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处的过程中，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或者实现一种有条件的和平，往往会在签订和平协议的同时，伴以两种特殊的辅助行为，那就是“质子”或者“和亲”。

　　和亲是通过将皇族的女性嫁给对方，建立一种联姻关系，来改善双方的关系;而质子则是以皇室子弟为人质，质押在对方国家，以此建立起一种和平。相对来说，“和亲”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而“质子”看上去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被动行为。

　　送过去的“质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方要挟或者制约已方的一种工具，用“质子”建立起来的双方的和平关系往往比较生硬，也比较脆弱。但是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两朝，为什么会流行“质子”现象呢?？

　　历史上出现的每一项制度，都有现实的基础，绝不是空穴来风。

　　古代主从关系之间，有一种礼仪，名叫“策名委质”。它是通过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名刺上，送达给特定的一方，以此表达投名者愿意与接名者建立一种持久的隶属与统辖关系。“策名委质”的过程，就是建立一种确定双方君臣关系或者主从关系的过程。

　　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就把这种确立君臣关系的上古礼仪推而广之，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民族关系的层面之上，在确定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时，“策名委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主从关系，不再仅仅需要“投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主从，而是国与国之间的臣服，是“以国委质”。

　　古代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也有不同的亲疏关系种类。这几种不同的亲疏关系被称为“五服”，也就是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

　　完全并入宗主国称为“甸服”；并入宗主国，但以公国或者侯国的方式存在称为“侯服”；被宗主国武力征服是为“宾服”；与宗主国接壤，建立朝贡关系是“要服”；远离宗主国，没有固定的朝贡关系的是“荒服”。

　　正因为与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不同，所以中原王朝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会根据不同的“服”来定位，然后再制定具体的政策。

　　比如汉代就将匈奴定为“荒服之国”，所以对匈奴关系的原则是“朝觐、贡赋、质子”。其中“朝觐”是一种象征意义，“贡赋”的要求也很低，只要他们象征性的贡纳一些特产，而汉朝给予的回赐要远远高于匈奴人的贡赋。但是汉朝对匈奴“质子”看得很重，因为“质子”可以一定程度牵制匈奴人，使其有所顾忌，同时也可以扩大汉朝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力的震慑力。

　　“质子”作为一种权变之术，在另家面临存亡危机时，作为一种和解手段，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已方，因此有着悠久的历史。

　　春秋时期，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在面临亡国之际，越王勾践便亲自做为质子，以身入吴，保存了越国，使得越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最后灭亡了强大的吴国；秦国为了破解六国合纵，也把秦始皇的老爸秦异人送到赵国为质，在赵国生下了秦始皇。

　　而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也是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赵国以长安君为质方肯出兵，赵国左师触龙说服太后，最终以长安君质于齐，换来了齐国出兵，解除了赵国被秦灭亡的危机。

　　“质子”在汉代被看做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因为这种手段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换来和平。汉朝做为强大的中央王朝，把接受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看成是自己的专利，是泱泱大国的特权，只允许少数民族政权向汉朝派质子，而不允许他们之间互派质子。

　　如果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派质子的行为，汉朝会不惜发兵干预。因为在强大的汉朝看来，自己才是天下共主，是当然的宗主国，接受质子是自己的专利，绝对不允许其他政权染指这项权力。

　　对于“质子”的作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义动君子，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可以仁义说也。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匈奴人是很难用仁义道德去教导的。要想他们不敢与汉朝开战，就应该让他们派出单于的爱子为质，这样匈奴才不敢冒着“失重利，欺上天、杀爱子”的危险，才能确保和平的实现。

　　由于质子往往都是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爱子，他们将来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在他们到汉朝当人质的这段时间，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汉朝的文化，“质其种裔，习我华风”，来改变他们落后的风俗，也不失为同化少数民族的一个举措。

　　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来到长安后，每次汉朝举办的重要活动，都会邀请他们参加，让他们了解汉朝的文化礼仪，甚至还会授予他们一些官职，让他们最大程度的学习汉文化。

　　唐庄宗李存勖是后唐时期的开国皇帝，此人打仗很厉害，在位期间曾打下大片的领土，当时五代十国只有后唐的领土可谓一家独大。不过虽然打江山厉害却不善于守江山，尤其是在后期更是荒淫无道，常常从宫外招美人供自己享乐。

　　正因为如此李存勖的结局也很悲惨，于公元926年四月死于兴教门之变，时年42岁。

　　李嗣源上位后，把李存勖的后宫全都遣散了。李存勖有一个十分宠爱的妃子叫柴美人，原本凭借美貌在宫中受尽恩宠，如今却无奈被驱逐出宫。

　　柴美人出宫后打算回自己的老家邢州尧山，投靠自己的父母。当时正是秋冬之际，细雨绵绵伴随着彻骨寒风。赶了几天路的柴美人决定找一家客栈休息一下，正给自己沏上一杯热茶准备喝下暖暖身体之时，一个身着破衣烂衫，形似乞丐的男子走进了客栈。

　　这个人穿着随意，破衣烂衫此时也已经被雨水淋透，看起来有几分邋遢。但是骨子里却透露出凛凛正气。浓眉大眼看上去十分的俊朗，一下就吸引住了柴美人的注意。她在宫中摸爬滚打可谓阅人无数，她一眼就看出看前这名形似乞丐的男子绝非池中之物。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郭威。

　　郭威确实出身寒微，但勇力过人郭威十八岁时，泽潞节度使李继韬招募兵士，他去应招。他和别的士兵不同，他并没有满足于做一名只会受命于人的小士兵。他知道光凭蛮力是难以成事的，所以他常常研习兵法且暗藏大志。

　　后来李继韬被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了，郭威也被收进了后唐的军队。当了一个小差役，遇到柴美人的时候，正是在位军队传递书信。他为人大大咧咧，常不修边幅。看上去就像个乞丐，不过柴美人却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人，尽管这颗明珠暂时蒙尘了。

　　柴美人当场决定要嫁给郭威，在这件客栈定下了自己的终身大事。随后回家告诉了父母自己要嫁给郭威。《旧五代史》中便有记载：“后异其人，欲嫁之，请于父母。”

　　郭威这边自然就不用说了，白捡的漂亮媳妇谁不要?而柴美人也果然没有看错人，不出数年郭威便从一个落魄的小兵成长为一个精通兵法韬略的大将之材。

　　广顺元年（951年），郭威在七里坡之战打败了后汉军自立称帝，国号大周，定都汴京，史称为后周。郭威黄袍加身后却并没有因此而迷失他崇尚节俭，仁爱百姓，受到了一致的爱戴。

　　不过可惜的是陪着他一路走来的爱妻柴氏已经不在人间了，但郭威称帝后，却追封柴氏为圣穆皇后，并终身未另立皇后。

　　郭威，出生于河北省的某家，当时历史进程正处于唐朝末年，他幼年丧父，跟随母亲一起生活也不过几年光阴，母亲也因积劳致死，后期被远亲收养，一直到长大成人，可以说郭威的幼年时期过得是相当不如意的，早年失去父母的疼爱，小小年龄便尝遍人间辛苦。

　　长成后的郭威，身材魁梧，且善长于习武，后被李继韬看中，并被李继韬有意栽培，从此可以除却习武外，还能有习文的机会，整个人也变得逐渐成熟，熟知兵法之后也为郭威后期的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郭威再次被刘知远看中，为刘知远势力的发展扩大做出了无比重要的贡献，郭威劝说刘知远登基，成为后汉之帝，在刘知远死后，郭威封遗诏成为先帝的托孤大臣，辅助后汉新帝，当郭威的军功过高之际，便成为功高盖主之徒，被新帝猜疑，甚至被新帝派出之人刺杀，郭威被逼无奈，不得不反，成立了后世举人皆知的后周王朝，成为后周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后周太祖皇帝。

　　后周太祖郭威继皇帝位后，未被权势蒙蔽双眼，仍是一位贤德简朴的皇帝。

　　而柴后，家境殷实，父母还有点小权势，当时唐庄宗为了充实后宫，便广纳妃嫔，柴后被选中纳入宫中为妃嫔。但唐庄宗荒淫无道，被人刺杀致死，李嗣源带兵攻入平定叛乱，将唐庄宗身边的宫女、妃嫔遣散出宫，各自自谋生路去了。柴后，虽然曾经是唐庄宗的名义上的妃嫔，但实际上因入宫时日较短，并未被庄宗宠幸，还是一位清清白白的女儿身。

　　回到家里的柴后，在一次偶遇中看见了郭威，认为此人不凡，不顾父母的反对，背离家庭也坚持要嫁与郭威，成为了郭威的正妻。郭威年少时，家中贫困，家庭度日几乎全赖柴后的操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柴后将郭威在生活照顾的十分之好。且柴后对于郭威的重用并不仅仅限于生活，更延伸到了朝堂之上。郭威之所以被刘知远倚重，其中很大的成分是因为柴后的辅助。

　　柴后毕竟是大家闺秀的出身，且在宫廷中生活过一段时日，所以对于朝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每每当郭威两难时，便能指点一二，为郭威分忧解难。

　　当郭威登基之时，柴后早已仙逝，但郭威仍旧让她称后，并且是他唯一的皇后，可见郭威对柴后的感情之深厚，郭威和柴皇后的爱情也令无数人感动。

　　自从柴氏嫁与郭威为妻后，一心襄助夫君，郭威的仕途之路也的确是越走越顺当，官也是越当越大。郭威对待柴氏，也是极尽夫妻之恩爱，极为看中这位妻子，郭威此生只有这一位正妻，柴氏也替郭威繁衍了后代，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且替郭威收养了一个儿子，那便是柴荣。

　　柴荣年长，跟随郭威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军功无数。在汉隐帝继位后，一代天子一朝臣，在隐帝之父刘知远眼中极为出色，有能力的郭威，却变成了隐帝的眼中钉、肉中刺，欲将郭威除之而后快，当隐帝心生杀机之时，便将朝中郭威的妻子柴氏、儿子郭侗、郭信三人一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柴荣的稚子。

　　郭威年长，他一生仅有的子嗣全部被汉隐帝给赶尽杀绝，心中之恨自然无法言喻，后期揭竿而起，自立门派，成为了后周朝的第一位皇帝，但奈何年事已高，随纳妃但也不可能再有子嗣，只有柴荣这一位养子。

　　柴荣虽为养子，但对郭威却是极其孝顺的，并且文韬武略，无一不通，在军中也立下军威，战功赫赫，郭威死后，皇位自然传承给了柴荣，柴荣最终也没有辜负父亲郭威的期望，成为了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

　　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范增是最早建议立楚怀王的后裔项梁、项羽为最高统帅的。在项梁时代，范增就已经是项梁、项羽叔侄的谋主，等到项梁死后，他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了项羽的最主要谋臣。

　　范增对项羽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项羽出谋划策。在范增的帮助下，项羽杀掉了企图叛乱的宋义军队。又由于范增年过七旬，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

　　分歧

　　项羽与范增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刘邦的态度上。范增始终把刘邦视作争夺项羽天下的最大敌手，他曾力主大军进攻刘邦部队，杀掉刘邦。而项羽则认为杀掉刘邦是不义之举，也违反了自己当初和刘邦定下的盟约，刘邦还不足以构成其夺得天下的威胁。

　　在鸿门宴刺杀刘邦的计谋失败以后，具有远见的范增已经看到项羽的大势已去，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感叹。

　　决裂

　　陈平利用项羽的多疑和自大成功离间项羽和范增之后，范增就受到项羽的猜疑，并被项羽削夺了兵权，范增愤然弃官告老还乡。范增原以为会得到项羽的极力挽留，但项羽同意了范增的辞官请求，使范增彻底失望。范增与项羽的君臣关系也全面决裂。

　　司马路在《汉朝的密码》一书中论述范增与项羽的决裂时说：

　　对于范增的离去，项羽没有作太多挽留。羽翼丰满的幼鹰，往往急于离开母鹰的怀抱，去翱翔天空。初出茅庐的青年，更是不耐烦老父亲的絮叨。年少英武，早就名满天下的西楚霸王，或许久已厌倦亚父的唠叨，更不满于他老人家的说教训斥。

　　范增的离去，自然是满腹感伤，今日之西楚霸王，已非当年叔父暴死，茫然失措的少年项羽。当初那依靠在亚父肩头哭泣的头颅，如今已是高高昂起，不屑一顾！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湖）人，他走到途中，“疽发背而死”。所谓“疽”，乃是气血为毒邪所阻滞，而发于肌肉筋骨间的一种疮肿。范增的死，恐怕也是愤懑积累而导致心力交瘁的产物。

　　范增的死，令人感慨。刘邦手下，文有萧何、张良，武有韩信，项羽那里，却实实在在只有一个范增是王佐之才。

　　项梁在定陶战死的时候，项羽刚满25岁，范增却已经70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高官厚禄，珍宝美女，对于范增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所以他辅佐项羽，完全是出于与故人（项梁）的近乎兄弟之义，与项羽的近乎父子之情。所以范增的身份，与一般谋士不一样，既是项羽的师长，又是项羽的参谋。项羽管范增叫亚父，正是对这一层非同寻常关系的肯定。

　　但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范增在项羽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项羽说话的口气、姿态，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不留情面的。当项羽拒绝他的建议时，范增往往据理力争、大声呵斥，令项羽的感觉，如同一个小孩子被父亲严厉地斥骂一般。

　　由此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给陈平以离间之机会。所以，陈平的离间，只是催化剂而已。真正决定项范分裂的因素，早已经在鸿门种下。

　　范增的死，宣告西楚霸王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这是致命的一击。从此项羽如同失去指引的蛮牛，虽然力大无穷，却只落得个被刘邦、韩信、彭越等戏弄玩耍，直至筋疲力尽的结局。

　　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军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大将来说，因为有了军功才会有机会得到晋升。而很多时候军功都是和杀敌数量有关的，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士兵会不会贪图军功从而谎报杀敌的数量？

　　首先，杀敌数并不等于斩首功，斩首功只算能确定谁杀的情况下，那种分不清是谁杀的的统统都按集体功来算，也就是杀敌数。那对于斩首功又是怎么避免虚报的呢？云梦秦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从竹简主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秦军要报军功并不是你拿着脑袋来就算是你的。

　　首先得有其它人的证明，以防同队纠纷，其次还会检查砍下脑袋的尸体，以防冒功，最后还会把首级示众三天，彻底没有疑问了，这功劳才会算到你的身上。而且秦军假冒军功还是要连坐的，而举报反而有奖励，可以说是行成了一套很完善的功劳计算流程。

　　杀敌之后，如何换取军功在古代也有严格流程，需要层层上报，而且为了防止长官贪军功，他们必须带领士兵作战，百人战争一场人头数量超过三十，长官和军队士兵官爵都升一级，这个难度来说相对更加艰难，所以往往军官的晋升速度反倒是最慢的。

　　除了谎报人头数量，为了造假，古代士兵还会杀戮平民，以此来换取军功，这种事情屡禁不止。后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古代敌军人头也有一定要求，首先人头必须到脖子以下，漏出喉结，以此判断妇女儿童；其次保证头上发髻完整，以此判断是否是敌军。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出现了根据战斗表现来评定军功的一系列标准。明代的军功制度里提到，凡是能够杀入敌军阵营者，能完成使命者，出奇破贼成功者，都属于奇功；一直前进杀敌着都属于头功。战场上出现了督战队，这些人拿着纸笔，记录着士兵杀敌功绩，另外他们还负责记录，贻误战机、后退逃跑的人，战争结束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

　　在攻城战中古代的军队也是井然有序，分工明确的，分为前梯队和后梯队，前梯队负责攻占城墙，抢占地形，而后梯队则负责看谁先攻上城墙和当前梯队的后援，他们都是不计算杀掉敌军人数的，目的只有一个，抢占城墙，攻进城里。如果有退宿的会被自己人杀掉，最后活下来的这一批将士就会在清理战场和死亡敌军士兵后进行军功悬赏。

　　铁器以铁矿石冶炼加工制成的器物。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进步。

　　在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工炼铁的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年代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前1300～前1100年，冶铁术传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于前1000年左右也进入铁器时代。但当时冶炼的都是块炼铁，一直到中世纪末（1400年左右）欧洲发明水力鼓风炉以后，才出现冶炼生铁。

　　中国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

　　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属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地区。战国中期以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并已占居主要地位，楚、燕等地区的军队，装备基本上也以铁制武器为主。

　　战国时期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数量显著增加，质量又有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

　　根据早期铁器的金相检验，中国的块炼铁和生铁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战国冶铁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早期的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白口生铁已发展为展性铸铁。

　　至迟到西汉中叶，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兴起，随后又出现生铁炒钢（包括熟铁）的新工艺。东汉时期，炒钢、百炼钢继续发展，到南北朝时杂炼生鍒的灌钢工艺问世。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冶炼技术体系已基本建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早期铁器时代。虽然商代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金属铁早在3000多年前即已被中国人认识，但是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确切时间仍是在春秋时期。

　　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器——铜柄铁剑出土于甘肃省灵台的一座春秋早期墓中。初期制作的铁器多为削、刀等一些小工具。

　　1976年，湖南省长沙杨家山65号墓(相当春秋晚期)中甚至还出土了一把锻制的中碳钢剑，长38.4厘米。经鉴定：它含碳达0.5%左右，并经过高温退火处理，金相组织比较均匀。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替代传统的铜工具而取得支配地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炼铁技术也不断提高，铁器遍布七国，并传播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冶金业在中国的出现虽然晚于西亚和欧洲，但它的发展却比它们迅猛，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在世界冶金技术的前列。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类型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及杂器，而以农具和手工具为大宗。与铭刻文字有关的手工具有：锛、凿、锥、锤、刮刀、削、钩、针、锯、斧。《管子·海王篇》称：工匠必有斧、锛、凿、锯、锤，是当时手工艺的真实写照。

　　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铁工具远比铜工具锋利，它在铭刻文字中的运用，如同毛笔在书写文字中的运用一样，必然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和艺术革命，这在石刻文字和古玺文字上尤其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峙争胜，征伐兼并不断，出纳质子成为这一时期相当独特的社会现象，是诸侯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国对弱国实现有效控制的特殊方式。

　　“质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破坏性。

　　交质以调和双方关系为出发点，以互信互惠为保障，以诸侯国国君的至亲或重臣为媒介，以实现弱国对强国的臣服为目标。弱国为了保全自己，以“太子”为质获取强国政治“援助”的现象大量出现，交质遂成为这一时期维持社会整体均势的重要政治活动。

　　互遣质子

　　最早出现的交质活动发生在东周王室和郑国之间。周王室遭逢巨变不得不依靠郑、晋等诸侯国的辅弼，郑武公和郑庄公因有功于周室，相继成为平王的卿士，权势日隆。鉴于郑庄公的强势，周王“贰于虢”，想通过任命虢成为卿士来制衡郑庄公的权势。

　　“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

　　周郑交质的出现，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周王室希望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缓和本已紧张的周郑局势，通过交质的方式来重新确认周郑之间的君臣关系，以此保证郑国对周的辅弼，对新君的支持。

　　然而，新即位的桓王没有继续隐忍，“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将政事交予了號公，周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之后，周王率领陈、蔡、虢、卫诸国伐郑，“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从此周王室更加衰落。

　　因此，在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政治斗争中，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稳固或确认君臣关系都是不现实的。不论是松散的臣属关系还是明确的君臣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都会经不起考验而使彼此的关系趋于崩坏，周郑交恶，说明以毫无信任基础的交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不稳固的。

　　单方出质

　　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四国占据着整个春秋时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中原交互称霸。春秋时期发生的遣质现象多和他们的争霸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纳质是在列国争霸的过程中确认相互间的臣属关系的重要手段和尝试。

　　弱国单方面向强国派送人质的现象非常集中，在春秋时期发生过的20余次遣质活动中，一方单方面向另一方出质的现象多达18次，入质方基本集中在齐、晋、秦、楚和越国，其中又以楚国最多，就出质的原因而言，又以战败求和为主。

　　战国时期的质子

　　与春秋时期诸侯国单方面向强国出质为主不同，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多为诸侯国之间互遣质子，且质子数量更多，交质活动更频繁。列国之间的互遣质子是交叉进行的，并没有严格的出质国与入质国的对应关系，大多时候某国在接受一国入质时，可能同时向其他诸侯国亦有出质。

　　终战国之世，七国之间的交质大约30例。其中，列国入质于秦的共10例，而秦出质于列国的7例，其它13例则为东方六国之间的交质。秦与六国交质独多，占全数二分之一以上，表明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较为强大的。

　　周郑交质之后，君子感叹道“信不由衷，其质无益”，交质以无信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确实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由西周时期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还继续存在，社会观念中仍保持着“重礼义”的传统。

　　交质事实上重构了诸侯国之间的信任和臣属关系，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义的重建。而“信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礼”的坚持和遵守方面。

　　战国以后，信义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了，诸侯之间的征战以灭国拓疆为根本目的。质子出现之初所内涵的信义问题完全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现实的功利。

　　交质成为国家间邦交的重要手段，质子则成为权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筹码。交质和盟誓也几乎没有了关系，交质的目的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随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时代遂变成“相与逐利而弃信”的局势。宗法“尊尊亲亲”的精神纽带逐渐瓦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约束力降低，无法规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彼此展开争斗，进入了争霸的时代。

　　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开始，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称霸中原，他们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下主持会盟，以“信义”为基础结成联盟，小国履行参会朝聘的义务，大国则以其强大的国力保护弱国征讨不义。盟誓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仍是诸侯实现互信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也鲜见列国交质的现象。而到了晋国与楚称霸的时代，盟誓已经不足以保证彼此间的信任，交质作为盟誓的补充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综观整个春秋时期。自周郑交质始的遣质活动无不与霸主争霸有着密切关系，交质也成为这一时期对盟誓无法约束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有效控制，因为质子与会盟国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虽有“无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实的约束作用的盟誓寥寥无几，盟誓和交质也渐行渐远。战国时期会盟比较少，与春秋时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质行为更是大多屈从于强力。

　　“质”最初指贵族或诸侯国之间作为“见面礼”的物品，也就相当于抵押品，为的是来加强交往的信用。后来，物品已不足为凭证，又出现了“以人为质”，诸侯国之间就以王子为质，来对双方关系来加以约束。

　　那时候国君基本都是一二十个儿子，既然是抵押就必须是贵重品才有价值，总不能随便拉个儿子出来。于是，做人质的不是太子，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公子。

　　一般来说，太子或重要的公子去他国做人质有几个原因，一是两国结盟为表示缔结友好关系的诚意，互派人质。二是战败的一方纳质求和，主动认输。三是小国为求得大国保护，主动送公子为质，大国也会为了一时利益需要向别国送公子来做交换，像晋国、楚国这样的大国都曾派太子出外做过人质。

　　战国时期，诸侯间公子为质更加普遍，但是相互间信用越来越差，原来互为人质还会注重盟约守信，这时候更多的是利益的交换和争斗。由于战争频繁，公子想要上位也要有功勋荣誉的，相比于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去别国做人质倒是性价比较高的手段了。于是比较有路子的人就会找一些风险较小的诸侯国去做人质，来谋取日后发达的资本。

　　秦国当人质最著名的就是子楚父子了，当时因为秦国多次攻打赵国，子楚（又名异人）在赵国做人质的日子不好过。吕不韦用一个商人的精明眼光发现这下淘到宝了，还把一个宠爱的女人赵姬送给了子楚。

　　终于在吕不韦的筹划下，子楚成为了秦王，并且和赵姬生了嬴政，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不过据说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而且吕不韦和赵姬此后还继续藕断丝连，使得这段轶事至今成为影视剧制作的热点。

　　做人质的公子也有混的差的，燕太子丹就因为在秦国过得不如意，没有得到秦王嬴政的礼遇而觉得受到羞辱，心怀怨恨找个机会逃回了国。后来在秦国横扫六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太子丹咽不下新仇旧恨这口气，想用“荆轲刺秦图穷匕见”的计策来实施斩首行动。不料刺杀失败，秦王加速攻燕，燕王迫于压力杀太子丹向秦王谢罪，只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秩序大变动的时期，周天子越来越不被诸侯放在眼里，甚至还出现了周平王与郑庄公交换质子的“丑闻”。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在郑国、晋国等的庇护下东迁，周平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是心里又对他们的强势内心不服。有次暗地里想把郑庄公拿下，不料事情败露，反被郑庄公来兴师问罪。周平王不敢承认，说绝对没有这事，不信我们交换儿子为人质为证，相互友好不准反悔。

　　周平王这一心虚就糗大了，堂堂周天子的王子和诸侯的公子互为人质，显然是自贬身份，其他诸侯国看到了也更加不把周天子当回事了。

　　秦汉以后，国家一统，公子为质的性质和形式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中原政权和草原政权交往和融合进程的一部分。

　　汉初由于乱世初定，受到来自匈奴的威胁，不得已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而等到国力强盛之际，汉朝大规模出击匈奴，经略西域，“献质子”成为西域各国向汉朝表示臣服的标志。

　　为此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制度来规范质子的征取、迎送、管理、教育等，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外交和边疆管控功能，此后质子管理制度在历代都有所延续，发挥着汉民族与周边诸族融合，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