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级的社会中，因为人们的身份与地位不同，所以承担与享受不同等级的义务与权利。即便他们付出劳动的等级不同，却能换来相应等级的回报。比如，为皇家效命，不管是皇室贵胄，还是公卿大员，都能领带属于自己的那份俸禄。那么，服务于内廷的宦官们会不会发工资呢？他们辛苦地位皇室操劳奉献，不会都是“义务劳动”吧？NO！虽然宦官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身份比较尴尬，但他们也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也是凭自己劳动吃饭的。

　　对于任何人而言，出卖劳动，换取报酬，拿到俸禄，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所以，无论在哪个年代，太监是可以领取工资的。太监们通常分为不同的品级，依照自己的品级领取俸禄。

　　不过，虽然太监是有品级的，但是在朝廷发放俸禄的时候，太监领到的俸禄与同一级官员领到的数量是不同的。比如，按照明朝那个时候的职官俸禄惯例，正四品的官员每年可以领到的俸禄大约为144白银，而太监因为不需要养家荫子，按照规定，他们所得俸禄还不到正四品官员的10%。由此可见，宦官们会领工资，只不过数量比较少罢了。

　　然而，虽然太监的俸禄比较少，但是也有一些太监相当富有。比如，明英宗时期的那个大太监王振、武宗时期的太监刘谨以及熹宗时期的太监魏忠贤等，都是家财万贯的大富豪。只不过，他们之所以能聚集这么多财富，是因为使用了贪污受贿等不法手段。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共同对项羽形成垓下之围，随后项羽在乌江自刎，楚汉战争终于以汉的胜利告终。

　　项羽死后，曾经楚国的统治区域全都向刘邦投降，只有鲁国坚守不下，当刘邦命人向鲁国展示项羽的头颅之后，鲁国才宣布归顺大汉（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刘邦感于鲁国对项羽的忠诚，以鲁公之礼将项羽安葬在穀城。那么，刘邦在消灭项羽之后，又是如何对待项羽家人的呢？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上述记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也就是说，项羽死后，他的族人均未受到刘邦的打击报复，并且有四人出了被封侯之外还被赐姓刘氏（被皇帝赐姓在古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是以上封侯的四人都是很早就已经投靠刘邦，或者“暗中投靠”刘邦的。

　　射阳侯项伯

　　史书中提到的项羽的两个叔父，即项梁和项伯，在对待项羽的方式上几乎有着天壤之别。项羽是在项梁的抚养及教育下成长的，又是在项梁的一手提拔下成为楚国的将领，项羽的军事能力与项梁的栽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项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多次“胳膊肘往外拐”，不仅救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的命，还在“鸿门宴”上成了刘邦本人的救命恩人。

　　所以，项伯虽然一直追随项羽到最后一刻，但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依然把他封侯。而项伯的富贵也没有持续太久——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4年)项伯去世，他的儿子刘睢因有罪而无法继承爵位，所以项伯后人便沦为庶民。

　　桃侯项襄

　　项襄是项燕第三子，也是项羽的叔父，不过他早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就在定陶之战中被灌婴击败而投降刘邦，后来在平定黥布叛乱中有功而被封侯。

　　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刘襄（已经改性刘了）因有罪而被取消侯爵，吕后当政之时为了笼络人心而恢复他的爵位。他的儿子刘舍除了顺利继承桃侯之外，还在周亚夫之后成为汉朝丞相。

　　平皋侯项他

　　项他即项佗，是项羽的侄子，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被灌婴击败而投降，他是最早归顺刘邦的项氏族人。项他家族显赫了四代，其玄孙刘胜（和中山靖王重名了）在汉武帝时期坐酎金失侯。

　　史书中只记载了此三名项氏族人的事迹，玄武侯连姓名都没有流传下来，并且，史书中也没有关于项羽子嗣的任何记载。

　　现在人们请假的时候总是会想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么古代的官员要怎么请假呢？

　　和现在一样，古代官员请假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除了生病需要请病假之外，家中有事或者亲人过世而请假。朝廷要员如果要请假需要亲自向皇上上疏，说明请假的原因，要等到皇上批准；中下级官员如果遇到事情需要请假，就要像自己的定投上司打报告。

　　古代在请假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超过了请假的时间就可能会被免去官职。隋唐五代以及宋朝，一般情况下官员每个月只能请三天假，超过三天就要被“扣工资”。每个朝代规定的病假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或者100天左右。如果超过了百天，而且没有上级部门的延长指示，就会被罢免官职，官职就会由他人替补。超过假期的官员假满要回到吏部、兵部听候安排，原则上是要降级使用。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有一类官员职权很大，地位极高，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朝政大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这一类官员，通常就是被人们称为“丞相”或“宰相”的人。但丞相和宰相又有何区别呢？很多人傻傻分不清，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丞相。“丞相”是中国古代的官名，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34年，秦惠文王在秦国设置相邦，但还未设置丞相。秦惠文王去世后，秦武王即位，设立了左、右丞相，作为相邦的副手。此后相邦与丞相一直同时存在，如魏冉、吕不韦等人都曾做过相邦。吕不韦被免职后，无人出任相邦，但丞相一职却被保留下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保留左、右丞相，秦二世又别出心裁地设立了一个中丞相。而李斯、赵高等人，都曾出任过丞相。汉承秦制，继续设立相邦。为了避刘邦的讳，将相邦改为相国，同时丞相依旧是相国的副手。如汉朝的第一任相国便是淮阴侯韩信，此后又是曹参、萧何、樊哙等人出任相国。而汉朝的第一任丞相则是萧何，后来两次升迁为相国。

　　吕后统治时期，汉朝设左、右丞相，但从汉文帝开始，汉朝就只设一位丞相。因为当时刘邦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所以很多封国都设有自己的相国和丞相。汉惠帝时，下令废除各诸侯国的相国，只保留丞相一职。到了汉景帝时，改各诸侯国的丞相为相。从此时到汉哀帝元寿二年，西汉的丞相共存在了220多年，也是历史上丞相这一官职设置最久的时期。

　　汉哀帝到东汉建安十三年，汉朝并未再设立丞相。后来曹操复设丞相，并亲自担任，但时间很短。隋唐时期，基本不设置丞相，南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元朝于中书省设置丞相，但到了明朝时，朱元璋因为胡惟庸造反一事，彻底废除了中国存在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而秦汉时期丞相虽然没有官品，但却是百官之长，官阶也是最高的。南宋以后，丞相官居正一品。

　　其次，咱们再来介绍下宰相。与丞相相比，宰相并不是朝廷所规定的正式官名，而是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对于辅佐君王且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官员的一种统称。宰相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如商朝时期的伊尹为相，西周的周公为太宰，他们都是除君主以外，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人。“宰”的意思是“主宰”，“相”本为相礼之人，字意有辅佐的意思。在《韩非子·显学》中，后人就将这种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合称为宰相。

　　而宰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名也不太一样，如先秦时期是相邦，秦统一以后是丞相。汉代的丞相也可以称为宰相，且长期由一个人担任。但到了唐朝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就改为了群相制度。也就是说，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且彼此制衡。到了宋朝时，宰相就是同平章事，如北宋著名宰相寇准当时出任的就是同平章事。而明清时期，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但依然设立了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和军机处，而宰相就是内阁首辅和领班军机大臣。

　　最后，丞相与宰相的差别。总结来说，丞相是古代朝廷的正式官名，而宰相却是一种制度。丞相在某一段时间确实在职能上与宰相类似，也可以称为宰相，但宰相却并不完全是由丞相担任。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那个官员就是宰相，他可以是相邦，可以是相国，还可以是大司马，只要权力最大，那他就是宰相。而丞相在特定时期可以称为宰相，其他时间就只能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了。

　　现代体育比赛中的得胜者，经常会发放奖杯或者是奖牌，而在中国古代，也有奖杯的例子。鲜卑人在北方建立了政权，史称北魏。他们崇尚骑射，不管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会经常举办关于骑射的比赛。

　　根据《北史·魏宗诸室列传》的记载，北魏孝武帝元脩曾经在洛阳都城御花园的华林园中举办了一场射箭比赛，也就是所谓的“戏射”。那个时候的冠军奖品就是一只能盛二升酒的“银酒卮”。

　　“卮”是古时人类常用的盛酒器皿，事实上也就是一只超大号的酒杯，它的外形和现代体育运动的奖杯有很大相似。

　　当时，参加比赛的有十几个射箭高手，孝武帝让人把银酒卮挂在百步开外，谁能够射中，那么银酒卮就是谁的。结果濮阳王元顺得到了此银酒卮，除此之外，还得到了孝武帝额外奖励的黄金、绸缎等财物。

　　得到这么高的奖赏后，元顺心中自是非常开心，还特意在射中的箭孔处铸造了一个小银人，并且在小银人的背上刻上文字，以此来记录他高超的射箭技术。

　　宋太宗赵炅也曾经用奖杯来奖赏获胜的选手。根据《宋史·嘉礼志四》记载，公元992年三月，赵炅前往金明池视察，并且观赏了“竞渡之戏”。所说的“竞渡之戏”，指的就是赛龙舟或者是比赛游泳等水上赛事。

　　赵炅把一只银瓯当作奖品，扔在水中，让选手去争取。这个银瓯是一种银质杯子，谁最先拿到就归谁，可是名副其实的“奖杯”呢。

　　公元前887年（周夷王七年），楚王熊渠（子爵）攻杨粤至鄂（今鄂州、大冶，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市地为楚国鄂王辖地。春秋战国属楚、秦。

　　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分南郡竟陵以东及江南置江夏郡，从此鄂县南移属江夏，江夏郡统有鄂、下雉等14县，市地在鄂县境内。

　　221年（三国时期蜀汉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孙权自公安迁都于鄂（今鄂州），改鄂为武昌,并割鄂之南建阳新县，以武昌、下雉、阳新、柴桑、沙羡、浔阳六县为武昌郡，市地在武昌郡之武昌(今鄂州)、阳新两县之间的下雉县境内。

　　223年（魏黄初四年），孙权将郡治迁至夏口（今汉口）。又改武昌郡为江夏郡，市地在江夏郡之武昌、阳新县境内。

　　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以武昌、柴桑、鄂县、阳新、沙羡、沙阳、高陵等七县属地。市地在武昌、鄂县、阳新三县境内。不久，武昌与鄂县合并，仍为武昌县，市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317年（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江州由豫州移至武昌。384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始移浔阳。412年（安帝义熙八年），下雉县并入阳新县。市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589年（南朝宋孝建元年），改阳新为富川，不久又改富川为永兴，市地在武昌、永兴两县境内。梁置西陵县于此，后废。

　　唐代市地在鄂州武昌、永兴两县境内。唐末，南方九国兴起，市地在吴国境内。905年（唐哀帝天祐二年），吴王杨行密将永兴县和武昌划出一块地盘置青山场院，进行大规模采矿、开炉冶炼。市地在吴国鄂州境内。

　　五代十国时市地在鄂州武昌县、永兴县境内，梁唐时属吴、晋、汉、后周北宋初时局南唐。

　　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德聪和尚（法号“智印”）始建东方山寺，历史上曾有四位帝王为宝寺题匾赐名，1868年（清同治七年）定名为“弘化禅寺”。

　　公元905年（唐天祐二年），吴王杨行密置青山场院（今大冶境内），采矿冶炼，大兴炉冶。

　　宋代，黄石地区的煤炭得到开采和利用。

　　967年（宋乾德五年）以前。李煜为南唐主时，以境内矿产丰富，冶炼业发达，升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三乡与之合并，新设一县，取自殷商以来一直“大兴炉冶”之意，便定名为大冶县。从此，自宋至民国市地隶属兴国路、兴国州、武昌府、湖北省大冶县。

　　在我们的观念里，“太医”和“御医”就是一回事，都是为皇上或者贵族看病的。那么真的如此吗？

　　“太医”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时设有“太医令”一职。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太医的官职设置。在唐宋的时候太常寺也设有太医署或者太医局，金朝开始称之为太医院。元代的太医院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医疗，并制作御药。到了明代，太医院已经有了分科。

　　“御医”的级别比太医要高，一般只给皇上或者皇上的姻亲眷属看病。从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官职设置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清史稿·职官志》中记载：太医院的大夫一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的才叫“御医”，只有13人，在雍正乾隆时期御医只有七品，和县令是一个级别。第二等的被称为“吏目”，有26人，八品与九品各13人。第三等叫做医士，共20人，“给从九品冠带”。第四等的被称之为“医生”，有30人，没有品级。

　　“御医”只是第一等的13名大夫，就算把院使（正五品）金额左、右二判（两位副院长）都算上不过才16人。而“太医”指的则是整个太医院的医生，共有92人。其中御医、吏目、医士这三个等级的59位大夫可以独立看病，有处方权；而第四级的“医生”只有当助手的份，放到现在也就是个助理医师或者护士。

　　唐伯虎被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无论是在诗词方面，还是在绘画方面都有极高造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才子却在会试中被传出考场舞弊的丑闻，以至于被贬为吏，落得终身不得参加科举的下场。

　　那么，唐伯虎有没有在考场作弊呢？他又是如何被卷进“科场舞弊案”的呢？是谁举报了唐伯虎考场舞弊？

　　唐寅，字伯虎，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16岁时便因在乡试中夺得第一名而名震四诲。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29岁的唐伯虎与好友徐经、都穆踌躇满志地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所谓会试，就是指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的中央考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各省的举人以及园子监监生均可参加。会试需考三场。每场时间为三天，考中者被称为贡士，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会试结束后，众举子聚集在客栈开怀畅饮，庆祝考试结束。期间，有一位举子问唐伯虎说：“不知道唐兄这次考试成绩如何呢？”

　　唐伯虎一杯烈酒下肚，拍着胸脯回答说：“这次会元非我莫属！”

　　参加这次会试的共有3500名举子，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而唐伯虎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必中会元，不禁让在场的举子们瞠目结舌。当举子们唐伯虎表示质疑时，唯有徐经在一旁附和道：“这次会元当然非唐兄莫属啦！”

　　其中一位举子又问道：“第三场会试的考题比较冷僻，你是如何作答的呢？”

　　唐伯虎将自己的答案向在座的举子们重新口述了一遍，举子们听罢，都表示心悦诚服，也都认为今年的会元非唐伯虎莫属。

　　然而，当会试发榜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自认为可以高中会元的唐伯虎却榜上无名。同样，徐经也榜上无名，而都穆仅以第八十八名的成绩考中了贡士。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发榜的四天后，唐伯虎与徐经以“考场舞弊罪”被锦衣卫押进了镇抚司的大牢。

　　那么，是谁举报唐伯虎、徐经考场舞弊了呢？

　　是户科给事中华昶(chang)。给事中在明朝属于言官，主要负责谏诤、补缺、拾遗、审核、封驳诏旨，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等。此外，还可以在乡试中充当考官，在会试中充当同考官（协同主考官阅卷），在殿试中充当受卷官。给事中虽然官小。但权力特别大。

　　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华昶对明孝宗上疏说：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有传诵于外。”

　　“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客。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华昶在上疏中提出三点指控：一、主考官程敏政利用职务之便将考题卖给考生；二、三场考试的考题均被泄露；三、唐伯虎、徐经两人猖狂至极，不但花钱购买考题四处炫耀，还向别人请教考题的答案。此外，华昶还建议明孝宗令礼部重新对程敏政审阅的考卷审查。

　　不过，针对华昶的指控，有三处疑点：

　　第一，华昶指控程敏政卖题以及唐伯虎、徐经买题都是“风闻”，道听途说，根本就没有确凿证据；

　　第二，如果唐伯虎、徐经花钱买了试题，他们一定会极其保密，又怎么会四处炫耀并在同场竞技的举子中四处请教呢？

　　第三，华昶原本指控程敏政将考题在考试前卖给了考生，但却在最后的上疏中建议皇帝对考卷进行复查，泄题与考场作弊完全是两个概念，华昶对程敏政指控的罪名前后不符。

　　华昶为什么要指控程敏政考场舞弊呢？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言官驳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盖当时有谋代其位者，命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致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意思是说，程敏政并没有在考场作弊，只是当时有人想要取代程敏政的礼部右传郎一职，所以指使华昶利用流言蜚语来弹劾程敏政。

　　那么，是谁想要取代程敏政呢？据《明史·程敏政传》记载说：“或言敏政之狱，傅翰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有人说是大臣傅翰想要取代程敏政，所以才指使华昶弹劾程敏政。由于事情极其隐秘，所以外人都不知道内情。这虽然只是一种猜测，但“考场舞弊案”之后，傅翰的确取代了程敏政成为礼部右侍郎，成为“考场舞弊案”最大的受益者。

　　提到秀才，大伙儿脑海里就会浮现穷秀才、酸秀才，也有《刘三姐》里的蠢秀才形象！因此许多人会觉得秀才也就是说一般中等水平文化水准，实际上并不是，尽管每一時期对秀才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不管一切时期，秀才全是才华横溢的文化人。

　　科举制的升级打怪流程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然后做官。而学历流程是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然后找工作。千万别小瞧秀才，他可是享受特权，连当地的富豪见了，也要礼敬。若遇到当地官员，是不会下跪的，甚至有可能还被赐座。此外，还有免刑，刑不上士大夫嘛，以及免役、免税、有奴婢，穿戴也准许讲究。

　　古代要考上个秀才，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县，同一个时间段，平均存储的秀才一般二三十人，文化好点的县，可能就有三五十人有秀才功名就了不起了。清代人口三亿，现在人口我们就算作十五亿，增加了五倍，按这个比例存储秀才，放今天，一个县也就长期存储100人或150人。今天在一个县常驻人口中，有大学文凭的有多少呢。最起码上千吧，你说一个秀才只抵初中生或高中生。这里说起录取率那就是博士级别了，可是总感觉不准确。

　　获得秀才身份，只是说明你这个人有一些文化，能识文断字，有了继续闯关的资格。至此，你可以选择继续通关去做官，也可以选择去衙门当吏或者当秘书（师爷）、当老师（私塾先生）等。所以无法评判秀才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因为教育的落后，可能秀才连小学的东西都没学过，你说又能怎么相当于呢？

　　原以为西晋王朝接受了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三国时期，实现中原统一，殊不知安生日子过了没几年，很快西晋就为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招来了更大的祸患。

　　“八王之乱”后，中原地区的形势比之三国的战乱不休更为严重，差点让汉人灭族，这段时期被后世称为“五胡乱华”。

　　原本北方地区已经聚集了不少的胡人，这下他们趁着中原王室衰微，五个胡人大部落匈奴、鲜卑、羯、羌、氐联合入侵中原地区，礼教淡薄、野蛮残忍的他们给中原北方汉人带来了极其黑暗难熬的漫长岁月。

　　那段时期，胡人对于中华汉人的迫害残忍至极，令人发指，他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将汉人认为“两脚羊”，即便是人，也可当作他们的食物。所到之处，只要是当地的汉人，都可以被他们作为粮食，走到哪抢到哪。

　　而且残暴的胡人统治者从未将汉人放在眼中，他们大多只想着征服，而没有想过与汉族融合。比如石虎，赫连勃等人竟然想出了用锥子可以插入一寸为标准检验城墙是否牢固，若能够插入一寸，那么工匠就做的不合格，直接被杀。这样的标准本就荒诞至极，这样下来，工匠被杀了数千人。

　　胡人基本占据了中原北方，即便汉族中有能力突出的将领也很难有出头之地。比如西晋将领王浚，原本他也出生在官宦世家，靠着家世当上了官，若是太平盛世，恐怕他的仕途就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可惜恰逢乱世，他手中掌握的兵权根本不够看的。

　　而且王浚为了活命，也做出了一件耸人听闻的骇事，将八千妇女沉江喂鱼，使得易水都为之断流，当然，做了这样天怒人怨的事，王浚最终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王浚出身太原王氏，太原王氏从魏晋到唐朝都一直非常显赫，是古代的五姓七族高门之一，自古以来有着“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说法。

　　当初正处于西晋时期的王氏地位显赫，可惜王浚的母亲赵氏出身卑微贫贱，她都算不得上是小妾，只是因为经常出入王沈家这才生下了儿子，可以说王浚的出生并没有给王家乃至父亲王沈带来太大的惊喜，相反王沈自己都很鄙视这个私生子。

　　原以为王浚会在嫡庶有别的氏族大家中一辈子卑微，结果他很幸运地拥有了继承父亲爵位的资格。因为王沈逝世之后并无留下子嗣，于是亲戚们这才想起来还有一个私生子，于是将王浚立为子嗣，让他继承了博陵公爵位，拜驸马都尉，从私生子翻身做了人上人。

　　此后他的官途也颇为顺利，多为升迁。只可惜西晋很快就发生了“八王之乱”，王浚最初是在皇后贾南风的麾下，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因为太子司马遹得罪了贾南风，掌握权力的贾南风废掉太子，把他押解到许昌的金墉城，将之软禁，不久后贾南风下令，让王浚协助宦官孙虑，毒杀了太子司马遹。

　　正是太子被迫害引发了“八王之乱”。

　　此时王浚已经官至骠骑大将军、领幽州刺史等职，身居官场多年，他看得很清楚，提早将大女儿嫁给了段氏鲜卑的首领段务勿尘，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宇文部落的宇文素延。

　　王浚有了这些同盟，他在八王之乱中顺利立足，最终还选择支持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两位王爷争霸。可惜早被立为皇太弟的司马颖顺利继承皇位。王浚为了保全性命，竟然主动从鲜卑、乌桓借的军队攻打占据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

　　公元304年7月，邺城被攻破，王浚打败司马颖后，任由乌桓、鲜卑兵洗劫邺城，一时间繁华的都城变为人间炼狱，百姓的哀嚎声不绝于耳。可王浚丝毫没有感觉到心痛，他还由着士兵掳走大量的妇女和钱财。

　　这样一支军队在返回途中，大包小包的，中间还有许多妇女，完全不像作战部队。于是王浚为了整肃军纪，下令让士兵解决了这些妇女。喜杀戮的异族士兵将妇女们都杀掉，还顺手将她们的尸体全都扔到了易水中，这八千人沉在江底，足可使易水为之断流。

　　等轮到东海王司马越把持朝政后，王浚得到重用，但此时的晋室只是强弩之末，掌握实权的王浚有了不臣之心。

　　从他让士兵残杀八千妇女的行为就可看出，王浚并没有什么共情能力，他任用奸臣，原本支持他的人都背叛了他。此时石勒站出来支持王浚称帝，王浚将石勒迎进城中，只可惜这次轮到他被抢劫了。

　　石勒进城后，杀了王浚，还将他的头颅送给汉赵君主刘聪，由此得到刘聪重用，为后来建立后赵奠定基础。

　　不得不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军家名言在哪里都用得上，王浚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可以做一回皇帝，结果乱世中想做皇帝的人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