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一夫多妻合法的时代，有钱人皆以多妻为荣，相互攀比，无论是文人官僚，还是地主商人，又权有钱之后的第一个考虑，可能就是纳妾。

　　韩非子说：“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买妾。’”孟子甚至说：“齐人乞食，亦有一妻一妾。”汉魏年间的《典论》：“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于内，恐富贵更娶妻妾。”由此可见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观念的影响之深。

　　一夫多妻，特别是皇室多妻在不少时期其开支费用过大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东汉时陈蕃上书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曰：‘盗不可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陈蕃清楚地说明了一夫多妻足以贫国的道理。

　　在很大程度上，一夫多妻制的盛衰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晴雨表。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经济都比较脆弱，老百姓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尚未稳定下来，土地大量荒芜，人烟稀少。统治阶层目睹前朝灭亡，从思想上或多或少认识到前朝的腐败特别是后宫无限制的膨胀是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一夫多妻在数量上有所控制。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前朝灭亡的教训也已淡忘，一夫多妻制就进入繁荣时期。皇帝首先开始疯狂地无限制地占有女性，如汉武帝时“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可以推测，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人口素质还是人口数量。在明代以前，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六千万以下徘徊，这除了各种自然因素外，一夫多妻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自然生殖的法则，同一个时代男女性别比例差别是很小的，以保持男女比例平衡。但是盛行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打破了这种平衡，特别是皇室后宫对女性占有数量的庞大，再加上同时代各个阶层的多妻，使得社会底层很多男子无妻可娶，终生独身一人。

　　然而一夫多妻并未能实现人们多妻多子的愿望，仅是满足了“一夫”的生理欲望，以及占有欲。西汉时，后宫平均宫女约五千人，但西汉15个皇帝共生育子女58个，平均每人不足四个子女，与民间一夫一妻生育率大致相等。

　　一夫多妻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多种因素，现代科学证明遗传是其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皇帝选拔健康、聪明、漂亮、美丽的女子入宫，显然也是为了优生优育，以希望保持皇室高贵的血统。但是，他们占有很多智慧、聪明、漂亮的女性，而又“聚而不御”，就对中国古代人口带来了巨大影响。

　　一夫多妻制的结果使得留在民间的女性无论长相或智力都极为一般，按照遗传科学，这种做法，显然对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提高不利，特别是几千年来一代一代这样的选拔，其影响非常深远。正如梁启超的一句话：“它有害于养生，有害于传种，有害于蒙养，有害于修学，有害于国计。”

　　在几千年中国的文化中，酒文化站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酿酒与喝酒都是一种非常普片又特殊的社会活动，所以说历朝历代对酒的政策都有所不同。那么古代为何要对酒进行管控呢？哪个朝代管控的最严呢？

　　对于国家来说，酒这个东西是不能忽略的。首先酿酒需要粮食，当口粮不够的时候，国家必然要限制酿酒的活动，甚至发布禁酒令。如何平衡酿酒与存粮之间的联系，这是一门学问。

　　其次，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一般都是高盈利的行业。在古代能够开办酒坊的往往都是富商巨贾，财富在他们手中过多集中对于国家来讲未必是好事。所以国家关于酒的政策产生变动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

　　最后，酒的属性特殊。没有它不会影响日常生活。酒能使人上瘾，饮多会醉会伤害身体，所以人们又将其作为引起祸乱的根源。因此，历朝历代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酒施行种种不一样的政策。

　　禁酒的规矩

　　夏、商两朝都是因为最后的君主嗜酒而引发的动乱，尤其是商纣王更是“登峰造极”地弄出了酒池肉林。所以西周的统治者痛定思痛，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

　　百姓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有权喝酒，而且不可聚众饮酒，一旦违反禁酒令就要面临被砍头的危险。西周的禁酒令是中国第一个制式的禁酒法典，也成为后世禁酒的根据。

　　而秦国经过商鞅的调理之后，对“酒”更是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商鞅认为酒是消费品，而且是暴利的消费品，所以讲究国力积累的他不仅禁止百姓酿酒，而且对官方售卖的酒施以重税。通过这种方式，百姓更多地选择囤积粮食，重税下的售酒业又为国家贡献了巨额的收入。

　　作为继承秦朝制度的西汉依旧如此，尤其是汉朝刚刚建立时社会还不稳定，统治者害怕反对势力聚众闹事，甚至规定３人以上无故聚在一起喝酒的就要罚款，数额高达“金四两”。

　　历史的车轮到了唐朝，由于商业开始逐渐发达，统治者不可能再简单干脆地禁酒了。因此，政府制定政策：酿酒、卖酒都要进行登记，并对其生产经营规模划分等级。

　　此时的酒水买卖成为了一种特权，不再是谁都可以踏进的门槛，可是门槛里的“特权户”们也未必轻松。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巧立各种苛捐杂税。酒水产业成为了重点目标，此举直接导致了唐晚期酿酒业的衰败。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经影响深远，它从隋唐时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从出现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种由朝廷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选拨官吏的制度，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选拨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越来越变得僵化、腐朽，最终被更加现代的学校替代。

　　不过，说到“科举”，经常会有个词一并被人们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实中国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开始的。

　　早在元朝时，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连诗赋一起考，会让士子们弃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这又造成文体“卑弱”，士子风气愈发萎靡，同时也认为科举取士过于“浮华过实”，所以，元朝的政府，对于科举并不是特别认可，屡兴屡废。

　　明朝建立后，初期因为急用人才，荐举一度很兴盛，但是随着政治稳定后，朱元璋开始极为重视科举考试，荐举“恐开私悻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便衰落，科举正式成为帝国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士子应答也只能“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气行文。因而从出题范围、答题标准到试卷文体都成为定式。

　　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时代，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掌握了这些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及第从政后，便可以此为基础，彻底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毫不动摇”的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而统治阶层则不会担心知识分子反对孔孟之道，同时也压制了异端学说，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维护了皇权。

　　将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之中，同时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标准，除了强化思想上的统一，防范“政无所统”、“人言各殊”，还有考试制度方面的考虑。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时间精力有限，面对漫无边际的典籍，几乎无法备考。

　　从汉代开始，儒学经典便开始作为学校里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广等编著《四书大全》、《五经大义》颁布天下，作为各级官学及科举的法定教科书，排斥各家之学，只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士子们应试，按照《明会要·选举》记载，“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凡不合者，无缘中式”。

　　当时人即指出：“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锐的将这种做法比作“秦始皇焚书”之举，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这些评论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明代的“八股取士”学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将文化专制政策发挥到了新的阶段。

　　虽然“八股取士”制度“统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范作弊上却是“有所见树”。因为自古考试，没有不作弊的，宋代时有人以试卷内容或者开头结尾中用虚词作暗号，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时，根据前朝防止作弊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采取糊名、誊抄等措施外，要杜绝作弊，还要必须从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

　　八股文结构题材有特别的限制，它由“破题”，即破释题意，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顺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对破的分别，并且多为对偶句；“承题”，就是承破题的意思，进一步阐明题意，有正承、反承、顺承、逆承之分，但必须要与破题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须要明快关联；“起讲”，也是议论的开始，这里必须要用圣贤的口气，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来句，或用对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须总结全题，简明扼要；“入题”，又称之“入手”，用三五句将上文带入本题；接着便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中间都要具体规定，不得擅自为之，最后“落下”收尾。

　　在如此细致规范下，士子们必须严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难。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须用相同的虚字，如果违反，试卷作废。这样一来更加防范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知识分子宁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接受死板的考试，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试。八股文虽然在防范作弊上有所进步，但是也将考试的僵化刻板发挥到了极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

　　随着“八股取士”产生的恶劣后果远远大于其实际效用时，那么这种考试制度越来越不受士人们喜欢，也越来越阻挡着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

　　南宋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曾经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科举考试产生以来，如何将评卷标准化、客观化，一直是考试制度最难以实现的要求。范冲淹指责当时的考生：“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宋朝《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但是士子们往往不守规矩。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也说：“今经义、论、策一道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体格，以返浑淳。”所以，明朝时，八股文的字数上有严格的限制。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道，限字五百；“四书”义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间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为准，否则试卷就作废。如此一来，使得八股文，在评卷过程变得比从前更加客观和标准，也更加有效率。当然，这种“标准”和“客观”，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义了。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先进思想传入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良制度，以改变虚弱残破任人宰割的现状，“八股取士”首当其冲。“戊戌变法”时，八股文变先于科举制废除，虽然其后，又被恢复，但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无关及第当官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彻底被废除，从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历史舞台。

　　古代殉葬制度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现象了，人死了竟然还要拉一个活人去陪葬，简直毫无道理可言。但是在封建时代，大家这么多做竟然还给安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了。据说有些殉葬还会拿童男童女，那古代的殉葬制度到底是怎么挑选殉葬对象的呢？

　　在古代的封建王朝时期，当时可以说有非常多的规章制度，并且这些规章制度都是让人觉得发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活人殉葬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说是非常残忍的，对人们也是很不公平，有的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殉葬，也有的被杀死之后再殉葬，不管怎么样来说这对这些无辜的人都是非常无不公平的，但是他们生在当朝的朝代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种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其实古代的人用殉葬这种制度，就是为了那些达官贵族去世了之后能够有个好的兆头，他们一直认为有人殉葬的话，这些人死后的灵魂将会继续为这些达官贵族的人所服务，但是这是是一种封建的思想罢了，那他们埋葬的大人是为了当作奴隶，那为什么有的人下葬的时候是需要童男童女的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特别是那种皇室的人去世了之后，他们都需要大量的人去跟皇上一起陪葬，也有很多人迷信都愿意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们在死后还能继续的服侍皇上，但是如果遇到有人反抗的话，皇室的人将会将他杀害，再扔下去陪葬，对这些人来说是非常的残忍的，他们之所以用人陪葬，就是为了能够在黄泉路上有人陪伴着皇上，更多的就是让他们继续当作奴隶一样。

　　而那些帝王家所选用的童男童女陪葬，就是因为童男童女七窍未开，仙气还没有散尽，在帝王去世之后这些童男童女可以帮助自己，尽快的升天早登极乐世界，更多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童男童女们把这些皇室的人死后带到另外一种世界上，所以古代的人也是非常的迷信，他们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死后的帝王们获得更好的待遇。

　　若提起“丞相”这个词，相信大家脑海中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臣。如果再提起“宰相”这个词，恐怕大家脑海中浮现出的词汇依旧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既然“丞相”与“宰相”都是指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元老重臣，那么二者是同一个官职吗？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丞相为官职，宰相为习惯用语

　　关于“宰相”与“丞相”，大家往往都误以为它们是一个相同概念。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丞相与宰相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丞相是一个明确的官职名称，而宰相则是对辅佐君王处理政务者的一种习惯性称呼，并非一个官职或官位。

　　丞相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纷纷设置相国之职，辅佐国君处理国政。不过，这个相国和今日所讲的丞相并不是一个官职。丞相本是指协助相国处理政务的官职，是相国的副手。到战国后期，丞相逐渐侵夺了相国的权力，丞相正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

　　秦朝统一六国后，依旧设置丞相一职，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西汉建立后，承袭秦代的制度依旧设置丞相，命其辅佐皇帝，如汉初之萧何、曹参等人就曾官拜丞相。正因丞相位高权重的特性，也就奠定其在人们心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不过，丞相作为官职并非如常人想象的一直出现在历史中。西汉哀帝时，延袭了三百余年的丞相之名就被改为了“司徒”，自此之后，除蜀汉与曹操掌权时曾短暂设过丞相，丞相之职几乎就在历史中消失。直到唐代设左右丞相，丞相之名才再次在历史中出现，并延续至明太祖废除丞相为止。

　　宰相这一名称的出现于丞相几乎相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庄子》中就以有了对宰相的记载，《吕氏春秋》中更是直言：“如果上天要降灾祸于国君，宰相可以代替国君受过。”

　　只不过宰相不同于丞相，它并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宰”其意指主宰、管理之意；“相”本意为相礼与人，但也有辅佐之意。是故，将“宰”“相”二字连用，用于指代那些辅佐君王处理朝政的臣子，如丞相、尚书令、同平章事等。

　　丞相是宰相，但宰相不一定是丞相

　　祝总斌先生曾经对中国宰相的性质作出过精辟的定义，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要一个官吏拥有了以下几项权力，就可以被称之为“宰相”：1、必须拥有能够和皇帝商量政务的“议政权”；2、拥有“执行权”，能够监督、督促百官执行政务。这两项权力缺一不可，只要缺少了一项就不能被称为宰相。

　　因此，按照祝先生的标准来看，汉代的丞相作为三公之首，不仅能同皇帝商量军国大事，还能监督百官（九卿）处理政务，作为宰相也就理所因当。

　　然而，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丞相这一个官职可以被称之为“宰相”。

　　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尚书省（或称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有时会是尚书左仆射）；唐代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宋代的同平章事均可被称为“宰相”。明代的内阁首辅与清代的军机大臣虽然也是位高权重，但是按照祝先生的标准，他们没能同时拥有“执行权”与“议政权”，无法被称为宰相。

　　是故，丞相与宰相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只要担任丞相基本都可被称为“宰相”，但并不是只有丞相可以被称为宰相，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官职可被称为宰相。

　　宰相、丞相、相国，这三个官职听起来很相似，大意上看起来似乎也职责类似，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回事，有人觉得他们的区别就是：相国权倾天下，丞相是政府领袖，宰相是皇帝助理。那是不是这样呢？正确解释是什么呢？

　　宰相

　　宰相最通俗易懂的含义就是：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需要注意的是“通称”，不管任何朝代，只要是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都可以称为宰相。

　　宰相是通称，更是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宰相的正式官名也在不断的更替，先后出现过：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

　　据记载，商周时代已有太宰、尹、太师之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相的名称正式出现。如管仲为齐国相，蔺相如为赵国相等等。

　　秦朝，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有时分设左右，称为“右丞相”，“左丞相”，以右为上。

　　汉朝仿秦制，丞相为正职，御史大夫为副职。

　　汉成帝时，丞相一人难以处理繁多的政事，于是立三公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以大司马、大司空、丞相为三公。

　　史传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皆为辅佐君主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太宰与相就合称为宰相。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

　　宰相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例如汉代的丞相可以称之为宰相，很长时间就是一个人，魏晋南北朝的录尚书事可以算宰相，唐代的三省长官，甚至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算宰相，宰相就是一群人。辽朝早期设北、南面官，有所谓北宰相、南宰相，有学者认为是可汗之下统帅部族的首领，非宰辅性质，存疑。

　　丞相

　　丞相，是代替皇帝统帅文武百官、辅佐皇帝总理国政的最高官职。

　　丞相是宰相制度中，具体的官职名称。

　　战国时期的秦国(秦武王二年任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最先开始使用丞相之名。

　　宰相是最高官职的通称，也是一种制度；丞相是最高官职的一个称呼。宰相不一定都叫丞相，宰相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官职对应。

　　假如记不住哪个朝代的宰相具体称呼是什么?可以直接说某朝宰相，这样称呼不会错。

　　相国

　　相国（相邦）作为一个正式的官称出现要比丞相早，相国（相邦）和丞相是两个不同的职位。

　　并且丞相最初出现是相当于相国（相邦）的副手，相国（相邦）的地位要高于丞相。

　　后来相国逐渐被丞相取代，到吕不韦后，秦国不管出土文献和传统史料就都不在见相邦和相国的记载。

　　秦国丞相权力发展到顶峰，应该就是在赵高担任丞相期间。

　　庸的《射雕英雄传》是陪伴了一代人的记忆，只要那个音乐响起，“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逐草四方沙漠苍茫”，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那些场景。

　　木讷的郭靖，守家卫国，固守襄阳城，一身武艺献给家国大义，何等的江湖血性，令人心潮澎湃。郭靖是虚构的，但是金庸老爷子经常是参考历史原型写的。

　　循着郭靖的人生轨迹，在历史上搜索，确实找到了很多地方重合的人物。那个人，叫做郭宝玉。

　　郭宝玉的名声不响亮，但是他的祖辈，是唐朝很有名的将领郭子仪，郭宝玉继承了祖辈的遗风，通晓天文，熟读兵书兵法，十分擅长骑射。

　　在金末，他驻守在定州，但是天下局势十分明显，郭宝玉抉择之后，投向了蒙古，被人引荐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听闻过郭宝玉的名声，知晓他擅长兵法，见迟迟攻打不下撒马耳干，便询问了郭宝玉的意见，心中也存了试探的意味。

　　郭宝玉观察了多日，城池难攻，又是行军多日，再攻打下去，怕是会失败，于是建议成吉思汗安营驻扎。驻扎之后，郭宝玉日日观察，想要找出破绽，却毫无头绪，这是一座铁城，防御坚固。

　　成吉思汗决定直接强攻，但是城中守将兵马果敢，直接冲进了蒙古军队，一瞬间，破坏了队形，令成吉思汗措手不及，伤兵一千，自损八百。

　　成吉思汗气急，第二日，堵住城门，不让城中守将有出来的机会，但是万万没想到，城中出来的不是将士，而是一群庞然大物。他们行军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居然是大象军队！

　　体型庞大，身披厚甲，就连最锋利的弓箭也无法射穿他们的护甲，这样的大象军队，如入无人之区，横冲直撞，毫无阻挡，蒙古军队不过是人肉之躯，哪里能抵挡住大象的冲撞，这样的作战方式，让蒙古军队几乎快要溃败。

　　成吉思汗望着这样的局势，心急如焚，郭宝玉站在身侧，内心十分忧虑，这样下去，恐怕要战败。他望着这些庞大的大象，灵光突现，想起了火，他曾见过兵书上说，一旦遇到,象阵，可以火攻，大象最怕火。

　　郭宝玉连忙告诉成吉思汗，果然，成吉思汗命令下去，火把，火油和鞭炮，一下子燃烧了起来，原本强势的大象瞬间慌乱，一下子就失去了阵势，散了开来。

　　这场本要失败的战争瞬间被扭转了。

　　郭宝玉的厉害之处，在于局势极差的时候，还能准确运用兵书上的计谋，这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临危不惧，才是真厉害。

　　近几年，《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一类盗墓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大火，摸金校尉这个以往不怎么常见的词也跟着火起来，为大众所知。

　　摸金校尉是专门从事盗墓工作的人，在不少作品里都有出现。但是在古代真有摸金校尉么？摸金校尉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古代肯定是有盗墓的，但是叫不叫摸金校尉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因为当时很多陵墓的陪葬品都是稀世珍宝，非常值钱，但是盗墓终究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普通人害怕天谴，那就只有交给不怕这些东西的人去做了。

　　摸金校尉是中国古代一个盗墓者的门派。

　　据史书记载，摸金校尉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当时魏军的领袖曹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用。摸金校尉盗墓主要依靠观风水、辨气象，以《易经》为宗旨，以定位古墓的穴位。

　　在三国争霸初期，曹操的势力范围仍然很小。有些时候，打下的城池往往还没来得及休整，就已经换了新的主人。地盘"朝秦暮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在占领的地盘上盘踞多久。于是，打下的城池经常被洗劫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很难实现休养生息的目的。

　　军阀混战使曹操的大军无法长时间休整，也使流离失所的农民看到春种却等不到秋收。这好比刚刚做好的一锅饭，转眼间却变成了别人的盘中餐。于是，在短时间内筹到军饷成了诸侯们四处杀伐攻战的先决条件。

　　为了解决自己的粮饷问题，曹操把目光放在了盗墓这个古老的行当上。众所周知，西汉中期，经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的繁荣使得当时厚葬成风。这也就为曹操偷坟掘墓，盗取金银财宝以充军饷提供了条件。

　　"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类专司盗墓的官职在曹操的军队里便应运而生。

　　曹操之时，摸金校尉乃从正规的军事编制。曹操之后，盗墓者皆各自为政，同行之间并无师徒之分，凡以摸金之法盗墓，均为摸金校尉，摸金校尉多以个人行动为主。

　　明代挑选宫女皆奉钦命而行。据史载，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将举行大婚，先期从全国挑选13至16岁淑女5000人。

　　随后，皇帝分遣内监挑选美女，每百人以齿序立，内监巡视，说：某稍长，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出，遣回1000人。次日，诸女又分立如前，内监谛视耳、目、口、鼻、发、肤、领、肩、背，有一不合法者去之，遣回1000人。

　　随后，又听其声，令稍雄、稍窳、稍浊、稍吃者去之，遣回1000人。第三日，内监各执量器，量女子手足，令诸女周行数十步，目的在于观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巨者，举止稍轻躁者，又遣回1000人。

　　最后剩下的1000人，皆召入宫。然后，分遣年长的宫娥将其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入选者仅300人。在宫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论，刚柔愚智贤否，入选者仅50人得封嫔妃，其余皆沦为宫婢或仆役。

由于古代历史上一些习俗和规定，因此历史上幼帝还是非常的多的，那这些幼帝最后是不是都掌权了？又有哪些最后是能自己去亲政的呢？

在中国古代12岁是一个重要节点。以十二为界限。十二以下登基为幼帝。就来看看明清两朝有哪些幼帝最后自己掌权亲政了。（注这里面都是虚岁，按周岁有的得减二）。

明英宗：9岁登基

1427年11月29日出生。在过了百天不久，即出生四个月的时候就被册封为太子。在1435年1月31日，父皇明宣宗死了。这时候的朱祁镇也就七岁零几个月。

所以在登基后，很长时间里就是外朝三杨，内朝张太后负责。随着自己长大，需要尽快掌管政权，即迅速亲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亲征。

结果自己被活捉了。后来回家可就不再折腾了。当然土木堡的锅由王振背。

明神宗：10岁登基

1563年9月4日出生。1572年7月5日（隆庆六年），父皇死了。这时候他才快九岁，也就二年级吧。但就得承担皇帝义务。

前十年里，有母后李太后、大伴冯保、首辅张居正负责。在张居正死后，亲政。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没有军功的话，就需要抹黑他们。冯保去了南京，张居正被抄家。所有权力收归君王。

顺治：6岁登基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出生。父皇皇太极在1643年9月21日驾崩。这时候福临也就五岁半，还在幼儿园。所有事情都由叔父摄政王多尔衮负责。

在1650年12月31日，出猎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逝世。福临可以提前亲政，上来第一步就是抹黑多尔衮。削除封号爵位、罢撤庙享谥号、籍没家财等身后惩处。实现了皇权集中。

康熙：8岁登基

爱新觉罗·玄烨出生于1654年5月4日。1661年2月5日，父皇福临病死。这时候康熙也就6个半生日，一年级也没到。就糊里糊涂当了皇帝。之后多年里生活在父王所留的四个顾命大臣下。

1667年，14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大赦天下。但事实上不行。到了1669年6月14日，鳌拜进见时被逮捕。确立了君王威望。

之后平定三藩，威望完全树立。

同治：6岁登基

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4月27日出生。1861年11月11日登基，这时候也就五岁半。和父亲颠沛流离在承德避暑山庄。

在同治大婚后，两宫太后也不愿交权。之后身体不好（染上梅毒or压力大），反正死了。亲政没有成功。

光绪：4岁登基

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6月28日出生。1875年1月12日，表哥同治驾崩。这四岁都不到就登基了。

十五年后，即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亲政。一是慈禧没怎么放权；二是自己太年轻，甲午对日作战惨败，又用年轻人康梁折腾，威望丢失。最后被软禁。

宣统：3岁登基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出生。到推诿才刚满六周岁。所以就没啥亲政不亲政了。之后张勋折腾过一次，给日本人当傀儡一次。一生也是传奇的帝王。

总结

在一个王朝中，基于父死子继的制度与其他的继承方式，冲龄登基是常有的。如何实现真正也就成了重中之重。

做大事：军功。这一点来校最快，但风险很大。明英宗、清德宗就是走这条路失败的。

玩政变、搞臭：明神宗、顺治、康熙这都做的很好，很绝。这种情况下越绝越能加强权威。

一般也就这两条，毕竟政治从来都是简单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