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妇女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说，大禹治水时，曾娶涂山氏女为后，而涂山氏女是狐精，其足小。也有的说，殷末的纣王的妃子妲己也是狐精变的，但是她的脚没有变好，就用布帛裹了起来。由于妲己受宠，宫女便纷纷学她，也把脚裹了起来。这都是神话传说，当然不能成为当时女子缠足的依据。

　　也有的说，缠足始于隋。相传隋炀帝东游江都时，征选拉纤美女上百名。其中有一个叫吴月娘的，让父亲为她特制了一把小刀，并用长布条把小刀裹在脚底下。然后又在鞋底上刻了一朵莲花，走路时一步印出一个莲花印来。荒淫无耻的隋炀帝见了，想玩赏她的小脚，就召她近身。

　　吴月娘解开裹脚布，突然抽出刀来刺向隋炀帝，没想只刺中了手臂。行刺不成，吴月娘便投河自尽了。事后，隋炀帝下旨，凡裹足女子一律不得选入宫中。但是，民间女子为纪念月娘，纷纷裹起脚来。此后，裹脚形成了风气。

　　还有的说，缠足始于五代。那时，南唐李后主的嫔妃打娘能歌善舞。李后主专门制作了高6尺的金莲，用珠节绸带缨络装饰，命打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呈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从而使舞姿更加优美。

　　后经研究考证，真正兴起女子缠足之风是在北宋。但是，当时妇女缠足并不普及。缠足者仅限于上层社会，缠足者只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称为“快上马”，与后世的“三寸金莲”有所区别。

　　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女子以不缠足为耻。

　　到了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要求，女子的小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

　　淸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各阶层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

　　女子脚的形状和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丑的重要标准，甚至会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女子的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和关注。据说，当时的江浙一带，世家大族女子无不裹脚。若裹脚至三寸则以为做女子分所应得。若寻常居家者则个个脚皆三四寸，若五寸外，不但做媒者碍口，则女子自己亦觉难以见人，必不敢至亲友处赴席。

　　至出阁时，亲友见其脚大，无不耻笑，甚至有的“满床脚大鲺鱼”取为浑名，大脚女子均羞愧不能自容，且有以脚大而为本夫所弃者。有如西方曾流行过的束腰习俗及现代的减肥热一样。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

　　1、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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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2、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

　　3、宋徽宗

　　公元1125年11月，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成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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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下发了“罪己诏”后，把皇位交给了他的儿子赵桓，开封存亡之时，他自己却带着一帮亲信人马去了江南，在镇江建造庭园，不但准备长期留居，而且扣留东南地区的物资和军队，不予北援，他要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大权，继续他的皇帝生涯。

　　4、崇祯

　　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

　　崇祯皇帝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崇祯皇帝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

　　5、顺治

　　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作七大方面: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未尽孝道，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恩惠緮鲜，友爱之道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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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用人“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宦官，“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每日?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实属亘古第一人。

　　历朝历代的处理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老皇后”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作为前任皇帝的皇后，无论新任皇帝是嫡出还是庶出，她都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因为他是前任皇帝的正室，是新任皇帝的嫡母或者继母（如清宣宗道光帝之与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

　　真正存在不同的是庶出皇帝生母的地位问题。

　　两宫并尊

　　这是明清时期最常见的模式，庶出的皇帝在尊嫡母为皇太后的同时，也尊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是为“两宫并尊”。如明神宗朱翊钧的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和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再如清王朝的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和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

　　虽说是“两宫并尊”，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从宗法地位上而言，嫡母皇太后的地位要高于生母皇太后。

　　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一起祭祖，管事太监为了巴结慈禧皇太后，将两块跪垫并排放在了一起。慈安皇太后一看便知道是太监们在刻意巴结慈禧皇太后，于是噗通跪在了次席的位置，说先帝（清文宗咸丰帝）有原配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在上，自己作为继室、不敢僭越居于首席。

　　这话其实就是指桑骂槐、说给慈禧皇太后听的，是在告诉慈禧皇太后：“别看现在你我都是皇太后，可我是妻、你永远是妾!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慈禧皇太后也只得老老实实跪在了旁边的地砖之上，气得直咬牙。可人家占着理，慈禧皇太后干生气，就是没辙。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故事、未必是真事儿，但它说明了一点，虽然号称“两宫并尊”，事实上嫡母皇太后的地位还是要高于生母皇太后的，至少台面上必须是这样。

　　这一点明王朝则做得更加彻底，虽然都是皇太后，却只有皇帝的原配皇后才有资格系帝谥、祔庙，即便是继后也不行，原为侧室的皇太后就更加没有资格了。

　　同样以明神宗时期的两位皇太后为例，陈太后、李太后死后虽然都被谥为了皇后，但都没有加上明穆宗朱载坖的帝谥“庄”，只有明穆宗的原配孝懿皇后李氏的谥号系上了帝谥“庄”并将神主祔庙，而陈太后和李太后的神主只能供奉于他处。当然，继室陈太后的地位还是要略高于侧室李太后些许。

　　嫡母为尊

　　虽然明清时期皇帝的嫡母和生母都会被尊为皇太后，但在明王朝之前的一些王朝，并不都是这样的配置。

　　以宋王朝的宋哲宗赵煦为例，在宋哲宗即位之后，被尊为皇太后的只有他的嫡母、宋神宗赵顼的皇后向氏。而宋哲宗的生母朱氏就只能屈居太妃之位了。终宋哲宗一朝，朱氏的身份一直都是太妃而非皇太后。直到宋徽宗即位之后，才将朱氏追谥为了钦成皇后。

　　当然，朱氏的身份虽然只是太妃，但她毕竟是皇帝的亲妈，和其他太妃的等级还是有所区别的。元祐年间，宋哲宗的祖母高太后下诏尊崇朱太妃，提高了她在后宫之中的地位和待遇，仅次于自己和儿媳向太后。

　　绍圣年间，向太后又下令进一步提高了朱氏的待遇——为她居住的地方建立宫殿、称“圣端宫”，改乘车为乘舆并规定朱氏可以由宣德东门进出宫廷、百官上笺称“殿下”，同时还追赠朱氏的三位父亲（生父、继父、养父）为太师、太保。基本上除了一个皇太后的名分，朱氏该享受的待遇差不多都享受了。可就是这个皇太后的名分，朱氏至死也没能得到。

　　为什么？因为有妻向氏在，她永远都是妾。

　　特殊的两宫并尊

　　前面说到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大前提，那就是新任皇帝是前任皇帝的儿子。如果不是呢？情况又不一样了。

　　以明世宗朱厚熜为例，他并不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儿子、也不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儿子，而是明孝宗的侄儿、明武宗的堂弟。最初明武宗的生母张太后的想法是让明世宗先过继给明孝宗为嗣子，之后以“皇子”身份继承大统。

　　可初到北京的时任兴王朱厚熜不干了，坚持自己是继统而非继嗣。因为明武宗的传位遗诏已经昭告天下，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也只能妥协，同意明世宗以藩王身份继统而不继明孝宗之嗣。

　　即位之后的明世宗随即拉开了“大礼议”的大幕，其中心思想就一句话——给亲爹朱祐杬争皇帝名分。经过与群臣的拉锯，明世宗如愿以偿地将父亲由兴献王升格为了兴献帝、继而是睿宗宪皇帝。与此同时，明世宗生母蒋氏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先是被尊为了兴献后，继而是兴国太后、本生章圣皇太后、圣母章圣皇太后。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妯娌二人居然同时成为了明王朝的皇太后……虽说是特殊的“两宫并尊”，但因为之前的过节，明世宗对自己的那位伯母张太后一直都不待见，张太后的日子过得远没有蒋太后那么舒坦，张太后去世之后的一应丧葬待遇也几乎被明世宗降到了皇后、皇太后的最低标准。

　　无缘皇太后之位的前任皇后

　　这里主要是说的“兄终弟及”模式，新任皇帝是前任皇帝的兄弟或堂兄弟等等。如此一来，前任皇帝的皇后只是新任皇帝的嫂子、弟媳等等，被尊为皇太后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如宋太宗赵匡义即位之后，宋太祖赵匡胤的继后宋氏。宋太宗的生母昭宪杜太后早在建隆年间就被宋太祖尊为了皇太后，宋太宗即位之后，她依然是皇帝他妈。虽然已经作古了，可把杜太后的儿媳宋氏尊为皇太后，又置杜太后于何地呢？

　　因此，宋太宗只给了宋氏一个“开宝皇后”的名分。什么意思呢？我只认你是我哥的皇后，仍然享受皇后待遇，但仅仅是“前朝皇后”而已，与本朝无关。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后，明武宗的皇后夏氏差不多也是类似待遇，上徽号“庄肃皇后”、以示与明世宗皇后的区别，但只称皇后而不称皇太后。

　　综上所述，新皇帝即位后，理论上“老皇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但“兄终弟及”的情况除外。

　　但庶出皇帝的生母却要分情况而定，有的朝代庶出皇帝的生母是可以被尊为皇太后的，但有的朝代不行。即便出现了所谓“两宫并尊”的情形，嫡母皇太后的宗法地位也依然要高于生母皇太后，这就是为什么慈禧皇太后大慈安皇太后两岁，却一生只能称慈安皇太后为“姐姐”的原因所在。因为慈安皇太后是妻，慈禧皇太后是妾。

　　至于明世宗在位期间的张太后与蒋太后，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作为普遍现象来看待。

　　皇太后是皇帝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按照古代继承法，这两者常常不一致。古人治国讲求孝道，礼仪纲常是国家基石，皇帝必须垂范，所以，即便是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出现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不能处罚，更不能赐死。

　　不过，皇太后和太皇太后不是一般人，她们首先是政治的产物，既然是政治人物，就不可避免陷于政治斗争。由于政治斗争，被皇帝赐死的皇太后至少有两位。

　　皇太后与皇帝的关系

　　古代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位男子可以有多为妾，但是只能有一位妻，皇帝也不例外。皇帝的妻，即皇后，其她的嫔妃统称妾。妻，亦称嫡妻，妾，亦称庶妻，妻所生儿子称嫡子，妾所生儿子称庶子。嫡长子是家族政治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只有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庶长子才有资格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

　　自然，皇帝去世后，随着新皇帝上位，原来的皇后就升任皇太后，原来的皇太后就升任太皇太后。从太皇太后、皇太后，到皇帝、皇后、太子，统称嫡系，身份是君。

　　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讲，皇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帝是平等的，是法统唯一承认的亲缘关系。假如皇帝跟太后、太皇太后不存在血缘关系怎么办?对不起，你必须承认，因为你继承皇位的前提条件就是嫡系，必须与原来庶系生母割断母子关系。

　　历史上很多皇帝登基后，都不敢对亲生母亲有超越礼仪的封赏，更谈不上承认母子关系，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其实远离生母恐怕也是避免尴尬的最好办法，否则母子相见，母亲还得给儿子叩头。这就是宗法制的死板，带来的负面效应。

　　按照这个规定，皇帝赐死皇太后，就等于杀了亲生母亲。在古代，无论是从法律还是道德上讲，都是不被允许的。

　　皇太后犯罪了怎么办

　　可是，万一皇太后犯罪了怎么办？处罚还是不处罚？

　　比如，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与假太监嫪毐私通生子，甚至阴谋作乱。再比如郑庄公的母亲，暗中帮助公子段谋反。

　　当然不能用法律直接处罚了，因为在古代礼法才是根本大法，按照礼法，子为父隐是合法的，也就是说，长辈犯法，晚辈有义务替他隐瞒，不算犯罪。自然，皇太后、太皇太后犯罪也不能处罚，否则反而是皇帝违法。

　　所以，郑庄公和秦始皇只能发誓与母永世不相见，作为对母亲的精神惩罚。

　　臣民会不会有意见？没人会有意见，因为太后和太皇太后，不光是皇帝的母亲和奶奶，她们还是天下臣民，所有人的母亲和奶奶，谁敢说三道四？皇帝想处罚，天下人还不干呢。

　　历史上死于皇帝之手的皇太后

　　凡事都有特殊，虽说皇帝不能公开赐死皇太后和太皇太后，但是她们的身份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她们首先是政治人物，逃不脱政治利益的纠葛，当她们与皇权产生矛盾冲突时，结局恐怕就不一定按理出牌了。

　　晋武帝第二任皇后杨芷，是第一任皇后杨艳的堂妹。杨艳是晋惠帝的生母，杨艳去世前，怜惜儿子年幼，恳求晋武帝立堂妹杨芷为后，以照顾晋惠帝。晋惠帝登基后，杨芷被尊为皇太后。

　　可是，杨芷的父亲杨骏，与皇后贾南风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结果杨骏失败被杀，家族一千多人被灭口。杨芷也被牵连，剥夺太后尊号，反过头来给儿媳贾南风磕头，求她饶过自己的母亲庞氏。

　　后来杨芷被圈禁于金墉城，连续八天不给供食，被活活饿死。杨芷之死，虽然贾南风是幕后黑手，但晋惠帝的默许罪责难逃。

　　如果说晋惠帝杀母还有点遮掩，海陵王完颜亮杀嫡母徒单太后，则非常露骨并极其残忍。

　　海陵王完颜亮是金朝唯一不被承认的皇帝，没有谥号和庙号，后人只能称他为海陵王。完颜亮靠政变杀害金熙宗上位，按古代法律，完颜亮登基后，册封嫡母徒单氏为皇太后，生母大氏为太妃。

　　不过徒单氏对完颜亮残暴的行为并不认可，多次训斥他弑杀金熙宗，及酒后失德的行为。本来就对生母不能立太后就很不满意的完颜亮很生气，多次威胁要杀掉嫡母皇太后。好在大氏与徒单太后关系良好，在大氏的劝阻下，完颜亮隐而不发。

　　后来，完颜亮决定发动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行动，徒单氏激烈反对，惹怒了完颜亮，他恶狠狠地说：“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于是派人将徒单太后，杀害于宁德宫，连她身边的十几名奴婢也一起杀光。

　　事后，完颜亮仍觉得不解气，又把徒单氏的尸骨，扔进河里以泄愤。

　　这可能就是历史仅有的皇太后被皇帝杀害事件。

　　可见，作为地位最尊贵的女性，皇太后哪怕有违法犯罪行为，也不会遭到皇帝的杀害。

　　相反，由于政治斗争，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反而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那时候，皇帝再也顾不了孝道了，也不在乎天下人的指责了。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想要染指权力，除了依靠出身皇族血统，或者依靠美貌执掌后宫，或者依靠科举从政做官，或者手握兵权以及进宫当宦官，还有一种就是凭借自己外戚的身份，家族一荣俱荣。

　　国舅是外戚里的典型代表，作为皇后或宠妃的兄弟，一般正值壮年，往往可以有所作为。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国舅爷，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国舅卫青和唐太宗时期的国舅长孙无忌。这二人，一武一文，分别辅佐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以雄才大略著称的皇帝。不过，这两位只是国舅里的杰出代表，大多数时候，国舅在历史中的出场往往伴随着外戚专权。

　　到底不是一家的

　　外戚又叫做“外家”、“戚畹”，就是皇帝的母族、妻族。帝王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甚至有改朝篡位者，造成天下混乱，翻开二十四史，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这是为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戚的掌权与宦官夺权有着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借替并不怎么英明、对政事并无敬业之心的皇帝分担工作为名而参与朝政，逐渐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外戚凭借的是自家女眷当了太后、皇后或者皇帝的宠妃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外戚和宦官是皇家内部一体化的异物，当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

　　对于外戚来说，在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年幼之时，权力便有机会握在皇帝的母亲之手；或者是皇帝虽然是成年人，但太后、皇后强势，这时候，他们要巩固手中的权力，一定会选择提拔亲信。

　　提拔谁呢？自己娘家人自然是首选，娘家的哥哥、弟弟、侄子们，才是太后、皇后们最值得信任的人，因为咱们是一家人。至于朝中那些大臣，不过是拉拢利用，待到自己权力稳固之后便可以随意过河拆桥。

　　至于婆家那些皇族王爷们，则到底不是一家的，他们是自己夺权的最大阻碍，对于太后、皇后们而言，除之而后快。当年慈禧为了抗衡八大臣，选择了和咸丰的弟弟奕联手，但一切不过是权宜之计，互相利用而已，搞定八大臣之后便将奕排挤出去。

　　舅舅、女人和狗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是东汉中期以后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

　　东汉章帝以后，皇帝多因有病或被害而短命。皇太后怀抱幼主处理朝政，说起来，并不是每个太后都有强大的政治才能，于是她们常常请父兄掌握朝廷实权，把小皇帝彻底变为有名无实的傀儡。

　　一旦皇帝长大，不甘心受制于外戚，为了夺回大权，保障自己的地位，往往与宦官定谋，依靠自己的奴才驱逐或削弱外戚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宦官立了大功，接着又控制了朝政。这样，“舅舅、女人和狗”之间，便出现了外戚与宦官开展拉锯战的情况。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事件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发生在汉和帝时期。窦宪（章德皇后兄，和帝舅舅）“以侍是内于机密，出宣诰命”，“威权震朝廷”，“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朝臣上下莫不附之”，权倾朝野，开始出现了外戚专权的局面。公元92年（永元四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定谋，迫使窦宪兄弟自杀。但从此宦官也因此得势，开始直接参与朝政。

　　第二次是在殇帝、安帝时期。邓太后（殇帝母亲、安帝祖母）让自己的哥哥邓骘掌握国柄。邓太后一死，安帝乳母王圣和宦官李闰等人无情铲除了邓氏势力。但随后当时朝廷的权要之事，都由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处理。

　　第三次发生在汉顺帝时期，阎显（顺帝皇后阎姬的兄长）处死宦官江京，独揽大权。几个月后，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联谋杀死阎显，诛除阎氏。

　　第四次发生在冲帝、质帝和桓帝时期。梁太后临朝，委托其兄梁冀辅政，梁冀复立桓帝。“专擅威柄，凶恣日积”，使外戚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桓帝虽为梁氏所立，亦对梁氏深恶痛绝，“遂与内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密谋诛冀”。最后梁氏一族是被诛了。

　　等五人同日被封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情况，在东汉大约持续了一百余年。无论是外戚专权还是宦官擅政，都使政治更加腐败。

　　舅舅打不过外甥

　　不过，尽管历史上很多外戚权势很大，声势显赫，但是在权力斗争中无一不是失败，最终，王朝还是那个王朝，皇族还是那个皇族，追其原因，还是与封建王权的宗法继承制度有关。

　　封建王权有着严格的宗法继承制度，只能是皇帝传给从自己儿子中选出的太子，实在不行，就传给自己的弟弟、侄子等其他皇族子弟，理想的状态下，便是如此薪火相传，千秋万代。而其他任何人是没有继承大统的权利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在凡事都要找个合祖宗王法理由的封建时代，一个“名不正言不顺”就足以毁灭一切。

　　所以，尽管外戚的舅舅们可以凭借姐姐妹妹的荣华富贵而掌握权力，却始终不能凭借这层血缘关系染指最终的皇位。

　　吕雉率领下的吕氏外戚权倾一时，但吕雉始终承认，这还是刘姓天下，始终未曾试图将自己的吕姓子弟扶上皇位;武则天由于自己的过人智慧和政治才能，坐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未曾达到的最高点，然而，武则天死后，仍旧将皇位传给了李氏家族；而慈禧，也不得不在丈夫的皇室宗族中不断选择接班人。

　　所以，舅舅始终是舅舅，外甥才是那个拥有保持皇位血统的人，无论舅舅曾经怎么强大，最终都不可能战胜外甥，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

　　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公元10）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筦。

　　其名称是在当时托古改制的风气下，由儒家刘歆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王莽企图表面上说要以此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但实际上首要目的是增加新莽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为构成这一国家的政权基础的豪族权门大谋私利。

　　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都系承袭汉武帝刘彻以来旧制。

　　酒的专卖，武帝时一度施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后废除，改收酒税，新莽时恢复专卖，规定卖酒毛利三分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费用，七分作为纯利入官。名山大泽产品的征课，过去亦曾实行。

　　这时更规定，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的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收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为“贡”（相当于后世的所得税），经营这些产品不向政府申报和申报时有隐瞒的，产品没收，并罚一年劳役，以示惩诫。

　　五均赊贷，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制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主要在几个大城市中施行，也旁及郡县。

　　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当时将六个实行五均的大城市，即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称为五均市，原长安市令及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其他郡县设司市，大体由地方官兼任，统称市官。市师下有交易丞五人，又称均官，钱府丞一人，又称钱府官，分别掌管均平物价、收税和赊贷事宜。

　　五均是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

　　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百分之三，即年利百分之三十六）。

　　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2）才准备废除，第二年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早几年，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依据中国南北朝时南梁伐魏之战改写的历史小说《奔流》，很是火了一把。被世人惊羡为“战神”、“千古第一名将”的“白袍将军”——陈庆之，也就由此使更多的人知晓了。

　　据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晚年再读《南史·陈庆之传》时，也曾“热血沸腾，掷书而起”，并圈点满幅，批注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本为梁武帝萧衍的内侍，据说围棋下得很好，曾陪伴萧衍下了二十多年。“高祖（梁武帝）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正月，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魏在彭城降梁，并请求梁武帝派兵接应。

　　梁武帝以陈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俊等率梁军前去接应。回军后，又任命陈庆之为宣猛将军、文德主帅，并率2000人送梁武帝萧衍的次子豫章王萧综入镇徐州。

　　假如这豫章王萧综真的是梁武帝萧衍的儿子倒也罢了，毕竟做儿子的替老子镇守徐州，是分内之事。可惜的是萧综老疑心自己是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并在人类史上首次用了“滴血认亲”的亲子鉴定。

　　五月，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魏军2万进逼徐州，陈庆之迎战，只敲了一通鼓便击溃魏军前锋。六月，世界战争史上最滑稽的一幕上演了，作为梁军主帅的豫章王萧综，在一个夜里打开彭城北门，只带了两个随从，投奔魏军去了。

　　作为主帅都叛逃到敌方阵营去了，梁军在魏军的冲击下开始溃散，“诸将莫能制止”。魏军入彭城，梁军损失十之七八，只有陈庆之斩关夜退，所部得以全归。

　　二年后，陈庆之与领军将军曹仲宗联合进攻北魏涡阳，初战陈庆之率麾下轻骑200人突袭5万敌军，破其前军，魏军震恐。最后在被围困的情况下，陈庆之鼓舞士气连破魏军十三座连营，取得大胜，并将涡阳收复为南梁之地，设置为西徐州。

　　公元528年，北魏内乱。契胡首领尔朱荣攻入洛阳，杀北魏王室和朝臣2000多人，并立魏彭城王之子元子攸为帝，是为“河阴之难”。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降梁，并请梁朝出兵助其称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梁武帝以元颢为魏王，并以陈庆之为假节、飙勇将军，率兵7000人护送元颢北归。——由此，才掀开了“白袍将军”陈庆之千里奔袭，前后作战47次、攻城32座的不世奇功。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陈庆之率七千猛士白袍白甲踏上北征之途。魏将丘大千率众七万分筑九城，陈庆之率军一日之内攻占三城，迫使丘大千投降。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军2万人来援，进屯四面绕水之考城，陈庆之命部下在水面筑垒，攻陷其城，全歼2万羽林军，俘元晖业并租车7800辆。梁军直趋洛阳，所过之处，魏军望风而降。五月，元颢于睢阳称帝，封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武都公。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如此的歌谣传入洛阳，满朝震惊，魏帝元子攸分派部众扼守荥阳、虎牢等地，以保卫京都洛阳。陈庆之7000部众攻荥阳多日不下，时魏军各部数十万从多方增援而来，渐次形成合围之势。

　　陈庆之解鞍秣马，对将士们发表死战宣言，乃亲自擂鼓攻城，只一鼓，梁军便悉数登城，俘魏将杨昱并7万守军。不久，元天穆等引兵围城，陈庆之遂率3000精骑背城而战，大破之，北魏数十万大军不战而逃。

　　魏帝元子攸单骑北逃，北魏宗室元彧、元延明率百官迎元颢入洛阳，大赦天下，全然没有想到黄河北岸尔朱荣还统帅着数十万北魏精锐，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率7000白袍军的陈庆之便向元颢提议，准备从南梁再调援军以备战。可惜元颢和他手下的心腹大臣深恐陈庆之兵强马壮难以驾驭，提前上书梁武帝萧衍：“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

　　陈庆之是彻底绝望了，他想到元颢曾封自己为徐州刺史，就想移军徐州、背依南梁，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元颢大恐，对陈庆之说：“梁武帝把洛阳之地全权委派给你，你若去了徐州，就是贪图富贵而忘了国家。”

　　陈庆之便不再坚持。元颢占据洛阳才65天，契胡首领尔朱荣就率领数十万北魏精锐进逼洛阳。元颢所统帅部队本没有斗志，在北魏精锐骑兵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元颢被杀，洛阳城也为尔朱荣所占。陈庆之独木难支，收容步骑兵数千人结阵东撤，行至嵩山时，因河水上涨，山洪暴发，梁军士卒死散殆尽。陈庆之只好剃除须发，化装成僧人，辗转返回南梁。

　　轰轰烈烈的7000白袍将士伐北之役，虽因孤军深入、后援无继，而以失败告终，但陈庆之的军事才华，却如彗星一样划过战星闪烁的南北朝天空。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却能“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据《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

　　中国古代的婚姻的意义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宗族的延续及保障对祖先的祭祀是婚姻的重要目的。古代离婚旨在绝二姓之好，即重在两个家庭的决裂而非夫妇感情的破裂。

　　中国古代法律上不用离婚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绝婚、离弃、休妻、出妻等用语。中国古代的主要离婚形式包括：

　　(一)七出

　　我国古代的理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的七出。具体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中国古代的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处理权，因此只要擅自动用了家庭财产就是盗窃。)

　　法律规定的七出是丈夫无须经官府同意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同时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维护了女性权利。

　　即所谓的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丈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但对于七出的淫、恶疾，不适用三不去原则。

　　(二)义绝

　　义绝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一方与他方的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的相互侵害如殴斗、杀害、奸情等犯罪案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不论夫和妻是否愿意，必须离异，违者要受到刑事受罚。

　　(三)和离

　　和离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束缚，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者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式。

　　(四)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刘皇叔为了替二弟关羽报仇，结果遭到东吴陆逊的反击，火烧连营七百里，损兵折将。后来在永安白帝城内一病不起。临死时，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当然一同被受命托孤的大臣的还有李严。

　　因为诸葛亮的大名大家都知道，刘备手下有很多文武大臣，现在为何要挑选李严呢？

　　其一，李严和诸葛亮分属两大阵营，诸葛亮是刘备旧部，李严是益州投降的军事人员，他代表着益州刘璋的旧势力，刘备这样做，主要是平衡关系，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更加长久。

　　其二，李严是一员武将，托孤重臣有文有武，也是为了政权的稳定。况且李严当年有过不错的表现：公元218年，盗贼马秦、高胜等在妻阝县起兵，招集队伍数万人，到达资中县。当时刘备在汉中，李严不待另外发兵，只率本郡士兵五千人前往讨伐，斩杀马秦、高胜等人。其余人都四散逃命，回家为民。

　　不久后，越巂郡夷帅高定率军围攻新道县，李严前往解围，高定被击败后逃走。刘备于是加封李严为辅汉将军，兼任原郡郡守如前。

　　其三，李严很有政治头脑，在犍为太守上，表现出其优秀治政能力。凿通天社山，修筑沿江大道，大兴土木，并把郡城整修一新，以致“吏民悦之”，“观楼壮丽，为一州胜宇”。

　　李严性情孤傲，难以与人相处，在任期间大盖房舍满足一己之私，曾因迁移郡治官邸一事与持反对态度的郡功曹杨洪争执，杨洪一气之下主动辞职引退。都督江州后，又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摩擦，王冲自知为李严所疾恨，惧怕因此被诬陷罪名而叛逃降魏。李严自视甚高，护军辅匡等年龄与地位与李严差不多，但李严却不愿主动与他们来往。

　　章武二年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进永安宫，任命他为尚书令。章武三年，刘备病重，李严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下镇守永安。

　　可见，刘备之所以挑选李严做顾命大臣，一是稳定内部政权，二是抑制一下丞相诸葛亮的权利，三也是李严个人确实有那样的本领。要知道刘备作为开国皇帝，他的知人识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要说古代没有酒吧，那可真是太小瞧古人了，当然要说古代有没有KTV，只不过换了种形式，娱乐方式还要比我们现如今的档次要更高，当然也仅限有钱人专属，关于吃烧烤，蹦迪唱歌，以及在酒吧喝酒娱乐，其实古人过得也甚是疯狂，尽管看似是现代化的产物，但其实这说白了，也是古人们玩剩下的，并非凭空产生。

　　中国人吃烧烤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大约在4000年前，人们从刚开始掌握火种以来，所有的食物并没有锅碗瓢盆加工一说，直接都是放火烧烤，而且这样的熟食食用方式也颇受当时人们的欢迎，逐渐的人类已经从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脱离出来，熟食的味道不仅鲜美，而且有效的杀灭了众多微生物，所以历朝历代也就被沿用下来，尽管后来锅碗瓢盆出现了，但其实烧烤这件事一直没有被遗弃。

　　起初的那段时间，俺们的祖先可是能用烤的，坚决不生吃，毕竟好不容易生一次火，那要一下子不烤个够，怎么得了？

　　据说当时的商纣王对于烧烤就颇有钟爱，当时人们的烧烤工艺其实已经不差了，为了能够让肉块均匀受热，不仅会及时的进行翻动，而且会将其切成小块，方便食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富豪们已经逐渐扩大了烧烤类目，但是当时由于食物资源有限，即使有肉，也不可能肆意挥霍，所以还要控制一定的次数。鸡鸭鱼肉，万物皆可烤。

　　古代酒吧可是实现人生逆转的重要途径

　　还记得那位无酒不欢的诗仙李白吗?他对于诗词歌赋的研究之所以那样出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酒后的字字箴言，古人对于酒的钟爱丝毫不比现代人差，毕竟这是一种飘飘欲仙的神奇液体，

　　据说当时历史上的高渐离就是开酒吧的，当时的荆轲还经常去高渐离的酒吧蹭酒喝，而且当时高渐离的职责，与现如今酒吧里的吉他手、贝斯手所干的活也如出一辙，时不时的也会给客人们弹两曲来助助兴。

　　实际上现如今流传广泛的大多数诗词经典著作，都是在酒后那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创作的产物，如同当时《凉州词》的创作背景，古代酒吧已经成了一种高度商业化的产物，尽管时不时的，政府也会颁布个禁酒令，宵禁什么的，但其实在我国宋朝时期，酒馆林立已经是一件常见的事儿了，当然喝酒并不能干喝酒呀，助兴的节目自然少不了，所以古代的酒吧也已经成为一种熬夜的亮点。

　　Ktv也算得上古代的一种衍生品

　　尽管古代没有专门供人唱歌的场所，但其实我国古代诗词歌赋的由来，就与KTV中所唱的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通过词曲的形式再配合乐理进行加工整合，最终达到能够广泛被人传唱的完整艺术作品，我国现在许多流行歌曲都是向古人创作取经的，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的魅力博大精深。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于古人夜晚的消遣活动有足够的了解了吧，他们怎么会乖乖待在家里睡觉呢?熬夜通宵也是常有的事，据说当时有酒吧能够开到凌晨5点，要知道这个时间节点，皇帝们都该起床了，大臣们也该上班了，说起古人的疯狂，远远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当然前提是，众多的消费也是需要有钱才能买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