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产生于春秋战国，在以前称为宦官，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直到隋唐时期，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到了明朝，所有的宦官都被称为太监。那么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太监是谁？

　　孙耀庭是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西双塘村的一个贫穷家庭。开始，孙耀庭的父母在村里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干活，孙耀庭可以免费在这里学习。后来，孙耀庭的父母沦为乞丐，无奈之下，孙耀庭的父母决定送他去当太监。

　　公元1909年，孙耀庭净身为封建王朝太监。1916年，15岁的孙耀庭当上了太监。

　　1916年，原清朝载涛贝勒处要人，孙耀庭就去了载涛处当差。1917年孙耀庭离开载涛处，不久进了紫禁城，伺候九堂副督领侍任德祥，后又伺候端康皇太妃、“皇后”婉容。

　　1924年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倒戈进京，把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溥仪躲到他姑母荣寿固伦家，随着钻进日本驻华使馆。

　　孙耀庭出皇宫后，曾在摄政王载沣家里继续伺候婉容。一个多月后，婉容找溥仪去了。从此，孙耀庭结束了太监生涯。

　　之后，当了8年太监的孙耀庭回到老家静海县，生活靠兄弟来接济。在乡下，他收到了妇女们的闲言碎语，他在乡下住不下去了。

　　两年后，他重返北京，住进了北长街的兴隆寺，和四十多个同命运的太监住在一起。后来，孙耀庭为了生活，在大街上捡煤渣、废品。

　　“文化大革命”后，孙耀庭住进广化寺一直到逝世。孙耀庭是中国最后一位太监，他还出版了自传《中国最后一位太监》。

　　顺治皇帝福临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就是因为豪格和多尔衮两人的势力相当，谁也无法做皇帝。可是，随着福临成为顺治皇帝之后，多尔衮的权利越来越大，豪格慢慢背多尔衮使计弄死，多尔衮一人独大。

　　在这期间，福临跟多尔衮的关系究竟如何？随着多尔衮一步步的称谓福临的皇叔父、甚至太上皇？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福临的登极，既是有幸的，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大福降临，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个儿童皇帝，无权无势，形同傀儡。

　　他与叔父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他无法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只要有多尔衮在，他就要生活在皇叔摄政睿亲王的阴影里，有名而无实。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jiǎn)除。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

　　第二步，独揽大权。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

　　第三步，分化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豪格定罪幽禁。通过这个案子，将豪格进行降罚。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

　　第四步，整死豪格。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先是，尽管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豪格随军从征。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不久，派豪格西征。豪格下西安，平陕西。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

　　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多尔衮藉此又将豪格定罪，下狱。三月，豪格猝死，年仅39周岁。一说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给杀了。多尔衮杀掉豪格后，还霸占了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

　　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皇室里的权利和地位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顺治和多尔衮的关系，也就都大抵如此吧!

　　离婚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其实在中国古代的离婚者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孔子，但其离婚的是非、真假，一直到现代仍存在争论。

　　据《孔子家语·本姓解》所记，孔子19岁时，娶了宋国的丌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了儿子，孔子是当时鲁国的文化名人，国王鲁昭公听说后，送来了鲤鱼，以示祝贺。孔子觉得这是家门莫大荣幸，遂给儿子起名“鲤”，因是头胎小子，取字“伯鱼”，后孔子与亓官氏离婚。

　　据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也曾“出妻”，原因是原配施氏连生9个女儿，却未能生出一个儿子。后来，已是老头的叔梁纥将孔子的母亲、当时年仅17岁的颜徵娶回家，这才有了孔子。另外，孔鲤、之其孙孔伋（子思）都有与老婆离婚的经历，故有“孔氏三世出妻”一说。

　　“孔子离婚”一事，直到唐代才被曝光，首次将其曝光的是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然而，不少现代学者都在质疑，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里并没记载孔子离婚的事情，已逾千年的唐代才曝光，可信度不高。

　　儒家文化讲究“礼”、“仁”，而且，“孔孟之道”的另一人、亚圣孟子也曾闹过离婚，最早曝光孟子闹离婚的，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

　　他在《荀子·解蔽篇》中称：“孟子恶败而出妻”，意思是孟子讨厌其妻子的不良品行，担心败坏自己名声而提出离婚。孟妻做了什么样不好的事情，让孟子要“出妻”？原来仅因坐姿不雅。

　　孟母是一位十分明了事理的女人，仅因儿媳妇坐姿不雅，儿子就提出离婚，孟母觉得十分荒唐，遂引用古礼“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来提醒儿子：你去你老婆的房间，不提前招呼一下，进去时也没一点声响，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孟子听罢，很是自责，此后再也不敢提与妻子离婚的事了。

　　离婚，在古代基本上是丈夫的权利，但妻子也不是不可以提出离婚。如果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叫“请去”或“求去”，这意思很简单，我与你过不下去了，请求你放过我，让我走吧。除“七出”之外，古代还有“义绝”、“和离”和“违法断离”三种离婚通道。“和离”便可能是女方主动提出的。

　　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中，宋代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李清照与后夫张汝舟的离婚，在当年最轰动。李清照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赵挺之子、金石家赵明诚，俩人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明诚病死于建康（今南京）后，孤独无助、身心憔悴的李清照，改嫁给了张汝舟。谁想张汝舟贪财，图的是赵明诚留给李清照的金石古器。在发现李清照并没多少财产后，张汝舟对李清照拳打脚踢，施以家暴。作为一名知识女性，李清照决心和张汝舟离婚。

　　“杞人忧天”是指杞国有个人担忧天会塌地会陷，自己无处存身，便整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这个词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是庸人自扰和无谓担心的代名词。

　　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夏代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延绵1500多年，国君为姒姓，禹的后裔。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家喻户晓，然而在杞国故城当地却流传着另一个说法：孟姜女姓姜，是齐国贵族的大女儿，也是齐庄公的本家妹妹，后来嫁给了杞国人杞梁。这杞梁本是杞君的本家，孔武有力、勇名远扬，而且事母至孝，由于喜好舞枪弄棒，不懂稼穑，不善经营，家道衰落，在杞国难以为继，才带着媳妇、老娘来到商业发达的齐国临淄谋生。

　　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550年，齐庄公想重振霸业，出兵伐晋，无功而返，于是想乘机攻打莒国。杞梁因为勇猛无比，经朋友举荐，作为先锋参加了这场战斗，杞梁屡立战功，最后不幸战死。齐庄公大胜凯旋，没有忘记英雄杞梁，准备把他隆重地安葬在临淄郊外，并亲自前去吊丧。

　　这时杞梁的媳妇孟姜女不干了：“吊丧有在郊外的吗？这不符合理法吧？如果杞梁有罪，就不要安葬了。如果没有罪，就请君主把杞梁还给我，我们回老家安葬他吧，俺家还有婆婆呢。”

　　就这样孟姜女将杞梁的遗体运回了杞国，在杞国城北的公墓，停棺三日。

　　孟姜女抚棺大哭，这对恩爱夫妻，转眼间就阴阳两隔，孟姜女伤心至极，涕泪俱下。也许是那年雨水多？汶河河水大涨，久泡城墙，再加上杞国的城墙都是用泥土筑成的，或许就是巧合，这时杞城的北城墙轰然坍塌。

　　这件事，东汉王充的《论衡》和邯郸淳的《曹娥碑》都有明确记载，说孟姜女哭倒了杞城的北城墙。到了西晋时期，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记载了此事，只是有所夸大，说孟姜女哭倒了整个杞城。

　　另外，前544年，杞国国君的亲戚晋平公，就是当时诸侯的霸主，集结各路诸侯帮助杞国修复城墙，也正是那个时候，看来，杞国城墙坍塌确有此事。

　　当时百姓以为孟姜女哭夫哭塌城墙感天动地，由此而流传下来。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历史上的第四位皇帝，他在历史上或许没有那么强烈的存在感，但是他在位期间实现了仁宗盛治。那赵祯是个好皇帝吗?宋仁宗在位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勤政爱民的事情？关于宋仁宗是不是明君历史又是如何评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短命的皇帝，他们在位短短几年甚至是几个月就驾崩了，这些皇帝在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在这些短命的帝王中，也有少数在位时间比较久的皇帝，历史上在位超过四十年的皇帝屈指可数，而且他们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响当当的名号，比如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

　　纵观这几位在位超过四十年的皇帝，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王朝在他们的治理下，走向了强盛之路。他们或许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却是百姓心中的好皇帝。而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也是个在位超过了四十年的好皇帝。

　　也许相比较于汉武帝和康熙帝这些人，宋仁宗可能没有做出像他们一样的丰功伟绩，但是，后世却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宋仁宗执政时的北宋，那就是“仁宗盛治”。宋仁宗是个很有人情味，很仁慈宽厚的皇帝。北宋在他的统治之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历史对宋仁宗最高的评价。

　　宋仁宗知人善任，勤俭克己，广开言路，仁政爱民，他十二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的时间，成为了宋朝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公元1063年，五十四岁的赵祯驾崩，仁宗是他的庙号。一个“仁”字，就是对他的褒奖跟肯定，他是后世人心中当之无愧的好皇帝。

　　程婴救孤故事，围绕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孤儿的生死存亡，程婴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与屠岩贾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程婴（?—约前583）春秋时晋国义士，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颂。相传他是古少梁邑（今陕西韩城西少梁附近程庄）人，为晋卿赵盾及其子赵朔的友人。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杀赵，灭其族，朔客公孙杵臼与之谋，婴抱赵氏真孤匿养山中，而故意告发令诸将杀死杵臼及冒充孩儿，后景公听韩厥言，立赵氏后，诛屠岸贾，婴则自杀以报杵臼。

　　晋景公三年（前597年），赵氏家族遭难。司寇屠岸贾追究刺杀晋灵公的主谋，罪名加在赵朔之父赵盾身上，把赵氏全族诛灭（有一说法是，赵朔当是并未被诛，后被屠岸贾假传灵公之命，而自杀的）。

　　当时只有赵朔的妻子幸免于难，因为她是晋成公之姊，在宫中避祸。朔妻身怀六甲，如果生男，则是赵氏不灭。因此，保全和绝灭赵氏的两方，都盯住了这个尚未出生的遗腹子。

　　此时，公孙杵臼见到程婴，问程婴为什么没有为朋友殉难，程婴说：“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这时程婴已抱定殉难的决心，但是把保全赵氏后代放在首位。二人心意相通，遂为救援赵氏后代结成生死之交。

　　不久，赵朔妻产下一个男孩。屠岸贾风闻后，带人到宫中搜索。赵朔妻把婴儿藏在裤子里面，又幸亏婴儿没有啼哭，才躲过了搜捕。为寻万全之策程婴找到公孙杵臼商量办法，公孙杵臼提出一个问题，个人一死难呢，还是扶持孤儿难？

　　程婴回答，个人一死容易，扶持孤儿难。于是，公孙杵臼说出一番计划，请程婴看在赵朔对他的深情厚谊的份上，担当起扶持孤儿的艰难事业，杵臼自己则选择的是先去赴死。

　　计划已完，他俩谋取别人的婴儿（一说是程婴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包上华贵的襁褓，带到山里，藏了起来。然后程婴出来自首，说只要给他千金他就说出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告密获准，程婴带着人去捉拿公孙杵臼和那个婴儿。

　　公孙杵臼见了程婴，装得义愤填膺，大骂他是无耻小人，既不能为朋友死难，还要出卖朋友的遗孤。然后大呼：“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求把他一个人杀了，让婴儿活下来。自然，公孙杵臼的要求未被答应（应允），他和那个婴儿都被杀了。

　　程婴和公孙杵臼的调包计成功，人们都以为赵氏最后一脉巳被斩断，那些附和屠岸贾的人都很高兴，以为从此再不会有人找他们复仇。程婴背着卖友的恶名，忍辱偷生，设法把真正的赵氏孤儿带到了山里，隐姓埋名，抚养他成人。

　　15年以后，知情人韩厥利用机会，劝说晋景公勿绝赵氏宗祀。景公问赵氏是否还有后人，韩厥提起程婴保护的赵氏孤儿。

　　于是孤儿被召入宫中。孤儿此时已是少年，名叫赵武，景公命赵武见群臣，宣布为赵氏之后，并使复位，重为晋国大族，列为卿士。程婴、赵武带人攻杀屠岸贾，诛其全族。

　　赵武20岁那年，举行冠礼，标志着进入成年。

　　程婴觉得自己已经完成夙愿，就与赵武等人告别，要实现他殉难的初衷，以及了却对公孙杵臼早死的歉疚心情。他其实也是以一死表明心迹，证明自己苟活于世，决没有丝毫为个人考虑的意思。赵武啼泣顿首劝阻，终不济事，程婴还是自杀了。

　　程婴和公孙杵臼的事迹，后世广为传颂，并且编成戏剧，出现在舞台上，甚至流传到海外异邦。他们那种舍己救人、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直为人们所钦敬。

　　程婴忠实于友谊，公孙杵臼不忘旧主的品格，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

　　北魏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立子杀母的朝代，但却成为制度化了。

　　“立子杀母”始于汉朝，在北魏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体现，按前朝的规矩，立了皇子的必须杀母，防止其篡权。那么是谁首创了“立子杀母”这个规矩呢?是在什么情况下立的呢？

　　“立子杀母”为汉武帝刘彻首创，因汉武帝晚立幼年的儿子作太子，因担心太子年少，日后登基，其母钩代夫人会摄政，使外戚独揽朝政，所以汉武帝晚立幼年的儿子作太子同时赐其母钩代夫人死。北魏立子杀母是效仿汉武帝。

　　自此以后便多有沿袭此制者。如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就比较典型地沿用了这个制度。拓跋珪以前的百年之中拓跋族是“母强子立”的局面，新君继位往往依靠母舅族的力量，拓跋珪自己之所以取得政权便在于取得了母族贺兰部落的支持。

　　而为了使日后新君的继立不受外族干扰，维持拓跋族至尊无上的地位，道武帝才不得已立下了如此严酷的制度。道武帝的宠妃刘贵人生太子拓跋嗣后即被赐死。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立储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立子杀母”虽然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做法，但是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王位继承过程中，母以子贵固然多有，立子杀母的现象也曾存在过，主要流行于北魏建国初期，其实此种作法滥觞于西汉之武帝。

　　“立子杀母”历史由来

　　汉武帝是汉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其做了五十四年皇帝，然而他在晚年却疑心病很重.在佞臣江充制造的巫蛊事件中，逼得戾太子最后自杀身亡。汉武帝虽有六个儿子，但戾太子死后，因此为嗣君问题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只能把眼光锁定在晚年所得的非常像自己的幼子刘弗陵身上，但其时刘弗陵还只有五、六岁，因此他又担心刘弗陵的母亲会专权而动摇刘氏的天下，于是就盟生了这个立子杀母的念头。汉武遗嘱，令立太子刘弗陵，是为昭帝，而杀其生母钩弋夫人。

　　当时有人提出疑问，汉武帝说，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对此，早有论者指出“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明人张燧《千百年眼》）

　　钩弋夫人赐死后，有人对杀母立子的做法不能理解，《资治通鉴》记载了武帝的一段解释：“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立子杀母”后世沿袭

　　北魏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就比较典型地沿用了这个制度。当时的后妃都不愿生太子，因为母以子贵成了母以子死。

　　道武帝的宠妃刘贵人生太子拓跋嗣后即被赐死。然而孝明帝母胡太后（亦称灵太后），居然能使宣武帝在去世之前立七岁的元翊为太子时，废了这个传统（有人说是因为宣武帝信佛，不忍杀生而废的）。

　　元翊继位后，胡太后便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专擅国政，与内宠结党营私，并与其小叔子清河王元怿等人淫乱宫帏，最终竟与人合谋鸩杀亲子孝明帝。真的被汉武帝说中了。

　　清朝

　　清朝咸丰也差一点行立子杀母之事。咸丰六年，清文宗宠妃那拉氏生子载淳，当立为太子。大臣肃顺等人担心那拉氏一旦成为太后就会恃势专权，劝咸丰效法汉武故事以绝后患。咸丰帝犹豫未决。虽临终时给了皇钮钴禄氏一道密诏，若那拉氏真有越轨行为，即可立即赐死，以绝后患。

　　咸丰不能自己在生前绝此后患，却把难题留给了东宫，东宫哪里是西宫的对手呢？所以十九世纪的中国真是祸乱丛生，又一次被汉武帝不幸而言中了。

　　说起宇文柔奴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若提起点酥娘，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名震北宋京城的歌舞伎。可民间更多的赞美是柔娘，尤其是在岭南一带有口皆碑，被老百姓们誉为“神医”。

　　宇文柔奴，即柔娘，点酥娘。此女堪称是很特殊的一位，本身就是色艺名妓，还是一位白衣使者。

　　在古代，女人从医是件很稀罕的事。作为妓女出身的神医，就更是一枝独秀了，参考历代文献并不见与之相媲美的。

　　宇文柔奴的父亲本是一位御医，不小心被冤枉入狱，死于狱中。她的母亲不堪忍受这突来的打击，急火攻心卧倒在床，不久撒手人寰。可怜幼小的柔娘，面对着双亲的离去，心中无比悲痛。

　　然而，更糟糕的是她的叔叔将她卖入京城的“行院”。说起来她的叔叔还算有点良心，没给她卖到妓院，因为行院与妓院是有区别的，行院是以艺娱人，而妓院多以色娱人。

　　柔娘天资聪颖，娇艳可人，行院的老鸨很喜欢她，不惜花血本精心培养，希望她将来能成为头牌。经历过家庭不幸的孩子，懂事都比较早。柔娘不负所望，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声名远播了，亭亭玉立的如一朵花一样。但柔娘总觉得行院不是长久息身之地，她要找机会脱离苦海。

　　一次，有个姐妹生病了，柔娘陪同前去陈太医那里去治病。柔娘的父亲和陈太医是多年的交情，陈太医听闻柔娘的叔叔将她卖到妓院了，也曾多方寻找，一直未果。他没想到柔娘就在京城的行院里，更没想到会突然地出现在他眼前。陈太医立即托人找政府官员，打点银两将柔娘赎出了行院。

　　柔娘很勤快，在陈太医那里打下手，得到了街坊四邻的普遍好评。她喜欢读医书，将父亲留下来的药方仔细研究，结合临床实践，再加上陈太医的亲自指导，一些常见病已能独自诊治了。

　　哪个少女不怀春啊，柔娘的柔情对善诗作画的王巩敞开了。这王巩可是个多产的作家，传世的作品有很多，而且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柔娘被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深深地吸引了，怎奈王巩家中已有妻室。

　　柔娘是真的爱了，宁愿做王巩的歌女也愿意。可就是这位歌女，在王巩落难之时，陪伴他走不毛之地，度过人生最凄苦的时光。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与苏东坡交情颇深的王巩也被处置，被贬到岭南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务。当时王巩的妻妾、下人，大多都走了，唯独柔娘愿意跟随着王巩去赴任。

　　苏东坡对王巩被牵连一事很内疚，总感觉愧对王巩，经常去信问寒问暖，交流一些诗画方面的知识。柔娘也对苏东坡很熟悉，经常与之交流的是医疗健康的话题，苏东坡可是养生有道，岭南一带多顽疾，曾建议王巩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

　　柔娘心地善良，在一段行院生涯中尝尽人间辛酸，同情社会底层弱者，亲自上山采药，开始了为百姓们治病的生涯。

　　这一干就是五年，五年的时间足够验证一个人的技艺，柔娘以其一身医道救治岭南百姓，被誉为“神医”，颇受百姓爱戴。

　　后来柔娘随王巩回京师，这件事还被传为美谈。苏东坡也早有耳闻，在与王巩叙旧时，特地问起柔娘，“广南风土，应是不好？”宇文柔奴平静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苏东坡深受感动，当即为之填下《定风波》一词，“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点酥娘的名字由此而传开，还有王巩与柔娘的坚贞爱情，也被人们广为颂扬。

　　“神医”并不神秘，柔娘只是一位普通的歌女，但她视岭南百姓如己出，如同她爱的坚贞一样。原来，不管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道与德都是并驾齐驱，共浮沉的。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闭关自守的两个亚洲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正如我们所知，两国接下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日本迅速崛起，不仅西方国家用200多年才完成的产业革命，在日本人手上只用了二十几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还通过对西方教育体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导入，而使日本发展成为亚洲最早的近代化强国。

　　对此，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感概，这是一个重大例外!当“所有其他由非西方的土著居民居住的海外地区，都落入欧洲列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只有日本人逃脱了被征服的命运。”

　　为什么日本能够近代化而清朝不能_中国近代化与日本的比较_中国历史网

　　而中国的命运则要悲惨得多：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丧权辱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扭曲发展道路。那段苦难的岁月留给中国人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

　　如果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主动迎接近代化的挑战，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近代以来的悲剧呢?以日本的实例来看，理论上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可历史事实是，尽管中国也启动了一系列近代化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但最终都失败了，成效甚微。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裹足不前，异常缓慢，原因何在呢?

　　对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并给出了很多解答，包括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比如：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丧失了历史机遇，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落后，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等等。

　　一些国外学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看法。例如，日本学者山本新就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清朝是征服者的王朝。满族统治着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族。

　　在山本新看来，清朝曾经是成功的，它收揽了汉族，怀柔了北方的游牧民，出色地解决了两大难题。然而，正当清朝放枕高眠的时候，出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三大难题，即受到近代西方的挑战，以至无策以对。

　　当形势恶化时，征服王朝愈加笨拙，遂比过去的汉族王朝更加丧失威信，进而只考虑维护自己的政权和本民族的利益，而不能站在绝大多数民众一边，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

　　山本新认为，“假如是汉族建立的王朝，就会出现为全局着想的先觉者，发挥先导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发生50年，就在于德川幕府是大和民族建立的政权。”

　　其二，清朝的统治阶层是文官而不是武士。

　　这一点与当时的日本有很大不同。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是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改革派。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他们对日本的军事劣势反应迅速，把“富国强兵”政策作为变革的重点，尤其是“强兵”。而在文官统治传统牢固的地方，不会把军事价值摆在最优先位置。

　　山本新同时指出，中国的科举制度不分出身贵贱选拔人才，要比世袭制度好得多;然而，对于熟读传统经书、通过科举考试当上高官的人来说，是不容易接受外来知识和技术的，因为转成“洋学”，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特权，所以往往会成为保守派。

　　其三，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着无以伦比的绝对优势，因而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当新的文明兴起并与之接触时，就会因高傲自大而根本不承认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也不会正视自己的落后及采取相应的对策。

　　面对蒸蒸日上的全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想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日本却意识到对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于是采取主动接纳的态度，“脱亚入欧”，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人们常用“貌似潘安”来夸赞一个男人的美貌，潘安俨然成了千古美男的代表人物。

　　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又美到什么程度呢？

　　潘岳，乳名叫“檀奴”，后世文学中“檀奴”或“檀郎”也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

　　潘岳不仅人长得好看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很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在文学史上他也占有一席之地，擅写悲情文章。

　　生活中潘安是个好男人，十余岁定婚，对发妻杨氏一往情深。后来杨氏去世，潘安写了不少悼亡词，缠绵悱恻，情真意切，是中国此类题材中最早的名篇。

　　可惜其人功利心太重，后陷入“八王之乱”的政治漩涡之中，终落得身首异处。后世褒贬不一，但千百年来，他已成为美男子的符号，鲜活在成语典故、诗词曲赋、古今小说中。

　　潘安这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才子，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司马炎结束三国鼎立局面建立西晋后，22岁的潘安任太尉贾充的属吏，他做了一篇《藉田赋》被司马炎大加赞赏，却招致了朝中大臣的忌妒，由于他们从中作梗，潘安十年没有升迁。

　　潘安一生之中做官最高做到黄门侍郎，还做过多年的七品县令。虽然怀才不遇，潘安还是勤政廉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后在政坛屡升屡降，直到元康六年（296年）前后，回洛阳做京官，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曾经恃才傲物的翩翩少年如今鬓发花白，饱尝宦海艰辛，学会了趋炎附势。为贾氏外戚集团进行文字煽惑。

　　精彩之笔，当数搞垮太子的阴谋。

　　那个时候正是贾氏集团呼风唤雨的时候。贾南风想废掉太子，潘安也被搅入了这场阴谋之中。一次太子喝醉了酒，潘安就被安排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并让太子抄写。太子早已醉得神志不清，依葫芦画瓢地写了一通。

　　潘安拿到太子写的文章以后，再勾勒几笔，把它变成了一篇谋逆的文章，导致太子被废，太子的生母被处死。虽不是策划者，但潘安在这起阴谋中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子死后，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名，联合另外七位司马家的皇族一起发动了兵变，入宫除尽贾氏党羽，史称“八王之乱”。

　　潘岳从前就得罪过赵王，赵王司马伦夺权成功后，他立刻抓了潘安，并判了他一个灭三族。

　　潘安和石崇是好朋友，两个人一同被处死，临刑前潘安称石崇为石友，于是后人对潘安的人品多有贬论。

　　以元代大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之六》最为有名：“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认为潘岳文品与人品严重不统一。倒是他的美貌有口皆碑，于是人们就只记住了他的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