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子制度是伴随羁縻制度的发展到达巅峰的，因此它的兴衰与羁縻制度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清时期，质子制度的衰亡，是由于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变了原来的羁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质子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清之前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衽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度，分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为国王，实行国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统治。为了保证他们的忠诚，所以要求他们向中央政府派出质子，做为臣服中央的一种手段，来达到中央王朝对这些政权的宗主身份。

　　但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流官，废除了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制度，在这些地区设置府、州、县，这些地区同王朝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地方政府，再也不需要用“质子”这种手段来巩固统治。

　　所以在土官被废除之后，质子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了存在的基础，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清朝对蒙古王公子弟实行的“内廷教养”制度，可以看做质子制度的一种变通。蒙古的王公子弟十五岁就要送到理藩院，与清朝的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是清朝统治者笼络蒙古人的一种手段，强化了清朝和蒙古各部落的联系和控制，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对北部边疆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质子制度在民族关系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它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给定了边疆的安宁，在不同民族之间传播了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不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做出过贡献，甚至有些质子还为缓和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都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为了互相取信，会互相交换人质，称为质子。通常是以诸侯的儿子作为质子质押于别国，秦异人就是一例子。除了以平等方式互相交换人质外，亦有当弱国有求于强国时，就出现单方面送出质子的情况。

　　中央强权亦出于控制地方势力的需要，会任命地方势力首领的亲人为京官，称任子，美命入侍。任子表面上是一种荣耀，但中央能以质子的安全影响地方势力的决定。

　　古代派往敌方或他国去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等出身贵族的人.所以决定了他们的武功才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位和血统，够不够分量送到别的国家做人质。战时或者盟约有效期内才待着的，也可以回国，最著名的回国质子就是燕太子丹，和嬴政的父亲异人。

　　在中国正史中，最早可查的王子做人质的记录在郑庄公在周平王那里做卿士，管理东周政事，这时的周王朝刚刚迁都，实力下降。郑庄公还拿着天子令箭谋取自己的私利。引起周平王不满。周平王准备用虢公来分郑庄公的权，却消息走漏，导致郑庄公不满。为了平息臣下郑庄公的不满，周平王派自己的儿子王子狐和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作交换，互换人质，来达成约定。

　　秦始皇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父亲异人是秦国的王孙，异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从小就被派往和秦国敌对的赵国，当了一名“质子”。而始皇帝赵政就是在父亲做质子这段期间出生在赵国的，出生后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

　　燕国的太子丹则是因为在战国末期，燕国为了讨好秦国，而将太子丹送往秦国当质子。但太子丹不满在秦国受到的待遇，逃回了自己的国家。后在秦国攻打燕国之时，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不久，即被燕王杀害。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其太子赵丹继位，即为赵孝成王。由于赵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赵威后处理。赵孝成王元年秦国趁赵国大丧之际，大举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必以长安君为质。赵威后纳触龙之谏，遣人送长安君入齐，齐军方出，秦军乃退。

　　在远古时期，人们思想单纯，誓言在人们立约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后来，背誓违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国家之间不得不用人质来确保约定的履行。把国家的重要人员甚至首领之子作为人质的行为由来已久，已经很难考证。

　　到了唐朝，皇室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实行质子外交策略。质子在唐朝有统一的住宿地方，地位也比较高，并且有很大的交流作用，有点类似于现今的留学生。质子在促进了各个民族文化交流，学习了唐朝的先进的

　　在唐朝以后，很多质子不再是简单的人质，他们可以学习、婚嫁、定居在这个城市，他们会游说两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减少战争的同时，寻求国家间的长久发展，有点像外交一样了。

　　战国时期，列国频繁互质，发动长平之战的秦昭襄王、策动五国伐齐的燕昭王、乃至于一扫六合的秦始皇都曾做过人质。

　　那么为何战国时期这些诸侯国的儿子们都要去别国做人质呢？他们的母国都如此羸弱，需要用公族质子换取两国盟好吗？

　　其实两方互质，在很早的时候中原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多存在东夷和荆蛮部族之间，影响并不大。进入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与新兴诸侯国郑国的关系日益恶化。为了平息郑庄公的猜忌，周平王同郑庄公交换人质以证明双方互信，史称“周郑交质”。

　　然而交换人质的行为并未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周桓王为了挽回天子颜面，策动伐郑，双方在繻葛开战，此战中郑国将领祝聃射中周桓王肩膀，周天子的权威于是荡然无存。不过，虽然对周郑邦交并未产生助益，但质子邦交却被延续下来。

　　不过，春秋时代的天下纷争并不激烈，诸侯争霸也大多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并不是后来那般你死我活的局面。因此，纵观整个春秋时期，质子事例也只有寥寥数起，且大多发生于齐桓晋文之后，争霸格局逐渐频繁之后。

　　春秋战国之交，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越王灭吴，诸侯之间渐渐呈现出你死我活的情形，局势骤然紧张。以魏国为开端，列国纷纷变法图强，诸侯的对外战争也开始从争当中原霸主，转为兼并土地人口，乃至动辄灭国。

　　在春秋初年的三百多诸侯国，进入战国时期后骤减至十几国，列国之间的交伐战争愈加频繁，质子行为也越来越多了。

　　通常来说，列国派出去的做质子的都是地位不高、背景不雄厚的公子，如若发生意外也不会危及国内局势。但这并不代表质子在他国就一定会过得不好，反而可能会享有很高的待遇。这是因为质子通常是互求信任、罢兵议和、乞求援助、要挟土地等外交手段的辅助，因此天然的是作为某种信物存在的。

　　互质之初，往往是两国关系趋于缓和的开端，但也有糟糕的情形出现。

　　战国时代，时局诡谲多变，前一刻还把酒言欢的两国君王，下一刻很有可能拔刀相向。因此交换到敌国的质子常常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局面，一旦双方真的打起来，质子是最有可能被祭旗的。正因如此，质子通常被安排居住在一国都城之内，以方便监督和看管。

　　当然，即便质子存在诸多风险，却还是有许多公子王孙们愿意担当。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除了军功爵外，很少有其他的晋升通道。公子王孙们虽然因为有身世优势，但如若未建寸功也是难以服众的。更何况每个诸侯国中，都有大量庶出公子，他们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通过战场杀敌或通过邦交为国效力。

　　秦国雄霸如虎，战将如云，并不缺少精兵强将，虽然也有公子出任将军统帅的情形，但基本都是嫡出，与庶出公子无关。而战国中后期，山东列国的沙场将军，属于高危职业，尤其是同秦军对阵之时。

　　因此作为质子建立功名，成为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

　　秦武王举鼎而亡之后，武王之母惠文后和武王后皆拥立公子赢壮为王，但因赢壮身居高位却功劳浅薄，并未掀起太大波澜。朝臣之中以魏冉为首的一派更青睐芈八子的儿子嬴稷为王。当时芈八子（宣太后）和嬴稷在燕国为质，后经赵国辗转，得到赵武灵王支持回归秦国。

　　当然，赵国的这次政治投资并未换来多少收益，嬴稷回国称王，是为秦昭襄王。正是在秦昭襄王（在位时间56年之久）时期，渑池之会、长平大战等战国后期的著名历史事件先后爆发。

　　赵国在秦昭襄王时期，国力大损，长平之战后虽然赢得邯郸守卫战的胜利，但早已元气大伤。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时，举兵攻赵，并连克三城。赵国主政的赵威后因此向齐国求援，却被齐国要求以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前往齐国作为质子。赵威后溺爱幼子，执意不肯，被触龙劝谏，因此有《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在触龙的言语中，有一句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出任质子，能够给予长安君在朝野极大的名望。

　　由此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质子邦交已经变成了两国协议的信物和质子本身积累名望的途径。

　　1597年，海西女真四部在“九部之战”大败，四年后，遣使向努尔哈赤通好，叶赫部表示愿将死于“九部之战”的布斋之女东哥许配给努尔哈赤。据说，东哥是女真族第一美女，自幼美名远播，部落巫师还说她“可兴天下，可亡天下”。

　　布喜娅玛拉，别名东哥，1582年出生在吉林梨树县。

　　东哥如嫁给努尔哈赤的话，那要与姑姑“孟古姐姐”共侍一夫了。然而她坚决反对，向哥哥布扬古贝勒说：“努尔哈赤是杀父仇人，谁能够杀了他，我就嫁给谁。”于是，叶赫部毁掉了东哥与努尔哈赤的婚约，并以“杀努尔哈赤”的条件向诸部落公开为东哥征婚。这是她第三度毁婚了。

　　哈达部酋长孟格布禄报名应征，订下婚约。然而孟格布禄兵败，向努尔哈赤投降。努尔哈赤找了个借口把他给杀了。哈达部被努尔哈赤吞并。

　　后来，辉发部的首领拜音达理贝勒与东哥订婚，背弃了原来与努尔哈赤之女的婚约。辉发部又给消灭了。

　　接着，东哥又与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订下了婚约。布占泰违背了与努尔哈赤六度联姻、七度盟誓。乌拉部灭亡了。1615年，东哥已经33岁，嫁给了东蒙古喀尔喀部达尔汗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当时有些女人在她这年纪，恐怕已经是祖母级了，因此，史书也称她为“叶赫老女”。

　　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与明王朝决裂，其中“第四恨”即为明朝廷偏帮叶赫，使该部将本来许配给自己的东哥转嫁蒙古。次年，努尔哈赤灭掉了叶赫部。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出生普通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想要出人头地几乎只有一条上升通道，那就是通过科考来实现自己的报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这一条路却并不容易，甚至于可以说极为的艰辛。虽然很多人将高中状元当作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可是事实上连中一个最普通的举人都要挤破头。

　　范进中举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曾听说过吧？范进原来是一个穷书生，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那种。这全都是因为他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投身于科考事业。为了考取功名甚至于不惜让母亲和妻子饿着肚子。

　　街坊邻居都耻笑他，连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对他冷嘲热讽。见面便说：“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总之就没一句好话。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范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中了举人，让大家全都刮目相看。

　　然而范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的神经错疯疯癫癫的。好在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把范进给扇醒了，逐恢复了正常。从此之后范进的岳父，包括街坊邻居对范进都是毕恭毕敬的，看见了连连作揖，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为何古代的秀才都死命地想要考取举人呢？范进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甚至开心得当场疯魔了。这虽然是一则故事，但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多少也透露出了当时的一些状况，实际上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十分的关键。

　　因为一般来说，考中了举人就基本的解决生存之忧了。相信大家之听说过“穷秀才”几乎没有听过穷举人吧？一般来说考中了举人就已经有资格做一个县城的父母官了，当然很多举人还要等，因为很多地方的县令已经有人在担任了。

　　不过没有关系，就算是暂时没有官当，也要比寻常的秀才好的多。因为古代的封建王朝还赐予了举人一项特权，正是这个特权让举人的地位远远的高于秀才。给举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谓是寻常老百姓人人都羡慕的对象。

　　这项特权便是免税权。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个特权就是免除了举人名下的所有税收，这对于一些贫民学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毕竟在古代，老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就是土地税收，也就是交所谓的农业税。

　　举人一旦有了这个权利，十里八乡的大地主甚至是寻常的百姓都会请举人帮忙将自己名下的土地都挂在举人的名下，只要在合适的范围之内，自然是神不知鬼不觉。而举人也可以从大地主的手中套取到实际利益。

　　这对于一些贫民出身的举人，无疑是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的。一旦考中了意味着吃喝不愁了。而且如果能有机会的话还能做个地方官，并且还有了继续进考的身份。这就是为何古代的秀才们挤破头都想要考中举人的原因。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从最初的衣不遮体到衣冠楚楚，已经是过去了几十万年的时间了。所以有些人就有些疑问了，古人穿着光鲜亮丽，那么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是用什么来去除污渍的呢？毕竟古代可没有洗衣粉。

　　根据史上记载，最早的洗衣记录要追溯到4000年前，埃及法老的一个坟墓，墓中壁画有着两个奴隶在洗衣服。一人在给衣服浇水，另一人正在揉搓，水顺流而下到另一个槽，这是最早的洗衣记录，都是用清水洗，没有其他类似洗衣粉的东西。

　　草木灰，是我国最早的洗衣粉，也是最简单制造的，只要把草本植物烧成灰就可以了。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成分，去油污效果非常好。把衣服浸湿之后，加入草木灰和揉搓和捶打，就可以把衣服洗干净。

　　后来人们发现，将贝壳灰和草木灰搅拌，在洗丝绸料的衣服时效果更好，看起来焕然一新。因为草木灰和贝壳灰混合，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它的碱性变得很强，洗衣服也更加干净。而这种贝壳粉和草木灰混合的产品，古人把它称为“蜃”。

　　到了汉朝以后，古人已经懂得使用天然石碱来洗衣服。衣服虽然洗得干净，却会残留一些气味，所以到了金朝之后，一种带有香味的石碱应运而生。人们在石碱中加入淀粉和香料，做成一块块在商店出售，深受百姓的喜爱。

　　一直到明朝末年，香味石碱发现到顶峰，在北京开设了很多香味石碱的店铺，其中以“合香楼”和“华汉冲”最为出名。这时候的香味石碱多种多样，不管是形状还是香味，都各有不同，成为洗衣必备的良品。

　　后来发展到皂角，它是皂荚树的果实，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很适合洗衣去污。古人在使用之前，把皂荚树的果实捣碎，弄成粉末泡在水中，还能产生泡沫，跟现代的肥皂有点相似。皂角还有一个好处，它是纯天然的植物，对人体无毒无害，用来洗衣服非常清香，还能保持衣服不褪色。

　　再往下，“澡豆”开始盛行起来，这是用豆粉和多种药粉以及多种香料研磨而成。澡豆在当时的古代，可以说是全能的化妆品，洗头、洗脸、洗澡、洗衣服，一切污渍和油脂，澡豆全部搞定。不仅这些，据说澡豆还具有美容的功效，当时的达官贵族或是平民百姓，每家每户必备。

　　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就是猪的器官，猪胰子。就是把猪的胰脏清洗干净，加入豆粉和香料，捣碎晒干做成块状，堪称当时去污领域最顶级的产品。后来人们通过加工，在猪的胰腺中加入纯碱、砂糖和草木灰，去污能力更上一层楼。

　　这个产品不仅能洗衣服，还能洗脸和洗澡。唯一的缺点是，价格太昂贵了，一般平民百姓都用不起。

　　不得不说，古人虽然没有现代的先进技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令人称赞。

　　谈到皇帝们的婚姻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发表以后，人们更是由此及彼地想到皇帝们都是妻妾成群的，千古无一例外。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又步入了一个误区——从上古到清末，中国一直是一个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行的社会，这种现象甚至到了民国时代仍没有多大改变。

　　一夫多妻的始作俑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皇帝是其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恐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有人进而推论出每个皇帝都有数不清的妻妾，换言之，至少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要分辨皇帝有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首先就要弄明白“三宫”、“六院”及“七十二嫔妃”的确切含义。

　　三宫，其意本来是指古代诸侯夫人的宫，《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有“甸粟而纳之三宫”的记载，范宁注曰：“三宫，三夫人也。”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

　　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宫”指的是诸侯夫人（顶多是个王后），而不是皇帝的妻子。

　　“六院”疑是从“六宫”演义而来。

　　“六宫”，本义是指古代皇后的寝宫，后来代指皇后或皇帝的其他妻子。《周礼·天官·内宰》中有“以阴礼教六宫”的记载，郑玄解释说，皇后寝宫有六，其中一正寝，五燕寝，合起来即六宫。

　　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汉书·马皇后纪》:“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这两个“六宫”都是用的引申义。

　　“七十二嫔妃”来历不详，或许是从“三”的倍数而来，或许纯是言成数以表其多。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显然是个杜撰的名词。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翻一下《二十五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后妃传”之前都会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概述。

　　不妨摘引一段: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袝，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袝，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司服又次之。《昏议》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金史·后妃传》)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妻子其正式的称呼应当是：“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别的叫法，如: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婕妤、才人、美人、昭仪、姪娥、傛◆、八子、充依、良人、采女、淑妃、淑媛、贵人、常在、答应、女史等。

　　这些皇帝的妻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隋书·后妃传》中记载，在隋代“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

　　很明显皇帝的妻子不能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称之，

　　将皇帝的女儿成为“公主”，将皇帝的女婿称为“驸马”，这在现代的戏曲、影视作品中司空见惯。但这种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始于哪个朝代呢？

　　“公主”称呼的溯源与由来

　　“公主”，是帝王之女的称号。关于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公叔为相，尚魏公主”。

　　古时候，一般都是由父亲主持自己女儿的婚事。最早周朝是称周天子的女儿为王姬。西周第十一任天子姬静即周宣王执政期间，遇到自己的女儿要下嫁于诸侯，同样要有人主婚，可是周宣王觉得自己身为“九五之尊”的一国之君，亲自为女儿主婚，岂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谁配得上主持这样的大事呢？最后在大臣们的建议下，让仅次于王“公”来为他的女儿主持婚礼，而一般的“侯”根本就不够格。“主”，是主婚的意思；顾名思义，“公主”就是由“公”“主”婚。

　　秦汉以后，政府明文规定由朝臣“三公”代皇帝天子主婚。所谓“三公”，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最高长官：西汉为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合称；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的合称。

　　因由“三公”代天子主婚，所以就把皇帝的女儿叫公主。汉制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帝之姊妹称“长公主”，帝姑称“大长公主”。“长”和“大”都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此称谓。

　　从汉朝开始，只有皇帝之女才能称公主，诸候王的女儿就称为翁主了。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下》“女子公主”下的解释是：“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日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日王主，言王其主其婚也。”

　　“驸马”的本义与含义变迁

　　“驸马”一词系由“驸马都尉”演化而来。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驸马都尉，掌驸马，武帝初置。”颜师古注说：“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副马。”顾名思义，驸马都尉(又叫副马都尉)是掌副车之马的一种官职。

　　“副车”的来历传说。话说秦始皇经常出巡，每次出巡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张良会同大力士阻击秦始皇，只击中副车。这一下使秦始皇吃惊不小。

　　因此，在以后的巡游中，他乘坐的车辆常有变换，同时安排了许多副车。他还特地设了一个替身来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车”上。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出巡时，都仿效秦始皇的做法。

　　汉武帝时期，设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分别掌管正车、副车、御林。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人类最初出现三皇及后来的五帝，人类迎来了新的时代，三皇五帝率领民众开创了上古中华文明，现代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大量的文化遗址，后人把他们奉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英雄业绩。所以人们把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君王称为“三皇五帝”。

　　而且以真实的口传历史部落首领们为三皇，被《汉书》载入；对于五帝，则一般采取《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中国古书上,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称为“五帝”。

　　三皇五帝有两种说法：一为，三皇为人族圣皇，分别是：伏羲，神农，轩辕；五帝则是天庭五方天帝。

　　第二种说法是：三皇：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女娲；五帝为黄帝、颛顼(zhuān xü)、帝喾(kù)、唐尧、虞舜。

　　“皇”的原始意义为帝王，《说文》说“始王天下者”。“帝”，帝王，《说文解字》说“王天下之号也。”秦始皇统一华夏，自认为功过“三皇五帝”，因此将“皇”和“帝”组合发明为“皇帝”这一称号。

　　实际上这个称号同古代部落首领、氏、后、王等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修饰了词组，取其尊贵。

　　“三皇五帝”是最接近中国夏朝之前的上古“帝王”，和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完全不同的。不同时期对“三皇五帝”都有不同的定义。三皇有八说，五帝有六说。具体三皇是谁，五帝是谁，存在多种说法。基本上，无论是按照史书的记载，还是神话传说，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大致上，三皇五帝于(公元前26世纪~公元前2070)

　　苏曼殊（1884年-1918年5月2日），本名子谷，法号曼殊又号元瑛。广东香山人（今广东珠海）。中国清末民初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

　　其父苏杰生为日本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英国茶行的买办。苏杰生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妇女同居，生下了苏曼殊。苏曼殊的母亲叫亚仙（柳亚子说姓河合，但似乎没有证据）。

　　苏曼殊十一岁被带回到广东老家，就读于私塾。由于其带有异族血统，在家族内备受排斥和虐待。有人说，曼殊十三岁就到新会慧龙寺出家做和尚，但后来又被家人找回，但这种说法证据不足。

　　十五岁时，家道中落，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在横滨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就读。该校分甲乙两级，甲级所授为中英文二科，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当时冯自由在甲级，苏曼殊属乙级，与冯自由的弟弟同班，二人由此相识。

　　1901年经亲属林氏赞助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因林氏赞助终止而停学。幸而清公使王大燮准许各省自费优秀学生改当公费生，曼殊遂经横滨侨胞推举，转学与振武学校（由东京成城学校改制而来）。

　　曾有人说其就读于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实不可考。此时他开始醉心于佛理。在日本期间，还结识了陈独秀、章士钊、廖仲恺和何香凝等留学生，并先后参加了在日本成立的中国革命团体如青年会、兴中会等。

　　1903年，俄国侵占东三省，苏曼殊所在青年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后迁至香港。当时苏杰生在家乡已经为苏曼殊订下亲事，赶到香港想劝其完婚，苏曼殊避而不见。在革命同志陈少白的劝说下勉强返乡，但是数月后即返港，并已剃度出家，法号曼殊。

　　苏曼殊很快来到江浙一带，先后在苏州吴中公学任教、《国民日报》担任翻译，并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人交游。苏曼殊一生曾几次出家，但情绪反复多变，不能真正看破红尘。他有时身披袈裟，诵经念佛；有时又与多情少女发生轰轰烈烈的恋情。

　　后在上海时，苏曼殊更自暴自弃，出入青楼妓院，还暴饮暴食，最终得了胃病。

　　1918年5月2日，曼殊因胃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三十四岁。死前留下一偈：“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后孙中山捐赠千金，葬其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南社诸宗元撰《塔铭》。20世纪50年代墓坍，1964年迁葬于西湖西南侧的鸡笼山。

　　苏曼殊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和《悲惨世界》。《拜伦诗选》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年），以中国古体诗的形式翻译《哀希腊》、《去国行》等篇。《悲惨世界》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最初译名《惨社会》，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上连载，其译书未忠于原著，自第7回起，更杜撰情节，乱改处极多。

　　他创作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另有《天涯红泪记》未完成。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现存诗约有100首。

　　其诗多感伤情调;小说运用浅近文言，描写爱情故事，表现出颓废色彩。加入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并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