸禄也差距明显，上等禁军一个月俸禄足足有一贯(千文)，中等禁军一个月俸禄只有500文，而下等禁军最惨，只有300文。地方军的情况还要差，他们之中最低等级的士兵，经过层层盘剥，一个月只能拿点咸菜和粗粮，连钱都没得发。

　　在网上经常看到一种观点，说宋朝士兵俸禄优厚，一年能拿30到50贯铜钱，纯属断章取义、不求甚解。

　　每年50贯左右的数字，是朝廷在一个士兵身上一年的花费，包括：吃食、穿着、维护和保养兵器，最后才是拿到手的饷银，一年大概也就10贯左右，每月也就不到一千文铜钱，换算成银子1两，多重呢？

　　古代16两为1斤，折合1两=1/16*500=31.25(g)，每月发到手里就这点，别说，还怕一不下心就丢了，那么士兵们领到银钱后，是怎么放置的呢？

　　饷银的处置

　　士兵处置饷银的方式大致三种。

　　寄回家中

　　古代当兵，都是青壮之人，家里的顶梁柱，在古代科技并不发达的时期，一家老幼的生活都要考家中成年男子的劳作获得。

　　在当兵成为一种职业时，士兵每月的饷银也就成了家中老幼妇孺生存的希望，因此大多数士兵发到饷银后，会托人寄回家中以供养亲人。

　　官员保管

　　如果没有合适的人能及时的把这份俸禄寄回家中，在军营之中，放在自己身边怕丢失和被窃，士兵们普遍的做法是找一个信得过的军官保存自己的饷银。

　　哪怕是在之后的战斗中不幸丧生，这个品德高尚之人，也不会贪墨了自己这份血汗钱，在这之后会找机会转交给他的家人。

　　随身花销

　　古代大军行动，历来会有许多的买卖之人跟随，携带大量货物以便军中将士采买。当然，大量的银钱都会交到女人手里，这里所说的女人就是随营的“女妓”，靠军队生活，白天洗衣做饭，晚上有偿解决士兵的生理需要，当然这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

　　战争是残酷的，士兵在经历了战场上血雨腥风的磨难，有命活着回来的，邀三五袍泽大吃大喝一场之后，为了解决精神和生理方面的问题会把大量的军饷花到这些女人身上，这一连串的活动下来，这为数不多的钱财也就花光了，根本就不用考虑怎么存放了。

　　这些可怜女人的来源是犯了重罪官宦的妻女充军、剿灭土匪、强盗的妻女以及俘虏敌对势力的女人，当然也有靠自己活不下去的孤苦女子，不想沦落风尘的选择了自杀，大多数人选择了苟且活下去，这也成了士兵饷银最终流向之一。

　　综上所述，古代士兵饷银多不多、有没有这要看是在哪个朝代，至于具体怎么放置的问题，为了生存和享受，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丢弃就是了。

　　封建时期不像现代，做什么都要讲究人性化，古代做事的方法就要简单粗暴多了。早期各种残忍的刑罚，基本毫无人性可言，怎么残忍怎么来。到了之后的朝代情况变得有所好转，但对于犯罪的人来说依然犹如炼狱。除非是遇上什么大事，皇上下令“大赦天下”，这才会有一线生机。

　　但其实历朝历代也有减刑制度，只不过并没那么系统。那古代减刑制诗怎么建立，以及发展的呢？

　　先秦时期赦宥的起源与发展

　　法律罪刑减免的内容是历来学者对赦宥制度最为关注的问题，近代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总结性研究的当推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他在《历代刑法考》一书中专辟十二卷对古代的赦进行考察，在这十二考中，他采用的是对赦的史料分类汇集，每类按照从古至今的年代顺利编排，可以说是史料浩瀚，分类精当。他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对赦宥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基调。

　　关于赦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易经·解卦》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根据后人对该卦的解读，“赦”是指对过失犯罪免除罪刑，“宥”则是指对其他罪犯宽免刑罚。

　　《周礼·秋官》中司刺的执掌是：“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赦宥的对象均有条件限制，宥是对犯罪赦免条件的规定，只有不识、过失与遗忘三种情况可以宽宥;赦是对特殊犯罪群体罪刑的免除，老弱及愚蠢之人均可得到宽免。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讲对特殊罪刑的处罚宽免理念，和后世的赦宥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它的赦免范围较窄，只是对特殊情况及特殊人群的赦免，还不具备后世那种大赦天下或曲赦某一地区的赦免范围。其次，此时的赦宥还是一种单独存在的法律行为，赦宥只能仅仅属于法律的内容，没有像后世那样与特定的政治情况相联系。所以，此时的赦宥还不能称之为制度。

　　现可考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大赦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即鲁国庄公二十二年的“肆大眚”。沈家本评价说：“《司刺》所言者，尚无后世大赦常赦之事，惟春秋之肆大眚，似为大赦之权舆。”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鲁国出现这种大赦的权舆之外，其他各个国家也都有类似这种形式的赦宥。像春秋末年的楚国，也出现了这种大赦的形式，像我们所熟悉的陶朱公长子吝金害弟的故事，范蠡次子的生死就和楚国的赦有着密切的联系。

　　陶朱公的二儿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其大儿子携重金去楚国营救弟弟，他遵从父亲的建议把重金送于楚国上上下下都很敬重的庄生。庄生入宫游说楚王说：“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听从庄生的建议下令封三钱之库，准备以赦布德消灾。庄生所找的另外一个楚国贵人就依照以往经验跟庄生说：“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者封之。”

　　范蠡的大儿子认为弟弟理应因楚王的赦而出，他并不知道这次赦是由于庄生的帮忙，所以又找庄生取回了金子。庄生很生气，他又游说楚王说：“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从这个例子来看，楚国此时应已有因灾异而赦的情况，而从陶朱公大儿子因楚王发布赦，其弟弟就会被放出的想法来推测，这种赦应该是涉及大规模的犯人，这种赦已具备后世赦宥的某些特征。而真正意义上的大赦天下则是秦汉时期的赦宥制度。

　　秦汉时期赦宥的发展

　　秦国在战国时期已屡行赦宥，甚至还有大赦罪人的记载。但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秦朝以后，其在位三十多年都未尝行赦宥。

　　秦二世在位期间有过大赦的两次记载，一次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十月戊寅的“大赦罪人”，关于这次大赦的具体记载史料不足;另一次“大赦天下”是在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冬，当时的大赦是为了赦免骊山的囚徒，使他们从军抗击陈涉所派遣来攻秦的周章的军队。

　　两汉是赦宥逐渐完善与发展的时期，并逐渐发展出具有大赦、曲赦、特赦、减等等不同规格，并且赦宥的背景开始与朝廷礼制联系起来，如皇帝的即位与崩、上尊号、改元、立太子、册皇后、平反、日食、地震、巡狩、祀明堂等等。在这个阶段，赦宥发展成为一种赦宥制度。

　　汉代在赦书减免罪刑的内容还不如后代详细与宽厚，很多赦宥其法律宽免的内容仅有“大赦天下”四字，并未交待大赦的具体标准。

　　据邬文玲研究，汉代“如果只有‘大赦天下’或者‘赦天下’之文，则意味着是常赦。如果注明‘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则相当于后代常赦所不原条。”同时，她还认为汉代“大赦天下是不包括殊死者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在发布的大赦中，增加了赏赐推恩的内容。此时，汉代的赦宥制度正如马端临所言：“按赦之为言，宥有罪之谓也。后来之赦，非独宥罪而已，又从而推恩焉。”

　　赦宥在赦免罪人的同时，还会对一些特殊人群进行赏赐或推恩，其主要推恩内容有：赏赐官员金帛及官秩、官爵，赐民爵、牛酒、帛，举贤良方正等官员，放免某些民众的租赋等。

　　如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该次祀后土汾阴赦的内容有赦免罪刑，赐民爵、女子牛酒、鳏寡高年帛，免车驾行幸所过之地的租赋。

　　汉代是赦宥中推恩民众内容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的赦宥在减免罪刑的内容之外，增加了具有汉代赦宥特色的推恩内容，使赦宥具备了刑与赏两方面的功能。

　　总体来说，汉代赦宥的推内容比减免罪刑的内容要多，但各项内容都较为简单。

　　汉唐赦宥推恩内容的发展

　　汉代赦宥的推恩内容在魏晋时期，又有发展，但变化最大的时间段仍是在唐朝。

　　魏晋时期，赦书的推恩条目，如赋税蠲免条目从汉代较为简单的内容，发展得稍微细致。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四月，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因犯罪贬爵不服，据广陵城反，该年秋七月，孝武帝率军攻克广陵城，斩诞，并大赦天下。

　　“尚方长徒、奚官奴婢老疾者悉原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贫之家，与近行顿所由，并蠲租一年。”

　　该次大赦放免的范围仅有从事宫廷中饮食器皿制办的服劳役刑罚的尚方长徒、多以犯罪者连坐之家属充掌宫人丧葬、疾病等的奚官以及奴婢之老疾者，该次大赦仅仅指明原放这几类人。专门对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爵及粟帛在大赦中还是第一次见到，但该项措施被后世所吸纳，成为了赦书中经常性的内容。

　　另外，此次大赦对租税的蠲免更为具体，仅仅放免了都城所在地及王师所经之地一年的租税，这实际上是减小了推恩的范围，使得大赦更为理性。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的南郊赦文：“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清议禁锢，并皆宥释；所讨逋叛，巧籍隐年，闇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

　　此文对推恩内容有所控制，尤穷者可以不出即年租调，即年是指当年；其他赦过宥罪的内容也加以时间限制，赦下百日之内自首免罪；该赦还增加了对流移之民的恩赐，他们可以恢复本有的产业，并且还蠲免五年的租课。

　　唐代顺应了汉代以来大赦赏赐发展的趋势，继承和扩大了推恩的范围，使得推恩条文更为具体与理性。

　　关于对百姓赋税的推恩有了欠负官物的放免条件及执行时间上的限制，在放免租税上有地区的差别，如河北地区经历了战争，所以百姓给复三年，回纥兵经过之处，免今年租税。对文武百官的恩赏也有所区别，三品以上官员与四品以下官员恩赏的级别就不一样，封赠文武正员常参官的父母邑号，要求各州举荐合乎赦书规定类型的人才。

　　唐代赦书推恩内容的复杂性特征是宋代赦书推恩内容的发展基础。唐代在大赦推恩内容之上，产生了一些禁止性条令，这是很多唐史研究者已关注到的问题，即赦书的申禁职能，抑或有人称为赦书的立法职能。

　　唐代在赦书中出现“立法制、行禁令”的内容与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的，唐朝中晚期，藩镇割据势力坐大，中央对其控制力减弱。面对这种形势，朝廷希望通过声势浩大的赦书传播，推行中央的政令，与此相应，赦书中立法与申禁的内容逐渐增多。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从朝代建立到最终灭亡只存在了十四年时间，但其知名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中，理当算得上数一数二。历史上以“秦”作为国号的除了秦朝以外，还有几个政权，他们是：前秦、后秦和西秦。他们和秦朝又有什么关系呢?

　　先秦指的是秦朝建立之前的所有时间，一般是指从旧石器时期到秦朝正式建立。而前秦和后秦都只是在十六国时期建立的政权之一，在晋朝，中国再次进入到了一个大分裂时期，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直接导致全国被分裂成了十六个政权，汉族和少数民族同时建立国家的罕见现象出现了，一直到隋朝时期才算逐渐恢复了全国统一的局面。

　　但是因为这三个名词太相近，很容易弄混。

　　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其前身是“战国七雄”中的秦国。秦朝仅有三位帝王，开国皇帝秦始皇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

　　秦朝全盛时期疆域东起辽东、西抵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阴山，国土面积约为340万平方公里。秦朝对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极大，仅仅是它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奠定了中国后来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

　　秦朝统一六国后，开始修建许多大型工程，如长城、秦始皇陵、驰道。由于民力在修建工程时被过度征用，最终导致百姓不堪压迫，纷纷选择揭竿而起，而原来六国的残余势力也趁机举兵响应。公元前207年，刘邦和项羽先后率军攻占秦都咸阳，秦朝灭亡。

　　野史上关于秦始皇后裔的传闻五花八门，但根据《史记》上的记载，秦二世胡亥在登基称帝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部杀死了。而项羽进入咸阳后，又下令将秦始皇的第三代人也屠戮殆尽。因此没有正史资料可以证明秦始皇还有后裔留在世上。

　　前秦创建于公元350年，开国皇帝名叫苻健。虽然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前秦”，但它却比秦朝晚了五百多年。前秦的创建者是氐族人(中国古代民族)，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前秦和秦始皇没有半毛钱关系。

　　苻健为什么要以“秦”为国号呢？这倒不是因为他想冒充自己是秦始皇后裔，而是当时他的政权占据了关中地区，这个地方是秦朝的发源地，因此他就选择以“秦”为国号。

　　前秦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出动八十万大军，想要打败位于南方的东晋。结果却被东晋用八万军队逆风反杀。“淝水之战”失利后，前秦政权中加盟的诸多小部落纷纷选择分裂独立，前秦迅速衰落。在苦苦支撑了十来年后，公元394年，前秦最后一位皇帝苻崇被杀死，前秦灭亡。

　　后秦创建于公元384年，开国皇帝名叫姚苌，羌族人。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被打败后，原来归降于前秦的羌人贵族姚苌率部反叛，并占据了包括今陕西、甘肃东部和河南部分地区。

　　姚苌的势力发展很快，385年他擒杀了原来的主子、前秦皇帝苻坚。姚苌在占领长安后登基称帝，建国号“秦”，史书上称之为“后秦”，以别于前秦。后秦选择“秦”作为国号，原因和前秦一样。因为其政权根据地在三秦之地，而并非他跟秦始皇有任何关系。

　　后秦灭亡于公元417年，历三帝，享国三十四年。其亡国原因和十六国时期大多数国家一样：内政不稳加上战乱不断。

　　西秦创建于公元385年，创建者为乞伏国仁，鲜卑人。乞伏国仁早年也归附于前秦，后在前秦败落之际乘机独立，同样也以“秦”为国号，史书上称之为“西秦”。相对于前秦和后秦来说，西秦实力较弱，一直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因此，西秦的统治者也算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称皇帝，而仅仅是称王。

　　公元400年，西秦被后秦所灭。不过，西秦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公元409年，西秦第二任君王乞伏乾归重新复国，之后西秦曾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兴盛时期。

　　公元431年，西秦被十六国时期最后出现的一个政权“大夏”(这也是一个短命政权)所灭，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隋末唐初时期，地方豪强薛举聚众起事，并占据了陇西一带，自称西秦霸王。历史上将这一割据势力也称为“西秦”。这个割据势力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一年半时间，于618年被还是秦王的李世民所灭。

　　综上所述，虽然历史上多次出现了以“秦”作为国号的政权，但它们和秦始皇以及秦朝都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曾经都有过“仗剑天涯”的念头，想要和武侠小说里面那些大侠一样，潇洒快活的在武林世界里面行走一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知道这只能是一个梦，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人们需要工作来挣钱，那么那些大侠们，他们有什么工作吗？他们又是靠的什么来挣钱，江湖人士是否也有自己的工资收入呢？

　　想要成为大侠，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单干的，一种是有门派的，单干的自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玩，一个人行侠仗义，爱去哪去哪，遇到不义之财就出手劫富济贫，遇到山清水秀就可以沉醉在风景之中，看上去十分潇洒快活，但问题是，既然是不义之财，又怎么会大肆宣扬让人知道，还摆在明面上让人来劫吗？既然有本事拿到这个钱，肯定得有本事藏好。

　　所以说，如果想要自己单干，钱财是必需的，如果不是家境特别富裕，就是需要有很多家境富裕的朋友，而且是白给钱不图回收的那种，比如李白。李白虽然是文人，但是整日游山玩水，靠的是什么？一来是自己家的家底，二来是他有很多朋友，第三个，李白有很多粉丝，比如汪伦，如果不是因为他请李白去玩，白吃白喝，李白为他写了一首诗，那么后世是不会有人知道汪伦这个人的。

　　但也并不是说，单干就一定没有前途，钱财也可以去打劫当地的山贼劫匪们，他们从别人那里抢来了金银财宝，这些钱本就不属于他们，但是大侠想要去抢过来，也得考虑一下能不能打得过的问题。山贼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但是大侠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一对多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对方打得无力还手，眼睁睁看着自己把金银拿走，没有极高的本事也是办不到的吧。

　　而有组织的那些，也就是加入了门派的，相对来说会比单干的好一些。早期的比如战国时期“战国四公子”门下的很多门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能力，养在别人门下，遇到事情了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得为平日同样他们的人办事，办的事情一般不会很简单，有的是去做说客，有的是谋士，比如“毛遂自荐”的毛遂，就是一个门客。

　　这样的门客们，平日里的生活非常好，毕竟养着他们的人属于贵族阶层，既然能把这个人找来，那必然有相应的好的待遇，就连刘邦一开始也是想要去投奔信陵君的，奈何等他想要做游侠的时候，信陵君已经去世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刘邦一直都很敬佩信陵君，而信陵君在历史上的名声也的确是一直都很好的，这才有很多人愿意投入他的门下。

　　所以说，想要成为大侠，要么是家里本身就很有钱，要么就是有组织有保障，单纯的有武功、有侠义心肠，还是很难办到的，其实就和现实一样让人感到充满希望，但同时也处处都是无奈，没有那么多事情都是能够称人心意的。

　　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古代官员上朝时候的情景，而且每位官员站的位置也都是不同的，这自然也是很有讲究。古时候官员是通过品级来划分等级的，但是官员何其多，当然不可能每一位官员都能够站在朝堂上。那么，古代究竟多少品级的官员才能够有资格上朝？他们站的位置又是什么样的？

　　上朝时间

　　先说说上朝的时间，每个朝代上朝的规矩不一样，时间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唐朝时期，早朝的时间大概在七点到八点，明朝时期就有点可怕了，凌晨三点就得在午门外面等候，五点钟宫门打开，大家就按照排好的队伍依次进入，这也就意味着，上朝的大臣们午夜时候就得起床。

　　清朝时期和明朝也差不多，三到五点大臣在宫门外等候，五到七点是上朝时间。不过上朝并非是每天都有的，清朝一般都是十天一次，但也有一些皇帝是每天都会上朝，比如康雍乾三位。所以说，上朝虽然是有规章制度，但是具体的还是得看皇帝如何安排，毕竟皇帝让你来的时候，你又怎么可能不来？

　　谁可以上朝

　　那是谁可以上朝呢？唐朝时期，规定五品以上以及一些特定的官员，每天都需要参加朝会，而在京官员九品以上，只在每个月的朔日和望日参加，也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大家都要来。明朝时期朝会分类比较多，但是不管是谁，只要是在京官员，或者来京述职的官员都得上朝，所以明朝朝会规模很大。

　　但规模大并不代表人人都有资格讲话，一般四品以上官员才能够与皇帝对话，后面的也就是来看看。清朝时期除了官员，还有很多有爵位的贵族，还有各个王爷，他们虽然不是一定要去，但他们是有资格去的。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各省的提督等，虽然有资格但是因为不在京城，也就不会参与。

　　上朝怎么站

　　那么上朝的时候，大家该怎么站位？很多人一定认为，肯定是官职越高站的越前，的确是这样，而且一般也是文官和文官站一起，武官和武官站一起，这一点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展现。不过因为官员之间也有调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也有可能会弄乱，明朝时期就曾经出现过官员争夺位次的情况。

　　清朝时期就更不一样了，那些亲王、贝勒还有一品大员，一般都是站在宫殿内的，人少的时候后面的还能站进来，但是如果遇到人多的情况，位次低的官员就得站到大殿外面去了。

　　下水道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公共设施，下水道不仅能排除各种污水，还能缓解暴雨所带来的淹水情况。下水道系统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而近代下水道起源于法国，目前法国巴黎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系统。那在中国古代有没有下水道呢？

　　实际上也是有的，这对于人口本来就多的地区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排水系统，城市适居的能力便会下降，历史上长安城被弃用就和它的生活条件逐渐恶化有一定关系。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句金玉良言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提到的，本意是巴黎宽阔的下水道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庇护所，而实际上城市错综复杂的排水系统不眠不休，维持着一座城市污水处理，说是城市的良心再正确不过了。“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稍有不慎，便成灾害。

　　至今发现最早的排水系统，是距今4300年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排水管道。这些管道埋于地下，依靠榫口得以套接，已然非常先进。时至汉唐时代的长安的排水系统已是一座城市建设的基础配置。

　　刘邦建立汉朝后，于公元前202年在渭水以南秦旧宫的基础上兴建长安城，周围有完善的城市水系，可以解决城市供水排水等问题，《三辅黄图》是以汉长安城为对象、带有历史地理考据性质的书，其中描述汉长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当时汉长安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壕和明渠组成，城外环绕的城壕，明渠横贯全城。

　　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主要是通过建筑群内的地漏和街道的路沟收集，然后再通过排水管道排泄到建筑群外的水渠，与城内的明渠相连,最后汇入附近河流。而城中宫殿、官署等建筑的排水设施主要有渗水井和排水管道，组成了汉长安完善的城市排水、排洪系统。

　　时至公元581年,杨坚改朝换代，原本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是经历800年的使用，汉长安城的污水聚而不泄，百姓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生活的需要。

　　根据《隋书》记载，隋代大臣庚季才上奏隋文帝：“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隋文帝是有抱负的君王，最后选择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坡的平原上建新都，取名大兴城，而唐长安城的前身就是隋大兴城。虽然隋代国祚三十余年，却也为唐代长安城繁华打下基础。

　　《隋书》记载：“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任营宗庙副监的宇文恺仅用9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于开皇三年(583)三月正式迁都。

　　隋唐长安城在建城前经周密调查和精心设计，选址地势相对平坦，除龙首原外，长安城地形呈东南高、西北低。位于渭水和秦岭之间，发源于秦岭北坡的众多河流环绕。

　　隋唐长安水系可以概括为八水五渠，“八水”指长安城周围主要有八条河流，为了更好地利用这八条河流，隋唐时长安城内还开凿了五条主要渠道把城外的水引入到城中来，分别是清明渠、龙首渠、永安渠，黄渠，漕渠。其中清明渠、龙首渠和永安渠为隋代开凿，这三渠在流经城内的里坊和池苑后，注入渭河和沪河，除供应城市用水外，也起到了分洪的作用。

　　到了唐开元年间又开凿黄渠，供给曲江池的用水，也为长安城提供了一处优美的游览境地；唐玄宗天宝二年又开凿了漕渠以贮木材，满足了城市漕运的需求。“八水五渠”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强大水利系统。

　　另外城中还有多条支渠与水沟，并与诸大渠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供排水系网络。那是否真像《长安十二时辰》中情节狼卫曹破延能从西市的暗渠逃走呢？涵洞通道设有菱形水栅，水栅用边长近十厘米的粗方铁柱直立，间隙很窄，就算是儿童也很难从这个缝隙进入，更何况成人？城门要有过所才能通行，下面涵洞又设有水栅，两相呼应，管理严格，才能确保皇城安全。

　　隋大兴城有106坊，唐朝增至110坊，后因兴建兴庆宫和十六宅，变为108坊，不断修建扩充,唐长安城成为面积达83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的特大城市。排水系统影响到整个城市的正常运作，实际上长安城排水系统遍布于由街、坊组中，基本每个里坊内外、横街、十字街等路两侧都会有排水明沟。

　　唐长安城八水环绕，引水入西市，既通水运，又解决了供水和排水问题，是西市繁荣的基本条件之一。

　　又到多雨时节，城市的排水系统更是决定了城市和百姓的命运。雨水和污水是否会向街道和居民的住宅逆流？废水是否会张开大口将城市吞没？百姓生命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个亘古就有的问题，要靠一座城市的“良心”来回答。

　　位居在中原腹地的河南省为何要叫做“河南”呢？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处于黄河以南，所以叫做河南。这个名字虽然没什么新奇的，但是我国从古至今，它就是逐鹿中原的核心区域，有着九州之“中州”的美称。横跨黄淮大平原，因此这里又有着“中原”之称。

　　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中原大省，数千年来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也有人说：“一部中国史，半部在河南”，这句话从另一个层面解释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多远，河南的历史就有多远。纵然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样的说法是否有些太过于夸大其词？

　　河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历史的精华浓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河南孕育了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据考古发现证明，约50万年前河南境内已经出现了原始人；约10万年前，已经具有智力的卢氏人也是出自河南。所以，中国古代祖先之一，就在河南繁衍生息，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中华民族的人根之祖，皆源自河南。

　　华夏文明也是在此地初露曙光，9000年前，河南先民在这里拉开了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先河；7000年前，治铜、纺织、酿酒、玉器等手工业在河南起步发展；5000年前，皇帝在河南建立了中国国家最早的雏形“有熊国”；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1个完整的国家夏朝在此地建立，某种程度上说，河南的发展史确实是中国的诞生史。

　　第二：中国古代众多王朝在河南建都地，这里从古至今都是政治风云舞台。古人曾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地处九州之腹的河南，一直是的大舞台。从古至今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共有20多个朝代在此。

　　建都，中国古代八大古都中，出自河南的“开封、洛阳、郑州、安阳”就占有其中之四；除此之外，河南的许昌、商丘、南阳、邓州等11个城市，都曾先后担任过都城。

　　这里不仅有着中国最密集的古都群，多次改写中国历史的战役也从河南打响，催生了商王朝的鸣条之战，发生在战国时期的渑池之会，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政治事件，不断改写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历史。

　　第三：河南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至高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南，早在9000面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广泛种植谷物；上古时期用来耕种的铁农具、青铜工具也在河南诞生。古代伟人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业发展，《《齐民要术》等多部古代农学著述，都诞生于河南。

　　另外河南的手工业、商业同样活跃繁荣，早在8000多年以前，河南就已经出现了制陶业、纺织业、酿酒业；汉唐时期河南更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基地、丝织业基地。据历史学家考证，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易市场就是现如今的商丘火神台，之所以会将做生意的人称之为“商人”，将做生意称之为“商业”，就与商丘的商部落有关。

　　综合以上种种方面，“一部中国史，半部在河南”确实有其道理，辉煌灿烂的河南的历史，一定程度上，确实能代表中国的半部历史。

　　1、专诸：

　　专诸，屠户出身，对母亲非常孝顺。伍子胥知公子姬光想杀吴王僚，于是便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姬光。

　　吴王僚违背了兄位弟嗣、弟终长侄继位的祖规而接替父位。因而本想继位的公子姬光心中不服，暗中伺机夺位。

　　公子姬光相当厚待专诸，并敬其母。专诸感其恩，以死相许。但念老母在堂，行刺之事犹豫不决。其母知道事情后为成全专诸成大事自缢而死。

　　时机已成熟，专诸已将锋利的“鱼肠”剑暗藏于烧好的鱼肚之中，行至王僚座前，忽地抽出匕首，猛刺吴王僚，吴王僚立即死亡。旁边卫士一拥而上，刀戟齐下，将专诸砍为肉酱。

　　2、聂政：

　　聂政，轵邑深进里人。聂政携母及姐隐迹于齐国，在市场做市贩屠狗生意。其人仁孝侠义，武功高超。严仲子遂赴齐，寻至聂政所居，数次登门拜访。

　　聂政到严仲子府问得其仇家具体情况，并谢绝严仲子为他提供的敢死队相助的要求，只身去韩国为严仲子报仇。

　　聂政仗剑直入韩府，诸多甲士反应不及，聂政以白虹贯日之势长剑已刺入侠累胸膛，侠累顷刻命丧。顿时府中大乱，甲士们齐上围攻聂政，聂政自杀。

　　3、豫让：

　　豫让最初是给范氏，然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都是默默无闻。直到他做了知伯的家臣以后，才受到重用。

　　知伯向赵襄子进攻时，赵襄子和韩、魏合谋将知伯灭掉了，赵襄子最恨知伯，就把他的头盖骨漆成饮具。

　　豫让逃到山里，他更名改姓，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被发现后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赵襄子满足了他这个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4、荆轲：

　　秦国的将军王翦攻破赵国，俘虏赵王，占领了赵国大部分的国土，进军向北侵占土地，到达燕国南部的边界。燕国的太子丹很害怕，就请求荆轲刺杀秦王。

　　燕国有个勇士秦武阳，十二岁的时候就杀过人，人们不敢同他正眼相看，于是叫秦武阳做荆轲的助手。

　　面见秦王之时荆轲拿了地图捧送给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全部打开，匕首就露了出来。于是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着匕首刺秦王。还没有刺到秦王的身上，秦王非常惊骇。秦王的侍臣上前，斩杀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